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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圣（1864-1905），字亦元，号小峰，出生于清湖南湘乡四十一都清溪里天堂（今属湖南娄底市娄星区水洞底镇天堂村）一个耕读世家，其曾祖、祖父均为太学生，父亲也有学问。他天赋异禀，过目成诵，少年时就有远大志向。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十八年（1892）进士及第，以主事分部学习，遂请假归乡。光绪二十年（1894）夏，进京任事，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李希圣进京后不久，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一直专心于学问、辞章的李希圣由此开始追求维新变法，研究西方国家富强之道，思考如何才能让中国变得强大。在此背景之下，他编纂了《光绪会计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行，赢得广大有识之士的赞许，一时洛阳纸贵。一年后，他的好友汪康年就将其重印。康有为倡导变法之初，李希圣曾与其交往，深入了解后，觉得他“粗疏不足计事”，就与他疏远了。戊戌政变发生，维新变法力量遭到严厉打击，李希圣痛心地说：“当变不变，祸且益亟，终至大乱。”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得到清廷支持的义和团进京，由攻击教民、教堂，发展为攻击外国人，列强联军遂向北京进发。清政府排外势力借机杀害列强外交人员。五月十五日，董福祥杀日本使馆参赞杉山彬。二十三日，载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此前，李希圣一直为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经纪售书之事，同时为其藏书编目，为善本作跋。京城陷入动乱，“碧琳琅馆”主人南归，编目、作跋之事遂中止。李希圣在《<雁影斋题跋>序》中说：“迨庚子夏五，红巾难作，湘宾仓卒南归，书亦稍稍为人售去，余所记盖不及百种，于方氏藏书不过九牛之一毛而已。”七月二十日，列强联军攻入北京。次日，慈禧、光绪西奔。十天后，很多京官都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希圣、郑沅等人很担心光绪安危，通过美国教士李佳白，找到美国公使、提督，寻找进宫探访光绪的途径。联军入城，中枢出逃，京城沦为人间地狱，国将不国。李希圣和其他留在京城的官员主动承担起职责之外的工作。他和汪诒书、乔树枏、高枏等官员设法恢复京城正常商业秩序，和黄星源、于式枚等官员设法让列强接受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与此同时，李希圣有意搜集、记录义和团进京之后，发生在京城的重要事件，其中包括清廷权力中枢激烈斗争的情况。如：五月二十日，慈禧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光绪、许景澄、袁昶、张亨嘉、朱祖谋主和，抵制义和团。长萃、载漪、载濂主战，支持义和团。载漪对光绪出言不逊。二十一日，又召大学士、六部、九卿，立山与载漪口角。二十二日，又召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慈禧同意，联元极力反对。载澜请杀联，慈禧命立斩，因大臣求情，遂罢。王文韶反战，遭慈禧怒骂。光绪、许景澄相对而哭，许被慈禧怒叱。慈禧决定与列强开战，得到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支持。六月二十二日，荣䘵、王文韶请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触怒载漪。七月初四日，慈禧杀许景澄、袁昶。十七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由于天下大乱，慈禧西奔路上的情况不容易获得。到闰八月，李希圣仅获悉西奔前四日的情形：七月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泣而出，上及后皆单袷随之，至西华门外乘驘车。从者载漪、溥㑺、载勋、载澜、刚毅，妃主、宫人皆委之而去……驾出西直门，马玉昆以兵从。暮至贯市，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塞，求卧具不得，村妇布被进，濯犹未干。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自昌平来见，太后对之泣……贯巿李氏者，富商也，从取千金，易驘轿而行。”二十二日：“至坌道，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食，从者不能遍也。”二十三日：“太后易秦奎良轿。暮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办，左右皆有馈遗。