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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欲挽救近代中国之衰败，唯有崇尚法治，富国强兵，并将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并列为历史六大政治家。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 -《管子·問》 管仲是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他的成就，在于通过倡导一致对外，进而制止了华夏民族的进一步分裂，在经济上首次提出营商环境的概念。 西周亡于戎狄后，周平王在诸侯的护送下迁都洛邑，此时的姬氏虽然还是王族，但因王畿急速缩水，中国实际上已来到了诸侯割据的时代。 在诸侯眼中，周文王、武王、穆王才是王，而你幽王、平王荒诞无能，大家凭什么要拥护你？于是，诸侯不再“尊王”，当外族入侵时，各国再也凝聚不到一起，只各扫门前雪。 这时，管仲从大局出发提倡“尊王攘夷”，他认为，周朝虽然衰落，但大家尚属同一个华夏，若不携手来“尊王”，最后定会被外夷逐个击破。当戎狄入侵燕国时，管仲告诫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左传》)”，齐桓公大悟，于是亲征戎狄助燕国解围，涨了华夏的威风。 在之后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虽然内斗，却没给匈奴任何机会。  管仲是个理性的法家，兼备霸道和王道思想，他认为，满足物质生活是为了建设精神文明，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展现在经济方面，管仲注重优化营商环境，而不是一味加税，他治下的齐国对商人只收取关税，入市不再收税，碰到空车入关，或徒步、负重而来者也不收税，这些举措，放在古代农业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战国末期，法家一枝独秀，在李悝助魏国崛起后，又有吴起之于楚，商鞅之于秦，公仲连之于赵，申不害之于韩，邹忌之于齐，乐毅之于燕等成功案例出现，七国因变法而成为七雄，然而七雄又统一于秦，可见商鞅之凶猛。 政治上，商鞅建议废止分封制，尝试将临近的乡、邑编入同一行政机构，称“郡”，再派遣郡守去管理，定期向中央汇报郡务。郡下由若干“县”组成，县令对郡守汇报县务。县下再设乡，乡下设亭，一亭十里，一里百户。统一后，秦始皇将郡县制推广至全国。 郡县制以中央集权，以郡统县，主打一种“上情下达(《管子·明法》)”“下情上传”的模式。当中央要布置一项任务，就先由都城下达至各郡，郡守再传达到各县，县令再传到基层。反之，基层若有情况反馈，就先得告知县令，县令再上报郡守，郡守再奏请中央决策。 封建时期，诸侯掌控所辖地区户籍钱粮，周王无法查考，而集权制下，各地信息由郡、县搜集，数据下情上传至中央，天子就能按户籍征兵征税，统治得以加强。 军事上，商鞅建立了二十等军功爵，将战场上杀人的多寡与爵位升迁强行挂钩，主张以一“首”换一“级”，谁收割的头颅越多，谁的升迁的几率就越大。同时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官员必须从有爵位的人中选出，哪怕是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享有特权。变法后，秦王得到一只铁军。 商鞅的成就，在于缔造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帝国，秦制两千年，他是中央集权制度之父。 三国时期，魏国继承了汉代丝绸之路，与西域、日本、匈奴、高句丽等地均有贸易往来。同时，继承了海上丝路的吴国也不甘寂寞，除独霸东南亚贸易外，他们在朝鲜、日本等地与魏国展开竞争，还曾登陆台湾。 然而上述一切，蜀人浑然不觉。 诸葛亮曾说：“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意指蜀锦是朝廷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若能打开销路，击败强大的魏国也不是没可能。 但就四川闭塞的地理位置来看，蜀的潜在贸易对象只有魏、吴，和西南夷。魏地大物博，是实惠的贸易伙伴。吴国有吴丝，生意难做。西南夷蛮化未开，只有付诸武力才能获益，是以在荡平孟获后，蜀国有了北伐的资本。 建兴六年(228)，蜀军故意放出让赵云取长安消息，诸葛亮却亲率大军出西边的祁山，接下来的几次出兵，蜀军不是走祁山就是散关，皆在西边，压根就没想过直取长安。  诸葛亮自比管仲，他不负前人，以发动商战推动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民族融合。 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人心生戒备，开始让宦官监军。