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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在难民救济、住房、居家和礼仪等诸多方面重建文明生活 二战后，文明的危机促使欧洲人在各个层面迅速展开了重建工作。战后初期，国际组织着力解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家电和汽车等逐渐普及，住房建设也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展示最新家居用品的展览受到各界人士关注，被视为国家恢复、社会进步和文明重建的象征。欧洲大陆各处涌现出帮助人们适应新生活的各种礼仪手册，引导社会重拾和平与尊严。 ★大量使用摄影和电影等材料，以文化史眼光观察欧洲人在半个世纪里的破败、重建、和平与分裂 为展现战后欧洲更为立体的面貌，本书涵盖艺术、科学、建筑与考古等领域，尤以摄影和电影素材为特色，生动刻画了欧洲人在重建文明、和平发展与扩大分歧等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心理。本书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纽伦堡审判等案例说明，摄影和电影等艺术形式不仅是引导公众意识和思潮的重要媒介，更在关键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梳理文明从代表欧洲中心论到倡导多元文化，再到维护保守势力的转变，展示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博弈 2019年底，新冠肺炎大流行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文明危机”的讨论。“文明”一词曾长期被用来掩饰欧洲扩张和帝国主义统治，二战后，文明以和平、正义、去殖民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面貌出现，为欧洲的繁荣发展服务。然而，“9·11”事件、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和难民危机等困境，使文明再度沦为恐惧不安和激进行动的借口，被用来支持边境防卫甚至侵略，文明成为各色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团体和国际组织争夺的核心概念。 ★解码战后欧洲的“和平幻象”，揭示帝国主义复兴与殖民地独立相交织的特殊历史画卷 一种流行的误解是，二战后帝国主义强国为了和平与繁荣，放弃了殖民地和海外利益。但时至今日，地图上依然存在“欧盟特别领域”。以加纳、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的独立为例，本书深入分析了1945年后老牌欧洲国家最终失败的再殖民化努力，以及非洲的被殖民国家如何颠覆欧洲文明的话语，以自身的历史和传统重塑民族文化、构建以非洲为中心的文明。 ★在旧信念崩溃的战后世界，宗教主导欧洲人的思想领域，构建人道主义和人权话语 本书以影响深远的匈牙利枢机主教审判案为切入点，探究东西欧民众宗教信仰骤增的深层原因及其影响，并着重分析宗教在冷战中的重要角色。战争摧毁了旧有的信念体系，催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情怀。基督教前所未有地凝聚了西欧、美国乃至南非的力量，并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对抗中的重要思想武器。 ★获2021年美国哲学学会雅克·巴赞文化史奖
引言 为旧世界带来新生 20世纪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保护处于危机中的文明而发出的广泛呼吁。自骇人听闻的“9·11”事件以来，历任美国共和党总统，从乔治·Ｗ. 布什（George
W. Bush）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其演讲都在大谈“为文明而战”，并将它与“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而欧洲近期发生的事件也令许多政治家发出欧洲文明岌岌可危的警告。2015年11月，巴黎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立刻将法国和伊拉克与叙利亚国伊斯兰［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下文简称国伊斯兰（ISIS）］之间的冲突称为“一场价值观之间的战斗，一场文明之间的战斗”。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ctor
Orbán）一再强调：来自叙利亚与其他地区的、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将危及欧洲的基督教根基，并将永远改变“欧洲的文明”。波兰、奥地利、荷兰、丹麦、塞尔维亚、德国、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表示欧洲脆弱的边境、文化认同与“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致命的威胁。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援引俄语中的“独特文明”一词以抵制美国式的全球化，并用它为俄国在乌克兰的军事扩张行动开脱。2015年3月，突尼斯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National
bardo Museum）遭到袭击；同年8月，“国伊斯兰”炸毁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巴尔夏明神庙（Temple
of Baalshamin）；这些行径被欧洲、中东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谴责为对“世界文明”的亵渎。同样令人担心的情况还有：过去几年来，我们目睹种族主义者加强对“白人文明”的捍卫，并以此号召欧洲与北美的激进右翼。文明面临危险的口号被反复加以利用，一部分原因是文明的定义很含糊，因应语境与对威胁的认知，足可将世俗的、基督教的、国际的或国家的事业统统囊括其中。这类事态演变通常被归结为对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恐惧反应，但在欧洲，与重塑面临危机的文化认同有关的政治活动得追溯到数十年前。对保卫文明的再度关注既不是直截了当的，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尤其是考虑到这个词语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长久以来，批评家斥责文明这一理念是自18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与文化中最令人反感的因素之一，是与始自19世纪末帝国主义者的“文明教化使命”（civilising
mission）、发动战争和众多本土社会工程项目联系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历史残余。文明是19世纪欧洲自我了解的中心概念，同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建立海外霸权并扩张势力的关键意识形态纲领，现在却普遍被评论家视为欧洲不堪回首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尴尬问题而遭摈弃（幸好在20世纪中期它便已不复存在）。根据这个观点，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残酷历史永远埋葬了欧洲的海外文明教化使命，在20世纪欧洲文明的诸多低谷期，无论是凡尔登、奥斯维辛还是阿尔及尔，宣读其临终祷文。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写道，纳粹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战争令欧洲文明沦为“最大的幻灭”（grandest
of all illusions），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然而，文明的政治话语并没有随着德国无条件投降而消亡。恰恰相反，它作为一种有力的隐喻重新出现，为战后的物质与道德重建赋予正面意义。1945年，欧洲大陆沦为废墟，将近5000万人死去，城市变成瓦砾，大片大片的土地因现实与道德的挫败而饱受煎熬。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乡村地区进行，打仗的主体是参战士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与之不同，它无情地抹掉了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成为现代史上第一场平民伤亡人数远远超过士兵伤亡人数的战争。法律与秩序陷于崩溃，难民流离失所，外部强权势力控制一切。集中营的解放将第三帝国所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的诸般恐怖情形暴露在国际社会眼前，揭露了纳粹政权针对犹太人与其他成为目标的少数族裔的暴行，其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坏，竟然令一个长久以来自诩为全世界文明标杆的大陆走向代表野蛮的反面。