时塞外严寒，太后方御葛衣，永进衣裘，太后大喜，擢永道员。”他不仅记录见闻，同时记录下自己的观点、评判。他认为慈禧和载漪是开启战端的罪魁祸首，其源头可追溯至戊戌政变。由于这场政变，慈禧和载漪与洋人结下梁子，仇洋的义和团遂成为他俩报复洋人的工具。他在日记开头写道：“戊戌八月，杨崇伊请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以言变法获罪，所连坐甚多。逢迎干进者，皆以攻康有为为名，稍与龃龉，则目为新党，罪不测。张仲炘、黄桂鋆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当废。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发也。已而康有为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会立端郡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天下哗然。经元善连名上书，至数千人。载漪恐，使人讽各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惭愤，日夜谋所以报。”这段文字给日记定下了反战、反义和团的政治基调。这样，李希圣将自己置于慈禧的对立面。许景澄等五人因反战被杀，奕劻、荣䘵、王文韶、廖寿恒、那桐因反战差点被杀，李希圣对日记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危险自然是明了的。日记中有很多宫廷内发生的细节，不是在场者是不可能知道的。而李希圣仅是刑部主事，没有资格参与权力中心的讨论。那么，是谁给他提供的消息呢？无疑，他的消息只可能来自与他立场一致且交谊深厚的官员。来看五月二十日的日记：“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民数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未知宗社生灵置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开，杀使臣非公法。’慷慨歔欷，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言：'拳匪不可恃。’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等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今日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载漪曰：'董福祥善战，剿叛回有功，以御夷，当无敌。’上曰：'福祥骄难用，敌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侍讲学士朱祖谋亦言福祥无赖。载漪语不逊，上嘿然。”显然，这些内容只可能来自在场者的描述。在场官员中，张亨嘉是反战派，并且与李希圣的交情非同一般，他们是师生关系。光绪十七年（1891），张时任湖南学政，非常赏识李，将他拔为优贡，取入湘水校经学堂。秋，李中举。十月，张编《湖南校士录》，选入李七篇文章。十九年（1893），张回京任职，李常与其来往。庚子事变发生后，八月上旬，张、李等三十三人联名致电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请他“迅速来京，挽回大局”。慈禧西奔后，张亨嘉留京，李希圣关于行在的信息当另有来源。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李希圣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及得七月十九回銮之旨，又行在友人书来，谓所有在陕京官，均先行分起资送回京。”可见，慈禧随从之中有李相熟之人，关于行在的信息无疑就是他提供的。因此，李希圣日记中关于宫廷内部的信息来自在场者，是比较可靠的。自义和团入京，京城生灵涂炭，即使如孙家鼎、徐桐、陈学棻、贻谷、曾广銮、陈邦瑞等高官，也多有家人被杀。为了安全起见，李希圣不住北半截胡同的家，住进了烂面胡同的湘乡会馆。他的妻、妾均于两年前去世，和他一起住会馆的是五岁的儿子。闰八月上旬，李希圣觉得有必要抄写日记副本，交给外国人保管。他这么想，大概出于两个考虑，一是现在大环境很不安全，如果自己万一遭遇不测，“庚子事变”的真相很可能湮没；二是只有借助列强之手，才能使那些发动战争的祸首得到惩罚。经与一同僚好友密商，该人向他推荐日本使馆翻译野口多内。野口中文名叫茂温，字子厉，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日本外务省公费来华留学，入莲池书院，师事大儒吴汝纶。戊戌政变时，曾参与营救梁启超。把日记交给他，制造事变的元凶就会被列强知晓，列强必然不会轻饶他们。闰八月初十日，李希圣密友致函野口，云：“比日出城后，即约定李君携日记稿本同赴贵署呈览，无如属稿尚未清出，一二日内俟其录完，即□克送尊处也。”