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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图书资讯学刊》第21卷第2期（2023年12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杨胜祥博士授权发布！ 麗江土官木氏刻書考述 壹、緒論隨著木氏所刻書籍實物的發現，李一氓〈明崇禎本中的《雪山始音》《玉湖遊錄》《芝山雲薖集選》《嘯月函詩選》〉、黃裳〈西南訪書記〉、王堯《藏文大藏經麗江－裡塘版甘朱爾經述略》、鄭偉章〈毛晉代麗江木增刻書略述〉等論著先後涉及木氏刻書，但或簡單介紹版本，或只談到部分刻書情況，未能做到全面研究。鄭衛東在全面研究木氏刻書上作出寶貴嘗試（鄭衛東，2011，頁198-210），但多匯集成說，且統計未全。有鑒於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梳理史料和考察實物，對麗江土官木氏刻書的相關問題給予新的認識。  貳、木氏刻書前人說法補正從元蒙哥3年（1253）阿琮阿良迎降忽必烈，受封茶罕章管民官，到明洪武15年（1382）阿甲阿得（木得）歸附明朝，欽賜木姓，受封麗江土知府，再到清雍正元年（1723）土知府阿揮阿住（木鍾）降為土通判為止。麗江納西族土官木氏一直作為麗江地區的最高長官，相對自主地管理該地區，計傳二十二世，凡四百七十載。自嘉靖年間至明朝結束的六世，為木氏之興盛期，文教發達，經濟富庶。這六世土司的漢文姓名為：木公、木高、木東、木旺、木青、木增，稱「木氏六公」。前人述及木氏刻書，往往有一些相沿訛誤之處，今首先對前人說法進行補正。 一、木高嘉靖26年（1547）刻佛經說考實萬斯年民國30年（1941）至31年間在麗江調查，於白沙光明殿見到《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云：「嘉靖二十六年木高刻，有木高題識。」（萬斯年，1944，頁123）又，《雲南省志·出版志》：「嘉靖二十六年，麗江土知府世祿長子木高在芝山解脫林刊印了《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126卷。」（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0，頁52）《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說法相同，並稱：「今縣圖書館存有殘卷。」（李汝明，2001，頁718）。據此，則嘉靖26年木高刻印了《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和《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 今檢麗江市古城區圖書館（原麗江縣圖書館）藏《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一一五，刻本，墨印，經折裝，千字文編號「啓五」，末有朱印木高題識，稱：「木高誠請佛寶大藏尊經全輪，永奉家堂。」末署「大明嘉靖二十六年龍集丁未春吉旦世祿長子木高頓首謹識」，表明木高於嘉靖26年請來《大藏經》一部，而非刻經之意。區圖書館尚有刻本《大智度論》卷七二（千字文編號「仁二」）、《經律異相》卷一六（千字文編號「俠六」）、《四教義》卷三（千字文編號「弊十」），卷末皆有上述朱印木高題識。將此四部佛經與《永樂南藏》比對，版式字體一樣，千字文編號亦同，知此四部佛經為《永樂南藏》零冊，木高所請者為《永樂南藏》。今雖未見萬斯年所見《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但可斷定即是同樣情況。上述萬斯年、《雲南省志》及《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之說未確。 二、 木增刻《慈悲梁皇懺法》說考實麗江市古城區圖書館藏明天啓4年（1624）刻《慈悲道場梁皇懺法》卷十，經折裝，寫刻，字體古拙，卷末題記：「天啓四年歲在甲子仲春吉旦，麗江府重刊于芝山解脫林，板存本寺。」《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據以著錄為：「明天啓四年，木增重刊《慈悲梁皇懺法》漢文經卷一部」（李汝明，2001，頁718）。《麗江地區志》說法同（麗江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0，頁584）。蓋以刊刻及藏版地點為木氏營建並隱居的廟宇芝山解脫林，而此題記又稱「麗江府重刊」，故認定此本是時任土司木增所刻。 但我們審視原書，卻並非如此。卷末題記前有「捐資刻經善信」名單。筆者曾於書肆見此版本《慈悲道場梁皇懺法》其他卷冊，鈐「妙明居記」，蓋鶴慶妙明居（註二）流出者。每冊後亦皆有「捐資刻經善信」名單，或題「麗江府捐資刻經善信」。各名單所列信眾各不相同，然大率皆「和」姓，如「和合女」、「和揮仲」、「和魯奴」等，或以「阿」開頭，如「阿也堯」等。可知名單所列為麗江府信眾，大抵皆納西族人。可見此本非天啓4年木增所刻，而是天啓4年麗江府信教民眾集資刻成。 三、木增重刻《雪山詩選》時間木公撰，楊慎選訂《雪山詩選》，道光《雲南通志稿》稱「天啓間，元孫增重鋟」（阮元等人，1835，卷193，頁14），民國《新纂雲南通志》沿襲之（龍雲、周鍾嶽，1949，卷74，頁12），定木增重刻《雪山詩選》在天啓年間。 木增重刻本現已不存，但《滇繫·藝文略》收有陶珙所作序言《重鋟雪山詩選序》，稱：「持徹師所結《曹溪一滴》，與公問飲光拈花處」（師範，1887，卷24，頁75），該序言應作於《曹溪一滴》得名之後。陶珙崇禎9年（1636）所作《曹溪一滴緣起》稱：「昨年徹公與家不退南來……余題之曰《曹溪一滴》」（釋周理，1987，頁267），知《曹溪一滴》得名於崇禎8年，這是《重鋟雪山詩選序》撰寫時間的上限。