国际法律界觉得有必要创造新的词语以试图理解（并惩戒）德国的恶行，譬如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行，这突出了生活在翻天覆地的新时代的强烈感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45年的名言——“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欧洲战后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就好比死亡成为上一场战争后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对希特勒统治过的欧洲所残留的黑暗道德遗产的共鸣。集中营的发现与如何处置德国及其被俘领导人的问题引起了关于文明自身似乎命悬一线的广泛讨论。尽管当时的一部分人在哀悼文明的衰亡，但更多的人致力于再造新的文明。正是欧洲文明本身的衰败与脆弱激起了来自各界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与改革者的努力，尝试将它从战争的废墟、毁灭与道德崩溃中拯救出来。肩负起重塑欧洲文明这一使命的人士绝不仅仅局限于保守主义者，跨越政治谱系和铁幕两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对立的事业与利益群体也投身其中。战争结束后，文明成为超越民族国家边界与冷战阵营划分去理解欧洲战后新情况，并重新思考它与过去、未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之参照物。本书表达了许多人的观点，他们曾参与这场以复兴与改造为名义进行的热火朝天的重建工作，其范围横跨冷战的东西阵营，甚至遍布许多前殖民地。他们当中，有战争贩子，也有反战人士，有保存主义者（preservationists），也有自由派现代主义者，有科学家，也有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有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也有共产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也有国际主义者，还有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与非洲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们尝试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失败与分裂的欧洲，并对将会为这片破败的大陆带来和平与进步的文明形成新的认识。接下来的内容不只是欧洲知识分子如何对“二战”以来彻底改变的命运进行哲学上的探讨，因为重塑文明的使命激发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有些人认为文明是单一的、普世的；其他人则认为文明是多元的，多种文明各自独立。但是，各方的目标都是从纳粹主义与战争的废墟残骸中重建欧洲。文明话语权的争夺激发了来自铁幕两边形形色色的人群为当时各个重要议题寻求支持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当数战争与和平、宗教与科学、权利与重建、帝国与反殖民解放运动、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捍卫文明的呼吁可能会以顽强的姿态在今天卷土重来，但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准备不足，无法把握住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文明这个概念令我们爱恨交加。书籍与报刊在提到文明时总是会加上表示讽刺的引号或冷冰冰的“所谓”二字——否认笔者与这个词语本身有任何关联的修辞手法。这种疏远与道德排斥的立场是有原因的，这个概念背负着18世纪的精英主义与19世纪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与宗教褊狭的包袱——它们以五花八门的形式残存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与文明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强烈情感激发了以多种形式进行的公共讨论，在“二战”后尤为盛行，关于文明的各种理念启发了如何复兴和保存遭到重创的欧洲文化传统的新政治愿景。1945年的秩序崩溃促使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与思考欧洲成为可能，关于文明的含义与其发展方向的相互冲突的主张构成了重建欧洲的政治活动的底层支持。在战后，文明常以和平、正义、去殖民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之名，作为“创造更美好的欧洲”的口号出现，但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和新法西斯分子将其据为己有，以关于文明的激进言论掩盖了这些方面。右翼分子为了重新将文明占为己有而以强健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捍卫帝国与反美主义为形式发起运动，但这些观点遭到了来自自由主义者、东欧社会主义者、第三世界的激进分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存主义者与其他改革者关于新欧洲理念的同样强有力的反驳。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文明的使命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为对欧洲进行文化想象和重组的多样性政治叙事提供了舞台。文明这个古老而棘手并且备受诟病的观念为何并如何被用于帮助化解欧洲的身份危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构成了本书的主题。我们忽略文明一词丰富而充满矛盾的历史遗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被简而化之地用于解释后冷战时期政治冲突的根源。文明从来不是单一事物，在许多情形下，它由互相对立的理念、价值观、渴望实现的目标与权力主张构成，本书将探讨它的不同侧面。最近十多年来，文明被选择性地解读为诠释21世纪的战争与暴力的万能钥匙。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观点。他那些充满争议的理念最早刊登于1993年《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篇文章里，3年后被扩展为一部篇幅厚重的作品。亨廷顿的主要论点是：未来的全球冲突将不太与政治和经济有关，而会更集中于文化层面。他写道：“全球政治是文明之间的政治”，在这个舞台上，“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将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根据他的叙述，单个文明本质上是不变也难以改变的区域性文化认同集团，由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历史塑造，这些文明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必定会激起和框定后冷战世界的政治敌对。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回顾这个论点中广为人知的缺陷，但亨廷顿确实提出了文明的含义在冷战结束后被彻底改造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有一部早已被遗忘的作品，对文明作为全球性政治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历史做出了更有意义的诠释。出版于1936年至1961年间的12卷本世界通史《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数十年间一直是全球历史的标准参考读物。汤因比总是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被归为同一类人：欧洲走向衰落的悲观预言家。但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忽视了汤因比的某些深刻见解，而它们对于本书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历史只专注于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的主体，而他的主旨是超越这一窠臼。对他而言，“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单位既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作为前者对立面的）全人类，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由人构成的群体”，而“这个物种的社会，通常被称为文明”。因此，文明的本质是拥有共同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大型社会，并且是作为世界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最后阵地。汤因比是虔诚的基督徒，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一再呼吁抵制国家权力这个“新的异教信仰”（new
paganism）与“偶像崇拜”（idolstrous
