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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部队进行大整编，我被调到干部团任二营特派员。 干部团是红军长征中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主要担任保卫党中央的艰巨任务，干部团是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学校、步兵学校、教导队和其他军事学校的基础上整编的。这些学校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来的连排以上干部，他们身经百战，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是一支作风过硬，敢打善战的战斗队伍。敌人称干部团是神兵铁将老虎团。 干部团的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特派员是周兴，参谋长是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是莫文骅。干部团编制为四个营和一个上干大队。上干大队是团师以上干部，大队长是肖劲光，四个营是排连营干部，一营是通讯联络参谋营，营长是李荣，政委是刘道生，特派员是刘德胜（江西兴国人）；二营是军事干部营，营长姓王（名字忘记了），是个大个子，参加过宁都暴动的，政委是苏振华（苏振华后来调往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任团长，由苏启胜接任），特派员是我；三营是政治干部营，营长是林芳英，政委是罗贵波，特派员是龙有民（湖南人，他当时不是在三营就是在四营任特派员）；四营是工兵干部营，营长是韦国清，政委是丁秋生。当时部队的编制是从苏联学来的三权鼎立，即由营长、政委和特派员组成的权力机构。 我们二营共有三个连。一、二、三连是一营，四、五、六连是我们二营，营部分工我重点负责四连的工作，苏振华和王营长分别负责五连和六连的工作。我在二营时，随四连行军打仗的次数最多。四连的连长是肖应棠，他是陕西长安人，是个知识分子，能说会写，解放战争时期我和他都在华北兵团，他在兵团当旅长，政治指导员是郭林祥（现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5年1月4日强渡乌江，6日打下了遵义城，15日至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觉中央总的责任，后来又组织了毛、周、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1月19日我们干部团随军委纵队离开遵义，经桐樟、松次向赤水城进发。我们刚到达土城的第二天，四川军阀刘湘见势不妙，当即命令郭勋祺部、潘佐部等六个团也赶到了土城。军委负责人朱德命令我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第三天拂晓包围迂回该敌。当时我军错误地估计了敌情，以为土城的敌人只是王家烈的一些'双枪兵'（即一手拿枪，一手拿烟枪抽鸦片），经不住我军的攻击，很快就能打垮。后来，两军交战以后，才知土城之敌不是王家烈部，而是刘湘手下的郭勋祺、潘佐部。郭勋祺部是敌军有名的'模范教导师'，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实力很强。由于我军没有很好地掌握敌情，指挥上有些失利，使我军在土城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恶仗。战斗刚打响时，我干部团如猛虎下了山神速地猛打猛攻，很快就攻到了郭勋祺部附近。敌军这一精锐部队遇上了我军的'神兵铁将老虎团'，顿时锐气大减，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交战没多久，就被我团击溃一部，大部也被我团打得弹药耗尽，面临悲败的狼狈境地。正当我团胜利在望之时，敌军突然又派出三个旅增援上来，他们依仗兵多及武器弹药的绝对优势，占领了有利地形后，转守为攻，以猛烈的火炮封锁，将我团压了下去。待我军增援部队上来后，因地形极为不利，无法施展兵力，同时我军在指挥上也有些不力。面对敌军兵力、武器、地形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始终猛攻硬杀，整整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郭勋祺师以重大杀伤，但我军受损也很大。军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令撤出了战斗。 我在土城之战将要结束时，左脚腕被敌人的飞机炸弹炸伤。当时我见四处倒下的是无数安息的战友，他们都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悲痛万分，怒火满胸，根本顾不得包扎，也不知道伤痛，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狠狠地打！我挣扎着爬了起来，但没站住又摔倒了。我无法站立，就在地上爬着打，我竭尽全力地将一排排仇恨的子弹射向冲锋的敌人，将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群中爆炸，被我打死打伤的敌人不计其数。