《重鋟雪山詩選序》後有小注：「此為南工部郎時所作」（師範，1887，卷24，頁75），據康熙《寳慶府志》，陶珙「以南水部郎出守寶郡」（梁碧海、劉應祁，1684，卷24，頁18），是崇禎「十年任」知府（梁碧海、劉應祁，1684，卷5，頁35），故陶珙任職南工部在崇禎10年以前，這是《重鋟雪山詩選序》撰寫時間的下限。所以，《重鋟雪山詩選序》撰於崇禎9年左右，木增重刻《雪山詩選》當在崇禎9年或稍後。 四、諸本《雲薖淡墨》的刊刻時間上海圖書館藏刻本《雲薖淡墨》八卷（索書號：線善827927-3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此本舊定為崇禎11年木懿喬等刻本。今按，此本卷一首葉題：「男懿、喬、參、宿同刊」（木增，1997，頁287），半葉九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白口，對魚尾。方體字。前有某氏手跋、木增刻書告白、楊汝成序、閃仲儼序、崇禎11年楊方盛序、傅宗龍序、木增引。卷六為《莊釋義》。前有趙士春序、崇禎16年毛晉《釋莊義序》。毛晉序云：「（木增）復以所著《芝山》、《淡墨》諸集，並得讀公大父雪山先生之遺文，且俾予得泚筆於公所著《釋莊義》之弁。」（木增，1997，頁465）。卷八後有王御乾跋。因有崇禎16年毛晉序言在書中，故此本絕非11年所刻可知。又，木懿、木喬是兄弟二人。此本應定為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八卷本。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類收錄浙江吳玉墀家藏本《雲薖淡墨》為六卷本（魏小虎，2012，頁4152）。據《徐霞客遊記》，崇禎12年2月間，徐霞客西遊至麗江，曾幫助木增校訂是書，「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為八」（徐弘祖，2007，頁875-877）。則六卷本為徐霞客校訂重編前之狀態。 雲南省圖書館藏有一明末刻本《雲薖淡墨》殘卷（索書號：滇甲355/4048），存卷三至卷六。半葉八行十八字。四周單邊，白口，單上魚尾。方體字。孫太初定為六卷本（孫太初，1992，頁118），黃裳只定「崇禎刻」（黃裳，2018，頁149）。今按，此本所存卷三至卷六與崇禎16年汲古閣代刻八卷本卷三至卷六分卷、內容皆相同，知其卷數原為八卷，舊定為六卷本誤。但此本卷三至卷六與崇禎16年汲古閣代刻八卷本版式不同，卷六《釋莊義》分上下欄，且前無毛晉序。徐霞客崇禎12年將《雲薖淡墨》分為八卷，故此本刊刻時間應在徐霞客分定卷目後，汲古閣本刊刻前，即崇禎12年至崇禎16年間。應作明崇禎12年至16年間木增刻八卷本。 至於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雲薖淡墨》六卷（索書號：線普長60627），一冊，未見。若真屬六卷本，則刻書時間當在明崇禎12年徐霞客分卷之前，當木增所刻。 五、 雲南省圖書館藏《芝山雲薖集》刻本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芝山雲薖集》只存卷一（索書號：滇甲436/4080.1），前後有缺葉。前有天啓3年周延儒序、張邦紀序、傅宗龍序。「卷首有木增刻書告白一則，崇禎十三年敕諭一道，《六公傳》及《忠義[紀]（傳）》一卷，今另裝為一冊。」（孫太初，1992，頁116）。黃裳定為「崇禎刻」（黃裳，2018，頁149），王水喬定為「天啓三年木增刻本」（王水喬，1992，頁102），雲南省圖書館網站定為明末刻本。另裝之冊，王水喬定為「崇禎雲南刻本」（鄭衛東，2011，頁204）。 今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芝山雲薖集》鈔本二種。一種前有崇禎元年董其昌序、天啓3年周延儒序、張邦紀序、傅宗龍序。係民國30年許，萬斯年影錄自木土司家藏刻本（萬斯年，1944，頁114）。另一種前無序，但有《六公傳》及《忠孝紀》。鄭偉章考證這二種鈔本係鈔自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芝山雲薖集》，汲古閣本當包括《六公傳》、《忠孝紀》及董、周、張、傅四序（鄭偉章，2009，頁119）。 鄭偉章未見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今檢該刻本周延儒序頁碼為「十八」，知其前有缺序，當即董其昌序。其前又有《六公傳》及《忠孝紀》。與鄭偉章所推測的汲古閣本相符。此外，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芝山雲薖集》前木增刻書告白與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雲薖淡墨》書前告白相同。因此，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芝山雲薖集》是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 六、毛晉汲古閣代木增刻書關於毛晉汲古閣代木增刻書，以鄭偉章研究為備，開列書籍：《華嚴懺儀》、《芝山雲薖集》、《雲薖淡墨》、《釋莊義》、《雪山詩選》、《山中逸趣》、《竹林野韻》、《嘯月函空》、《翠君錄》（鄭偉章，2009，頁115-119）。然開列書籍有訛誤與缺失，試為補正。 如前所述，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芝山雲薖集》、《雲薖淡墨》二書，書前皆有木增刻書告白：「偶成《雲薖集》、《山中逸趣》、《竹林野韻》、《嘯月函空翠居錄》以及《雲薖淡墨》諸集，業經請政于名公鉅卿，有序有跋。」（木增，1997，頁267）。《雲薖淡墨》卷六前崇禎16年毛晉《釋莊義序》：「先是，公以唐一行禪師《華嚴懺》屬予流通，俾東南淄素普被法施，得未曾有。予幸而得僭筆焉。