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 赵之谦同治元年客居温州期间致友朋书札三通辑考

攒菁堂 2024-05-15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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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四月六日，客居福州的赵之谦（1829—1884）接到家书，获知其妻范璥已于二月病殁于家乡绍兴，次女惠、三女榛亦相继死去，家中仅剩长女桂官由其族兄赵诚谦照料。悲痛欲绝的他从此更号“悲庵”，且发誓终生不再续妻。六月，赵之谦接到永嘉县令陈宝善的书信，希望他能到温州辅佐其戎幕，对于此段经历，其有诗云：

故人令永嘉，招我书十纸。

上言去亦得，不去归者是。

下言再击贼，四郊辱多垒。

同负血气勇，胡忍卧隐几。

将军能揖客，况复重延企。

诚言受深切，曷敢忘意美。［1］32

大约在六月底或七月初，赵之谦经过十三日的风雨兼程自福州抵达温州，在温州客居近半年。①我们可以从赵之谦现存书画篆刻作品、诗文、书札中了解此段经历。尤其是书札，因其私密性和真实性，对于考察作札人和受札人的生平行迹更具有史料价值。2015年，由戴家妙先生点校整理的《赵之谦集》［1］，广泛搜罗赵氏书札共五百余通，对于研究赵之谦生平、交往、艺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难免仍有遗珠，②故近年来学界时有补苴。③

笔者最近有幸获见赵之谦致魏锡曾、江湜、韩佛生的书札三通，皆为《赵之谦集》所未收，亦未曾受到学界的关注。受信人魏锡曾（1828—1881），字稼孙，号“印奴”。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咸丰邑廪、贡生，以候选训导改盐场大使，分发福建试用，授福建浦南盐场大使。著有《绩语堂碑录》《绩语堂诗文集》《书学绪闻》等。江湜（1818—1866），字持正，一字弢叔，别署龙湫院行者。江苏长州（今苏州市）人。诸生。三次参加乡试，皆不第，出为幕友，历山东、福建等省。在京师得亲戚资助，捐得浙江候补县丞。咸丰十年，奔走避兵，忧愤而死。诗宗宋人，多危苦之言。著有《伏敔堂诗录》十五卷、《续录》四卷。韩佛生，生卒年不详。赵之谦弟子，嗜好金石，韩叔度之子，赵之谦曾为其治印多方，流传于今有“佛生”朱文印、“菩萨保”朱文印各一枚。

此三通书札所用笺纸完全相同，纵24厘米，横28.5厘米。蓝格，蓝格外框四周印有赭色梅花图案，笺纸左侧印有赭色颜体楷书“书锦”二字。三札书风亦极为相似，皆为赵之谦“颜底魏面”还未形成前的颜行书风，书法生辣拙朴。④经考证，三通书札皆作于赵之谦同治元年客居温州时期，对于研究赵之谦的生平、交往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兹不揣鄙陋，移录原札文于下，并略作考释，以期对赵之谦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致魏锡曾札

稼孙仁兄书侍：

别后曾发一书，而不得复示，实生疑虑，教书不暇乃如此耶？弢叔书来，极道阁下之善，近想常得见，不及佛生一字，岂又畏而避之耶？弟自到东瓯即病，病愈复作，前日又大病。急自药之，今日已能起坐作书，惟力弱耳。时事日难一日，虽热肠其如四肢冷何？买妾之意已绝，拟将所賸诗稍改定即付刻，题作“悲庵居士辛酉以后尚存诗”何如？阁下既有意为录一通，可否见惠，以便动手。北行当在十月初也，旅费不知何时有。可笑，可笑。此请道安（并问性之⑤好）。

弟期谦顿首，八月初三日。［2］229-300

（札尾落款“谦顿首”上方钤有“赵之谦印”朱文印一枚。笺纸左下方，钤有“曾藏丁辅之⑥处”朱文收藏印一枚。）

考：本函（图1）未署作年，札尾仅署作札日期“八月初三日”。据函中所言“弟自到东瓯”云云，可知此札当作于赵之谦客居温州（东瓯）期间，赵氏一生曾三次客居温州，第一次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至十二月期间；第二次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至十一月期间；第三次在同治六年（1867）十月至十一月期间。故初步可断定此函当作于此数年间。又，札尾所署“期”，应指赵之谦妻范敬玉之丧，据《赵之谦年谱》同治元年载，“四月六日，接家书，知妻女病殁，悲痛欲绝，刻'悲庵’印”［3］84，可知此札当作于同治元年八月初三日，赵之谦第二次客居温州期间。

