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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近千米，大山丛林间，迥绝罕人烟，却常年活跃着一群“野生状态”的科考人。来自浙江大学的90后博士仲磊，便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携带七八种设备，平均负重一二十公斤，徒步在浙南泰顺西北之巅，一头扎进广袤森林，偶有滚石袭击，常遇蛇虫埋伏……在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仲磊蹲守3年潜心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7万多棵树“上户口”。 
给树上户口？“这是生动的类比，也是生态研究课题。”仲磊怀里揣着的，便是这“户口本”——《浙江乌岩岭森林动态样地——树种及其分布格局》。 仔细翻开看：大到树种、数量、分布，小到树高、胸径、年轮，甚至土壤、地形、光照……这些数据形成的图表，晒出了保护区树木的生态“家底”和成长“家境”。什么样的植物，多长在何处；什么样的物种，越来越濒危；什么样的环境，更有利于繁育。所有答案，都需要跑山里去获取数据。 偏远地区、深山老林、户外生存、野地科考……这些关键词叠加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意味着专业和艰辛。特别是开展实验或样地复查期间，蹲守大山往往要数月之久，“饥食松花渴饮泉，偶从山路毒蛇险”也是常有的状态。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仲磊却是“自找的”。2021年10月26日，浙江省首个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博士后工作站在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浙大生态学博士仲磊，第一个报名加入。 为啥自讨苦吃？仲磊坦言，其实是双向奔赴。早在2012至2015年读研期间，他就将论文写在了乌岩岭大山里。而乌岩岭独特的生态资源和广袤森林，也深深吸引着他。 这里到底有多少珍稀物种，其生长消亡又受何种因素影响？仲磊决定到乌岩岭上芳香保护点，在300米×300米的森林样地里，继续探索研究生阶段的未解之谜。 进山，满是落叶的路面，刚好两个脚掌宽。脚外边便是陡坡，下面是几十米深的山涧。没走几步就会打滑，猫着腰沿内侧踩，又极易崴脚，一不小心就可能跌落下去。 “你们别急，慢慢来，我在前面开路。”冲锋衣、迷彩裤、双肩包、遮阳帽……仲磊深知在大山里干活，普通衣着根本不耐“造”。这个来自江苏常熟的小伙子，在大山里比深山老农还熟练。左拎右携着各种装备，身上背包鼓得像驼峰，可步伐却矫健得很。365天里，他过半的时间都在走这样的路。 每组数据都来之不易，每个分析都需脚踏实地。为了量取山坡上一棵植物的数据，之前刚度过迷路期的仲磊，在一次攀爬中不慎踩空，滚落到山谷中，所幸被队友及时救起。次日，他疼痛难忍，就医检查后才知道断了根肋骨。 可康复没多久，仲磊又背起包进山了：“好不容易获取的数据，半途而废就太可惜了。”温度计、望远镜、单反相机、测距器、无人机、全站仪、生长锥、土钻……气象学、影像学、建筑学、生态学等专业的十八般兵器，见证了他的科考细节。 “这些树好奇怪，根部周围都布置了个框，胸口位置还画了红线？”听到记者的疑问，仲磊脸上满是自豪，眼前这些都是他们翻山越岭、爬沟跨渠，挨个摸过去亲手画的：“这些框是为了把凋落物和种子雨收集起来分类、测量，树干上的红线则是标出测胸径的地方。” “那边几个柱子，是界限桩吗？”“是，但又不是。”仲磊解释，样地被细分为多个网格，那些相当于“网格员”。说着他掏出设备准备开工，并提醒大家当心枝叶繁茂的地方，因为之前他就差点被藏在枝叶里的青蛇咬伤。 蹲守深山，冒险忙活，不仅仅是普查植物。在乌岩岭科研团队看来，一株野外水稻，在杂交水稻产生前，或许谁也没看到它的价值。生物多样性研究，可以对拥有潜在价值的生物加以保护和繁育。 在上芳香保护点的大棚里，种着许多从野外带回的濒危植物。在乌岩岭科研团队精心培育下，山豆根、浙江雪胆、蛛网萼等大规模回归野外，泰顺杜鹃也进入新的繁育阶段。 植物生长自有其规律，为何要如此艰辛调查和干预呢？“大棚里的濒危植物，说不定几年后就能为一些疑难杂症提供药物资源。它的价值不是当下立马能看到的，所以眼光一定要放长远。”仲磊说。在9公顷样地里，他几乎摸遍了每寸土地每棵植物，191种木本植物共7万多棵树也都有了“户口”。 仲磊认为，这远远不够！去年有10个900平方米的卫星样地完成建设和调查。今年以来，9公顷样地正准备扩充到15公顷。大山孤寂，仲磊却越干越有力。现在，乌岩岭不仅有韦博良、张永华、许丽爱等博士，还有年轻骨干郑方东、刘西，更有来自浙大、北师大、温州大学的教授和乌岩岭正高级总工程师雷祖培等的悉心指导，越来越多的年轻同行纷至沓来。 傍晚时分，仲磊在电脑前调校着R语言代码。海量的生物数据，需要统计学分析，光是代码他就写了6000多行。“样本越多，研究越精准。”仲磊介绍，有了植株的分布，根据食物链属性，可以在乌岩岭找到金斑喙凤蝶虫卵，进而孵化这种世界三大奇蝶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眼见成果转化，乌岩岭的研究人员，也找到了最好的课堂——大山。（记者 尤建明 王艳琼 通讯员 赖淼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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