最后，我由于伤口流血过多，终于昏倒在地，完全失去了知觉。当我军奉命撤退时，我仍昏迷不醒，我是被战友们用担架抬出阵地的。到了隐蔽地点后，因局势很紧，药品也很缺，卫生员只能对我的伤口进行简单的处理，他用盐水给我冲洗了伤口，将弹片取了出来。当时没有找到任何消炎药，只好用纱布将伤口包扎起来，没过多久，我的伤口就感染发炎了，从脚至小腿开始红肿，后来一直肿到大腿。部队领导见我无法行走，就派通讯员从当地找来了两名少数民族群众为我抬担架，并指派两名通讯员负责跟随担架照顾我。 部队当时奉命紧急行军，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长宁集中。我们赶不上大部队的急行军，慢慢掉队了。我们走到贵州边境的一个山脚下时，人烟稀少，到处找不到老百姓。因那座山上住的是少数民族，山下住的是汉族，国民党和土匪活动很猖獗，常在山上山下乱窜，见人就抓就杀，所以山上山下的老百姓全都吓跑了。我们到处找不到合适的住处，更找不到吃的。我当时伤口感染发炎，总处于高烧的半昏迷状态，两个通讯员焦急万分，他们跑遍了山路，四处寻找吃的喝的，有时能采来一些野菜野果充饥，有时却两手空空，失望而归。 一天夜里，我们走到这座大山的半山腰，找到一个比较隐蔽的树丛中休息。两个通讯员安顿我和两名少数民族群众躺下睡觉后，又连夜摸黑去找吃的，跑了一夜山路仍一无所获。年龄稍大的通讯员让年龄小的通讯员赶回来照顾我，他自己装扮成老百姓到更远的地方继续为我们找吃的，但他这次一去未归，不知是遇到了当地的土匪还是其他意外，从此以后再也没听到他的下落，我至今仍希望打听到他的消息。自从这个通讯兵失踪后，小通讯员的负担更重了。他为我的吃住安全跑得更勤了，他不仅要做两名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工作，还要轮流替换他们抬担架。就这样又走了两三天的山路，我们仍没有走出这座山。一天傍晚，我们走到这座山的山脚下，大家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全都躺倒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没过一会儿，就听见两名少数民族群众着急地大声呼叫，因语言不通，我不知他们叫的是什么，就赶紧吃力地半睁开眼，见他们抱着小通讯员边喂水边使劲叫喊，见此情景，我惊呆了，预感到不幸即将发生。只见那个小通讯员紧闭着双眼，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脸色惨白，嘴唇铁青。他们给他喂了几口水后，他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神色是那样的内疚和不安，他断断续续地讲着：'首……长，我没有……照顾好你……我没有完成……'他微弱的话音还没讲完，就无力地闭上了双眼。这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小战士，由于极度的劳累和饥饿，就这样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在长途行军中的一棵大树下无声无息地安息了，他是那样的平凡，又是那样的伟大，这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这就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崇高革命精神。他的去世使我悲痛万分，也使我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激励着我前进。 两名通讯员先后离别后，我由两名少数民族群众继续抬着向前行走。由于在山下的汉族居住区行走，少数民族的困难更多了，他们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要找吃的东西更困难。几天来，我们不仅吃不到粮食、野果，野菜也很难搞到。他们俩人抬着我几次险些摔倒。他们太累太饿了，实在走不动了，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把我慢慢拖到一个小村庄的边上，就跑回家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场大雨浇醒，我微微地睁眼一看，四周一片漆黑，没有动静，我以为他们去找吃的未归，就等了他们许久，但一夜快过去了，眼看黎明即将来临，我想，此处不能久留，因天一亮土匪就经常出动，躺在这里就等于白白送死。我爬在地上喝了点雨水，感觉有点劲了，就抬起头向四周张望，见前面十几米的地方隐隐约约好像有房屋，我好像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之光，咬紧牙关，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爬过去就是胜利，拖延时间就万分危险。我竭尽全力地向前爬，爬一下停一会儿，再爬一下，再停一会儿，就这样我的双手、双腿全都磨出了鲜血。我顾不得疼痛，只想着时间就是生命，我爬了一半路时，回头看看爬过的路，地上留下了一行行鲜血，心想这怎么行，留下的血迹一旦被敌人发现，无论我爬到哪里也会被他们抓到，我赶紧抓住身旁的一根长树枝，往回划了划土，因我实在没有多余力气爬回去掩盖血迹。从这以后我每向前爬一步，都要用脚蹬土将血迹埋上，就这样爬了一段路，两只脚也被磨出了血。我改用树枝划土，又爬了大约两三个小时，总算爬到了村里。 这个小村庄只有几户人家，几间破烂不堪的房屋，到处留下国民党打、砸、抢、烧的痕迹。