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车站响起一阵铃声，一列火车缓缓进站，缓缓停下。
大伯走下火车，放下手中行李，有些迷惘地四下张望，又回头望着车厢，好像还有人没有下来，好像他有点不舍下火车。直到车站再次响起铃声，火车喷出浓稠的雾气，徐徐开动，把大伯剩在站台上。他久久地盯着火车的屁股，看着火车走出他的视线，只剩下两条冰冷的铁轨，才弯腰掂起行李，慢慢走出了车站。
大伯工作在西都，是我们家族里见过世面的人，坐的火车最多。这次，当然也是坐着火车回来。
火车站的铃声，让大伯想起家里的那只铃铛，一想起那只铃铛，他就有些踌躇了，额头的皱纹一起拥挤，像岁月的波浪。眼前这条土路，直接通往老家瓦塘。路的两边，是秋收后的土地，地里的杂草蓬乱地生长，蝈蝈的叫声铺天盖地，像欢迎的仪仗。但眼前这条大路却有些生疏，这些年回来的次数太少了，大伯一个人在异乡漂泊了几十年，原来瓦塘还是他的终点。
父亲就是这时候接到大伯的。半个月前，大伯来信告知了他返乡的日期，父亲就开始准备了。父亲说他料想大伯就该在秋天回家，还说应该是在秋天的黄昏。叶落归根，一个远行的人在秋天回家，这符合常人的心情和想象。但没想到火车会在下午到达，所以父亲接大伯时，就晚了一些。
兄弟见面，倒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热，反而多少显得有些拘谨。
父亲冲大伯笑笑，回来了？
大伯也笑笑，回来了。
父亲有些歉疚，你看，也不知道火车的准点……
大伯倒是豁达，没事，反正时间还早。
回吧？
回吧。
父亲接了大伯的行李，放到驴车上，等大伯上了车，才扬起手中鞭子：驾！
驴蹄子在布满石子的小路上跶跶地奔跑，短毛的臀部起伏跳动，驴尾巴扫着天空，天空便一尘不染，只是天上的云却纹丝不动。深秋的大地空无遮掩，无边的土地弥漫着干燥的气息，清瘦的沧河缓缓流过，河滩上是被河水淘洗过的卵石，几只水鸟从河床上飞过，寂然无声，只有驴脖子上的铃铛哗啷哗啷地响。
出门，回家，大伯走的都是这条路，虽然比过去宽了许多，却还是坎坎坷坷。驴车就有些颠簸，车厢的行李就来回滑动。大伯不习惯地坐在驴车上，一只手扶着车帮，另一只手抓住头上的帽子，屁股不断地被颠起来。他说，老二，你走慢些，慢些走。父亲说，不是我快，是驴要跑，驴想让你快些回家呢。大伯说，那你让驴慢些，不急。父亲说，你不急，可家里人都急着呢。一边扬了扬手中的鞭子。
黄昏时分，我在土坯楼上隐约看见了驴车，便下了土楼，奔出家门。当我迎到村口时，看见父亲赶着驴车，闪进了瓦塘的寨门。
大伯不自然地坐在驴车上，神色严峻，帽子戴在头上，帽檐压得很低，羞于见人的样子。毕竟长年离家，村里的物事让他熟悉而又陌生，就连我这个侄子，也让他视若无睹。驴扯开嗓子，兴高采烈地叫了几声，驴车终于慢了下来，拐进一条胡同，停在大伯家门口。
在这个黄叶飘零的季节，大伯坐着父亲的驴车回到了老家瓦塘。
大伯站在门口，脚步迟疑了片刻，还是迈了进去，在院子里的甬道上站住。他手里掂着行李，神情却有些发呆，好像对这个院子有些生疏，好像疑惑自己从此要在这里长期地生活下去。这是一座很有些年头的旧院，上边是奶奶住的土楼，黄昏里，野鸽子的叫声从楼顶传来，似乎还有几片羽毛从空中掠过。下边一侧是大娘住的厢房，房顶长着茂盛的瓦松，门前有两棵桐树，宽大的黄叶被集中起来，围在树的根部。
似乎是听见了他的脚步，土楼和厢房的门次第打开，大伯看见了家里的两个女人：健在却历经沧桑的奶奶，和一样沧桑的大娘。大娘上前接过了大伯手里的行李，大伯方才回过神来，走到奶奶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娘……头便磕在了地上。我的奶奶已是满头白发，但她在黄昏的余晖里从容而刚毅。受了大伯的拜礼，才缓缓说道：回来了就好，起来吧。大伯这才起身，却有些不知所措。甬道上的一块地砖翘起一个角儿，他在砖角踩了几下，似乎想把翘起的砖踩下去。奶奶看了一眼厢房门口的大娘，对大伯说，去吧，先去跟你婆娘说说话，明天再来看我。说罢，转身回了土楼，義无反顾地把门关上了。
大娘站在厢房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好像能听见她怦怦的心跳。男人叶落归根，像一叶浮萍终于靠岸。大娘本能地把手捂在胸口，她感到双腿发颤，手心里满是汗水。往事早已烟消云散，今天她只想接纳一个远归的游子，她要争取，要重新开始。
大伯朝大娘走去，每走一步，似乎都像跨越万水千山。娘啊，大伯在心里叫道，我的脚怎么挪不动啊？我真的还能跨进那道门槛吗？脚下的树叶发出刺啦刺啦的微响，大伯终于挪到了桐树下，挪到了大娘跟前。
大娘侧了下身子，进屋吧。
大伯就进屋了。这时，天突然就黑了下来。
大娘开了灯，说，你先歇会儿，我给你盛饭。
大伯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吃过了……
大娘没有理会，出了厢房，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端进了托盘，放在桌子上。托盘上扣着两只碗，打开了，一盘饺子，一盘炒鸡蛋，还有一壶酒。说，知道你今个儿要回，中午就包了饺子，菜也是早就做好了的，不知你吃不吃得习惯。
难为你想得周到……大伯坐在老式圈椅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浅浅地抿了一口，又浅浅地抿了一口，眼睛看着酒杯，余光却扫向大娘。
大娘坐在床沿上，一双小脚却在床前地上不停地挪动。从五岁缠足，这双小脚跟着她挪动了大半辈子，从娘家挪到婆家，从屋里挪到院里，从家里挪到地里，从满头青丝挪成了两鬓斑白。有几年她感觉这双小脚已载不动生活的分量了，可她最后还是走了出来。从绝望中走出，好像这双小脚更沉着了，把日月托得更稳当了。