图1 赵之谦致魏锡曾札纸本 24×28.5cm 浙江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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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太平军的战火，赵之谦接受好友傅以礼的劝说，于咸丰十一年二月上旬，动身前往温州。四月，前往瑞安辅佐戎幕；六月，客章安；九月二十五日，赵之谦与好友梁衡一同返回温州，而其妻女却远在家乡。回温州后，赵之谦原本打算十月随邵步梅航海到福州，再乘海轮赴京参加会试，但终未成行，只得继续在陈宝善署中逗留。直到十二月初六，才与邵步梅一同搭船前往福州。考受信人魏锡曾的生平，咸丰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攻陷杭州，魏氏举家奔避，屋毁于火；八月，魏锡曾侨寓绍兴（越城），作《寄怀孚吉五首》；［4］十一月十五日前后，富阳陷，魏氏避地黄岩。［5］同治元年，魏氏携妻儿寄居于福州岳父家，三月前后，赵之谦与魏锡曾相遇于福州。［3］83

同治元年春，赵之谦与魏锡曾订交。三月十日，赵为魏画墨梅一幅；五月五日，赵之谦又为魏作《蔬果花卉图册》十二开，其中一帧梅花图题款云：“同治壬戌，辟地闽中，谭子仲仪、魏子稼孙，晨夕过从，了口舌缘。仲修藏有定庵龚先生集外文百八十篇，余求假而钞之。稼孙原任其事，而请易画。”［3］85六月，赵之谦又为魏刻“魏锡曾”白文印一枚，款曰：“悲庵将去福州，始为稼孙刻此。壬戌六月，流汗作记。”［6］45大约在六月间，闲居福州半年之久的赵之谦，收到永嘉县令陈宝善和当时督浙南的总兵秦如虎的来信，邀请他返回温州辅佐戎幕；大约在六月下旬，终于抵达温州。此即函中所述“弟自到东瓯”云云之事。

同治元年七月四日，赵之谦曾致魏锡曾信，云：“别后登舆，十三日抵温，十三日风雨，人至而雨至，其中皆有天也，途中懊悔，得诗颇多，俟后录寄。”［3］87似即札首所述赵之谦“别后曾发”之书信。有关函中所述魏锡曾“教书”之事，在离闽前赵之谦致魏氏札中亦有提及：“令郎来，一切俱悉。闻今日要做书院卷，为千钱起见。”［3］85在作此函一月后，赵之谦曾致信魏锡曾：“前函想已览，……中间又隔一夜一日，卒病，几有不起之象，幸自药而愈，近已得生。”［7］122可与函中所述“弟自到东瓯即病”云云相参证。

“佛生”即赵之谦弟子韩佛生。同治元年六月四日，赵之谦曾致信魏锡曾：“弢老极欲见佛生，以为弟所保举者必不谬。如晤佛生请告之，尤嘱其勿畏，缘前此佛生曾逃弢老故耳。”［7］144可与函中所述“弢叔书来……不及佛生一字，岂又畏而避之耶”相参证。

二、致江湜、魏锡曾、韩佛生札

十七日得手书并各事，均悉。以三十一石索刻为集稿，甚善。然阁下犹以弟为在闽之闻人耶？信来时正同事孙君垂尽之时，今日酉刻，竟弃人间事。良友客死，见之益悲，且无人能担当其事者，即此可得十日忙。兼之案牍劳形，不惟劳形而更瘁心力，瘁于案牍，复瘁于应酬一切事，不能得一刻安稳。幸得两中秋日，自家放学间得两天，刻得一印。谚云：“好猫管三家”，弟管到十八、九家，他人胸中无一事，弟中有万千百事，奈何，奈何。此石须得长毛、盐枭、游勇、顽民、财主辈开恩，宽假几日，方能动手，否则觅便还原物。然有此醇嘱，必为刻数枚，请勿惧也。

娶妾、刻诗两念俱绝，家中无法接济，北行之资愈弄愈短，看去又不成。此番果不成，则归去不复出矣，先告，先告。恶我者可先杀我也。诗仅途中几首及应酬作数首，亦必暇始录上。前卖尺牍资（鹰洋六枚）想收到矣。