worship），无论它是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面目出现。他甚至批判西方优越性的神话与 “直线前进”的“进步幻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他总是受到欧洲之外的反殖民主义者与东欧共产主义者的一致推崇。但这并不是在为文化相对论辩护。汤因比提出，作为个体的文明或许会消亡，但在全球范围内，文明作为贯穿历史的恒常因素，会一直保持稳定。正如他在出版于1947年的小册子《接受审判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中所写的：“诸般文明来来往往，但大写的文明每一次都能成功地以崭新的范式获得重生。”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似乎很抽象，但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汤因比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共鸣，令他成为20世纪最畅销的历史学家。他那么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他对世界各个文明的崛起与衰落做出了复杂深入的诠释，毋宁说是因为在20世纪中期动荡不安的数十年间，他能带给读者某种共同归属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更为广阔的历史使命感。尽管如此，要定义文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著名的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1969年大受欢迎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系列剧《文明》（Civilization）中——由节目衍生的书籍被售往60多个国家——开宗明义：“什么是文明？我不知道。我无法以抽象的术语去定义它，我做不到。但我认为，当我见到它时，我能认出它来。”无论你如何看待克拉克在论断什么是文明而什么不是文明时，充满贵族风范而又轻松自信的姿态，他都确切地指出了确定“什么是文明”的难题。对他与其他人而言，它是艺术和科学领域中一系列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手工艺品的代名词，是一个民族或文化独特的物质遗产。用他的话说，那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的西方文化传承。对于其他人而言，对于文明的更直观的理解是都市生活的文化成果：道路与中央政府、食物生产与医院、货运船只与大教堂。德裔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里接受了这个观点，指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在于规模、包容性与持久性。文化“代表一个文明的艺术、哲学、文学与宗教的总和，而文明则代表为人类共同体带来秩序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法律的各种制度安排的总和”。在这番话里，尼布尔呼应了19世纪对文化与文明之间区别的定义，我们将了解到这一区别在德国最为明显。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曾被极力维护的二分法已不复原先的文化影响力，只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偶尔有人提起。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出版于1955年的经典作品《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反省人类学的局限，把文明的范围延伸得更广，将其定义为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最后也最基础的物种归属的要素。“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成为人类意味着，”他写道，“要属于某个阶层、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某个大陆和某个文明。”虽然有一些人认为文明意味着启迪与包容，其他人却没有这么乐观。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欧的左翼人士断然排斥文明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它只是西方帝国主义、统治霸权与种种野蛮行径的遮羞布。犹太裔德国文学批评家与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发表于1940年的作品《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里激化了这番争辩，他写道:“每一份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野蛮行径的记录。”对于那些被迫接受欧洲扩张与殖民征服的人而言，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是如此微妙，几乎难以区分。据说有人曾询问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对西方文明有什么看法，他语带讥讽地说：“我认为它会是一个好主意。”这番话概括了许多人对欧洲文明与生俱来的暴力与虚伪的共同观感。然而，这些广为人知的反对意见错失了两个要点。首先，西方文明从来不是统一或一致的，自18世纪以来，它的历史一直伴随着来自各方的怀疑与自我批判，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其次，反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彻底摈弃文明的主张；我们将会了解到，在经历了去殖民化运动之后，亚洲与非洲的精英人士如何改造文明的话语，以展现前殖民时代本土文明的荣耀，并将其作为后殖民时代国家主权的象征。非洲是这一发展演变的特例，因此，我们将着重关注它。与此相关的是，早期的后殖民时代批判并没有彻底否定文明这个概念，而是主张文明是多元且平等的，没有哪一个大陆（尤其是欧洲）能占据垄断或优越地位。著名法国哲学家与前政府官员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近期关于美利坚帝国全球扩张的研究中精准地捕捉到文明变化万千和价值多元的特征。在其研究中，他形容文明是“一个虚无缥缈、空灵微妙、变幻不定的词语”，“它在各种情景中放声高歌，被万人称颂”，它是“一个游走于世间的精灵，在绚丽如彩虹的朦胧中化为乌有”。虽然德布雷确切地把握住了这个词语不断改变的本质，但他忽略了文明的力量蕴含于它既有可见的一面，也有不可见的一面这个事实。文明超越了眼前所见的事物，是从此时此地抽象出来的关于起源和发展的神话，与不及它那么庄严神圣的近亲（文化遗产）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通常以更加华丽浮夸的形式出现，譬如历史经典场面的再现、展现爱国情怀的盛大庆典、令人身心愉悦的旅游名胜与大规模生产的纪念品。与文化遗产不同，文明没有显眼的标志或旗帜，十字军东征的旌旗、大教堂与麦当劳快餐店对于许多人而言或许代表了西方文明，但这些例子并不贴切。问题的重点在于文明虚无缥缈，难以捉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超越了民族国家、宗教认同或任何单一民族；它既是物质的，又是超越性的，通过对历史遗产的信仰、想象和争辩而成为现实。文明既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2018年参与主持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文明》中，称之为“信仰的眼睛”（the eye
of faith）与“信仰的行为”（act of
faith）。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里堆满高深的文明史，它们记载了众多帝国、国家、地区与民族的丰功伟绩，总是被编写为体现文化财富和归属感的神圣化的宗谱。但我们要记住：对文明的呼唤往往是秩序破裂的迹象和对行动的呼吁。1945年欧洲秩序的崩溃是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例子，这片大陆成为致力于重建欧洲与令欧洲人再度振作的巨大试验场，尽管理念与做法各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文明成为道德警示，宣告文化的崩溃和确立边界的需要，以确定将哪些事物纳入其中，将哪些事物排除在外。它并非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声音，只为一个事业服务；恰恰相反，它被用于为形形色色的议程和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正如民主是“二战”后政治斗争的主题—从其纷繁复杂的修饰性定语如社会民主、基督教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中可见一斑——文明也被细分为多样的相互重叠又彼此对立的叙事，如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大西洋文明、非洲文明、白人文明、普世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正是由于1945年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展开的关于民主制度的讨论，体现了明显着眼当下的心态，掩盖了浅薄的历史根源，文明才被用于赋予后法西斯时代的欧洲以更加深刻的地域感与目的感。1945年之后，文明的概念有了新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它的传统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与19世纪不同，战后对文明的理解受到了动荡、焦虑、挫败与从头开始这个艰巨任务的影响。如果我们想更好地了解这个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新事物，那就需要追溯这个词语的历史渊源。在词源学意义上，文明的概念源于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旧词新义的概念，长期以来与基佐（Guizot）、孔多塞（Condorcet）、米拉波（Mirabeau）、伏尔泰（Voltaire）及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约翰·戈登（John