床早已铺好，白纱帐下，一里一外地陈设着两床被子，一对枕头，充满着期待，也充满着想象。大娘在想象中流出了几滴眼泪，但她不想让大伯看见，背过身子悄悄擦了，心说，老东西你既然回来了，就跑不出我的手心了。一边想着，竟微微笑了一下，脱了鞋子，偏腿上床，靠在了里侧的枕头上。 大伯仍然坐在老式圈椅上，饺子没吃，菜没动，酒也喝得很浅，只是烟却一支接一支地抽。就这么坐了一夜。到了天亮，已是满地烟头了，像一群活蹦乱跳的蚂蚱。
堂哥朱小平是第二天中午回来的。
朱小平在文城的一家公司上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当然，每隔一段时间，他也要回瓦塘给大娘和奶奶送钱、送东西，返城时从家里带走大娘为他准备的新鲜蔬菜。关于父母的感情和婚姻，他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大娘对大伯抱怨，他听犹未听，听了从来不发表意见，从来没有恨谁怨谁，虽然与大伯有一种隔膜，但思念和盼望的成分还是多一些。在他三十多岁的年龄里，已经习惯了父子间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大伯这次退休返乡，一个想法在他心里产生，并慢慢地成熟了。
堂哥朱小平是带着妻儿一起回来的，大伯一见孙子，一直紧锁的眉头总算展开了。堂嫂和大娘做了一桌子饭菜，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刚开始，朱小平并没说多少话，他频频地和父亲碰了几杯酒，才感到一个活生生、真真切切的父亲回来了，真正成了家中的一员，从此就要在瓦塘扎根了。连喝了几杯后，他的眼窝有些发热，热辣辣的有一些憋。他又倒了一杯，站起来，说，爹，娘，这杯酒我敬二老。一饮而尽。然后又把父亲和母亲的酒斟满，这些年我参加过很多饭局，在很多场合跟很多人把杯碰得叮当响，可我长这么大……他有些说不下去，有些哽咽，我还没有和二老真正喝过一次酒，这一杯，爹，妈，我们碰了。他举起酒杯，等待着两个老人。那一刻，场面非常安静，好像时间突然凝滞了。最后大伯还是把酒杯举了起来，稍稍犹豫之后，先和大娘碰了杯，又去和儿子碰。当，杯中的酒都溢了，三杯酒到底是碰在一起了。大伯仰脖喝了下去。大娘的手还在抖，哆哆嗦嗦地好像找不到嘴唇。朱小平的手还停在空中，不容易啊，他在心里说，几十年，我都人到中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朱小平突然撂下杯，含泪叫了一声爹，叫了一声妈，伸开双臂把两个老人一下子揽住了。
二
满村都是浓重的油漆味。
那是大伯回来的第三天。他穿着工作服，把所有门窗都清理了一遍，他用一把铁刷子刷掉多年的尘垢，刷掉了年年张贴对联的残留，然后，又用清水洗了两遍，单单这样的清理就让古旧的门窗焕然一新了。最后，大伯戴上厚厚的手套，找出了一个小铁桶，在桶里倒上漆，他一手掂着漆桶，一手握着漆刷，开始给所有的门窗上漆，动作麻利得像一个年轻人。
大伯在西都就是一个油漆工，油漆是他一生的手艺。他挥舞着刷子，像一个挥毫泼彩的油画家，家里的门窗都漆了一遍，甚至包括土樓的地板。大伯家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动静，整个村庄都被这油漆味惊动了，不断地有人到大伯家窥探和询问。
他们说，朱老大，你家要办什么大事了吧？
他们说，嗬，朱老大是要住下来了。
他们说，嗬，好漆！
他们说，好手艺儿！
他们说，嗬！
那个冬天，大伯让瓦塘人看到了一个好漆匠的手艺。大伯一边应酬着，一边得意着，完全沉浸在他劳作的愉悦中。
我后来才知道，大伯的工作真的和油漆相关。他退休前在一家路机厂工作，接触的大都是筑路的机械，铲车、吊车、挖掘机、轧路机等等。大伯除了给那些机械保养、翻新、维修，还要给修好的机械上漆。他对兑漆、刷漆、喷漆拿捏得很有分寸，三十年里攒下了一身好手艺。现在，他把他的好手艺用到了自己家里。几天以后，刷过的门窗、地板统统反射出耀眼的光泽，院子里就焕然一新了。
大伯看来是真的要在老家安度晚年了。
大伯回来以后，依然坚持每天锻炼。他6点准时起床，洗脸、刷牙，然后穿上一双军用绿纹胶鞋，穿过瓦塘的村街，穿过村外的田野，一直走到沧河边。河边很静，如果不是农忙，这时候的乡村少有行人。大伯先是沿着河堤慢跑，跑到桥头，然后做一套老式的广播体操。当然，广播是没有的，但大伯仍然做得十分认真。
大伯的工厂附近有一个寺庙，他听主持讲过一些养生之道：早起运动，不拘什么形式，动起来就行;午后小憩15分钟，然后是一壶酽茶，把午睡的慵倦唤醒;晚饭后慢走15分钟，收拢一天的心神。他觉得主持讲得有道理，基本上都是按主持的道理天天运动。
河风大起来，有点凌厉，河水的流速被冷得有些凝滞。几只早起的鸟儿，不紧不慢地在河床逡巡，终究没发现什么食物，落在两岸的树上，那些树好像早就给鸟儿们预备下了，树杈上结着大大小小的巢。
大伯把做操的地方换到了河滩，河滩的地势低些，又有桥和树挡着，虽然风从河床上掠过，却比桥上缓了很多。深秋浅冬，河滩还是松软的，踩上去一脚一个坑儿。大伯做操的时候踩出了很多坑儿，和原来牛羊踩下去的坑儿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脚印。兴起的时候，大伯会在河滩上模仿牛羊的动作，还学着它们的叫声。他觉得内陆的牛羊跟西北的牛羊叫起来差不多，人的叫声跟牲口们的叫声也差不多。这让他有些恍惚，分不清回了老家还是身在西都。
有天早晨，一头牛跑到了河滩上，这么早跑上河滩的牛几乎没有，况且河滩上又没了草。牛看着他练操，似乎对他的举动很感兴趣。大伯想，八成是谁家的牛脱缰了，等我练完操把你抓住，别让你家主人着急。可没等他练完，就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了。那人弯着腰，手摁着膝盖，捂着肚，说，这头牛，知道我今天要去集上卖它，躲到河滩来了……说着，就在河滩上撵牛。牛不服气地在河滩上奔跑，却并不跑远，只是绕着大伯兜圈子，在大伯周围踩出了更多的小坑儿。大伯并不理会，看着牛和人一前一后地奔跑，自顾做他的广播操，好像脚步声和牛蹄声成了他的广播。牛犹豫了一下，从河堤上绕。撵牛的人终究没有牛的耐力，跌倒在河滩上，搂着一棵柳树，使劲地喘气。牛也停下了，眼神凄凄地看着大伯。这时候，大伯的操也做完了。他问牛的主人想卖啥价，牛主人报了个数。大伯说，这牛我要了，回头去家里取钱。牵了牛，兀自离去。