至是，公復以所著《芝山》、《淡墨》諸集，並得讀公大父雪山先生之遺文。」（木增，1997，頁465）。據此可知毛晉代木增所刻書有三類。 1. 宗教類書籍《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禮懺儀》四十二卷《華嚴海印道場九會請佛儀》一卷（以下行文時或簡稱《華嚴懺儀》）。今存明崇禎13年至14年汲古閣刻本，收入《嘉興藏》。 2. 木增個人著作5種《芝山雲薖集》、《山中逸趣》、《竹林野韻》、《嘯月函空翠居錄》、《雲薖淡墨》。按，《芝山雲薖集》、《山中逸趣》、《雲薖淡墨》今有刻本存世。《雲薖淡墨》卷六為《莊釋義》，鄭偉章單獨列出《釋莊義》未確。《嘯月函空翠居錄》未見刻本，但雲南省圖書館藏有鈔本（孫太初，1992，頁118），鄭偉章作「《嘯月函空》、《翠君錄》」誤。 3. 木增五世祖木公著作木公號雪山。木增崇禎間重刻的木公著作，李一氓舊藏的有2種，即：崇禎16年重刻本《雪山始音》、崇禎間木增重刻本《玉湖游錄》。又有雲南省圖書館藏明末重刻本《萬松吟卷》一卷，與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芝山雲薖集》版式、字體、紙墨相同，孫太初認為「疑是木增重刻」（孫太初，1992，頁113）。 因此，這3種書應該都屬於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雪山先生之遺文」。鄭偉章開列《雪山詩選》，但並無實物及文獻證據，本文不列入。 七、《六公傳》、《忠孝紀》單刻本《六公傳》，全稱《明麗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巖玉龍松鶴生白六公傳》，馮時可撰。《忠孝紀》，全稱《雲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紀》，蔡毅中撰。方國瑜云：「馮、蔡二人所作單刻本，瑜得木氏家藏本錄之。」（方國瑜，1984，頁477）。是《六公傳》及《忠孝紀》曾有單刻本傳世。 《六公傳》云：「不肖自吳來滇……而君嘗避嫌自遠，及不佞捧表出境，君使一介布幣千里外，令不肖傳其先五公。」（馮時可，1998，頁559），知此篇作於馮時可離任雲南之時。馮時可官雲南參議在萬曆38年（1610）至約萬曆40年間（註三）。故是篇蓋撰於萬曆40年。徐霞客崇禎9年曾致信陳繼儒：「前從函丈讀《木氏世傳》。」（徐弘祖，2007，頁1148）。因此，《六公傳》應有崇禎9年之前木增刻本。 《忠孝紀》末有「崇禎元年夏五月五日」蔡毅中題署。文中有：「孝廉（凌應蛟）百拜謝曰：得先生（蔡毅中）一言，大夫（木增）足稱不朽矣。即剞劂以為大夫壽籍，以報我父子生成之恩云。」（蔡毅中，1998，頁563）。木增，字長卿，又字生白，號華岳，曾救凌應蛟之父，蔡毅中於崇禎元年應凌應蛟之請撰成此紀，單刻本不久即刻成以祝壽。木增生於萬曆15年8月17日（作者不詳，2001，頁51）。因此知《忠孝紀》有明崇禎元年5月至8月間凌氏刻本。 八、銀粉印佛經木氏刻書中最為人稱道且最為特殊的印刷方式是銀粉印。萬斯年在麗江調查到萬曆27年木增刻《大乘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據云係「用瓷青綿紙以銀粉印出」（萬斯年，1944，頁123）。張秀民評論萬斯年記載的木增銀粉印說：「五代、宋、明曾有不少泥金、泥銀書寫的《大藏經》，或佛道經，但用銀粉直接印在紙上，這在中外印刷史上可能是空前的。」（張秀民、韓琦，2006，頁374）。 今實物不知是否存世，故工藝難以考究。但在麗江民間流傳著木增用金粉銀粉印刷佛經的故事。據喇嘛榮登講述，《甘珠爾》初刻完成，喇嘛們用紅土印刷驗證效果，受到木增的責怪。喇嘛們回答：「老爺說得對，老爺印刷是會用金粉銀粉印刷，我們只不過檢驗一下我們的工藝。」（許存仁，2016，頁155）。 萬曆年間，麗江存在用泥金書寫佛經的現象。如，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明萬曆27年麗江府羅春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七卷（索書號：善223.73/854）。萬曆43年，木增用泥金寫《妙法蓮華經》（張秀民、韓琦，2006，頁374）。萬斯年曾在麗江拉市壩指雲寺獲見藏文大藏經一部，「底地黑漆，字以金銀粉寫出」（萬斯年，1944，頁122）。木氏可能受金銀粉書寫佛經的啟發，創造性地採用銀粉進行印刷。 無獨有偶，差不多在木增用銀粉印佛經的萬曆年間，出現一種「造金銀印花箋法」，見於《遵生八箋》、《考槃餘事》。即用處理過的雲母粉等材料調白芨水，刷版印刷得銀色印花，在上述過程中加入薑黃則可得金色印花。今人樊嘉祿等人對該工藝進行過復原（樊嘉祿等人，2002，頁55-57）。傳統的描金箋是用金粉銀粉在紙上勾描圖案而成，跟泥金寫本一樣。造金銀印花箋採用更為廉價的雲母等原料，以更為高效的製作方式印刷，是對傳統描金箋的一種革新。不知木氏用銀粉印刷佛經，採用的是這種人造銀來印，還是直接用真銀粉印刷，因未見實物，具體工藝如何難以判斷，但相對泥金泥銀書寫佛經來說是一種創新。 參、刻書的種類和數量一、 漢文類(一) 木氏著作之屬1. 《雪山始音》二卷，木公撰，張志淳批點。明嘉靖2年刻本。二冊。黃綿紙印。半葉八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但「字體古拙而較小」（黃裳，2018，頁148）。前有嘉靖2年張志淳序。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未寓目。李一氓舊藏。據李一氓題跋，此本半葉八行十五字。前有嘉靖2年張志淳序、崇禎16年顧錫疇序、蕭士瑋序。係木增重刻（李一氓，1981，頁154）。 2. 《隱園春興》一卷，木公撰。明嘉靖6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八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字體秀麗。