白天村里见不到一个老百姓，全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夜里有时老百姓偷偷跑回来看一看。我认真观察这几户的周围环境和地形，考虑再三选中了其中二户被烧坏房屋的一户。我爬进这家的院内，见门口和院中躺着两具死尸，屋门内是一具二三岁的小女孩尸体，已被烧得不堪入目了，院中是一具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尸体，满身血淋淋的全是枪伤，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无辜百姓留下的罪证。我爬到院内后，本想藏到屋里躲一躲，同时也想找点吃的，但往屋里一看，里面的破烂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仅有的锅碗被砸得粉碎，破罐被摔得满地都是，屋里根本无法藏身，更找不到任何吃的。我又往屋后看了看，只见厕所紧挨着房后，我赶紧向厕所爬去，厕所里面又小又黑，又脏又臭，到处都是粪便，我顾不得这些，钻进去一看，厕所下面连着一个倒灰的大坑，周围全用泥和篱笆围得很严实，只剩下一个铲灰的小洞口，我心想只有钻到下面去，才能保证安全。我费力地顺着厕所爬下去后，见稻灰有几尺厚，我用稻灰盖住了全身，只露出脑袋呼吸，待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憋气，赶紧将脑袋紧贴着铲灰的小洞口，这样呼吸痛快多了。我在里面吃了点没烧尽的稻壳，迷迷糊糊地躺了一天一夜，白天有时听到敌人到处放枪，夜里偶尔听到附近老百姓经过的动静。我的精神好多了，而且伤口经过稻灰一裹，好像疼痛也减轻了许多，磨破的血口也止住了流血。当时我想总藏在这里也不行，即便敌人抓不到，也得被活活饿死，况且我的伤势还很重，决不能在此等死，一定要想法找到部队。 第二天夜幕刚刚降临，我正准备出发，忽然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我趴在洞口往外看，只见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正向两具尸体扑去，顿时哭声刺耳、撕人心碎。过了一会儿，女主人强忍着悲痛，拉开了孩子们，边哭边将两具尸体弄进了屋里。女主人收拾了一下屋子，又伤心地哄孩子们睡觉。一会儿就听不见孩子的声音了，但又断断续续地传出了女主人用东西捂着嘴的呜呜哭声。这沉闷的哭声是那样的悲哀，饱含着深沉的怀念和痛苦的绝望。大约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哭声哑了，我的心也随之松了一口气。突然听到女主人的脚步声向我这边走来，我想莫非是她要上厕所，如果发现了我，她一方面要受惊吓，另一方面她也无法救我，因他们自身难保，万一被敌人发现，只会连累他们，所以还是不惊动她为好。我赶忙埋下头往灰里钻了钻，屏住了呼吸，一动也不敢动。这时脚步声在我跟前停住了，幸好她没点灯，什么也看不见。又听'哗'的一声，一大堆烫乎乎的稻灰全部扣在我的身上，烫得我紧抽了几下，磨成烂布条的破衣服被烤出一股糊味，背上被烫红了一大片，还起了几个泡。等脚步声离去了，我赶紧在灰里打了个滚。我想这里不能再待了，如果再倒几回稻灰，岂不烫坏了，等屋内停止了动静，我立即轻轻地往外爬，爬了整整后半夜，才爬到山脚下。 我想继续往山上爬，但使出全身的力气，也爬不上去。我索性爬到山脚下的一个草丛中隐蔽休息，迷迷糊糊地又躺了一天，就像晕死过去一样，全身完全失去了知觉。后来一阵枪响才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天已经黑了，枪声离我很近，我赶忙往草丛深处的大石头后面爬了两步，用满地的树叶往身上盖了盖，嘴里又嚼了几片树叶，算是充了饥渴。没过多久，就听见离我几米的路上传来了敌人的叫骂声，他们好像在追捕什么人，我想一定要赶快往山上爬，只要上了山就好隐蔽了。 等他们走后，我又开始往山上爬，爬上去，滚下来，再爬上去，又滚下来，不知爬了多少次，我再没有力气往上爬了。这时，远处又传来了枪声，我想爬上山就是胜利，爬不上去就要送命，所以我急中生智，咬紧牙关，拼命地往上伸胳膊，终于抓住一个树枝，再往上爬又抓住了一个大草根，就这样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点一点地往上抓，一点一点地往上爬，最后我又在山上爬了一段，总算找到了一个大树洞，我赶紧钻进去，刚刚能蜷成一团坐在里面。我用树枝树叶把洞口遮掩了一下，在里面又昏睡了一天。这时我只觉得浑身瘫软，极度虚弱，全身只是依靠着树洞支撑着，再也没有一点力量支撑自己的身躯了。我多么希望能有红军战友来救我，我可不愿意这样无声无息地告别战友，告别亲人，离开革命。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又被一阵枪声惊醒了。我恍恍惚惚地幻觉到是红军战友救我来了，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前不久失踪的那个通讯员，我激动万分，张开嘴拼命喊，只觉得嗓子眼里在往上冒烟，起满血泡的嘴任凭它张得再大也发不出声音。我这时已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我真想扑过去，和失散的革命战友拥抱团聚，但突然我又听到了一阵阵叫骂声，'啊，不好！'在幻觉中我突然清醒了，深感情况危急。我微睁着眼睛从树枝缝中往外看，果然是一支国民党的搜山队伍，只见他们捆着我们的几个伤病员，一边吼叫着，一边用枪托赶着他们走。