大娘把一只铃铛系到了牛脖子上。她很喜欢这头牛。
大伯在瓦塘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个老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他的老窝，他需要慢慢地融入。当然，融入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伯仍然保持着城里人的一些习性。比如大伯喜欢干净，除了每天洗漱的习惯，屋里和院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比如每一次出门都穿得齐齐整整，遇到风天一定要戴上口罩，自行车经常擦洗得一尘不染。 三
大伯和大娘闹离婚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虽然年过花甲，但仍然依稀能够看出大伯当年的风流倜傥。大伯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非常清楚，没有一技之长在城里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对技术的钻研上，很快就成了路机厂各个工种的大拿。有一次，别人都下班了，大伯却面对一台没有修好的发动机，绞尽脑汁地琢磨。车间主任锁门时，竟没有发现大伯还在车间。第二天大家一上班，才看到大伯睡在一把藤椅上，阳光照着，他的衣服和脸上满是油污，那台发动机却已经修好了。
其实，大伯并没上过几天学，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在文化补习班里一点一点学到的。但他的心里装满了民间智慧，他把乡下的经验移植到工作中，竟搞出了多项发明。大伯的名字上了厂里的光荣榜，事迹也上了报纸和广播，说他为国家建设争取了进度，节省了时间和开支，为路机厂争得了荣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号召大家向朱大全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大伯成了远远近近的红人和名人。
有几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大伯立功受奖的照片从西都寄回老家，被奶奶装进像框里，挂在土楼迎门的墙上。相片上的大伯留着分头，胸佩红花，衣服上戴着领袖像章，方正的大脸上一双闪亮的眸子炯炯有神。这完全符合英雄的形象，也完全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自然也是很能吸引女人的。终于，有一个姑娘挺身而出了。
那年，大伯从北京参加完劳模表彰会，回来时受到了市里和厂里隆重的欢迎，披红戴花，坐着市长的吉普车，游遍了城里的三条街道。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双热烈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大伯，她挤过人群，把一束同样热烈的鲜花献给了心中的偶像。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在西北小城，大伯是很多姑娘心中的偶像。但这个姑娘与众不同，她已经按捺不住对大伯的崇拜，下决心要走进大伯生活中了。
姑娘名叫张一曼，是路机厂的一名女工。
此后，大伯的脏衣服几乎都被张一曼承包了，有时衣物床单还不太脏，也会被张一曼抢先去洗。再就是张一曼不在家里吃饭了，她跟工人们一起吃食堂，只要有机会就跟大伯坐在一起，把好吃的食物不停地往大伯碗里夹;有机会如此，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如此。这还远远不够，张一曼已经情不自禁了，一看见我大伯，她的身子就颤抖，像患了疟疾似的。她想这也许就是爱情，爱上一个人是很麻烦的事情，很固执，很烦恼，很受折磨。张一曼又喜欢颤抖，这就更麻烦了。
张一曼的确是个很固执的人，但她不想让自己再受折磨了，她要行动。
张一曼开始在大伯上夜班的路上等，她必须等，不等已经不行了，那就等吧。从宿舍到厂区的路边，秋菊开得灿烂而迫不及待，这很像张一曼当时的心情。她在等待中克制自己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做深呼吸，闻着菊花儿的芳香。等到第三个晚上，张一曼终于把我大伯等上了。朱大全——她的声音很细，也很韧。我大伯朱大全没有停下来，他走路时不喜欢看路边的风景，却喜欢想自己的心思。厂里女工都说朱大全的头不会拐弯，颈椎可能有病。张一曼又喊，朱大全——朱大全。我大伯终于听见了，停下来，看见菊花边站着一个长发女子。风吹菊花，在夜色里散发着馨香，风也吹动着张一曼的长发，同样在夜色里散发着馨香。我大伯问，谁？张一曼闪出来，一个谎言倏然也蹦了出来，我刚才把丝巾丢在小河边了，我一个人不敢去找……
我大伯没有等她说完，就径直地往河边走去。一条小清河在厂的东边，夜里能听见轻轻的水流声，河边的灯跳跳荡荡地照进水里，灯影迷蒙。我大伯走在河边的石板路上，一心帮张一曼找纱巾，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走了几步，张一曼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大伯的胳膊。刚触到我大伯的身体，她就不可遏止地颤抖起来。我大伯说，你病了吗？张一曼已经说不出話了。人有时候干吗要说话啊？这时候任何话语都是次要的，张一曼不说话，她用颤抖的身子来说明一切。我大伯伸过手来摸了一下她的额头，又倏地缩了回去。正后悔自己有些冒失，张一曼就势靠了过来，身子已经软成了一团棉花。