前有張合《隱園春興班》、嘉靖元年木公自序，末有嘉靖6年木公自跋。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3. 《雪山庚子稿》一卷，木公撰，張含批點。明嘉靖22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八行十六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字體較大。前有嘉靖22年李元陽序，末有張含識。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4. 《萬松吟卷》一卷，木公撰。明嘉靖22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九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前有嘉靖22年楊慎序。後有嘉靖22年木公自跋。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半葉八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單上魚尾。序跋、內文與嘉靖本同，改用方體字，唯楊慎序仍舊式。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5. 《玉湖游錄》一卷，木公撰，李元陽批點。明嘉靖24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八行十五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版心較寬。楷體字。前有嘉靖24年賈文元序。後有嘉靖23年木公自跋、嘉靖24年張含序。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未寓目。李一氓舊藏。據李一氓題跋，此本半葉八行十五字。前有賈文元、張含序。後有木公自跋（李一氓，1981，頁154）。 6. 《仙樓瓊華》一卷，木公撰，楊慎批點。明嘉靖25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八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前有嘉靖25年楊慎序。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7. 《雪山詩選》三卷目錄一卷，木公撰，楊慎選訂。明嘉靖28年刻本。一冊。黃綿紙印。半葉八行十六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前有嘉靖28年楊慎序，稱：「將鍥之玉湖精舍以傳。」（木公，1549，序，頁1-3），知刻書地點為麗江之玉湖精舍。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9年或稍後木增刻本。未見。據陶珙《重鋟雪山詩選序》，《（道光）雲南通志稿》誤作「天啓」，說見上文。 8. 《玉水清音》無卷數。木青撰。明末木增刻本。未見。乾隆《雲南通志》：「子增刻其詩曰《玉水清音》。」（鄂爾泰、靖道謨，1736，卷21，頁46）。《千頃堂書目》著錄是書（黃虞稷，1983，頁684）。 9. 《芝山雲薖集》，木增撰。明天啓崇禎間刻本（無卷數）。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芝山雲薖集》前有崇禎元年董其昌序、天啓3年周延儒序。周序稱：「因較付諸梓，遠貽以示余，兼屬余序其端。」（木增，1643，卷首，頁20），則在崇禎16年以前，至少有一天啓崇禎間刻本。 又有雲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四卷首一卷目錄一卷），存卷一。董其昌改閱批點，周延儒、張邦紀參訂，傅宗龍校正。半葉八行十八字。四周單邊，白口，單上魚尾。方體字。書口上鐫「雲薖集」。書眉上刻評。 10. 《芝山雲薖集選》無卷數附《嘯月函詩選》無卷數。木增撰，陳繼儒選。明崇禎9年刻本，未寓目。李一氓舊藏。據李一氓題跋，此本半葉八行十八字。前有崇禎9年董其昌序、崇禎9年陳繼儒序（李一氓，1981，頁155）。 11. 《雲薖淡墨》。木增輯。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刻六卷本（索書號：線普長60627，刻於崇禎12年之前）。 雲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12年至16年間木增刻八卷本（索書號：滇甲355/4048），存卷三至卷六。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八卷本（索書號：線善827927-34）。楊汝成校，閃仲儼閱，梁甲壯對。 12. 《山中逸趣》一卷。木增撰，唐泰訂，章台鼎評。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雲南省博物館藏。一冊。未見。據孫太初所記，半葉九行二十字。書眉上刻評。黃綿紙印（孫太初，1992，頁117）。前有章台鼎序，崇禎10年唐泰序。後有崇禎12年徐弘祖篆書跋，梁之翰跋。雲南省圖書館藏傳鈔本。 13. 《嘯月函空翠居錄》無卷數。木增撰。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未見。據《雲薖淡墨》前木增刻書告白（木增，1997，頁267）。 14. 《竹林野韻》無卷數。木增撰。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未見。據《雲薖淡墨》前木增刻書告白（木增，1997，頁267）。 15. 《光碧樓選草》無卷數。木增撰。明末刻本。未見。