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唐帝的废立生死全部经由宦官之手，宦党亦分两派，各控制一波大臣，造成牛李党争。长安之外则藩镇割据，完全是战国的翻版。唐文宗曾感叹：“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今朕却受制于家奴！(《资治通鉴》)” 文宗死后，宦官拥立武宗即位，武宗任用李德裕为宰相，后者不畏生死，毅然提出“政归中书”政策，向宦党发起了挑战。 夺权，就得有资本和舞台。 为提高税收和生育率，李德裕果断助武宗“灭佛”，强制僧尼还俗。“灭佛”后，僧尼回家生产，寺庙土地收归国有，佛像化为兵器铜钱，使皇帝积累了资本。 有了资本，不愁舞台。 时值回鹘进犯，李德裕力排众议建议出兵，经他一系列部署，唐军发现了可汗牙帐，迎回了和亲公主。同一时期，昭义节度使请求世袭职位，宦党怕惹出事端表示赞同，而李德裕却说：“如果纵容藩镇世袭，天子还如何能号令四方呢？”这番话坚定了武宗的战心。不久，唐军平定叛乱。 在唐会昌年间，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李德裕抛开生死，用强硬手段助武宗夺回了皇权，《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中兴。” 如果非得给唐朝政客一个名额，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首当其冲，像敢于批评太宗的魏徵，不厉害吗？但细想，君圣臣贤，若不是皇帝圣明，哪轮得上谏官多嘴？真正的强者，是能在险恶之时力挽狂澜的勇士，李德裕的入围，在能力更在于魄力。 在西方人眼中，秦汉是为中华第一帝国，当年我们北征匈奴，缔造了丝绸之路和东亚文化圈。唐朝是为中华第二帝国，李氏皇帝是周边民族公认的天可汗。唐之后，再也没有中华第三帝国。 这中华第一帝国的设计师，正是商鞅，王安石所主持的变法，模仿的也正是商鞅富国强兵之道，《宋史》载：“安石之学，杂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国强兵。”他自己亦曾作《商鞅》一首，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教训，不再以裁减冗官为手段，而是通过理财来直接达成富国强兵目的，他坚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认为不用给百姓加税，国库到时自会充裕，推出青苗、免役诸法。 青苗，在每年青黄不接时，朝廷代地主借粮给农民，农民秋收后再还粮于朝，并支付五分之一的利息。免役，规定向不愿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保甲，凡有两个男丁的农户必须出一人为保丁，忙时耕种，闲时练兵，战时入伍，即通过训练民兵来节省军费。保马，鼓励百姓代养官马，朝廷出马匹和经费，百姓有马可用，但马若病、死便要赔偿。  变法使国库迅速丰盈，重赏之下，宋军一度击败了西夏和羌人，但这种态势转瞬即逝。其一，新法本身有弊端，比如青苗法实施后，地方出现了官商勾结，强制放贷、加息等现象，难以持久。其二，朝中有新旧党争，很多人以新法违背儒家道德为由加以掣肘，王安石被迫辞官。 总之，秦因支持商鞅而崛起，宋朝则因否定王安石而没能成为中华第三帝国，先后两次亡于外族。 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各级官员要将工作列成清单，设完成期限，上级定期考核。大体上，六部考核地方官员，六科(监察机构)考核六部，内阁再考核六科。明初也有类似制度，但解释权在皇帝和太监手中，张居正的考成在于层层把关、关关考核，且将解释权归到内阁。 考核内容以税收为主，张居正又推出一条鞭法。 元明以来，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使白银持续涌入中国，明朝虽有海禁，但架不住走私猖狂，于是被迫确立了银本位制度。正德以后，官俸、军饷均以白银计算，直至张居正提出以白银征税，他将田税、杂税、徭役一律折算成白银征收，是为一条鞭法。 明初沿用两税法，即每年夏、秋征两次税，粮食不够用铜钱计算，税制混乱，极易作弊。而一条鞭法实施后，税制变得简单、透明、规范，再配以考成法，地方县令为完成考核就不得不对地主下手，否则会被罢官。另外，朝廷若需要民役，也同样用白银雇人代役，此举有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中国首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张居正的业绩。 （完） 力 匕 精選文章推薦 真相 | 無為 阝 勹 廴 匚 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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