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
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
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
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
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伍·双璧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
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石器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镞、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
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虽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耜。耜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互成就。或许有一天，人类生产出的工具会反制人类，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
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因为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计
，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
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
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
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
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有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
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呈异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
为什么是玉？我们很难揣摩先祖们最初动心的原因。有人对比了玛雅文明，玛雅人喜爱天然绿石，他们认为植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生命。但因为南美洲不产玉，所以玛雅人选用翡翠，红山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色彩联想？玉石中微微的绿光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所向往的生命之光？
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现有300多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惟玉为葬”。
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玉很可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既是法器，就有了一定范制。
这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玉璧，形制已经相对稳定。常见的为方圆形，中心孔为圆形，外廓方圆，乃至接近正方形，完全迥异于其他史前文化的圆形制式。
对于渴望找寻通灵渠道的人而言，将隐藏在原石内的玉琢磨而出，或许很像是在释放凝聚于山水中的灵气。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斜接地带大兴安岭南侧，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许多季节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鹿、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
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玉石，就目前研究所知，五六千年前的红山人还不具备人工采集玉石矿的能力。我们猜测，他们所获得的玉石大概率是原生玉矿被风化剥蚀后被河流或洪水冲进河谷，在河流里、河床上、河漫滩中被人捡起。
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
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为坚硬的玉石穿孔？又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作何用途？
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而对玉的探究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独家命题。因为玉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独有信仰紧密相连，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它被叠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多重价值，直至今天。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样？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沉浸式地回到红山文化的时代，去检索和理解一个个密码。
选择了农耕生活的人们必须与自然建立起深刻的关系，既然不能征服，那就只能膜拜。于是，依赖与畏惧交织的情感转化为对自然力的崇拜。在人类成长的新石器时代，全世界的文明都表现出这样一种自然崇拜的特征。
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一个场景，持续了很久的干旱让庄稼开始枯萎，红山人面临着颗粒无收的绝望。终于有一天，雨水从天而降。欣喜的人们抬头望向雨水的源头，发现那是一朵朵变化出各种形态的云，仿佛盛开在天上的花朵。他们在感激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是云带来了雨，雨拯救了庄稼。于是云形玉诞生了，连同它的神性一起。
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具有艺术性的抽象思维能力，5000年前的中国人已经有能力把眼中的山川、河流、草木以某种简洁的形式描摹呈现，并通过原始的雕刻、消磨等工艺留存自己的表达。
美的启蒙也在这经年累月的观察、揣摩和实践中发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掌握了诸如对称、节律、均匀、光滑等多种形式美的规律，他们已然具备了朴素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拥有了足够的设计和制作经验时，在拥有了表达的愿望和实现的技能时，他们遇见了在最恰当时间出现的一块最特别的石头。于是今天的我们有幸从这些玉器上得以窥见几千年前为红山人带来风调雨顺的一朵朵白云。
迄今为止，在红山地区出土的类似勾云形的玉器已有23件，除了云形这一整体感觉相似外，各自又有不同。仔细看，这件云形玉器中仿佛显示出一个动物的面部，中心的两个小孔仿佛动物的双眼前视，下面是张开的大嘴。这是设计者赋予云的灵性，还是另有其他深意？
事实上，在人类的泛灵化时期，与自然崇拜并存的还有动物崇拜，这在红山文化中突出表现为龙崇拜。龙的形象是对真实动物的抽象化和元素拼贴，中国人用想象力创造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再将它和玉器结合，仿佛为彼此又附加了一重神性。
在红山文化区域发掘出的跟龙相关的玉器，有多件龙与猪形态结合的玉猪龙以及双龙首玉器、玉龙凤佩等等。最具典型性的是两件C型玉龙，出土地点不同，却有基本一致的形态。龙体卷曲呈C形，吻部前伸且上翘，嘴巴紧闭，双眼凸起呈菱形，尾巴内卷，身体有钻孔。
不仅仅是充满力量感的虚拟动物，与人类共生的动物也是膜拜对象，红山人把日常见到的飞鱼虫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做成了玉器。现在我们已经见到的有玉鸮、玉龟、玉蝉、玉蝈蝈、玉鱼、玉贝、玉鸟等等。
史前人类相信，用玉石雕刻的动物与其他器物不同，因为玉石的灵气令这些被雕刻的动物有了魂魄，进而也有了超越它们原本所拥有的更为强大莫测的神力。研究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红山文化的玉器上都可以见到钻孔，合理推测这是为了穿绳佩戴，钻孔部位又经常可见清晰的磨损痕迹，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推测。
那么接下来的推断就是，这些玉器是佩戴在人身上的。但是玉器毕竟稀少罕见，什么人才有资格佩戴呢？既然红山玉器几乎都出自墓葬，那么佩戴者是否就是墓的主人？陪葬了玉的墓主会是什么人？
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
玉器联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红山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
祖先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也是永恒存在的守护者。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
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它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遇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新物品，以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玉不仅是法器，也逐渐成为标识地位等级的礼器。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她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
