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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青岛文史资料》第九辑，作者洪岳，原标题《我所知道的徐恩曾》 正文 笔者对徐恩曾知之不多，仅就记忆所及，介绍如下： 徐恩曾是中统特务首领之一，被中统特务们称为“徐老板”。此人平时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冷静沉着，应变机灵，坚决果断，敢于负责；同时，又很残忍冷酷，奸诈狡猾，手段毒辣，眼珠一翻，六亲不认。这是他所以能被陈果夫、陈立夫赏识，并能带动一帮特务为CC而拼命的原因所在。 徐恩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调查科科长时，就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把属下分成南方派（自首人员）和北方派(基干人员），使之成为两股并存的实力。利用两派斗争，相互籍制，来巩固他个人的统治。因此，他成了特务们赚钱、生存、活命必须依靠的老板。徐恩曾借调查科这块图板，绘制了两幅升官图。第一幅就是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徐恩曾为加强上海的反革命势力，安排其北方派基干韩达任上海市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闫松年任上海市特别党部特务室审讯股长。徐恩曾给上海特务室的命令是：大力开展各工厂的特务活动，多吸收工人特工，以组织对组织，和共产党来一场肉搏。并声言，要以他学到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侦查、破获，密电的编制破译等技术，和苏联的克格勃见个高低。“四·一二”大屠杀，使他博得了蒋介石的赏识，第二幅升官图就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打击改组派。1930年，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反蒋活动。闹腾了一阵子，蒋汪合流，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上层的一场风波平息了，但下层的反蒋情绪却积重难返，各省市的改组派分子仍在继续进行反蒋活动。因而，特务们就又添了一项新任务——抓改组派分子。山东是改组派的重要据点，基层力量相当大。这时的山东省党部特务室主任是由省党部委员、组织部长梁醒贵兼任。他曾对我说：“刘涟漪（其前任）熊包无能，对付不了改组派，连他自己也快成改组派了。看！有我梁某一个人，一支手枪，保险胶济铁路两侧改组派不敢兴风作浪。”他整天腰里插着手枪，坐在胶济路的火车上，从西头跑到东头，像凶神恶煞一样。被他逮捕的改组派分子，记得的有邱清萍，被关了几年，释放后，又任省党部的区党务督导员。还有赵玉骝，被捕后他妹妹赵玉蓉为了营救他，遭到了省党部负责人张苇村的蹂躏，结果染上了花柳病，遗恨终身。当时正在追求赵玉蓉的青年陈国政（在济南师范读书），感于赵玉蓉的不幸，曾几次想出家当和尚。此外，和我有直接关系的如张敏之、张虎文，宋东岱，滕梅五等人，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大批改组派分子，都曾横遭特务的迫害。有很多被捕的改组派分子归顺了徐恩曾，成了中统北方派基干。 经过这次国民党内部搏斗，特务的声势盛极一时，连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都向徐恩曾大送秋波，同意中央组织部派一批特务到财政部去充任税吏，如后来任中统局副局长的顾建中是两广盐务督察；后来任陕西省党部特务主任沈子平是福建盐务督察；后来任中统西北区长的孙步墀是西北盐务督察；上海市特务室主任韩达是风翔烟酒税务局局长；曾任山东省党部书记长的胡庭梁，直到日本投降还是甘肃货物税分局陇东区局局长。这批特务很快成了暴发户。除孔祥熙以外，当时铁道部总务司长谷正鼎，也向徐恩曾要了一个名叫季源溥的特务，去主持铁道部总务司的劳工科。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退到了重庆，中统特务已为人所卑视。CC系也认为光抓党务，不抓行政实权不行，便强调党员从政、转政。他们把社会部的党属关系，转属行政院的行政关系。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转政作了行政院内政部长。铁道部与邮电部合并为交通部，CC骨干曾养甫当了该部长，徐恩曾当上了该部政务次长。交通部的日常工作，全由徐恩曾处理。当时铁道部、邮电部刚刚合并，千头万绪，尤其在大敌压境的战争时期，器材供应困难，技术变化多，人心不稳定。徐恩曾在这非常时期，确实显示了一些本领，渡过了很多难关，对抗日战争作了一些贡献。蒋介石在重庆第二次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用无线电传真会晤的那套无线电传真设备，就是徐恩曾亲自施工按装的，这在当时是国际先进水平。 1942年5月，徐恩曾到兰州去视察工作，住在兰州城里的兰园思危斋。