你病了？
没有，我是等你……
你不找纱巾？
张一曼勉强让自己摇了摇头。
走吧，快回家吧。你爸妈会着急的。
张一曼还是摇了摇头，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真的成了一团棉花，柔软的，温热的，湿润的，战栗的，带着青春气息的……这团棉花就那么依偎在我大伯身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张一曼的头在我大伯的胸前像拨浪鼓一样摇了几下，终于安静下来，沉沉地抵在一个地方不动了。我大伯感到她在流泪。唉呀呀！我大伯赶忙抽身。
张一曼说，朱大全，你怕什么？你不要怕！
张一曼声音里也浸满了眼泪。
我，我怕很多，怕厂里人看见……
这又不是厂里，厂里人长了千里眼吗？
不是，还有我家里人……
我不管，我不管厂里人还是你家里人，我就要你一个人……
张一曼的父亲是路机厂总工，全厂人都叫他张工。
一段时间以后，张工把我大伯叫到了他家。张工对我大伯说的第一句话是，朱大全，你回家一趟吧。开门见山，言简意赅。那时候我大伯站在张工家古色古香的院子里，盯着院里的白玉兰，无花果，夹竹桃，心里却想着在一个小房间里一定有双打战的毛毛眼往院里睃。张工在院子里踱了两步，他丝毫没有让我大伯进屋的意思，又说了遍：朱大全，回家一趟吧！
回家？这时候？
对，假我已经给你批过了。
我大伯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还是点了点头。他不得不点头。
几天？我大伯问了一句。
张工说，你自己定吧。明天启程，完不成任务就多待些日子。当然，你要是不想再回厂里也行，我可以找领导协调，给你安排到当地的工厂。一样嘛，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不管哪儿，革命目标都是一样的，是金子在哪儿都会闪光的。
我大伯有些害怕地看一眼张工，心里说麻烦大了。我大伯走出院子的瞬间，扭了下头，他看见张一曼手扶门框，站在门口，充满期待地看着他。还是那双毛毛眼，那双会颤抖的毛毛眼。走出好远，我大伯又扭了下头。张一曼站在大门口向他挥手，手里举着一朵花儿。 四
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塔岗车站。下了火车还是那熟悉的田野，熟悉的河流，熟悉的道路和熟悉的植物。风有些野，在地面上、树梢上，在庄稼地里，发出霸道的声音。
大伯站在通往瓦塘的路口，刹那间有些胆怯。他提着背包，背包里有特意给妻子买的衣服，还有给儿子吃喝玩的东西。但大伯觉得他提的是一包炸药，它将炸断他和原配妻子的情分，炸毁他的家庭，甚至，稍有不慎，连他自己都得粉身碎骨。虽然他和妻子并没有多少感情，但她毕竟是他的原配，毕竟是她给了他一个家。多少年来，妻子一个人在家替他照顾老人，替他抚养儿子，难道这一切都要被他一手给毁了吗？想到这些，大伯有些犹豫。
可就在犹豫的瞬间，大伯又看见了张一曼，看见了张一曼的毛毛眼，看见了张一曼的嘟嘟嘴儿，甚至能感觉到张一曼温软颤抖的身子。张工只说让他回家一趟。并没有说让他回家干什么。但大伯明白张工的意思，非此即彼，让他自己选择。应该说，在大伯和张一曼的关系上，张工是开明的，张工把选择权交给了大伯。怎么办？怎么办？这个问题大伯想了一路，却越想越糊涂，甚至都忘记了回家是干什么来了。
回吧。既然回来了，那就先回家再说。
大伯回到瓦塘，照例是先到奶奶的土楼里请安的。他拿出给奶奶的礼物，又问了奶奶的身体，家里的收成。但奶奶明显看出他有些魂不守舍。奶奶说，去吧，去跟你媳妇说说话吧。女人家的，不易啊……奶奶显然想偏了，她以为我大伯是急于见我大娘的。
大伯去了大娘的屋子。大娘一见大伯就有些激动，她忙着给大伯烧水、做饭，忙着给他洗脚、铺床。大娘以为大伯是请假回来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一晚她做得很好。奇怪的是，我大伯也做得很好。两个人奉承迎合，颠鸾倒凤，把夫妻间的事做得风起云涌。完事以后，大娘抚摸着大伯的背，说，朱老大，你欠我的太多了，你欠我的你下辈子都还不清……
大伯突然笑了。一开始是憋着笑，后来忍不住笑出声来。
大娘说，你怎么了？
大伯不说话，还是笑，竟笑得满脸泪水。
大娘说，笑吧，笑吧，不怕娘听见你就笑吧。
大伯笑着笑着，却突然停了。往下该怎样进行啊？
大伯是痛苦的，压抑的。那个夜晚他都觉得自己太虚伪了，太不像个男人了，太背信弃义了。他跟大娘欢娱的时候，眼前出现的却是张一曼——张一曼的毛毛眼，张一曼的嘟嘟嘴儿，张一曼棉花一样温软颤抖的身子，他甚至想到张一曼在河边环住他脖子的情景，想到张一曼把她的纱巾拴在了两个人的脖子里……最后，他想到了张工的话：回去吧，你知道该怎么做。
一想到张工，大伯就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一大早，大伯来到土楼，扑通一声就给我奶奶跪下了。那一声跪得惊天动地，把楼板都震出了几条裂纹。不能再拖了，我大伯犹豫了一夜，挣扎了一夜，痛苦了一夜，煎熬了一夜，也跟自己斗争了一夜，最后决定事情还得从奶奶这儿说起，或者说，他必须先过了我奶奶这一关。所以，一大早，他就给我奶奶跪下了，似一声炸雷。在跪下的同时，我大伯叫了一声：娘——声音带着破裂，带着沙哑，带着无奈，带着哀求。
