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思考，夏朝遗址有没有可能不在河南，在山东呢？

前言

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华夏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我们也知道，在早期国际上，一直只承认中国有三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从现在的商朝开始算起，再往前就没有历史记录了。

然而，在2019年7月，中国浙江的良渚遗址成功申遗。英国著名学者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遗址处于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同时代的东亚最早的国家。这一发现不仅证明了中国的历史悠久，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

良渚遗址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比夏朝的时间还要早，这得益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法。考古学家在华夏的大地上，曾经挖掘出过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以及距今几十万年前北京人的头盖骨和几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现在我们又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城邦遗址，有人认为这是虞朝遗址。那么，为什么距今约四千年前的夏朝却难以找到其遗址呢？

正文

关于夏朝的问题，虽然它是否存在一直存在争议，但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它是否存在，而是它到底叫什么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在5000年前有一个强大的良渚文明，它在东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接着，在三千年间，又有一个商朝出现。在这二者之间，距今四千年的文明，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夏朝。然而，关于它是否真的叫“夏”，还存在争议。

“夏朝”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周人在听取了商代的传说后为其起的。它可能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一些学者，如郭沫若等，认为甲骨文中所提到的“土方”，可能是商朝取代夏朝后，夏朝残部的称呼。

国家为了寻找夏朝，首先根据古籍记载圈定了一个大概范围，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二里头遗址，它被证实是一个大型都邑。全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渴望证明夏的存在，而二里头遗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可能成为答案。然而，目前还不能对号入座。在这种渴望下，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试图强行认定它为夏朝的遗址。但从客观角度看，这种认定并不容易。

那么，主持夏商周探源工程的专家学者是否应该摒弃成见，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呢？目前河南地区已经挖掘得非常深入，是否意味着夏朝根本不在河南呢？包括古籍中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虞夏时代在山东的可能性非常大。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的成就代表了最早的中国，广域王权，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伟大的考古发现。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二里头是否真的是夏朝的证据？

现在考古界普遍认为，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符，这是通过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二里头不是夏朝，那么还能是谁呢？因此，完全可以实锤二里头就是夏朝。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确定二里头就是夏朝。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和深入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大禹治水到底治的哪里？

按史记殷本纪的说法: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据专家考证，在先秦时期，江并不特指长江，有时也指沂水、有时指淮河、有时指汉水。从地理位置来看，这里应指的是沂水。因此，从这段文字来看，大禹治水实际治理的是大致包括山东中西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也就是山东龙山文化范围一带，主要治理的是黄河下游在河南东部山东境内那一段的黄河，以及沂水流域。

太康失国

有关太康失国的记载指出，有穷氏位于山东地区。太康在失国后投靠了斟灌氏和斟部氏，但最终被寒浞所灭。（历史上第一个女间谍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

斟灌氏：在民国《寿光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夏朝时期，有个斟灌国。应劭在《汉志》中注解道：'寿光，这个地方在古代是斟灌国，是大禹的后代。现在灌亭就是遗迹所在。”

斟部氏：有说法认为二里头就是夏朝时期的斟部国，也有人认为斟部国是夏朝时期仲康之子所建，遗址位于今山东昌乐县与潍坊市奎文区东一带。然而，寒浞成功灭掉了斟灌氏和斟郭氏。有寒国的遗址位于今山东潍坊东南。这三个地方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

相被杀后，其妻后缗返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境内），并生下了少康。少康为逃避浇的追捕，逃到了有虞（今虞城）。后来少康复国。

整个这一连串的事件都发生在岳石文化范围内。此时，二里头的影响力最远只能到达豫东地区。如果你认为太康在河南某地的一个都城，被山东的权臣后羿逼迫，最后跑到山东，然后全家在山东流浪，最后依靠山东的夏朝势力成功复国，并且考虑到考古文化上，河南和山东这一时期不属于同一个考古文化，那么这完全是一段牵强的故事。

另外，后羿有穷氏被普遍认为是东夷人。太康失国的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山东地区。而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这说明太康、羿、桀他们的都城都在斟部，也就是潍坊一带。

排除法

河南范围玉石器出土比较匮乏，但匮乏的程度仍超乎意料。

根据《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00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主编田凯，副主编唐际根、侯俊杰、高西省。全书一共15分册，每册编选240件玉器。河南省单独编在第5分册，部分省份单独成册，部分省份按地域关系合编在一册。

从新石器时代到龙山文化结束的时间范围内，河南卷入选的玉器主要有玉璜、玉饰、玉铲和绿松石，其中玉璜和玉饰各2件，玉铲3件，绿松石1件。但是，没有出现二里头的玉璋、玉柄形器、玉壁、玉斧、玉刀、玉戈等礼器、兵器，以及用作装饰品的玉环、玉镯、玉玦等。相反，在河南卷中入选的玉器器型以玉铲为主，其权重较大，共3块。

此外，还有一件加工粗糙的4号玉饰，其文化意义不明。然而，鉴于1号绿松石在中国玉器历史早期以及至今在部分民族的文化中所占的重要性，其入选也具有必要性。由此可以看出，在此时间段内，河南的科学考古并未发现比玉铲更高等级的玉器。对比同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代表晚夏时期社会组织、身份地位和王权象征的重要玉器，如玉璋、玉柄形器、玉壁等，在二里头之前并未出土过。这表明河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在这一时期并未反映出与二里头时期类似的等级分化和社会组织情况。

二里头出土的重要玉器，在新石器晚期的所谓“河南龙山文化”范围从未出现过。这一事实表明，二里头文化并非继承自“河南龙山文化”。

既然相关文献中描述的夏早中期事件并未在河南出现，那么一些文献典籍的记载显然存在问题。比如，“河图洛书”的传说，被说成就发生在河南的河洛之间。这个传说讲述了上古伏羲氏时，在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并依此制定九章法度，治理社会。这些故事在后世一些学者中理解为指龙马和神龟的出现。

然而，在对应的时间段内，整个河南并未发现与传说相关的考古现象。相反，在牛河梁、凌家滩、良渚等遗址，却出土了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物品。特别是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具有图形和解释性的玉版，这些具有生动具体的文化阐释的物品，需要深入了解者可以通过百度搜索来获取更多信息。

而在对应时间段的仰韶文化双槐树遗址，虽然出土了一件很小的骨雕蚕，却被某些考古学者阐释成了中国农桑文化的起源。

仰韶文化在大约5000年前左右终止，之后经过一段至暗时刻，迎来了龙山文化。然而，从5000年前到二里头兴起之间，河南的社会族群发展程度非常低，文化发展状况根本不支持这一时间段的传说和有关文献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发生在5000年前至3750年前之间的所有传说和文献记载，可能并不与河南有关，无论是黄帝传说还是大禹治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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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没有任何地域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