Gordon）等人联系在一起。在18世纪早期，文明一词的使用与法理学联系在一起，其含义是将审讯犯人的流程变得文明。到了18世纪的最后25年，文明成为进步、优雅、人道的同义词，而其对立面则是野蛮。这个概念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他的2卷本作品《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出版于1939年，从两方面分析了文明的影响：一方面，埃利亚斯认为文明代表了斯文、优雅、礼貌、谦恭、仪态和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出现；另一方面，埃利亚斯将文明诠释为更广义的维持国家安定与统一的行动的一部分，甚至新崛起的绝对主义国家消灭敌对的尚武贵族阶层与其他被视为威胁的势力也被认为是文明的应有之义。至于“文明的进程”是源于公民社会还是政府，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之处在于，文明的理念在呼唤行动与追求权力。事实上，早在18世纪末，文明这个词语以名词形式出现之前，它先是以动词“civilize”（教化或被教化之意）的形式存在。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有着种种区别，但在18世纪，文明的理念被认定是单一的，与进步和对普世性的展望紧密相关。这个词语在19世纪有了多元化的新定义，1789年之前的关于单一文明的理念，在19世纪下半叶裂变为差异重重的哲学概念，并逐渐沾染了民族与种族的色彩。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这一特征变得尤为明显，以（怀有私心的、认为人种与文化高低有别的）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教化使命成为欧洲扩大版图与实施征服的正当化理由。法国大革命将文明的世俗使命重塑为由法国主导并以共和进步为基础的普世主义。随后，拿破仑在被征服的地区强制实施改革，将文明等同于法兰西民族。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与英国人如何对文明做出不同的定义，以及它如何被注入神圣化的民族价值观与美德是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德国大肆宣扬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内敛高雅的德意志文化（German
Kultur）,骄傲地与背离传统并奉行物质至上的肤浅的盎格鲁—法兰西文明（Anglo-French
Zivilisation）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随着强权大国逐渐将文化视为国家竞争的舞台，文明的范畴反倒令超越民族国家的更加广泛的同盟成为可能。这体现于更为抽象空泛的欧洲文明、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等用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化与文明之间在语义上的差异被国界线固化，所有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超越性哲学都被用来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服务。这场世界大战令所有交战国的文明转向黩武主义。H.G.威尔斯（H.G.Wells）形容这场冲突是“思想的战争与文化的冲突，别无其他”。用他的话说：“我们之所以战斗，不是为了摧毁一个国家，而是摧毁一个充斥着邪恶思想的巢穴。”1914年10月，93位德国的顶尖知识分子起草了《致文明世界呼吁书》（An
Appeal to the Civilized World），断然驳斥对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犯下严重暴行的指控，坚称德国军队是德意志文化的伟大守护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1918年发表了《一个与政治无关之人的反思》（Reflection
of a Non-Political Man），将这场战争渲染为德意志文化的浪漫理念与“人类民主文明社会”和“人类文明帝国”的种种罪恶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德皇向东欧发起的侵略被美化为条顿文明的教化使命，目的是向欧洲大陆的更远端传播德意志人的价值观。法国人的应对是谴责德意志哲学与军事侵略狼狈为奸，并声称他们自己的军事行动是在捍卫法兰西文明的共和原则。美国的战争海报则宣扬这场战争是“文明的召唤”，而在战争期间，意大利拥护革命的记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夸张地将这场战争描绘成“拉丁文明”与“德意志文明”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这场战争以工业化手段进行的杀戮和道德上的破产促使人类对文明本身的含义进行深刻内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宗教与民族主义遭到扭曲，被用于制造毁灭。一种与人性沦丧和西方步向衰亡相关联的末日来临的不安感弥漫在这片大陆上。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人类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Mankind）体现了19世纪的虔诚旧世界已一去不返的共同情怀。描写文明沦为废墟的惨状最具张力的作品，当数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在1919年致《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信件。在信中，他声称文明就像战壕里正在战斗的士兵，迎接着毁灭的命运。“正如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历史的深渊大得足以吞噬每一个人。我们感受到，文明原来就像生命那般脆弱”；“最美好的事物，最古老的事物，最令人畏惧的事物，设计最为精妙的事物，都会在不经意间灰飞烟灭”。对西方价值观的所谓优越性的幻灭激发了对其他文明的好奇。在两场战争之间，欧洲对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与印度教文明的兴趣日益浓厚，它们当中的一些理念与以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为基地的方兴未艾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不谋而合。战争彻底否定了单一文明进化模式的理念，之后，世界由多个文明共同构成的理念成为国际思想的新焦点。虽然对非西方文明的欣赏在19世纪就已经产生，尤其是在考古学与世界宗教研究等领域，但这个兴趣在“一战”过后急剧发展。这一点体现于冈仓天心（Okakura
Tenshin）、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梁启超与圣雄甘地，更不用说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等人的作品中。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解体、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民族主义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促使欧洲对“在迅速改变的新世界里其命运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做出深刻反思。1917年的俄国革命加重了这些焦虑，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与宗教领导人的关注重点逐渐放在红色威胁（Red
Menace）与它在宗教层面和世俗层面为欧洲传统文化认同的支柱所带来的冲击上。整个西欧世界都在呼吁保卫岌岌可危的欧洲文明，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都发出欧洲大陆处于动荡危机中的警告。激进右翼分子也在利用文明面临危机的话语达到自己的目的。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利用文明正遭受威胁这一主题支持墨索里尼的执政合法性与帝国幻梦，尤其是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行径。假借文明的名义这一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盛行，同盟国的事业始终被吹捧为一场抗击纳粹主义和“保卫文明”的战争。而纳粹德国也同样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声称自己是欧洲文化与文明的捍卫者，抵抗英美的物质主义、苏联的行径与据称已被犹太人统治的世界。20世纪关于文明的观念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文化危机有着明确的关联。关于文明理念最严肃的评论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约阿希姆·莫拉斯（Joachim