我真庆幸自己没喊出声音，没想到损坏的嗓子在紧急关头救了我一命。 等他们走后，天又渐渐黑了，我在黑暗中又胡乱地抓了一把树叶吃，还没嚼完，又含着树叶昏死过去。昏睡了一夜，我似乎又醒了，我微睁着眼睛，天刚蒙蒙亮，我深知这样躺下去生命已维持不了多久。这时外面下起了小雨，慢慢地把洞口的树枝全淋湿了，我贪婪地吸吮着树枝上的雨水，好像甘泉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喝了一些雨水，感觉好受多了。 我仿佛又听到了附近有队伍走动的声响，还隐隐约约听到低声的说话声，声音越来越近，已传到了我的洞口，我向外张望，只见一队人马正从我的树洞前一一走过。我屏住呼吸，竖耳静听，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因下雨天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只看到他们的身影在洞前晃动。我辨不清是敌是友，可已清楚地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全是谈论有关红军部队的收容情况。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知自己是在清醒中还是梦境中。我赶紧用双手捏了捏伤口，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完全相信自己是清醒状态。我又听到有人提起李克农的名字，我几乎高兴得发狂了，找到自己的队伍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我使尽全身的力量大声喊叫，可嗓子只是发出沙哑的'丝丝'声响，我急得拼命摇晃着洞口的树枝。 路过洞口的同志听到动静，吃了一惊，立即向四周散开进行隐蔽。他们见没有其他动静，就从树洞后包抄过来，我在里面急得喊不出，动不了，出不来，这时，两个同志突然将两只黑洞洞的枪伸向树洞里顶着我喊道：'不许动！'我当时只觉心灵颤动了一下，浑身想动也动不了。他们见没有动静，便用双手扒开了树枝，枪口仍顶在我的身上。当他们往里一看时，不约而同地'啊'了声，他们一边惊呼：'里面有同志，快来人！'一边轻手轻脚地把我抬出来，见我遍体鳞伤，浑身是血，有的地方露出了骨头，上下衣裤被磨成了烂布条，十个手指头红肿得像胡萝卜一般，一条大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他们痛苦地闭上双眼，不忍心多看。这时一位红军走到我面前，他亲切地握握我的手，告诉我他们是李克农的红军收容队，并询问我的情况。我激动得热泪'唰唰'地往下流，就贴在他的耳边想告诉他，我是干部团的红军，受伤后掉队了，谢谢你们救了我。但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只看见我的嘴唇在不停地抖动，他一下全明白了，示意我不要再说了，立即指挥大家进行紧急抢救。我说不出话，就用带血的手指头吃力地在地上写下了鲜红的'干部团'三个字后，又昏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我已躺在了担架上，一个卫生员正在往我嘴里慢慢灌盐，另一个卫生员用盐水轻轻地给我擦洗伤口。卫生员见我伤口感染化脓很厉害，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将身上仅有的一点消炎药全部给我用上了。他还撕下了自己的衣服，在盐水里沾沾给我包扎了露骨的伤口，还给我喂了一点吃的。我感觉好多了，断断续续地与他们讲了二三句话。 收容队的领导得知我的一点情况后，立即派通讯员到干部团送信去了。我由两名卫生员抬着继续赶路前进。干部团的总特派员周兴获悉我的消息后，当即派了两名干部团通讯员前往收容队，将我接回了团里。战友们见我活着回来了，激动万分，都争先恐后地扑过来抱着我的脑袋，握着我的双手掉眼泪。团领导见我已经奄奄一息了，立即派人到军委纵队司令部进行汇报，找来了中央首长的用药，马上对我进行全面抢救治疗，给我打了最好的针剂，服了最好的药。 经过医护队长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几天后，我的伤势终于脱离了危险，并逐渐好转。因我的腿部的伤并未伤着骨头，只是治疗不及时，失血过多，感染发炎很厉害，再加上连日来极度饥饿，使我接近了死亡的边沿。是红军战友们救了我，使我追上了革命队伍，获得了新生。我深深体会到革命队伍的温暖，更加坚定了我永远跟党走，革命到底的志向。 十几天后，我的伤口虽未好，但不能动弹的腿已恢复了知觉。我再也不忍心让同志们抬着我行军打仗了，我硬是多次跳下担架，在战友们的搀扶下艰难地拄着树棍，一瘸一拐地坚持和大家一起行进。残酷地战争环境磨炼了我的意志和毅力，激烈的土城之战，使我立了功受了奖，获得了'小老虎'的光荣称号。从这以后，许多军首长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是亲热而习惯地叫我'小老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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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冬不拉拉 > 《中国革命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