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
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崇龙、尚玉、敬祖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红山文化为什么会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
在东北的土地上，红山人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此后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能被季风覆盖的新家园？会不会去往曾经有过玉文化交流的南方？是不是在更加温润的地域开始了新生活？这些都只是猜想。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在长江流域，新的玉器和新的文化即将迎来盛放，那是与红山文化衰落几乎同期的公元前3300年前后。
良渚，这个地名寓意着一片美好的水中之洲。它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地区，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湿地和水系发达。我们习惯用鱼米之乡称呼这片流域，感恩它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慷慨滋养。
5000多年前，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稻作技术，他们发明各种石制农具用以精耕细作，其中就有极大提高了开垦效率的石犂（lí）。他们还发明了“火耕水耨（nòu）”的种植方式，先用火烧掉荒草，然后灌水湿润土地，播下稻种后继续灌水，淹死旱生杂草，这个方式被一直沿用。
在良渚，粮食和蔬菜都不再是最需要操心的问题，向往更为深远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必然。
跟红山人一样，良渚人也好玉。不同的是，在良渚文化区域出土的玉器数量更多，制作工艺更为繁复。他们是怎么完成的？
首先是切割玉料。与红山人相似，良渚人切割玉料的主要方式也是砂绳切割和锯切割。但有一个细节令人惊奇，在不止一件玉器上，我们看到了同心圆弧线切割痕迹。据此推测，良渚人已经拥有了使用轮轴机械的切割技术。
其次是钻孔。红山玉上的孔用于穿绳佩戴，大小接近。良渚玉器的孔径则有大有小，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更精准的玉料钻孔技术。玉镯之类的大孔用竹管对钻实现，类似玉珠这样的器物上的小孔则使用燧石制作的石钻或者尖状物为钻具对钻而成。在绳线切割过程中，还会用到解玉砂和水。之后他们会用砾石等工具打磨玉石，最后用木片、竹片或者兽皮进行抛光。
工艺的成熟让良渚形成了类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这个已有明确分工的社会组织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美玉。
良渚人掌握的玉雕技术超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般性想象，工匠们使用尖细锋利的鲨鱼牙齿在坚硬的玉石上刻画出他们心中的神圣。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有的写实具体形象，有的暗示某种特征，有的支线繁复耐人寻味，有的寥寥几笔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使用抽象的几何纹饰，有直线也有弧线。其中一种被称为“回旋纹”的图案频频可见，那可能是当时的人对云彩、水波的基本动势轨迹进行的抽象概括，天长日久，提纯为一种兼具意义和美感的图案。直到今天，我们在美术设计中常用的回纹、谷文、乳钉纹等，都与良渚的这些线条有关联。中国人对于美的观念就这样承继了5000年。
当我们迎面遇到良渚最具代表性的这件玉器时，很难不被一种庄重的美所震撼。玉琮是良渚独创的核心礼器，也是祭祀通神的重要法器，承载权力和信仰的双重分量。在良渚的一座高等级大墓中出土了一枚玉琮之王，伴随出土的还有玉钺和玉璧。玉璧代表财富，玉钺代表君权，玉琮则代表着神权，墓主人是同时拥有这三种权力的人，后世把这样的人称为王。
有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或已有了早期的国家概念，玉器成为良渚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介质，被赋予了更多和财富阶级相关联的意义，当然还有信仰。
玉琮外方内圆，呈中空的柱形。有人说这代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人说这表达的是贯通天地的法术，但大家普遍认同，这是良渚人宇宙观的一种体现。
在“玉琮王”向外突出的四角上，各有上下四节纹饰，一三两节为人的圆眼和凸鼻，二四两节为兽面的大眼和凸鼻。兽面左右两侧，浮雕有变形夸张的鸟纹。“玉琮王”上还有八幅“神人兽面”图，这被称为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我们观察良渚社会的一个入口。
那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清晰等级和规制的社会实体，出自墓葬的玉器就是物证之一。等级最高的大墓是单独的大土台，陪葬品众多，又包括玉琮在内的各种玉器；第二等级是人工堆筑的专门墓地或小型的土台，玉器数量要少一些，同时还会有石犁等工具；第三等级的墓多在居址附近，墓坑浅而小，墓中只有小件玉器、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
而象征良渚社会顶尖等级的就是“玉琮王”上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半人半兽的形象，头戴宽大的介字形羽冠，双手五指平伸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宽扁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更有两只弯曲的兽爪。它良渚是人信仰的标志，是良渚人的“神徽”。
良渚迄今出土的15000多件玉器中，“神徽”几乎无处不在，但大部分多使用简化图形。完整的神徽图案只被用于最高统治者，他们是良渚历代的王。
王、贵族、平民，规定有严格的用玉制度。玉器形成了一整套以琮、璧、钺、锥形器、冠状饰、三叉形器等为代表的系统，以品质和数量、种类和组合、神像和纹样为区分准则，玉和人的等级被相互匹配。依身份使用玉器，依等级随葬玉器，成为全体遵循的体制。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由此强化，作为礼器的玉走到了社会和人心的深处，这是早期中国社会形态的一次深刻变革。
直到生命的终点，良渚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冢”只是一个点发生了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巫师以这样的方式向普通民众解释身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信念面对自己的死亡，巫师坚信自己的灵魂会升到天界与神为伴。当然，他们也将继续生前的职责，保护族群的生存与延续。为此，他们会带着玉离开，玉人、玉勾云形器、玉龙、玉凤，这些陪伴他们多年的玉器大都有了磨损，但依然按照之前佩戴的位置在墓葬中一一摆放工整。无论在何处，规则和秩序最能令他们平静安然。
良渚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在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玉鸟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良渚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
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良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
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良渚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
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良渚人还在城外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既可防洪也可灌溉，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所有这些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良渚文化存续发展的1000年中，几乎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战乱冲突。他们种稻、制玉、造成、治水，每一样都留下巅峰之作。
创造和建设是漫长的，结束却总是匆匆。有一种推测是，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也许是从钱塘江涌来的洪水淹没了整个良渚遗址，这个海拔只有三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
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落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走向了尾声。红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双璧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
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年后，甲骨文出现了，“玉”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象征王权的钺，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人就是“王”。“王”字加一点成“玉”始于汉代，这一点的意思就是，王所用的石头。
当新的礼器取代玉器后，玉的价值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以玉事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钟爱，那个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也永远闪耀着美玉般迷人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