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人心目中，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可以说都是地上的人，只有外星人和神话传说中的神仙是例外。然而，殊不知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一些“特别”的人心目中也许就不是这么想的了。四五十年前，内蒙偏僻的农村人很少去城镇，每天几乎面朝黄土背朝天。尤其是孩子们，大多时间是在邻村走动，像我们如果有机会能跟大人去一趟中旗的科布尔镇，那已经是去了大地方，见了大世面了。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去中旗，是随着大姐去科布尔镇，由于当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对于农村人是没有像城镇人一样有四季衣裳更换，几乎都是两季衣裳，也就是棉袄和单衣。当时是穿着二哥穿了几年小得不能穿，又经过翻新过年穿的黑条绒褂子，这种衣服在春秋两季穿比较合适，到了夏天其实有些厚，但对于那时的我已经是最好的衣服了。刚来到大街上，真是“三老大进城，两眼捞铃”，看见什么都新鲜，从穿戴的衣服和东看西瞅的样子就能明显分辨出是农村来的。当我和大姐热得满头大汗走在大街上，刚经过两个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手摇扇子的女人身边不远时，传来了操着标准中旗街上口音的女人说：“这些地上的孩子，这么热的天还穿这么厚的褂子。”我和大姐听到后顿时脸红到脖根，低下头走得更快了，走出一段路我悄悄地问大姐，“地上的人”是什么意思，大姐摇了摇头。又走出不远，一看就是街里的几个小孩，正从卖冰棍的人那买上吃冰棍，这时正好走过来一个女人领着小孩经过卖冰棍人的地方，从娘俩穿着打扮就是从农村来的。小孩看见别的孩子吃冰棍，早已嘴里直咽口水，赖着不走想让她妈买，这个女人去问卖冰棍的人，“多少钱？”“冰棍儿5分一根。”这位妈妈可能带的钱不多，牵上小孩走开了，卖冰棍的叔叔鄙夷不屑地说：“地上的人连5分钱的冰棍也舍不得给孩子买，还来街里干啥了。”我悄悄地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卖冰棍叔叔，他和刚才我们遇到的两位阿姨好像和我们没多大区别，只是穿着比我们讲究，可能也住在镇上，这时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在他们眼里，可能管农村人叫“地上的人”已经习惯了。后来我也问了很多人，为什么咱们村里人去了中旗街里，有的人叫咱们是“地上的人”，他们也很茫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村人外出进到各大中小城市中的打工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并且凭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活跃在各行各业，有的已经成为了高端人才，有的甚至成为了企业家，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曾经农村人向往的城填户口， 甚至有的人不惜重金搬门托关系变成了城市里的户口而引以为傲的事，现在也慢慢地暗然失色了。由于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给予农村各种优惠政策也多，农村户口的含金量也大大提高，有好多小的城镇户口似乎也稍逊于农村户口，真是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然而，这么多年也去过不少地方，遇到的城里人一般都是称村里的人为农村人或农民工居多，让人听了也舒服，但唯有小时候听到的那句“地上的人”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一直在想，那些当时称呼我们农村人所谓“地上的人”，是指那时的农村人没见识，还是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或更高一级。要说没见识，这确实是事实。当时居住在农村的人们信息和眼见的世面实在太少了，就如井底之娃，和居住在城镇的人差距确实是太大。把农村人看作地上的人，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的人，也说得过去，当时的农村人不用说也高看一眼城里人。但是如果在他们的心里，用地和天这样的差距来区分农村和城市人，把农村人称为地上的人，那无形中把自己是比作天上的人，这似乎有点飘飘然了。我们都知道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农民，李闯王是农民，到了近代毛主席是农民，而在淮海战役没有农民的手推车运输后勤补给物资支援前线，战役的胜利一定没有那么顺利。温铁军教授也曾讲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三次救了中国的经济，第一次是知青上山下乡，给城市青年解决了就业，稳定了社会；第二次家电汽车下乡，消化了家电汽车厂商的库存，带动了相关的整个经济产业链；第三次城镇化，盘活了楼市。更何况，城镇的市民户向前推三代，也许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出生。并且在建国初期，农民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每年把仅有的收入，也就是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经过精挑细选后，拿最好的粮食上交给国家，而国家一部分用来还债，一部分供城镇的每一位居民，农民自己有时只能吃很一般的粮食或者是野菜度日。但社会往往就是这样的现实，当你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时，总会有这么一些人，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人行事。其实每个人不论何时，都应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得意时不要目中无人，冷潮热讽，话里带刺，甚至落井下石，失意时不要气馁，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做好自己最平凡的事，只有让自己不断变得强大，才能改变或减少别人对你的错误看法。也不知道当时叫我们“地上的人”的那些叔叔阿姨，他（她）们现在还管农村人叫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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