《（道光）雲南通志稿》著錄：「修撰張懋修序。」（阮元等人，1835，卷193，頁29）。 (二) 家族資料之屬1. 《明麗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巖玉龍松鶴生白六公傳》一卷。馮時可撰。明崇禎9年之前木增刻本。《忠孝紀》單刻本則由凌氏所刻。說見前。 2. 《皇明恩綸錄》一卷。佚名輯。白沙木氏舊藏明崇禎間蘇州刻本（刻於崇禎12年後）。據周汝誠所見，此本每葉周匝刻龍紋，朱色印，本文大字墨色印。是書凡收明廷頒賜木氏之聖旨誥命四十一道，最早為洪武15年嘉獎土知府木得投誠之聖旨，最晚為崇禎12年加封木懿妻之誥命（方國瑜，1984，頁476）。或許是崇禎間木增託汲古閣代刻。 又有南明隆武2年（1646）冬重刻本。《皇明恩綸錄》一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代鈔本，雲南省圖書館藏近代鈔本，均有「隆武二年冬重刻」字樣，當來自鈔寫所據原刻。據萬斯年所見，「原本木刻朱印，藏白沙木氏家」（萬斯年，1944，頁115）。最早為洪武15年給木得之聖旨，最晚為南明弘光元年（1644）褒獎木懿之誥命（林超民，2014，頁242）。時間跨度大於蘇州本。蓋木氏增加崇禎12年後內容而重刻者。 (三) 宗教書籍之屬1. 《金光明經》卷四。明嘉靖31年木高刻，經尾有木高題識。舊藏麗江城內華藏都（萬斯年，1944，頁123）。因《金光明經》有數種卷數不同之文本，無法確定此本卷數。 2.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一卷。明隆慶5年（1571）木東刻，有木東題識（萬斯年，1944，頁123）。 3.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明萬曆2年木東刻，有木東題識。周汝誠及真如菴各藏一卷（萬斯年，1944，頁123）。 4. 《大乘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明萬曆27年木增刻，有木增題識。用瓷青綿紙以銀粉印出（萬斯年，1944，頁123）。 5. 《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九十卷。釋澄觀撰。明萬曆38年至39年木增大理雞足山刻本。高奣映《鷄足山志》載木增《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序》，稱木增刻唐釋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謀欲印施流布。以庚戌（萬曆38年）首夏經始，鳩工剞劂……命僧聚徒敷演之，俾聯輝接焰，轉照將來，旋刊旋講，以辛亥（萬曆39年）季夏之朔告成。」（高奣映，2003，頁373-374），知此本刻於萬曆38年至39年。釋德清《麗江木六公奉佛記》：「公刻《華嚴大疏》於雞足。」（釋德清，2002，頁562）《華嚴大疏》即《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知此本刻於雞足山。木增既得命僧人旋刊旋講，則刻書地點當在木氏自家廟宇大理雞足山悉檀寺附近。 6. 《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禮懺儀》四十二卷《華嚴海印道場九會請佛儀》一卷。西夏一行沙門慧覺撰。明崇禎13年至14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收入《嘉興藏》。序文半葉九行十八字，正文半葉十行二十字。白口，無魚尾。四周雙邊。前有崇禎14年錢謙益序，崇禎14年毛鳳苞（毛晉）序。卷一末尾有牌記。牌記及卷端題署以是書為唐之一行和尚所撰，實為西夏僧人一行（白濱，2006，頁76-80）。卷一及卷四十二末尾有木增刻書題記云：「敬奉《大方廣佛華嚴經三昧懺儀》一部，共四十二卷，六十一冊。直達南直隷蘇州府甞熟縣隱湖南村篤素居士毛鳳苞汲古閣中，鳩良工雕造。起于崇禎庚辰孟夏，終于辛巳𦱤春，凡一載功成。今寘此版於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藏經閣。」（一行慧覺，1987，頁13、553） 7. 《依楞嚴究竟事懺》二卷。釋禪撰。明崇禎間木增刻本。半葉十行二十字。無魚尾，白口。四周雙邊。卷下末尾有釋禪跋語。卷上末尾題：「創建牟尼菴大檀越大方伯二品服色麗陽奉佛弟子木增捐資刊。」（釋禪，1987，頁412）。據《木氏宦譜》，木增於崇禎4年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隆武2年卒（作者不詳，2001，頁49-51）。則崇禎4年後方可稱「大方伯二品」，故是本當為崇禎刻本。此本收入《嘉興藏》，版式、字體皆與《華嚴懺儀》同，或許是汲古閣代木增刻。 二、 藏文類(一) 麗江版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一百零二卷。明萬曆34年至天啓元年木增麗江刻本。五十四函。白綿紙印。經折裝。藏文朱印。拉薩大昭寺藏（戈阿干，1990，頁28）。通稱為麗江版藏文《大藏經》，一名裡塘版。前有藏文索引，萬曆42年六世噶瑪活佛曲吉旺秋藏文《大藏經序》。又有木增漢文《三藏聖教菩提願頌》，天啓3年四月初八日木增漢文《三藏聖教序》：「繕錄翻刻，鳩工集材，自萬曆三十四年佛成道日經始，天啓元年九月竟工。廣行印刷，流通遐邇。」（王堯，1986，頁77），述其刊版時間。這部《甘珠爾》由木增出資，邀請噶瑪活佛曲吉旺秋主持校審，以蔡巴《甘珠爾》為底本（王堯，1986，頁73-75）。據《歷代噶舉派活佛高僧傳》記載：「六世紅帽系活佛昂吾卻吉旺秋，應麗江木氏土司邀請，到中甸指導新刻《甘珠爾》版。」並且《甘珠爾》版是運至康司寺舉行的開光儀式（蘇郎甲楚，2007，頁39）。則麗江版《甘珠爾》刻於麗江管轄下的中甸，康司寺在今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鎮康司村。 (二) 藏文佛書方國瑜云：「聞重慶西南博物院鄧少琴言，院藏佛書，有藏文喇嘛教經典，為甘孜大寺經院雕版，有漢文題記，為明季麗江土知府木增監造，刻字及繪像甚佳。」（方國瑜，1984，頁1223），蓋木氏施造者也。 肆、刻書的時間和地點通過以上爬梳，可知木氏土司所刻圖書34種。為便讀者閱覽，現將上述書籍改依時間順序排列，列表如下表一：   如果從年度刻書數量來看，則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書8種最為突出。崇禎13年，木增慕名遣使，請毛晉刻《華嚴懺儀》。崇禎14年，常熟水災，毛晉刻書資金困難。木增遣使「致兼金、琥珀、薰陸諸品」，購買圖書，「捆載越海而去」（毛褒，1947，頁38）。至此崇禎16年，毛晉代木增刻其自著及先人著述多至8種，證明二人之間的信任日益加深。據鄭偉章（2009，頁115）引證，當時東南名士陳瑚、楊補、王登朝等寫詩作文稱頌木增與毛晉的書籍之交。可見木增請毛晉刻書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木氏融入內地士人文化圈。 其次需要討論刻書地點問題。如上所述，可確定刻書地點的木氏刻書有14種（註五）。木公刻本《雪山詩選》刻於麗江之玉湖精舍。麗江版《甘珠爾》刻於麗江管轄下的中甸。《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刻於麗江附近的大理雞足山。崇禎刻本《皇明恩綸錄》刊刻於蘇州，藏文佛書則刊刻於甘孜大寺。蘇州常熟毛晉汲古閣代木增刻書有9種（見前文）。 我們可以看出，木氏刻書地點並不固定。一是在麗江及附近，二是在麗江以外之蘇州、甘孜。書籍的雕版印刷存在時間和地區的分別。蘇州、甘孜所刻正是出自當地工匠，反應當地刻書風格特色。但在麗江刻出之刻本，比如木公刻本《雪山詩選》，卻如黃裳所說，不是典型的滇刻滇印本的風格，「這是出於最純熟的蘇州地區的寫樣、雕版工人之手」（黃裳，2018，頁151）。因此，孫太初推測「刻工則聘之內地」（孫太初，1992，頁115）。 由於木氏地處偏遠，而又追求版刻精良，但非持續性從事產業化的雕版印刷，勢必產生刻書地點不固定之現象，甚至刻書的各工序寫樣、校對、雕版、印刷也未必是在同地進行。《徐霞客遊記》記載，徐霞客曾校對木氏刻《雲薖淡墨》之寫樣本：「（崇禎十二年二月）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薖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傳示，求為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既舛落無序，而重叠顛倒者亦甚。」（徐弘祖，2007，頁875）。所謂洪武體，即方體字之別稱。這說明當時刻《雲薖淡墨》，麗江並無寫方體字之人才，乃託省中昆明寫樣工人書寫，復還麗江校對。方國瑜聞於故老曰：「木氏自木公至木增所作詩文集十餘種，及其他撰述，先後寄至常熟汲古閣毛晉家，精刻板片，運歸藏於萬卷樓。」（方國瑜，1984，頁477）（註六）。則木增託汲古閣代為雕版，運版片還麗江印刷。 伍、 刻書的版本、內容和文字特徵一、 版本特徵以上所列34種木氏所刻書，原刻或已不存，或不知藏處，或未便寓目，筆者得以寓目的有14種。現據所寓目者討論木氏刻書的版本特徵。 從版心版框行格來看，嘉靖間木公刻《雪山始音》、《隱園春興》等7種書，版心皆為白口，無魚尾。行格多為半葉八行十五字。邊欄多為左右雙邊（見圖一）。這種白口，左右雙邊，正是典型的嘉靖蘇式刻本的特徵。  從序跋、評選的作者及卷端題署來看，木氏所刻書籍多延請名人作序、評選以及在卷端留名。卷端留名以「批點」、「參訂」、「校正」等題署出現，表示名人參與過書籍的編輯加工。木氏嘉靖間所刻書籍卷端題署尚比較簡單，如明嘉靖24年刻本《玉湖游錄》卷端題「麗江木公恕卿著，太和李元陽批點」。更早之明嘉靖2年刻本《雪山始音》，雖經張志淳批點，但卷端只署「麗陽木公恕卿著」。至崇禎間則出現繁複的卷端題署，如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芝山雲薖集》卷端題「麗水解脫道人木增生白父著，華亭董其昌玄宰父改閱批點，毘陵周延儒挹齋父、燕山張邦紀瑞石父參訂，昆明傅宗龍括蒼父校正，男懿、參、喬、宿同刊」（見圖二）。刊刻書籍時請名人作序、評選以及在卷端留名的風氣，到明代後期開始盛行。木氏也因之受到影響，借名人效應對所刻書籍、書籍作者及刊刻人木氏起到廣告宣傳作用。另外，這也是木氏結交當時名人的方式。嘉靖間所邀請的只是楊慎、張志淳、李元陽等雲南籍或流寓雲南的名人，崇禎間邀請的名人則已不限於雲南，擴展到內地的士人文化圈，出現董其昌、陳繼儒、徐霞客、毛晉等名流。說明木氏在積極融入全國文化圈。  從評點的位置來看，木氏嘉靖間所刻有名人評點的書籍《雪山始音》、《玉湖游錄》等書，評語以小字雙行刻出（見圖三）。而到了崇禎年間所刻書籍，則出現書眉上刻評，見於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山中逸趣》、《芝山雲薖集》（見圖四）。書眉上刻評，是從萬曆年間開始盛行的刻書方式。   從印刷技術上來說，木氏所刻書籍採用的多是傳統的單色印刷。但也有木氏特殊的印刷方式銀粉印。還有雙色套印技術，見於白沙木氏舊藏崇禎間蘇州刻本《皇明恩綸錄》，每葉周匝刻龍紋，朱色印，本文大字墨色印。套印在遼代就已發明，但直到明代後期才得以廣泛應用。而這項明代後期流行的套印技術在木氏刻書中也有體現。 從紙張上來看，木氏刻書多用一種特製黃綿紙印刷。唯木增刻書所印黃綿紙較木公刻書時黃綿紙的纖維雜質減少，可能是由於造紙工藝的進步。黃裳判定此種黃綿紙在「蘇州地區的出版物偶有使用」、「與典型的雲南皮紙則是完全不同的」（黃裳，2018，頁150）。天啓年間，木氏始將造紙人員引進麗江。《李氏宗譜》云：「始祖李先常……寄居鶴慶松桂辛五營村，以造紙為生，後被土知府木氏聘請為紙師，移居獅子山下玉水河畔積善村。」