Moras）、诺贝特·埃利亚斯和汤因比，当然，还有晚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都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创作，这并非偶然。对于两场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人而言，文明是一个横跨政治谱系的共同思考对象，总是带着对美好时代的缅怀之情。文明的危急处境被援引以表达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崩坏、让资本主义陷于危险的动荡、对人种退化的恐惧和另一场战争将会爆发的担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之间一封名为《为何会有战争》（Why War?）的信件在1933年刊登发表，爱因斯坦在信中指出，战争的威胁是“关乎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1933年，纳粹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有几本书对此事的评论是“野蛮的回归”。1939年，弗洛伊德的文集以《文明、战争与死亡》（Civilisation,
War and Death）的标题出版。两场战争之后，危机重重的文明成为欧洲政治评论的中心主题，但1945年之后的历史叙事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战后的新格局还受到文明与情感之间关系的影响。文明的传统理念围绕着对情感，尤其是强烈情感的控制与自我控制而展开。不受支配的情感被视同野蛮，是需要被驯服与约束的力量。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及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中心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以各种形式再度出现（也是礼仪手册作家格外重视的主题）。尽管19世纪西方关于受启蒙的自我、社会和国家的理念是基于对情感的严格控制，但到了20世纪，情况已不再是这样，尤其是在1945年后的欧洲。战后的文明重塑与以克制的方式公开表达情感（包括同情与鄙视、希望与恐惧、尊严与羞耻、愤怒与悲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之前几个世纪一样，礼仪与文明仍在呼吁变革，但被彻底破坏和剥夺的经历令重建的梦想获得了情感的力量与道德的分量。虽然这些改革的倡议内容广泛，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一种毫无疑问的信念，即在希特勒覆灭之后有可能也有必要重建欧洲和重塑欧洲人。战后的欧洲迎来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主题是文明是什么以及它在经历了纳粹主义、战争和帝国毁灭之后将会如何演变。文明（的理念）是欧洲化色彩最为浓厚的意识形态，也是最受重视的“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总是在遇到危难和秩序崩溃之时最为凸显。文明可以被理解为某个政治共同体关于人的起源、成就、习俗和价值观的代代相传的信仰，在动荡与危难时刻，它的脆弱性表露无遗。因此，关于文明的各种理念也就带有对历史的诸般想象，这些历史想象在理解对巨大变革的共同体验时，将其放在了联通古今的那些故事中。虽然我们认为文明的内涵大体上是持久的、连续的、永远存在甚至永恒不变的，但在遭遇道德困境、政治动荡与生死存亡的威胁时，总是会响起保卫文明的历史主张。这正是欧洲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与两场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形。因此，对文明之命运的关注并不是和平与繁荣的产物，而是文明的断绝、危机和改革的动力共同促成的。因此，尽管文明被推崇为持久、连续和永恒不变的传承，但在1945年之后，文明大体上是一个诞生于毁灭与动荡的、渴望被重新恢复的虚构之物。文明是在主观愿望上重塑欧洲概念的关键，牢牢植根于愿望、渴求与志向的领域。1945年，欧洲在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上崩溃，这是文化面临中断与接受审判的非常时刻，文明的话语被用于帮助阐述欧洲在世界的新地位。本书的主旨是通过这一方式，展现与重塑欧洲大陆文明相关联的广泛实践如何反映战后欧洲人不断改变的希望与恐惧。1945年联合国的诞生是展示这种情形如何发生的绝佳范例。它昭示着在希特勒倒台后，由“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缔造的国际新秩序，启动了志向高远的20世纪国际主义实验。那年春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人士齐聚旧金山，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支持下开启缔造世界和平的新使命。会议选择在美国举行，目的是打破自19世纪初以来欧洲（维也纳、柏林与巴黎）在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这一领域的统治地位，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在经济与军事力量上的崛起。选择旧金山的特别用意在于表明太平洋力量的崛起—中国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所说的“同盟国四巨头”与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而旧金山与“二战”有着直接联系，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从它的群山与码头，每一位访客都可以见到满载部队与物资的船只出发前往太平洋战区，其他船只正载着战争的死伤者返航归国。”从1945年4月25日到6月26日，来自51个国家与将近250个国际组织的与会代表齐聚这座海滨城市宏伟的战争纪念歌剧院（War
Memorial Opera House）。有数百位政府官员与技术人员在操办会议，报纸与电台记者向国际社会全面报道每天的讨论内容，日均印刷50万张报纸。会议的规模十分庞大，有超过2600名美国陆军与海军成员、400名红十字会工作者、800名童子军男孩与额外招聘的200名电话接线员受雇为此次外交盛会服务。“此前从未有过，”美国代表弗吉尼亚·C.吉尔德斯利夫（Virginia
C. Gildersleeve）曾说，“商议最重要事务的国际会议以如此大的规模，在令人目眩的公关宣传中召开。”《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甚至称之为“人类自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之后最重要的聚会”。文明自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与会代表十分关心的问题，因为刚刚创立的联合国既是一个军事同盟，也是风雨飘摇的战后世界文明的守护者。南非总理兼陆军元帅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是26年前曾参与创建“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硕果仅存的代表之一，他的开幕致辞体现了这场盛会的庄严气氛：“对于人类而言，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人类已面临自身命运的危机，作为一个文明世界在将来的命运。”为了人们，必须确立一份“基于公义之信仰与捍卫基本人权之决心”的新宪章。在“二战”期间，史末资曾发表数次演讲，内容是关于文明的危机与战后创立一个新国际组织以确保和平的必要性。在1941年一场关于“新世界秩序愿景”（A Vis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的广播演讲中，史末资表示：“在我们西方文明中代表前进方向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迫于时势而团结起来。”史末资推动了《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中高屋建瓴的前言的起草，向全世界清楚表明联合国的宗旨。在他看来，联合国最重要的使命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并“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些“史末资原则”（Smuts principles）构成了宪章前言的主体内容，而吉尔德斯利夫借鉴了《美国宪法》（American