晨光照着我奶奶，布满褶子的老脸像一块揉皱的白布，满头白发被晨风吹得飘飘荡荡，像隔年的枯草。我奶奶突然把苍老的身体坐直，惊慌地看着这个人到中年的儿子——她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很久以来一直担心的事情可能要发生了。那一刻。我奶奶突然想起了死在从军路上的丈夫，大片的孤寂瞬间倾泻而来。她想起丈夫走后她拉扯两个儿子的艰难岁月，想起两个儿子长大以后都像鸟一样飞走了，想起她和儿媳守着偌大院子的漫漫長夜，想起了那只牛铃铛——我爷爷被抓丁离家以后，奶奶常年守寡，替我爷爷尽孝，赡养着我的曾祖母，也替我爷爷抚养着两个幼年的儿子。多少年的长夜，能听到野狼的嗥叫，甚至不时有居心不良的人跳进院子，来敲奶奶的窗户。每当这时，我奶奶就会摇响那只牛铃铛，曾祖母听到铃铛声，就会及时作出回应，出现在院子里，来到我奶奶的屋里，陪着他们孤儿寡母。后来，常常并不是有什么危险情况，仅仅是耐不住漫漫长夜的孤寂，我奶奶也会摇铃铛，把曾祖母召唤到她的屋里，天上地下，说些少盐没醋的闲话，直到两个孤苦的女人昏昏睡去。大伯离家以后，我奶奶就把那只铃铛传给了我大娘。我大娘重复着我奶奶的故事，用铃铛抵御着长夜的恐惧，慰藉着孤苦的心。虽然我大伯时常给家里写信、寄钱、寄物，可我奶奶却常常担心信会在某一天突然就断了，人会在某一天突然就没了。现在，我奶奶预感到她担心的事可能就要发生了。
起来吧，孩子。奶奶对我大伯说。她伸出手虚扶了一下我大伯，双手瘦嶙嶙的，上面长满了老人斑。你这孩子一定是惹下什么祸了，这不年不节的急乎乎回来，肯定是出事了。说吧，不用瞒我。
娘，真的出大事了……我大伯说得期期艾艾。
有什么事对娘说吧，娘来给你做主。说这话时，我奶奶还心存一丝希望。
生活的沧桑让我奶奶早就处变不惊了。在那个晨光熹微的早上，奶奶闭着眼睛，靠在床头，听我大伯开始了述说——
大伯说了那些年他一个人漂泊在外的孤独，说了他为了在城里扎根经历的屈辱和磨难，说了张一曼对他的好，也说了张一曼的家庭和张工的态度……但自始至终，他没说我大娘一个不是。结婚第三天，他就离开了家乡，他对我大娘甚至根本不了解，他不能昧着良心说我大娘的不是，即使我大娘有什么错，他也不能说，就凭她替他赡养老人、抚养儿子也不能说。
然而，我大伯没说，奶奶也听明白了。
奶奶的心一阵悸疼，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荒凉，野草丛生，尘土铺路，河水倒流，一列跑野的火车，呼啸着驶向远方……奶奶用手捂住了胸口，有什么东西正在胸腔里翻卷，要把她的心卷出来。尽管奶奶知道由于当年婚姻的仓促，大伯和大娘之间有很多的隔膜，可那个时代谁的婚姻不是这样？就像两棵本不相干的树，一棵长在东山，一棵长在西山，人把它们伐下来做成家具，相互间能一下子就合窍吗？不也是你撬我一下、我别你一下，夜夜听见嘎嘣嘣的响？可是，日子长了，互相妥协了，也就合窍了。 奶奶沉默了很久，说，非得这样做不行？
大伯说，张工……就是张一曼她爸，他给我准假回来的……
说着，大伯搂住了我奶奶的膝盖，奶奶的膝盖正在抖动。
奶奶说，你要不合他们的心思，他们会拿你咋样？
大伯说，张工说了，要是我办不好就不用回去了……
奶奶一声长叹，那一声叹息让屋门发出一阵响动。奶奶说，去给你的媳妇说吧，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的媳妇你去说。
娘，我怎么说啊？大伯声音里带着哭腔。
一个大男人，还不会说话了？奶奶说，你咋想就咋说吧。
几天以后，奶奶、大伯和大娘来到了老塘公社民政所。可民政所的门闭着，大伯敲了好大一会儿，门也没开，他们在门口等了半天，也没等来民政所的人。其实大伯不知道，民政员就坐在隔壁屋子里，隔着窗子看着他们。民政员是奶奶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女，奶奶早几天给她打了招呼，她故意回避了他们。
大伯对大娘说，回吧，我们明天再来。大娘不说话，闷头倚在一棵树上。奶奶说，先回去吧，还等什么！
离婚的事半途而废。
出了公社大门，大娘走在前边，中间是我奶奶，大伯走在最后，他们谁也不说话。他们走到半道，大娘突然疯了一样朝着远处跑去。往西，越过一片田野就是京广铁路，一列火车正咣当咣当地由远而近。大娘迈着踉跄的脚步朝着火车狂奔，她的身后是带起的烟尘。大伯愣了一下，随即撵了过去：马蝴蝶，你要干什么！大娘一边跑一边回应：朱老大，你不要我了，我就死在铁路上，让我的魂跟着火车去西都找你！奶奶颠着小脚，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大声叫着我大伯和大娘的名字。小脚的大娘终于没能赶上火车，她在火车通过的最后时刻，忽然栽倒在铁路上……
大伯失望地回到西都。
他不敢去见张一曼，去了张工办公室。大伯有些怯懦，有些忐忑不安地看着张工，正要说话，张工却摆了摆手。张工这次让我大伯坐了，还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就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张工回来了，張一曼也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目光直直地看着我大伯。
我大伯逃避了张一曼的目光，低声对张工说，您把我调走吧……
张工坐在一把老式的椅子上，捧着一杯水，水中的雾气袅袅地在他鼻翼前萦绕。他先看了一眼张一曼，然后又看着我大伯，问，家里的事都办好了？
我大伯犹豫了一下，说，家里本来也没啥事……
张工说，你娘，你爱人，都好吗？
我大伯说，她们……都好着呢……又说，张工，你把我调走吧……
张工这才看向张一曼，说你死心了吧？又对着我大伯和张一曼两个人说，你们到此为止，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听到了吗？
我大伯说，张工，你把我调走吧……
张工说，不用，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要理智！
张一曼的眼里瞬间涌出了泪水，捂着脸转身跑开了。
一切都在张工的预料之中，一切也都在张工的掌握之中——张一曼没能成为我的大娘。
五
三十年以后，我大伯回到了瓦塘，开始了他叶落归根的晚年生活。他把家里的门窗重新油漆了一遍，把院里屋里的地砖统统换了一遍，还买下了邻居的一头牛，好像要安心当一个农民了。大娘把我奶奶传给她的那只铃铛，系到了牛脖子上。她也以为我大伯要好好做一个农民了。
可是，半年以后，大伯还是耐不住乡下的寂寞，离家出走了。