十八日，又致函野口，云：“顷已约定亦兄于午后两点钟至四点钟，在烂面胡同湘乡馆拱候台驾。惟所记之语系属私家著录本，不敢出以示人。篇中犯忌讳之字极多（如指各国为夷之类，皆公牍应避字样），如阁下不以为嫌，方可冒昧呈阅。否则，恐至开罪，惟执事鉴之。以上均系亦兄讬弟预先声明。”由此可知，李希圣于十八日下午与野口相见，将日记抄本交给了他。从“不敢出以示人”一句可知，李希圣必会要求他对他们见面、谈话内容保密，不要将日记给其他人看。此次见面后，李希圣与野口继续交往，成为好友。由于时局没有好转，野口劝说李回南方躲避，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九月二十六日，李希圣、曾广銮、曾广镕、黄泽安、杜本崇、汪诒书、郑沅、王世琪、洪毅父、罗维垣同行南归。十月初九日，抵上海，“人人有生还之喜”。十一日，李希圣致信张亨嘉，请求“此后诸事求吾师属钞胥录出，免致放失，尚拟赓续成文，以备史官之采。”可见，此后张应该继续为李提供“庚子事变”的新消息。十一月，李希圣回到家乡。次年（1901）二月，应得知“庚子事变”已平息，遂北上。三、四月在汉口，与郑孝胥交游。五至八月在南京、上海，结识陈三立、缪荃孙。七月，在陈三立帮助下，于南京写成、刊行议论变法的《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在政界产生很大影响。八月北上，九月抵京。好友曾广钧也在此时回到北京，两人相对唏嘘，李希圣遂作《乱后同曾重伯还京师有赠》：“落尽庭槐独掩门，贞元朝士已无存。空城草木秋霜早，故国江湖夜雨翻。梦里觚棱非往日，愁中鼓角易黄昏。青衫走马章台路，珍重当时旧酒痕。”目睹“庚子事变”后的人事巨变，李希圣心境之凄凉萧索，由此可窥一斑。应该在九月之后某一天，黄中慧在野口多内家见到李希圣日记，遂借走，而野口未交代不可将日记示人。于是，黄未征得野口同意，将日记交给日本人中西正树印刷成书。黄中慧，字秀伯，“庚子事变”时创办《北京新闻汇报》。其父黄思永，光绪六年状元，“庚子事变”时以“通夷”之罪下狱，北京城破后从监狱逃出。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氏父子在北京创办善后工艺局。中西正树，日本浪人、间谍，光绪九年（1883）由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来华，翌年转为外务省留学生。二十七年（1901）四至六月间，吴汝纶与侄女婿廉泉、日本人大和正夫筹备在北京开办一家报馆，但缺乏经费，无力购买印刷设备。中西得知，遂出资从日本购买设备运至北京，以做报馆总办为条件。吴汝纶不同意，报馆遂未办成。李希圣得知黄中慧、中西印刷日记之事，大吃一惊，立即请野口将书追回。李希圣与黄中慧是相识的，回京后他就将《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刊登在《北京新闻汇报》上，但他不直接请黄中慧将日记追回，显然是不想暴露自己是日记作者，以免给自己带来危险。黄中慧接到野口要求将书追回的来信，复信说：“来书所云中西君在外分送一节（印书人只交来百本，中西所送又在百之外），弟尚不知果有此事，不独于作者不便，且书中所论及之人，皆有关系。弟系中国人，安能膜视，自当向前途如数追回，以副雅属。惟阁下仍宜向中西氏告以不可流传之故，以免误会，而期销灭，是所至幸。总之，前数日弟因事忙，并不常在局中，故有此舛错，不胜抱歉之至。然使阁下若早告弟，言此书与作者有约，绝不示人，则弟亦断不致付书局刷印样本，此中无心之过，尚祈推谅也。”中西印刷日记数量不多，大概两百多本，应该都被追回。但黄中慧知道日记的重要性，留了一手，并未将日记全部交还给野口。令李希圣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日记竟然被黄中慧伪装成日本人的著作刊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经黄中慧策划，李希圣日记由东京嵩云书社刊行于日本，取名《庚子传信录》。它是李希圣日记原本的署名，还是黄中慧取的名字，已不可知。为了不给作者和书中人物带来危险，黄中慧动了一番心思。一是将作者取名为“小山秉信”，二是除了请“松平直三郎”作序之外，还请“小山秉信”自序。他这么做，显然是想将《庚子传信录》伪装成日本人写的。“松平直三郎”序赞许此书为信史：“支那庚子之乱，著书纪事变者，曰《拳匪记事》《京津拳匪纪略》《西巡大事本末记》种种，不可殚述，大抵庞杂而不得要领。吾友小山君，游支那久，日接其都人士，得悉事变之颠末，著录一稿，名曰《庚子传信录》，凡废立之秘画，与召乱民以排外之本谋，支那人忌讳而不敢斥言者皆著焉，诚信史也。”“小山秉信”自序意味深长：“吾国与支那，同洲同种，势为唇齿，谊共裳袍，而乃与远西异族之人，同列并处，高踞于其间，坐待溃决之一日，而进分其一脔，此凡有心人，宜如何痛哉！夫徒痛何益乎！逆止支那之乱萌，因以杜列国之竞进，庶无愧善邻之道耳。止乱之策不一，要吾书生之所能为者，莫善乎发明事理之是非，启民愚而使之智。往者庚子之役，实生于是非之混淆，而支那礼制为尊者讳，当日首谋，今犹政府，其必无敢举当时实况，著书以示其国人者矣。然则以破国大变，而毕国不知其由来，内则邪正忠奸之易位，外则迎拒引抵之失宜，以愚长乱，不旋踵间耳。