Constitution）的著名开篇，为它增添了美式风格，向全球发出呼吁：“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一位加拿大代表提交的报告精准地总结了那年夏天纷繁复杂的工作，他写道：“自联合国在旧金山开始运作以来，德国投降了，丘吉尔下台了，原子弹落下了，日本垮台了。情况进展迅速，每一天，新的基础都在夯实。”旧金山既是政治舞台，也是技术规划的中心，它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全球秩序。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军事占领状态，其命运由外国强权在遥远的异邦讨论决定。联合国的宗旨是实现罗斯福基于1941年《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所描述的全球秩序愿景，它号召建立“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旧金山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场在战后协商条约的会议，而是一次战时会议，在会议召开时，与会各国在名义上仍处于冲突状态。战败的轴心国和中立国家如瑞士与瑞典都未得到邀请。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 Jr.）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用他的话说，这次会议既是“平民的会议”，也是“军人的会议”。在经历了一场抗击轴心国侵略行径与纳粹主义诸般罪行的战争之后，人们心中燃起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希望，这个新的秩序将以国际司法、人权、种族平等与终结殖民主义为基础。与会代表收到来自全球各地献上衷心祝福的信件。吉尔德斯利夫收到了65000封信件，在回忆录里，她描写了这些信件如何“激励我为创建一个将能阻止战争发生的国际组织而努力，他们为我送上祝福，并对我说他们正在为我祈祷”。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专程从华盛顿赶赴会场，受到了热烈欢迎；每个与会国都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大张旗鼓地展示本国国旗，接受围观群众的欢呼。在全体会议结束时，杜鲁门感叹道：“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永恒尊严将在友好文明的国家共同体中得到尊重。”根据大会的总结报告，全体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与会代表和全体听众起立欢呼”。从“国联”到联合国的转变标志着文明从旧时的话语转变成强调个体权利和集体安全的更加具体的话语。“国联”为人诟病地将“文明国家大家庭”与世界其他地方加以区分的做法在联合国的所有文件中被摈弃，文明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从会议决议中被删除。可是，虽然人权成为1945年讨论的中心话题，但文明的话语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它获得了远远超越史末资开场演讲的意外新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的含义如此含糊，在被加以改造之后，可以被用于任何诉求。它的道德权威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和拥护者，他们都希望利用这个词语申诉冤屈或达成目的。在欧洲的战败国，文明有时候被改造为道德呼吁。1945年9月10日，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向《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寄去一封信件。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同盟国可能会惩罚意大利的担忧，并告诫同盟国：“意大利、法国与英国是历史上对西欧文明做出最明确贡献的三个国家”，因此，在战后“摧残、羞辱与打压意大利”并非“建立和平文明的国际秩序的正道”。1945年，由非裔美国活动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担任主席的非洲事务理事会（Council
on African Affairs）出版了一本宣传册《旧金山会议与殖民地问题》（Th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and the Colonial Issue），指出世界安全的关键在于“所有附庸民族”都能行使自决权, 他们必须“与其他民族团结一致，令世界迈向一个更高层次并且更加稳定的文明”。非裔美国知识分子W. E. B.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和史末资一样，曾参加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以更加高蹈的姿态表示，为了将人类文明从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联合国宪章》应该“明确清晰地、毫不含糊地、直接地支持民族平等的文明世界”，因为“美国曾经历过的事情时至今日仍在文明世界发生，我们不可能在一半人口获得自由而另一半人口仍被奴役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在他们的笔下，对文明的呼吁是制约强权大国的政治手段。其他人则对文明的使命怀有戒心。英国代表、保守党政治家克兰伯恩子爵罗伯特·阿瑟·詹姆斯·加斯科因—塞西尔（Viscount
Cranbourne Robert Arthur James Gascoyne-Cecil）坚称战后和解必须基于“不同种族的人民、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与处于不同文明阶段的人民”之间的区分。诸多关于文明的理念围绕着旧金山打转，内容包罗万象，从欧洲文明到普世文明，从激进变革到保守重建，从殖民主义到反殖民主义，不一而足。众所周知，1945年复兴与重建的志向高远的梦想遭遇了错愕与失望。在会议上的女权游说群体，如由丹麦外交家博迪尔·贝格特鲁普（Bodil
Begtrup）担任主席的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因以安全和全人类的福祉为名义的“缔结和平的行动”遭到严重限制而深感沮丧。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呼吁实施民族自决与正式确立种族平等的宣传运动身上。在它的批评者看来（他们和1919年被“国联”种种虚伪承诺欺骗的人一样感到失望），新的宪章同样受到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等问题的掣肘。长期鼓吹种族隔离与白人统治的南非总理史末资居然是《联合国宪章》前言的主要起草人，批评者认为这充满了讽刺虚伪的意味。杜波伊斯尖锐地评论道：“我们征服了德国，却没有征服他们的理念。我们仍然相信白人至上主义，继续压制黑人，在对7.5亿殖民地人民实施帝国主义统治的同时，炮制着民主的谎言。”因此，尽管戴着重新开始的光环，联合国（至少在它早年的历史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维系本已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秩序而创立的。文明一词在国际法律中消失并不意味着它不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文明的诉求进入了欧洲公共讨论的其他领域，包括人道主义、国际司法、帝国、科学、宗教与物质福祉。《毁灭与重生》探讨的是伤痕累累的文明之理念为何以及如何激发许多欧洲人的想象，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文明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没有高度统一或受众人认可的概念，但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它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它具有不一致性和可塑性，而且富于争议，时而具有限制性，时而富于开拓扩张的精神，但总能引起广泛的公众兴趣和政治关注。这个词语的广泛流行与1945年西欧矛盾重重的情况有直接关联。由外国势力在这片大陆确立秩序的同时，一度被纳粹势力占领的西欧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也蠢蠢欲动，希望在第三帝国垮台后重建自己的帝国。众所周知，就在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V-E Day）当天，法国正忙于镇压在阿尔及利亚塞提夫（Sétif）爆发的民族起义。而这并不是孤立事件，它表明曾经战败的欧洲强权势力正在谋求重塑本已土崩瓦解的帝国。长期以来，把帝国主义解释为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耻辱性失败的后果，已成为理解法国在19世纪末向非洲和亚洲扩张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再次征服失去的殖民地的意愿在1945年后有了新的表现。这一演变如此令人瞩目的原因，是重建帝国的行动发生之时，欧洲自身的大部分地区遭到纳粹占领和战争的摧毁。国际救济机构、外国宗教慈善团体与人道主义组织遍布欧洲大陆。在那关键的几年里，德国的命运是欧洲命运的戏剧化写照。第三帝国的势力在1942年如日中天，但短短3年后，全面战败、战争破坏和军事占领令它一蹶不振。虽然德国沦为一个被瓜分的国家或许不是欧洲各国的共同命运，但它沦为“殖民地”的新状况被视为欧洲命运的缩影：如今它被一分为二，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接下来的情况极其特殊：从1945年到1955年，各种文明教化使命为西欧在战后既是帝国又是殖民地的双重身份增添了种种色彩。本书的各章从几方面探讨为什么文明的新使命长久以来对于如此多的人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它们阐明了并不是那么久远之前的文化战争为何并如何继续塑造当代欧洲及其与全世界的关系。它们考察了欧洲在20世纪40—50年代如何被重建，探讨主题包括毁灭、难民、救济以及国际司法与军事占领。不出意外，战败德国的命运（它的领导人、受害者与垮台的帝国）构成了同盟国早期关于如何在被占领的欧洲重建文明的讨论框架，欧洲的和解为确保冷战不至于演变为热战发挥了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从激进基督教的视角复兴欧洲大陆的愿景。