大伯去了县城，他都觉得城市久违了，虽然只是一个县城。他在城市待了几十年，像一头动物，身上充满了城市的味道。原来一个人是不能突然离开一个地方的。这是一座古城，街巷里弥漫着老旧的气息，这和西都有点相似。大伯走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让每一个毛孔都呼吸着城里的气息。走到茨菰河边的时候，他感觉有些乏了，就在河边站下，靠在河边的栏杆上歇息。茨菰河静静地流着，河风钻进他的颊骨，有了很深的凉气。天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好在城区的灯次第亮了，河中泛起一波一波的灯影。灯一亮，大伯才发现天已经晚了，忽然感觉有些饿，就想起老戏院的饺子。大伯去了马市街，很快找到了那家饺子馆。
那家饺子馆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是规模扩大了，门口多了几个大灯笼。大伯坐下来，要了一份饺子。回到瓦塘这半年，尽管他努力地适应、改变，可还是觉得格格不入。比如他早晨刷牙的时候，总有人在远处指指戳戳。回数多了，大娘也开始数落他：全瓦塘就你讲究啊？我看你这是假干净，尿刷锅，大腿板上捏窝窝！再比如，他早起晨练的时候，会有人笑话他不务正业。大娘就劝他：干点啥不行？留口气还不如暖暖肚子哩……都是一些枝枝梢梢的摩擦。但这些摩擦让大伯很不习惯，他没怪乡亲们，也没跟大娘争吵，反而觉得是自己不好，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瓦塘村的丑事。只是大伯也无法改变自己，他想还是出去走走吧，对，去城里，去儿子家住几天。这样，大伯来了县城。
一盘饺子吃完的时候，大伯又不想去儿子家了。跟村里人、跟大娘不对付，跟儿子、儿媳、孙子就能对付了？他想，算了算了，我哪儿也不去了。
然后，大伯住进了一家旅馆。房间的后边就是流淌着灯影月色的茨菰河，波光闪烁，像一些彩色的鳞片。他忽然有些想念西都，甚至想起了那个叫张一曼的女人。跟张一曼的事情结束后，张一曼就调到另一个城市了，从此音讯全无。他想，张一曼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应该也退休了吧？又想，女人退休早，老得也快，张一曼应该也是一个老太婆了……大伯就这么想着前情往事，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大伯照例是要晨练的。他走出旅馆，开始沿着茨菰河跑步。跑到一片苇丛旁，看到一个老人，手握钓竿，正悠闲地望着水面。大伯停下了脚步，招呼道，老哥，这么早有鱼吗？
老人笑笑说，人老瞌睡少，睡不着，玩呢。
大伯点点头，也是，河边空气好，清爽。
老人说，景致也好，看这苇子，满目青翠，养眼呢。 河岸边有大片的苇丛，风过处，先从一边动起，慢慢地才动到另一边。有一些水鸟隐藏在芦苇丛里，发出各种欢快的叫声。
老人说，你住哪街？
大伯说，我家在乡下，瓦塘，听说过没？
老人说，知道知道。瓦塘也出苇子，比这儿气派，一眼望不到边呢。
大伯说，没喽，早些年有，现在没了。
老人说，我们原本也不在城里，这不，儿子不放心，非让来跟他住。
大伯说，你儿子在城里工作？
老人说，哦，公路段。
公路段？大伯心里一动，我以前也跟修路有关，在路机厂。能不能让我见你儿子一面？退休了，闲得慌，我想找点事做。
老人笑了，呵呵，你可算找对人了，他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呢，现在到处都在修路。
六
大伯去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家工程公司，挂靠在公路段，承包了全县的公路建设和乡道改造工程。但大伯并不在乎这些，他才不管国营还是民营呢，他甚至不在乎工资报酬，只要让他跟那些工程机械待在一起就行。所以，他跟着工程队，全县乡镇到处跑，主要还是给公司维修和保养筑路机械。偶尔，大伯也会回到老家，把工资送回去，给我奶奶和大娘买点东西。奇怪的是，大伯看大娘顺眼多了，老夫妻两个的关系也融洽多了。
大伯在这家工程公司干了三年，真正告老还乡是因为一场意外。那天，他正在轧路机上忙活，突然眼前一黑，就摔了下来，一条腿别在机器的夹缝里，轻度骨折。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骨伤倒没有多大问题，严重的问题是他有点脑中风，轻微的，是脑中风才导致昏厥从机器上摔下来的。当时就安排了住院。
大伯醒过来以后，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大娘，然后才看见了儿子和儿媳，还有放假回来的孙子。他有些迷糊地转动着眼睛，好像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大家都有些担心，以为我大伯失语了，就纷纷叫他：爹，爹，你说话啊？能不能说话？朱老大，你可别吓我啊……大伯转着眼珠，突然笑了，瓮声瓮气地说，瞧你们那胆儿，我这就把你们吓着了？
众人这才舒了口气。到这时候他才倏然感到了亲情，围在自己身边的都是亲人。大娘指了指儿子、儿媳和孙子，说，朱老大你看，儿子，儿媳，孙子，都到齐了。要不是你闹出恁大动静，全家人还难得团聚呢。堂哥说，爹，你不能再干了，也不想想自己多大岁数了，啊？国家规定退休的年龄，就是让你们休息的，干了一辈子了，也该回家团圆，享天伦之乐了。大伯攥着孙子的手，怎么看也看不够，人高马大的孙子，胖乎乎的，多好。那一刻他感到了幸福，一场病把亲人都聚齐了。他说，不干了，就是想干也干不成了，谁还要我这个瘫子呢？
儿子说，没那么严重，问题是你要心疼自己。
大娘说，瘫了也没啥了不起，我伺候你。
心里却说，瘫了才好，有本事你还跑啊？看你能跑到天边！
大伯看着大娘说，唉，连累你了……