余既怀不忍卒痛之念，游燕都岁余，尽得庚子事变之本末，著录一册，名曰《庚子传信录》，不敢自足于文，要无愧于信史。”两篇序言的作者到底是谁已无从知晓。不过，可以判断，“小山秉信”自序肯定不是李希圣写的，很可能出自黄中慧之手。从序言的口吻，一般读者不会对“小山秉信”的日本人身份产生怀疑。而了解内情的人看到“小山”，就会知道它应该是影射李希圣，“小山”明显是从李号“小峰”转化而来。这说明《庚子传信录》出版之前，黄中慧还是知道了其作者是李希圣。李得知《庚子传信录》面世的消息，致函野口多内说：“去年日记竟被黄秀伯印出，险哉！非吾子厉先生，则弟非逃往贵国不可矣。以此知吾兄相爱之深，而待朋友不欺，不胜感激佩服之至。惟秀伯处尚恐有存本，请见面时再加劝秀伯，万万不可示人也。尊处所留与别国人看则可，断不可与中国人，亦不可刻报，一刻报则流入中国矣。”“去年日记”指中西正树印刷的日记，“黄秀伯印出”者，即东京嵩云书社出版的《庚子传信录》。“非吾子厉先生，则弟非逃往贵国不可矣”，指去年野口追回中西印刷的日记一事，说明中西印刷的日记大部分被追回了。“秀伯处尚恐有存本”、“尊处所留”，说明黄中慧和野口还保存有中西印刷的日记。“万万不可示人”、“断不可与中国人”，说明此时政治氛围仍然很紧张，李希圣并不希望日记公之于世。虽然大部分“庚子事变”元凶已经受到了严厉惩处，但首要元凶慈禧仍然掌握着国家大权。从相关信息来看，无论是中西正树印刷的日记，还是刊于日本的《庚子传信录》，都极少在国内流传。民国时，赵凤昌说：“夙闻湘乡李亦元(希圣)刑部，庚子之乱，著有《传信录》，从肇祸至于西狩，不及万言，能尽情变，自负可追王闿运《湘军志》。当时忌讳，曾假外人名作序文，刊印一次，世未多见。予二十年前，即托湘省明德学堂胡子靖校长在湘搜访，今始承觅得抄本见示，谓来交二十年前之卷，急照原文录入笔记，此清代存亡关键最要史料也。”汪康年说：“湘乡李亦元同年希圣，尝著《庚子传信录》，独荦荦举其大端，顾多触时忌，亦间有曲笔，未行世。”他收藏的《庚子传信录》也是抄本。可见，民国时光绪《庚子传信录》印刷本已经不可觅，流传的都是抄本，也很罕见。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希圣以本名刊行《庚子国变记》。刊行月份不详，当在《庚子传信录》面世后数月，此时大环境可能有所改善。从体量上看，《庚子国变记》比《庚子传信录》超出一倍多。《庚子传信录》纪事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四日，《庚子国变记》止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此外，《庚子国变记》对《庚子传信录》中一些不准确之处作了修正。晚清“粤东四家”之一的罗惇曧说：“亡友湘乡李希圣亦元，庚子在围城中，所为日记极详雅，以触犯多，不肯示人。有窃录之者，托名日人小山秉信著，称《庚子传信录》，付印，较原著不及十之四五。”作为李希圣的同僚兼好友，罗对《庚子传信录》内情的了解自然较他人为深，但是，从“较原著不及十之四五”这一句判断，对李希圣光绪二十六年已经完成《庚子传信录》并交给野口多内保存、二十七年中西正树印刷《庚子传信录》这些情况，罗是不了解的。原因在于，事情发生时，罗尚未与李希圣交往，且事情极为隐秘，参与者之外，没有人知道。李希圣一边编写《庚子国变记》，一边协助张百熙创建京师大学堂。入仕八年，他虽然通过文章展现了经世之才，但在实务方面没有突出表现。张百熙创建大学堂，李希圣是他最为倚重的助手，“造端宏大，规画详尽，疑谤交乘，屹不为动”。张所上大学堂章程、奏折，均出李手。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大学堂成立，李任大学堂编书局总纂。三十年（1904），任大学堂庶务提调。不幸的是，正当他大展身手、实现人生抱负之时，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因肺结核吐血，卒于京师大学堂。了解他的人，莫不痛惜。“诸生数百人感其遗泽，相向失声，为之棺敛，由中门出，白衣冠送于道。”四月初四日吊唁，“挽联有五、六十付之多，佳者颇夥，盖亦元之学问人品有可传，其际遇尤足怨也。”民国时，汪康年等有识之士鉴于《庚子传信录》《庚子国变记》的重要价值，接续刊行，使它们得以广为流传。通过它们，后人得以了解“庚子事变”真相，总结教训，启发世人。李希圣功莫大焉。 
《代桓温责王猛书》，作于光绪十七年 
乡试朱卷 
会试朱卷 
《光绪会计录》，光绪二十二年京师刻本 
《光绪会计录》，光绪二十二年京师刻本 
《光绪会计录》，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 
《光绪会计录》，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 
《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节本 
致张亨嘉信札 
致野口多内信札 
跋《蒿庵闲话》
李希圣《雁影斋诗存》
李希圣《雁影斋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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