（唐有為，2007，頁35）。至乾隆《麗江府志略》記載麗江造紙：「粗厚，包物最堅固」（管學宣，2011，頁277）。納西語稱「紙」為「孫素」，意為「官家擦用具」（李瑞泉、楊傑升，1988，頁89）。可推定最初引入麗江生產的紙張質量不高。木氏刻書印刷用紙應該來自外地。 通過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木氏刻書的版本特徵深受明代刻書風尚的影響，而且傾向於文人喜用的蘇州本風格。所刻書籍版刻精良，行格舒朗，刀法有力，紙勻墨佳。尤以嘉靖時期的寫刻本刊刻精美，字體俊秀。雲南省圖書館藏木氏刻書《雪山庚子稿》（見圖五）、《雪山始音》、《仙樓瓊華》，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不過，木氏在受明代刻書風尚影響的同時，亦少量保留質樸一面。比如黃裳提到，《芝山雲薖集》卷端題署坦率承認經董其昌「改閱」（黃裳，2018，頁150）。又如明嘉靖28年刻《雪山詩選》，此選集是從木公各詩集中選詩，各詩集先前已經名人批點，故選詩時連帶移錄各詩原有批點，將圈點加於文字右側，並在每處圈點之下用雙行小注嚴謹注明「某某點」（見圖六）。  二、 內容特徵通過爬梳木氏所刻書，我們可以發現木氏刻書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木氏著作，二是家族資料，三是宗教書籍。 刊刻木氏著作和家族資料，是因為木氏受傳統儒家教化思想的影響。從《木氏宦譜》、《六公傳》等記載來看，木公、木高、木青、木增等土司都如傳統文人士大夫一樣，喜吟詠著述，嚮往歸隱。古人常恐身沒而名不見稱於後世，因此，刊刻自己或先輩的著作是間接留名後世的方式。而刊刻家族資料，以保存弘揚一家之史料，則是直接留名的途徑。在這樣的情況下，刊刻木氏著作和家族資料以追求「不朽」，甚至不惜重複刊刻，成為木氏土司的選擇。所以，馮時可、董其昌稱木增是「滇雲世臣有志三不朽者也」（陳繼儒，1615，卷6，頁22）。 刊刻宗教書籍，是因為木氏受宗教信仰的影響。《六公傳》載：「木氏世受浮屠法。」（馮時可，1998，頁559）。《滇南聞見錄》稱木氏：「富有一方，僭擬王侯，崇奉佛教，所在營建寺廟，極其華麗。」（吳大勳，1998，頁19）。木氏在麗江建福國寺、皈依堂，在雞足山建悉檀寺，又上疏請《大藏經》。在鶴慶建最勝園。省城昆明附近亦有木氏所建寺廟。木氏已然成為佛教的大檀越、大護法。佛教以抄經、刻經傳布佛教思想為功德。虔誠信奉佛教之木氏亦必有刻印佛經之願望，以傳布佛教思想，積累功德。木增《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序》云：「第恨獨得之心不懭，津梁之勢弗普，而宇宙之大，繕錄之艱，烏得家傳人誦？謀欲印施流布。」（高奣映，2003，頁374）。明崇禎間木增刻本《依楞嚴究竟事懺》卷上末尾題：「用助此功德，所願壽躋籛鏗，雲仍爪□者。」（釋禪，1987，頁412）。汲古閣代木增刻本《華嚴懺儀》卷一末尾牌記云：「南中木道人棲志林泉，雅好淨業，每逢經懺，留意搜尋……刊傳于世。敢以仰質高明，弘慈改正，共成濟世津梁，同證菩薩覺路。」（一行慧覺，1987，頁13）。卷一及卷四十二末尾木增刻書題記云：「祈流通諸四眾，歷劫熏修，見聞此法，永持不捨。所願一乘頓教，徧布人寰，三有羣生，俱明性海者耳。」（一行慧覺，1987，頁13、553）此皆可證木氏因宗教信仰而刻書。 三、 文字特徵至於木氏刻書的文字特徵，則是不僅用漢文刻書，同時也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刻書。這是木氏有別於中國傳統私家刻書的一個主要方面。 一是利用藏文刊刻佛經。最著名的就是麗江版《甘珠爾》。木氏土司不僅信奉漢傳佛教，而且信奉藏傳佛教，與噶瑪噶舉派關係密切。據藏文資料記載，萬曆十年，時任土司木旺有刻印《甘珠爾》之願望，不過沒有實現（白羲，2013，頁102）。這項事業最終由木旺的孫子木增完成。麗江版《甘珠爾》是西藏刊刻藏文《大藏經》的最早版本。雕版刻印的藏文《大藏經》，此前有刻於南京的永樂版《甘珠爾》，同時期的有刻於北京的萬曆版《甘珠爾》、《丹珠爾》。經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校勘，從錯字較少，編譯有序角度來看，麗江版《甘珠爾》品質高於永樂版和萬曆版（李德成，2014，頁345）。故木氏麗江版《甘珠爾》在藏文《大藏經》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是用漢字記少數民族語言刻書。明嘉靖六年刻本《隱園春興》前有張合《隱園春興班》。《隱園春興班》用漢字寫成，但難以全部讀懂，一般認為是用漢字記錄的少數民族語言。黃裳稱「是納西族還是白族或別的什麼文字，就不知道了」（黃裳，2018，頁148）。明代類似用漢字記少數民族語言的，最著名的是景泰年間用漢字記白語的《山花碑》。但據筆者判斷，《隱園春興班》並非白族語言，具體哪種民族語言尚需進一步考證。 陸、 刻書的意義木氏刻書有眾多意義，在出版史和文化認同上的體現尤其突出。 一、木氏刻書在中國出版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作為土司刻書的代表，木氏刻書可以為出版史研究帶來新的素材與思考。通過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木氏刻書集中在「木氏六公」時期，且刻書地點不固定，在版本、內容和文字上具有獨特的特徵。其中，空前絕後之銀粉印，則是木氏刻書給中國出版史帶來的新印刷形式。 木氏刻書之數量和規模不可小視。據上述統計，從嘉靖2年到南明隆武2年的124年間，木氏刻書34種。純從種數上說，《明代藩府刻書研究》所統計的三十三家藩府，只有五家藩府的刻書種數超過木氏土司。寧藩刻112種，周藩刻55種，蜀藩刻45種，楚藩刻38種，趙藩刻36種（陳清慧，2013，頁112-113）。但木氏所刻《甘珠爾》一藏，有五十四函之多，是大型刻書工程，其規模恐怕不是明代諸藩所能比擬的。 