走南闯北，五大三粗的一个人，现在竟然爬不起来了，竟然要让人扶着，才能勉强坐起来。大娘倒是从来没有抱怨过，甚至好像很乐意做这些事，可大伯感觉不自在，一辈子对大娘不冷不热的，还动过跟人家离婚的念头，老了老了却还得让人家伺候，怎么着都觉得心里别扭。渴了，饿了，都得靠我大娘端到床前，每一次起床解手，都要先向我大娘伸出手，讓我大娘搀着，送到厕所里。大伯说，马蝴蝶，真是不好意思，让你这么伺候我，你不会烦我吧？大娘嘟嘟嘴，伸开手扇扇，像要把他的话扇到远处去。你说这废话有什么用？是不是嫌我伺候不周到想换个人啊？大伯说，你看你看，我就是说说嘛，我怕你受累嘛。大娘说，我男人我受累，我活该我愿意！大伯叹了口气，唉，老了老了犯到你手下喽……大娘说，那你想犯到谁手下？有本事你叫西都的那个女人过来，抹身、洗脚、穿这臭鞋，她过来我情愿让给她。
大娘给大伯穿上鞋，搀着他慢慢地往外走。
大伯出院那天，堂哥和堂嫂都过来了，办手续，掂东西，下楼。本来说好要住在堂哥那儿的，让大娘留下来侍候，可出了医院大伯又变卦了，说，不行，我还是回瓦塘吧，瓦塘的空气好，不像城里乌烟瘴气的。堂哥知道这明显是托词，瓦塘的空气好，你几十年在城里待，怎么不舍得回瓦塘，在瓦塘没住半年，怎么又跑到城里来了？但大娘也好像更乐意让大伯回瓦塘老家，她对城里太陌生了，前后多少年只在儿子家住过两次，远没有瓦塘的亲切和自由，再说，上楼下楼的也不方便。瓦塘是自己家，进进出出的完全可以由着心思。就说，听你爹的，回瓦塘。等你爹恢复了，还去河滩上跑步做操。
拗不过二老，堂哥还是把我大伯送回了瓦塘。进了家门，大娘问，朱老大，你住土楼还是住西屋？也就是问大伯回奶奶的屋还是和她住。大伯啧啧嘴，看着大娘，说，我这个样子不劳驾你还劳驾谁呀？大娘心里一动，朱老大，你还有投降说软话的时候啊？大娘心肠软，可嘴上是从来不饶人的。心说，你这时候用着我了，你朱老大可真不傻，知道心疼你娘，咋不让你老娘侍候你这病号呢？又想，老娘都八十多了，自己这么想是不是太小心眼了？忍不住就笑了。
大伯说，我会好的，好了我会还你的，行不行？
日子一天天过去。
有一次，大娘给大伯洗身时突然停下了，木桩一样站着，说，朱老大，原来你这么瘦啊。
大伯说，什么意思？
大娘说，你的肉呢？这么多年你身上的肉呢？你在外跑了几十年，就带回来这一把老骨头，城市的肉城市的米都不长膘啊？
大伯有些迷糊，说，你到底说啥？是不是这些天我瘦得皮包骨头了？
不是，这几天我侍候你好好的，往你嘴里填饭你瘦什么，我问你，你这几十年吃的饭都献给谁了？
大伯说，你啊，我犯了一次错到现在你都不放过啊？我就是这一身瘦肉，别看我人高马大，圆盘大脸，可身上啥时候也没胖过。
大娘捏了捏大伯的背，小声嘟哝了一句，一个人在外头还是不行的……
大伯从这句话里听出了温暖，听出了疼爱，像一缕春风，也激起了他沉淀几十年的孤独。他叹了口气，说，是不是心疼我了？声音很低，带着小心与试探，然后闭上眼，耳朵在等着大娘的回答。 大娘没有回答，给大伯洗了手，洗了脖子，把指头缝里的灰垢都洗干净了。他本来就这么瘦吗？她努力回忆着，回忆他们的新婚之夜，回忆大伯跟她闹离婚前的那个夜晚，她搂着他的背，她只觉得这么一个高大的男人，是她的靠山，是她的天，是她的一切，怎么就不记得他的胖瘦呢？这个和自己僵持了几十年的男人，对他身体的记忆竟然是模糊的。
七
转眼就过了大年，走近元宵节了。
元宵节期间，瓦塘村照例是要唱大戏的，戏台就搭在村东头的大庙前，开戏的锣鼓已经响了起来。冷冷清清过了一个冬天，村里人被春节的酒肉填饱了肚子，就巴望着轰轰烈烈地闹元宵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大伯还没有好利索，行动还得让人搀着。大伯知道大娘爱听戏，说，你去吧，我自己在家能行。再说还有咱娘，我和咱娘能说话。大娘坐到大伯床边，啪，把电视关了，说，朱老大，我要和你商量个事。
大娘很少用这样的口气和大伯说话，家里的大事小情从来都是她作主，从来也没跟谁商量过。可现在却说要跟他商量，说得轻柔而悠长，柔柔的让大伯暖心。大伯抬起头，身子往上挣了挣，说，你说吧，什么事？
大娘说，我要你去听戏，我们一起去听戏。
大伯说，我行动不便，戏台下人又多，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耽误你听戏，你去吧，我在家看电视，陪娘说话儿。大娘拉住了我大伯的手，那只手暖暖的，有一层细汗。她说，你不是喜欢听戏吗？你不是说你在西都每天都打开收音机收听家乡戏吗？我不嫌麻烦我就想让你跟我一块听戏。
多少个春节，大伯每年回到家几乎都在腊月二十七八，过了破五就迫不及待地返回西都了，村里唱戏一般都在元宵节前后，大伯从来没在家里听过戏。孤寂的大娘，每年都是一个人在戏台下听戏，羡慕着别家团圆。如今，大伯回来了，大娘终于可以跟自己的男人一起听戏了。
大娘定定地看着我大伯，目光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大伯的心一下子稀里哗啦了，大娘的话说到了他的痛处。在西都的那些年，他床头常常放着一个收音机，听得最多的就是家乡戏。特别是失去张一曼的岁月里，正是收音机里的乡音，陪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空虚的日子。
大娘备好了一辆手推车，她在手推车上铺一条褥子，让大伯坐上去，又用被子把他的腿盖好，免得让他冻着。走，我推你去听几天戏。就你这一把老骨头，我还推得动你。大伯被大娘的话说得眼圈发红。
正月十四的下午，我大娘推着我大伯走出了院门，走出了胡同，走在通往戏台的路上。大伯手上戴着厚厚的棉手套，头上戴着皮帽子，吸引了很多围观的目光，这让他有些不好意思，就把头低了下去。大娘说，朱老大，你把头抬起来，你跟自己女人在一起，有什么害臊的？大伯把胸膛挺起来，把头仰起来，迎着周围的目光，不时与相熟的人点头打招呼。大娘推着他来到戏台前，大伯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戏台，听到了震耳欲聋的锣鼓。戏台下人头攒动，有听戏的男女老少，还有做生意的商贩。大娘推着车，一边喊着，让一让，让一让吧。大伯看到了一把椅子，那是大娘提前过来占好的位置。