在20世纪40年代，由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掌控的复兴的天主教会势力围绕信仰边界、基督教民主主义和西方新身份等问题，率先重申他们在重新划分冷战欧洲的文化地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捍卫基督教文明——更确切地说，犹太教—基督教文明——是这个使命的核心内容。西欧保守派的复兴新中世纪“西方世界”（Abendland）的理念帮助天主教和新教在对抗“无神论”共产主义和抵御来自美国的不当影响时克服了教义上的分歧。此外，西方文明的世俗理念被美国军方和文化权威部门用以促成美国和西欧缔结横跨大西洋的新同盟，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援助与20世纪40年代末干涉希腊内战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文明不单被用于为西欧与东欧划清界线。文明的话语有时候也会被用于克服冷战的分歧。科学、和平运动、住房建设与礼仪读物都是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共同点，甚至可以携手合作的生动案例。核战争的来临在欧洲激发了关于广岛轰炸对于文明意味着什么的热烈讨论，并促成了铁幕两边志同道合的组织与和平运动的出现，它们的目标是令科学变得“文明”并成为和平与国际合作之源。我们还将关注大众对房屋建设、家庭至上与社交礼仪的理解，以及西欧与东欧对“美国文明”来袭的担忧。国际组织以文明为名义克服冷战分歧的努力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尤其成为主要的国际机构，推动了以共同拥有的过去、社会科学和世界遗产为基础的“世界文明”新概念的形成。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战后关于文明的理念被改造为对普遍物质进步的更加和平，并且精英主义的色彩更淡的理解，与18、19世纪对文明的理解形成了鲜明对比。本书的前半部分专注于欧洲大陆，后半部分则专注于欧洲在全世界中正在改变的位置，重点将放在帝国、去殖民化与多元文化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冷战双方阵营所遇到的挑战。欧洲失去海外殖民地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亚洲与非洲的历史，也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关于文明的新理念为双方的政治剧变赋予了意义。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战后随即发生的、以武力方式在非洲重建帝国的行为所造成的恶果。文明教化使命这个旧词成为奉行帝国主义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以及奉行反共产主义宗旨的西班牙和希腊独裁政权的辩护说辞，并影响了他们在联合国与共产主义者和非西方民族主义者的接触。然而，即便在帝国倾覆之后，对文明的幻想仍在继续影响欧洲与非洲之间的文化联系。我们将会了解到，从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的视角出发，非洲在变动的边境和对欧洲的理解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我们将以加纳、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为例进行专门分析，它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对来自欧洲的历史传承进行了改造。在这三个国家与其他地方，非洲的民族精英在争取独立与新民族身份的斗争中，颠覆了欧洲文明的话语。这些国家以自己的方式重塑前殖民时期以非洲为中心的文明，令其成为非洲现代化与主权独立的关键因素，并由此成为建设独特的后帝国主义时代新文明这一历史使命的先锋。为了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而改造文明这个词语的非西方国家并不止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苏联与其卫星国也是如此，他们对文明这个词语的运用反映了东欧与世界逐步演变的关系。起初，这或许令人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苏联与东欧阵营一开始以猜疑与不屑的态度对待文明这个概念。由于冷战早期西方对文明这个词语的公然利用，共产主义者往往将西方文明一词斥为掩盖野蛮行径、假仁假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形态外衣。共产主义政权很少直接运用文明的话语，而是倾向于使用其他表述方式（人道主义、公义、尊严与团结）以宣扬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美德。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领军人物比阿特丽斯与西德尼·韦伯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在出版于1936年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该书在1944年重版时，问号被去掉了）一书中，最早将文明这一概念应用于苏联，但在当时，文明一词在苏联境内并不是很受待见。可是，在“二战”期间，苏联的意识形态拥护者套用了文明处于危机中的话语；在纽伦堡审判进行时，苏联的报刊也沿用了这一手段。随后，“社会主义文明”这个被赋予了新含义的词语出现了，在20世纪60年代与亚洲和非洲的接触中，它是共产主义世界在全球事务中对其新角色的共同自我描述。当时，苏联与东欧各个小国锐意倡导一系列增强“软实力”的措施，将发展中世界里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伙伴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尤其是在非洲。东欧各国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和平、福祉与性别平等原则构筑了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国际使命，以此为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东欧的现代化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版本的文明教化使命，反殖民主义运动兴起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在非洲各地建立了广泛深入的文化联系网络。现代化运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东欧人士以反帝国主义与国际友爱精神为名义，将大量精力用在支持第三世界传统文化（从民间艺术到考古研究）的保护工作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文明成为与第三世界的伙伴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桥梁概念。文明还出现在东欧关于科学与即将到来的工业社会的讨论中，并被异见人士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采纳，用于对社会主义的“技术文明”概念进行剖析。社会主义的文明概念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运动，并在后来塑造了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对“欧洲文明”的理解，开启了他“重返欧洲”的改革时代。需要明确的是，本书并不是“抓字眼”的练习，即文明依照某种对广义语言学趋势的粗陋的“n元语法”（n-gram）分析被应用于政治。本书探讨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政治世界里，各个社会群体如何理解文明并采取行动去保护文明，总是与譬如文化遗产、传统、人道乃至民主等出于同源的词语相关联。分析的地理范畴也被拓宽了，超越典型、排他的西方概念史，追溯文明这个词语如何传遍整个欧洲大陆，并来到欧洲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在那里，它被独立的非洲国家颠覆并加以改造来为新的政治目标服务。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文明的意识形态披上危险的新外衣，重回欧洲大陆。几十年来，对文明的研究一直是思想史家和国际关系理论专家的领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应用这个词语去描述欧洲强权国家在海外的崛起与扩张并为之辩解。过往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总是局限于观念史，尤其是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温良教化者”的国际法的兴衰。本书所讲述的文明的故事并不局限于国际法的范畴，以体现它在战后欧洲更广泛的公共讨论中所占据的显要地位。我的研究方法也有别于那一时期的标准治史方法，以几种方式展开。托尼·朱特、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康拉德·贾劳施（Konrad
Jarausch）与伊恩·克肖（Ian