木氏刻書有保存文獻之功。既保存了木氏的詩文著作及家傳、誥命等資料，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材料。又保存了佛教孤本文獻《華嚴懺儀》。而木氏所刻麗江版《甘珠爾》則是西藏刊刻藏文《大藏經》的最早版本，且品質高於明代御敕刊刻的永樂版和萬曆版。 二、木氏刻書在土司地區的文化認同上具有代表性意義麗江土司接受內地傳來的儒家教化，接受傳統士人的生活理念，吟詠著述，纂輯家族榮耀。因儒家「不朽」思想的影響，有了出版木氏著作與家族資料的需求。在宗教功德思想的影響下，也有傳佈宗教典籍的願望。內地傳來的刻書技術，正好滿足了麗江土司揚名不朽、弘法傳道的需要，同時還促進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出版事業的發展。比如，上文提到天啓四年麗江府信教民眾集資刻《慈悲梁皇懺法》一事。明代自主私刻繁榮，但雲南僻遠，以官刻居多，家刻、坊刻並不發達（李孝友，1998，頁24、28）。在土司治下出現信眾集資刻書，離不開木氏刻書的引導與支持。從這個角度講，木氏刻書是木氏及其所在的土司地區對內地文化產生認同的體現。 而當書籍刻成，傳布四方，內地的士人也會對木氏土司的為人及著述作出回應，不自覺地將木氏土司納入士人的文化圈。如楊慎評價木公：「以文藻自振，聲馳士林。」（木公，1543，序，頁1）。徐霞客曾致信陳繼儒：「前從函丈讀《木氏世傳》，始知其裒然賢者，何第夜郎之翹楚乎。乃信九夷之思我聖人，固非虛語。」（徐弘祖，2007，頁1148）。說明木氏家傳刊行後給江南士人帶來賢明印象。而木氏刻書產生於邊疆地區的特殊性，格外受到士人的歡迎。《雲薖淡墨》刊行後，「以其出自蠻陬，故當時頗傳之云」（魏小虎，2012，頁4152）。後來編修的總集，如錢謙益《列朝詩集》等，亦將木氏詩作收入其中。這說明內地士人亦接受木氏的著作與事跡。 因此，土司地區的文化認同方式是中央王朝和土司地區的雙向選擇，或者說是士人文化圈與土司文化之間的相互接受，內地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相互交流。這種雙向選擇、接受與交流，建立在以儒家教化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下。麗江土官木氏刻書，在這種雙向選擇中正好充當了橋樑作用，作為土司刻書的典型代表，在土司地區的文化認同上具有劃時代的代表性意義。 註釋：註四：劉衛武、劉亮通過考察明代刻工與寫工的工食、書版價格及其他工價，得出明代繡梓成本為平均每百字0.05兩銀（劉衛武、劉亮，2009，頁68-70）。我們試以一葉400字，一卷30葉來進行估算，則一卷書的繡梓成本平均在6兩銀。 註五：嘉靖24年木公刻本《玉湖游錄》，《雲南書林史話》稱：「卷末右下角的絲欄內，還鐫有『玉湖精舍』的印記，標明刻印地點。」 （李孝友，1998，頁251）。今檢原書，卷末絲欄內印記為木公名號「玉湖釣客」，並非「精舍」。此本刻於何處，暫無直接證據。又，黃裳通過版本、紙張等的比對，同時結合木增託汲古閣刻《華嚴懺儀》一事，認為他在雲南省圖書館見到的木氏家集十一種「是把文稿寄到蘇州刻印」（黃裳，2018，頁150）。但據其中的嘉靖28年木公刻本《雪山詩選》前楊慎序，知此本刻於麗江之玉湖精舍，故未必所有家集都是蘇州刻印而來。 註六：方國瑜述故老之言，又謂：「咸、同兵燹樓燬，圖籍與板片蕩然無存。」 （方國瑜，1984，頁477）。但道光《雲南通志稿》據《麗江縣採訪》云：「（萬卷樓）中凡宋明各繕本以數萬計，羣書鋟板亦能備其大要。今樓廢，書亦散失。」（阮元等人，1835，卷212，頁19），似雕版毀於道光15年（1835）以前。 參考文獻：木仕華（編)（2008）。麗江木氏土司與滇川藏交角區域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中國藏學。 木增（1643）。芝山雲薖集（明崇禎16年刻本）。 木增（1997）。雲薖淡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45）。齊魯書社。 戈阿干（1990）。觀看木土司向大昭寺捐贈的大藏經。麗江文史資料，9，28-32。 毛褒（1947）。先府君行實。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947(4)，38。 方國瑜（1984）。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中華書局。 白羲（編）（2013）。西方納西學論集。民族。 白濱（2006）。元代西夏一行慧覺法師輯漢文《華嚴懺儀》補釋。西夏學，1，76-8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1964-1966）。明神宗實錄。在明實錄（96-122冊）。 阮元、王崧、李誠（1835）。雲南通志稿（清道光15年刻本）。 李一氓（1981）。一氓題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李汝明（2001）。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雲南人民。 李孝友（1998）。雲南書林史話。雲南人民。 李瑞泉、楊傑升（1988）。麗江造紙。麗江文史資料，6，89-92。 李德成（2014）。藏傳佛教史研究・當代卷。中國藏學。 吳大勳（1998）。滇南聞見錄。在方國瑜（編），雲南史料叢刊（12卷）。雲南大學。 作者不詳（2001）。木氏宦譜。雲南美術。 林超民（2014）。薪火相傳，繼長增高：方國瑜冥誕110周年紀念文集。雲南大學。 師範（1887）。滇繫（光緒13年雲南通志局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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