佛生得子，可贺，然索印为非。性之当与一印，临帖颇有进境，然不开展。佛生所临一种，此间早得一精拓，此铭极圆健，何学之尖酸乃尔耶？仲修⑦书附寄。此上弢叔、稼孙、佛生诸兄同览。

弟期谦顿首，闰月十八日亥刻。

钞诗多讹，诗惟得亡妇旧作可喜。渠作诗不多，近欲记一首，不可得矣。奈何。⑧

考：据札尾（图2）所署“期”可知，此函仍作于同治元年期间。另，札尾日期署闰月十八日，而同治元年确有闰八月，故此年有两个中秋节，与函中所述“幸得两中秋日”云云相符。可知此札必作于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八日。

图2 赵之谦致江湜、魏锡曾、韩佛生札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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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与魏锡曾因金石同好而结缘，检现存赵氏印谱，可查得赵为魏刻印多达三十多方，函中所言“以三十一石索刻为集稿”即魏锡曾请求赵为其治印并为其编撰印谱之事。有关此事，赵之谦在《二金蝶堂印谱》序言中亦曾谈及：“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1］133同治元年九月，赵之谦为魏锡曾刻“鉴古堂”朱文印一枚，边款述及二人相识之缘起：“辛酉冬，余入福州，稼孙来相见。今年夏，余赴温州，书来属刻印。时得家人死徒、居室遭焚之耗，已九十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3］89有关赵之谦为魏锡曾刻“鉴古堂”印之事，在作此函后不久九月十二日致魏锡曾函中亦有所谈及：“稼孙大兄阁下……诸印已装原匣缝密，俟一得复函即交专差专寄。所以然者，为'鉴古堂'一石易不易未有定，非好为是曲折也。”［7］146

赵之谦篆刻因得魏锡曾激赏，又因魏氏热心为其编辑印谱，在同治元年前后达到创作高峰。此年赵与魏多有书信往还，其中作于此年九月的一通，信息量较大，且可以与现存赵之谦篆刻相参证：

稼孙大兄侍史：前函想俱达。所属刻印，已成其八。“鉴古堂”一印，弟适买得大寿山石一枚，谨为制三字，并跋缘起。惟不知兄能以四百钱之石相易否？能易，果佳；不能，仍奉还。弟实不愿以重物累行囊也。外，各印虽刻，而自出主意，与尊旨相合而不相合。嫂夫人名印则竟易尊号矣，盖弟能刻印而不肯刻，公等想出挟制之法，自是正兵之奇。然以祖父挟制可也，以妻子挟制则大不可也。寄来卅一石，弟定见“鉴古堂”“鹤庐”“小人有母”三印，是必要刻者。（“寿萱堂”三字似非弟所喜刻也，且何必一堂不已，而益一堂，堂堂乎难与并为矣。）外，弢叔一印（已刻），兄名字印已刻。如闲空，当再加一刻。性之昆弟之印，当自篆而与弟子钱次行刻之。佛生印九方、谭子印、菩萨保（择小者）、佛生三印必刻之（取大者已刻，因未拓款，俟后寄），留一小者，勒索作赂。又一寿山石（无兽头）留作弢叔赠周葵庵石。计各石除应刻者，佛生九印，刻三枚，留二枚，还四枚。兄石留小寿山石四枚，易大者一枚（允否，酌示）。性之自买石，留一枚。其“弢叔诗草”之薄片不刻，以四字有市气也（此市气乃益甫所说，非寻常口头之市气也）。“鹤庐”用浑朴而不脆者，兰花石奉还。统计刻十八枚（连积之等在内），易一枚，留六枚，还七枚，如是而已。［7］145

赵之谦曾在诗中云：“频年看人面，及此穷吾技。仅有魏（稼孙）与韩（佛生，二君皆杭人，以庚申难后来者），衰作三晋比。”［1］32可知，受信人之一的韩佛生亦为杭州人，且与魏锡曾、赵之谦皆相识于同治元年。大约在此年六月，赵与魏锡曾、韩佛生等人同客于福州期间，韩佛生曾窃赵之谦印刀而去。在抵达温州后的七月四日致魏氏函中，赵之谦对韩佛生进行了规劝：“佛生近见否？为我致意。日前窃印刀去，殊近小孩伎俩，此最不可，与以石奉君同（謬不在窃，而在不直告。凡视天下事为此等事，做做何害，久则一失足不可救药矣。望戒之，听不听，不计也）。虽无大错，而廓而大之，则可以获大咎、误大事。”［1］262在赵作此函之际，魏锡曾、韩佛生、江湜三人同客于福州，故赵之谦寄信与此三人“同览”亦为情理中事。数月后，赵之谦离开温州北上京师前，曾作长诗“示钱式，寄江弢叔、魏稼孙与韩佛生”。