Kershaw）等人对1945年后的欧洲历史展开了卓越的政治研究，与他们不同，我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西欧与东欧，还包括探讨范围更广的帝国、国际组织、去殖民化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1945年后描述欧洲的叙事模式要么只关注经济复苏、政治稳定与冷战阵营划分，要么只关注冷战时期欧洲文化的美国化与苏联化，二者都忽略了关键的文化发展。本书接下来的内容结合了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将宗教、科学、摄影、建筑与考古囊括其中。文明的新观念意味着新的欧洲文化版图，它重新定义了在去殖民化运动之前和之后，西欧、东欧与欧洲海外领土之间的关系。《毁灭与重生》并没有将战后的欧洲史视作超级大国实施统治的故事，或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国家叙事；恰恰相反，它追溯文明的话语如何令精英与平民在总是身不由己的政治环境里重塑欧洲的特定内涵。本书并不是一个自鸣得意的故事，讲述欧洲人如何在遍地焦土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热爱和平的闪亮辉煌的国度，并学会与邻国和平共处。西欧的和解本身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2012年和平奖诺贝尔被授予欧盟，以表彰它对保卫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这只是最新的重塑欧洲文明的正面故事。时至今日，关于20世纪欧洲的研究通常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前半部分的内容以战争、毁灭、危机与革命为主题，后半部分的内容则讲述了被强加的和平、政治稳定和两大阵营之间距离逐渐拉大的经济繁荣程度。然而，这种描写太过于简单，因为战后时期本身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文明一词用法的改变也预示着更大层面的政治转型。到20世纪70年代，文明已经从倡导道德重建、反殖民主义和反西方主义的进步运动演变成拱卫受到威胁的保守政权及其事业。在冷战的最后20年，文明与以反对移民、保卫西方的基督教和放弃多元文化主义为形式的反革命本土主义（counterrevolutionary
nativism）紧密地联系在一起。“9·11”事件之后，右翼分子对文明的利用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国际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为文明面临危机这个主题送上了可资利用的武器，这是自冷战早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本书绝不是在倡导在我们这个时代恢复文明的使命，恰恰相反，它的主旨是表明自1945年之后，文明为何以及如何一直停留在欧洲支离破碎的身份认同和历史的中心。我们将会了解到，在战后的每一个十年里，被重塑的文明的传承仍然受到启蒙时期的两个遗产（礼仪与暴力）的深远影响。《毁灭与重生》是一部关于1945年后欧洲重建的另类历史，将这片大陆饱受创伤与争议重重的文化遗产摆在中心位置。欧洲的文明教化使命曾以进步与发展的名义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停战之后，欧洲遭到这个使命的反噬。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已经成为在分裂和去殖民化的时代“重塑文明”（re-civilising
process）的主要试验场。这片大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改头换面或许是由超级大国以不公的方式主导实施，但欧洲人从新的角度找到了重新定义自己在历史和世界中所处位置的途径。文明为超越民族国家、冷战阵营划分和帝国藩篱，思考欧洲及其战后状况提供了一种方式，也在今天为我们得以重新诠释“二战”后的欧洲历史提供了有用的视角。曾困扰1945年旧金山会议的巨大矛盾在此之后一直影响着欧洲事务的发展演变。在头条新闻尽是关于欧洲陷于分裂的时代，本书将回顾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欧洲如何在更大危机的阴影下热火朝天地重建。古老且饱受诟病的对文明的信仰为何以及如何在“二战”后帮助厘清和维持欧洲的历史遗产，是本书探讨的主题。【内容简介】
1945年，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数千万人流离失所，重建的需要和东西欧的冲突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欧洲各国领导人、各国际组织及知识分子群体持续思考欧洲文明的历史和未来。 保罗·贝茨以“文明”的概念和话语为线索，讲述了欧洲的重建及其政治文化版图变迁的故事，呈现了另类的20世纪欧洲史。战争尚未结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即已成立，与其他国际救济机构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在物质和道德上重建欧洲。为恢复国际司法秩序，战犯被新成立的国际军事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濒临破碎的基督教世界重新团结起来，提出了基本人权与信仰自由的主张。在战争破坏与核威胁的阴影下，舒适的家庭生活成了欧洲人首要关心的问题，各国都把捍卫家庭价值作为社会文明化的核心，致力于发展社会福利。老牌殖民帝国不甘失败，试图通过掠夺殖民地来挽救衰败的命运，却不得不面对非殖民化运动的巨浪。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推进物质与道德建设，力图发展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明。文化多元主义逐步压倒了欧洲中心论，世界的文明版图朝着多文明共存的方向演变。 “9·11”事件、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再次唤醒了人们对文明遭受威胁的恐惧和不安，各种保守势力趁机将“保卫文明”作为分裂和进攻的借口。重新审视“文明”的内涵，或许能够帮助人们跨越民族、国家和政治的藩篱，构想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图景。 【推荐语】 保罗·贝茨的书直指游荡在欧洲大陆上的新幽灵：关于文明的话语。“文明”比任何一种我们熟知的“主义”持续的时间更长、面相更为复杂。它既是进步和自由的代名词，也是暴力和帝国的借口。哀悼文明衰亡的声音和致力于再造文明的力量旗鼓相当。而正是这种多样的文明观念成为欧洲重新想象自己、寻找身份、处理与广阔世界关系的思想锚地。这本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战后欧洲政治历史范畴，将文明作为我们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上进行抗争、对话和建造的新方法。——吕晓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对于二战后欧洲在物质和道德方面重建自身的方式，《毁灭与重生》进行了极其微妙而广泛的探索。保罗·贝茨大胆地使用备受争议的“文明”概念来展示冷战双方的欧洲人如何重新定义自己和他人。对于任何想要了解当今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牛津大学 《毁灭与重生》关注不同的主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帝国、国际组织和多元文化主义。它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方法，偏爱文化史——尤其是摄影、电影和建筑——而不是通常那种知识性和政治性的历史。它描绘了欧洲不同的文化地理，不仅跨越欧洲的东西，也跨越南北之间的边界，其范围包括非洲的几个前欧洲殖民地……（我们）可以努力实现一个没有文明冲突的未来，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文明在过去所扮演的角色。为此，没有比《毁灭与重生》更好的起点了。——阿登·克纳普，哈佛大学 【作者简介】
保罗·贝茨（Paul Betts），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现代欧洲史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欧洲文化史，特别是20世纪德国史研究，曾任英国德国历史学会主席、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代表作有《墙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私人生活》（Within Walls: Private Life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获维纳图书馆当代史奖）、《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Ruin and Renewal：Civilising Europ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获2021年美国哲学学会雅克·巴赞文化史奖）。 【目录】引 言 为旧世界带来新生
第一章 呼吁救济
第二章 惩罚与悲悯
第三章 信仰与边界
第四章 科学、住所与礼仪
第五章 再造帝国
第六章 去殖民化与非洲文明：加纳、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
第七章 世界文明
第八章 社会主义在非洲的文明教化使命
第九章 宗教、种族与多元文化主义
结 论 新铁幕
后记与鸣谢
注释及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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