当晚我和西北区副区长王从先、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总务主任王仁民、兰州中心书局经理曾干生、甘肃省党部委员段单等七八个人到思危斋去看他，闲谈中，他高兴地谈到思危斋这个名字。他说，住在这里，仅按一般的想法，居安思危是不够的，还应该想到《书经》里的“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这16个字，就要仔细考虑唯危的人心，下工夫去修心养性。第二天，中统西北区在水北门7号区所在地的五省馆戏楼里召开全局人员欢迎徐恩曾大会，徐说：“今天，我提个题目——革命者的责任是什么？请大家发表意见。”到场共有200多人，开始发言的大半是青年和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的在校学生，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干脆照陈立夫写的《唯生论》念几段。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徐恩曾一直坐着闭目静听。西北区区长孙步墀沉不住气了，硬要我发言。我根据昨晚徐谈的《书经》的16字意向，投其所好，引了一段《论语》。徐恩曾马上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的很好，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会就到此为止，以洪岳同志的发言作为结论，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行仁，希望大家照这个方向去努力。”他对古典哲学思想颇有兴趣，对知识不分古今中外都无偏颇。 一些国民党人说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胆识过人，从他解决“新疆王”盛世才的经过，可略见一斑。1933年4月，盛世才当上了新疆督办，利用国际间的某些微妙关系，收容了几股白俄部队，名之为归化团。笔者亲见的驻哈密第八归化团，是步骑混合编制，有坦克、飞机、大炮，共有3千人（虚称1万）。盛世才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在新疆搞独立王国，在甘肃省西部安西县的猩猩峡设下关卡，派驻部队，阻挠国民党中央人员进入新疆。陶峙岳的西北林垦部队，停在河西走廊上，进不了新疆，经过多少次的斡旋，没有结果。徐恩曾不声不响地带着两个警卫人员、一个秘书，上了飞机，直飞乌鲁木齐，把盛世才“请”到了重庆。从此，新疆的大门被打开了，陶峙岳的部队也进了新疆。 1938年中统局正式成立，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朱家骅兼中统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朱兼局长以后，便另起炉灶搞自己的小组织，成立了德、挪、瑞同学会，并委其亲信刘次箫为中统局主任秘书，代替朱家骅总揽一切。副局长徐恩曾冷落不堪，朱、徐之间矛盾日益尖锐，闹得不可开交。徐恩曾为了对付朱家骅，把亲信特务大个子章秘书，安排在朱家骅的部长办公室，这里的任何事情，章都随时向徐恩曾汇报。正当他们矛盾激化的时候，朱家骅不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就把我从西北公路特别党部调回重庆，派我到日占区去接胶济特别党部的书记长。我有意见，在和朱家骅谈话中，又由于他一向拙于词令，语气不婉转，我和他吵了起来。第二天，我到交通部见徐恩曾，他已知道我和朱家骅吵嘴的事。他说：“怎么啦？和朱骝先吵啦，不行啊，都得下来，松年（闫松年，西北公路特别党部主任）也下来了。没有关系，明天早晨何竞武到我家吃早点，你也去，要他解决你的问题。先回西北，暂任西北公路局视察专员（何是西北公路局长），等西北线区运输司令部成立，何任司令，由他给你安排当个少将秘书长，重整旗鼓，别开生面嘛！”据闻，就在这时候，有一天蒋介石对陈果夫大加训斥说：“你们怎搞的？全国布满了小组织，特务逞凶。”陈果夫理直气壮地顶撞说：“小组织是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说小组织可以起竞争作用，利于发展。搞到今天，我怎么能负责任。”蒋介石说：“我说搞点小组织，也不能这样搞。”由于特务组织内部勾心斗角，加上徐恩曾的生活糜烂和工作纰漏，终于在1945年年初，因伪造法币、走私、贪污案而被撤职。 徐恩曾这个显赫一时的特务头子，垮台以后，灰溜溜地蛰居在重庆国府路458号的一栋小楼里，门庭冷落，众叛亲离，狼狈不堪。我们这些干交通运输工作的旧属，有的不忘旧情，时而给他带几箱丝袜子之类的紧俏货物，让他做点投机生意。驻天水的西北公路工程局副局长宋志先和我都曾为他效过劳。其穷困潦倒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 《青岛文史资料》第九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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