此年闰八月十日，赵之谦曾刻印“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边款云：“悲盦居士，辛酉以后，万念俱灰。不敢求死者，尚冀走京师。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不幸穷且老，亦愈乎偷息贼中，负国辱亲，刻此两言，以明其志……。”［6］46赵之谦家道中落，靠入幕、卖书画、治印、举债度日，故函中有“北行之资愈弄愈短，看去又不成”之语。不幸的遭际并未消解赵之谦的博取功名、光耀门庭的信念，此印可谓他的铭志之作。

三、致江湜札

弢叔老兄执事：

昨朝得二十二日手书读悉，处此世界而犹以雕虫之技，念兹在兹，相爱之深，且惭且感。然市骏及骨不如入屋瞻乌。弟子钱式⑨，厌家而求野，从我学。此事一日而悟，三日而进，已全举自得之妙告之。渠读《伏敔堂诗》，复大悟，以不得坿门墙为恨，兹命其刻两石奉呈至教，将来薪火，即在此人。惟渠家自庚申乱后，父母兄姊嫂同时殉节，零丁孤苦，仅余一身，漂泊瓯海，衣食无藉。弟视之尤故人之子，兄视之当亦后起之贤。此后有缘，万望大慈悲垂手汲引，胜佛生必十倍，胜彝夏何止百倍？此等言语，在弟为不虞之誉，然知兄必无求全之毁也。

周葵庵⑩明府解事者，见时望出此示之，并述弟意，既欲得佳印，不可失此人。分一勺廉泉，易十数丹篆。似亦大君子培植英才，义所应有；或能于诸善知识，广为称道，更造福无量。魏子处亦祷祀求之矣。北行当在十一月，惟资斧一爻，大有铜在冶中、银居矿里之象。然即一无所有，亦必赴宁波，不久恋此也。即请道安。

弟期谦顿首，九月十一日戌刻。

梅生⑪至福安后，已有信来，云同事无读书者，甚苦，致书时并望以告之。［8］

（此函共两纸，第一纸第一行下方与第二纸落款“谦”字上方，皆钤有“谦顿首上”白文印一枚。第二页署款日期右方钤有“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白文印一枚。）

考：此函（图3）亦当作于同治元年。理由如下：其一：本文所揭第一札云“北行当在十月初”，第二札云“北行之资愈弄愈短”，此函又云“北行当在十一月”，可知此三札内容连贯且均作于赵之谦北上京师前；其二，札尾落款仍署有“期”字，亦可为此札作于是年之又一证。再据札尾所署日期“九月十一日”，可判定此函作于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

图3 赵之谦致江湜札纸本 24×28.5cm×2

采自童衍方《艺苑清赏：晏方珍品》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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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乱”即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入钱式家乡浙江杭州之事。此年二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在杭城东南之观音塘，打败米兴朝、段光清部，并即在西湖上扎营十多座。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向清波门一带猛攻，轰塌城墙。此时，赵之谦恩师缪梓所部福胜勇杀缪氏而开门迎太平军，太平军大队人马涌入杭城，浙江巡抚罗遵殿等文武官员殉命。［9］而江湜在此际任缪梓之军从事，缪梓殁后，江湜寻得缪氏遗骸。杭城破后，江湜避居横河桥僧寺，欲自杀，被寺僧静修解救。［10］52在此次杭州之乱中，钱式之父钱松阖门殉难，其弟子华夏（应即函中所涉人物“彝夏”）挟钱式逃出。［11］在寺僧解救江湜后的第三天，江氏告别僧人，步行至嘉兴，后又从苏州逃往杭州。喘息未定，太平军又破余杭，杭州再度告急。江湜只得同其弟江澄，于七月二十五日，逃往温州投奔陈宝善，于中秋前一日抵达温州。未几，江湜家中传来噩耗，其父在苏州城破后被太平军杀害，其母与一妹亦投水而亡。

咸丰十一年春，江湜仍客温州，四月，赵之谦客瑞安，居县署，江湜来访。［3］73二人以前仅为相知之神交，至此方初次把晤。之后，二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赵曾为江湜刻“江弢叔”“江湜私印”“伏敔堂”等多枚印章。十月初，江湜赴福州；十二月，赵之谦亦航海至福州，二人又在福州重逢。

