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王元化：不能满足于“一种朦胧的感受”

王元化（1920年-2008年），文艺理论家、作家，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他的代表作收录在《王元化文论选》中，他对自己三次反思的阐述，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反思中，他对长期以来我国思想界和文艺界不注意把基本理论问题搞清楚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1994年，他在接受学生傅杰访谈时指出：直至今天，“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较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原因，即来自长期所形成的'越彻底越好’和'新的总比旧的好’这种固定的看法，并以这种看法去判断是非。”“在文学艺术方面，新的流派像旋风般地旋生旋灭”，“每一次新的出现都以征服者或胜利者的姿态睥睨群伦。我实在怀疑文学上的流派是否也要像设计时髦服装一样，在那样短暂时间内就要来一次更新换代？”

2001年，王元化在与王晓明所作的题为《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指出：“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是一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

1999年，王元化在接受传记作家李辉访谈时所作的题为《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中指出：“我觉得我们太缺乏理论的钻研了，只满足一种朦胧的感受（即我说的，谈论了半天，还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层面上）。”“不要说研究，就是介绍也很少。”

他以对国家学说的研究为例：“与民主问题密切相关的国家学说，过去我们往往只知道一家之言，这就是卢梭的社约论。我们不知道与他同时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的学说与他有什么不同，更不知道英国的经验主义，如洛克的政府论又和他有什么不同。”“我们对这些一概不知不晓，只知道一种卢梭的民主学说，而且就是对这一种也还是一知半解，甚至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对民主一知半解或茫茫然无知，而仅仅靠喊口号，民主是无法建设起来的。”

读王元化的论述，人们不难发现，他所批判的不注意把基本理论问题搞清楚的倾向，无论是现象描述还是原因分析，与鲁迅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批判“革命文艺家”对外国思潮的错误态度多么相似。

不注意把基本理论问题搞清楚，从现象上看是缺乏工具理性，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价值理性的扭曲，缺乏鲁迅所说的“明白的理性”。怎么才能明白？

1918年，鲁迅在振聋发聩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指出：“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怎么研究“才会明白”？他提出要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早在1907年，他就在《科学史教篇》中，介绍了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并指出：“二术俱用，真理始昭”。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但在运用时都不该走极端，惟有兼收并蓄，才称得上科学。

人们不难发现，不注意把基本理论问题搞清楚的倾向，当下仍然存在。

这需要从根本上把知与行的关系搞清楚。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古往今来不外乎三种学说，即知易行难、知难行易和知行合一，

三种学说各从一个重要侧面阐述了知行关系的道理。如何把握？朱熹曰：“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之间是相互依赖关系，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这就是知行合一，但可分先后、轻重。若要行动，总得先把这件事“是什么”，该“怎么做”，尽可能搞清楚，弄明白，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就是“知难行易”的价值，也就是“知为先”的理由。知不是为知而知，是为了行，是行的准备，一件事能否做好，最终取决于行。这就是“知易行难”的价值，也就是“行为重”的理由。■

（编辑部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