同治元年，赵之谦与江湜同客福州，三月，赵为江湜所作《伏敔堂诗录》篆书题耑；四月，为江湜作《书江弢叔伏敔堂诗录后》；六月，赵之谦再次返回温州，二人再次别离；夏秋间，江湜曾与周丙曾把晤；大约在赵之谦作此函的九月十一日前不久，江湜送其三弟江澄前往福安，［10］56即札尾所述“梅生至福安后”之事。

函中谈及赵氏弟子钱式为江湜治印之事。作此函的第二日，赵之谦曾致信魏锡曾：“稼孙大兄阁下……钱生次行有刻呈弢叔印，已详具一函，求转交。其所作颇有材力，惟较薄耳。”［7］146据此可知，本文所考赵之谦寄与江湜的书札，似由魏氏转交。

考三札所言“北行”之事，同治元年十二月，赵之谦同好友胡澍乘夷艇从“温州出发航海入沪，由沪航海至登州，再由登州赁车入都”［12］，非函中所计划的十月、十一月出发，当然，这是后话。

结语

综上所述，书札虽仅三通，但内容较为丰富，既充实了赵之谦与魏锡曾、江湜、韩佛生等好友的交游方面的研究，又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赵之谦同治元年十二月泛海抵达京师前、客居温州期间的生平行迹及艺术创作。所涉人、所涉事，情节生动，感情丰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第一通书札所载，赵之谦在家破人亡后，对“时事日难一日”的悲叹；又如，第二通书札所述赵之谦在亲临“同事孙君客死”之后，对好友的悲悯、对自己困顿流离的无奈；再如，第三通书札，对弟子钱式的栽培和关爱、为博得功名而决心“北行”的执着。凡此种种，皆值得细细品读。

注释：

①此为赵之谦生平第二次客居温州，时年34岁。有关赵之谦客居温州期间的生平、交游可参见戴家妙《赵之谦温州、福州、黄岩交游考》，《西泠艺丛》，2008年第5期，第3—16页。

②2018年，戴家妙先生又发表《赵之谦信札研究综述》一文，对赵之谦书札的留存情状、学术价值、书法价值进行了论述，并以表格的方式列举《赵之谦集》中失收致张鸣珂、谭献、曹籀等人信札，然而却未提及本文所揭三通书札。详参戴家妙《赵之谦信札研究综述》，《中国书法》，2018年第7期，第122—131页。

③详参杨斌《新见赵之谦致陆心源佚札三通考释》，《美术学报》，2020年第3期，第123—128页；刘成伦《由二通手札看赵之谦晚年情状——兼论书家手札的文风和书风》，《书法》，2020年第7期，第90—96页；杨斌《赵之谦致谭献佚札三通辑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8期，第114—123页；杨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赵之谦致西垞札〉研究》，《美术学报》，2021年第4期，第81—86页。

④有关赵之谦稿体书风的演变，可参见杨斌《赵之谦“卷锋”笔法探赜》，《中国书法》，2019年第10期，第160—165页。

⑤“性子”即魏锡曾之子魏本存，字道门，又字稻门，号性之。仁和诸生，官福建县丞。魏锡曾所编《绩语堂金石文字》由其摹写刊刻，丝毫不爽，年四十而卒。

⑥丁辅之（1879—1949），近代篆刻家、书画家。原名仁友，后改名仁，字辅之，号鹤庐，又号守寒巢主，后以字行。浙江杭州人，系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从孙。其家以藏书之丰闻名于海内。嗜甲骨文，尝以甲骨文撰书楹联编成册。又喜篆刻，富藏名人印章，尤以西泠八家印作为多。

⑦“仲修”即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屡赴进士不第。历任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县令。著有《复堂类集》《复堂日记》《箧中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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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钱式（1847—1865），字次行，号少盖，别号子榖。浙江杭州人，“西冷八家”钱松（叔盖）之子。

⑩“周葵庵”即周丙曾，字葵庵，江西人。咸丰四年至咸丰七年任代理宁德县县令。于咸丰十一年前后曾署霞浦县。赵之谦曾为周丙曾刻“周丙曾”白文印一枚。详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宁德文史资料》（第5辑），政协福建省宁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第146页。

⑪“梅生”即江澄，号梅生。江湜八弟。生平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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