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九，大娘就这样推着大伯听了五天戏，或者说大伯就这样陪着我大娘听了五天戏。
没错，是五天。因为正月十九最后那场戏被一场雨雪搅黄了。为此，大娘狠狠地把老天爷骂了一顿：这瞎了眼的老天，再晚一天下不成吗？偏偏就不让俺家大全听戏呢？说是耽误了大伯听戏，其实是耽误了大娘推着大伯在村里招摇，耽误了大娘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
出了正月，大伯的腿就好利索了，他又像以往那样，天天早上刷牙，到河堤上跑步、做广播操，只是做完这些，基本上都待在家里，陪着我大娘忙些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大娘好像有些失望，说朱老大，你的腿咋好得这么快呢？
大伯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是不是盼着我残废了才高兴？
大娘说，就是，你要瘫了就好了，我可以推你一辈子呢。
她本来还想你要瘫了就不怕你再跑出去了，转念一想，就没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还能跑到哪儿去？便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不也到底没跑出如来佛的手心吗？
八
瓦塘也要修路了，多年的土路要铺上柏油了。
消息早已经传开，人人都在盼着修路的日子快快到来，谁不想走水光油亮的柏油路啊，车子一溜风儿就过去了，雨呀雪的走上去也不沾个泥星儿。所以，要修路的消息一传开，那修路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一天天不见动静，心里都急得猫抓似的。
大伯是在一个凌晨被机器声叫醒的。他一个激灵，说，轧路机！翻身起床，脸不洗，牙不刷，推开院门，撒开大步往村头走去。头顶的星星还没有完全散去，朦胧透出蓝底的天上像一双双调皮的眼睛。早起的麻雀高一声低一声地在树上叫，从一根树枝飞到另一根树枝上，聚齐了，就一群一群地朝村外飞，蹬落树枝上无数的露滴。
轧路机开过来了，轰轰隆隆的声音，打破了瓦塘的宁静。一台挖掘机开过来了，大伯的眼睛潮湿得一片，他大步向前，像迎接自己的亲人。这么早就来了，老朋友们，我知道你们要来，我一直在盼望着啊！一直在等待你们啊！大伯站在路口，听着各种机器的歌唱，岁月的时光掠过他的记忆，他仿佛又坐在轧路机上，用听觉辨识着轧路机的状况。
大娘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大伯的身旁，轻轻拽住了他的胳膊，头上的花发被晨风撩起，有些不安的样子。她说，朱老大，你是不是又被迷住了？是不是又想跑了？這一次我是不会放你走的，你要是再摔了，我怕是侍候不起你了。大娘和大伯站在晨光里，看着一台又一台机器开到瓦塘村口。
到了上午，有一个人还是来找我大伯了。
就是工程队的石老板。全县有很多路都是石老板的工程队完成的，自古建桥修路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虽然石老板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可还是在全县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大伯佩服有本事、品德好的人。现在，石老板来瓦塘修路，专门来家里看他了。
石老板递上手里的礼物，我大娘脸上却没有多少热情，说，呀呀，你这礼太重了，我可受不起。 石老板说，一点小心意，我来看老伯大娘，总不能空着手吧？
我大娘还是不接石老板的礼物，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家老朱领走啊？我丑话说到前头，门儿也没有！
石老板说，没有没有，就是好久不见，我心里想我老伯呢。
大伯接了石老板的礼物，说，中午在家吃饭，让你大娘炒几个菜，咱爷儿俩好好喝两杯。
趁大娘进厨房里忙活的时候，石老板问，朱师傅，我想请你出山，出得去吗？
大伯的心拱动得怦怦跳，嘴里却说，出是出得去，不过……朝厨房努努嘴，你大娘现在好像离不开我了。
石老板说，黄昏恋了？老夫聊作少年狂？
大伯压低声音说，先别说这事，到时候我自有章程。
趁着吃饭喝酒的工夫，我大伯对石老板说，有件事，我想麻烦贤侄，就是张不开嘴……
石老板说，老伯什么事只管开口，只要我能办，没有二话。
我大伯朝石老板挤挤眼，说，我最近需要花钱，能不能跟贤侄借俩？
石老板明白我大伯的心思，故作犹豫状，说，钱没问题，只是眼下不行，眼下开了几处工程，钱都投在路上了，缓些日子行不？
大伯说，那就算了，我就是解燃眉之急呢。
大娘听见了，问，你要钱干什么？退休工资还不够花吗？
大伯说，你傻呀，孙子今年上大学，那可得一疙瘩钱呢。
又冲石老板笑笑，说，不说了不说了，一说钱就没缘，咱还是喝酒，喝酒。
石老板说，这样吧，你要是去我那兒上班，我可以先把工资预付给你。帮了我的忙，救了你的急，岂不是两全其美？
大娘说，你们就演双簧吧。你可是过了六十奔七十的人了，扒高上低的，要再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遭罪的还是我。
石老板看着我大娘，说，我知道。这回不让老伯离家，维修点就放在瓦塘，老伯白天过去招呼一下，晚上下班回家，这样行不行？再说了大娘，你也不能把朱师傅绑在家里吧？就不怕可惜了这一身好手艺？
大娘叹了口气，说，自从听说要在家门口修路，我就睡不着了，我知道我拴不住你……
大娘这一声叹，让大伯心里充满了感动，有人心疼的感觉到老才能体会啊。
大伯最终还是去了。每天早上，人们就会看见我大伯穿着工作衣，戴着手套、安全帽，走过瓦塘村街，走进村外的机械维修点。每天傍晚，人们就会看见我大娘穿过整条村街，去瓦塘村头迎接下班的大伯，直到太阳西沉，老两口才一起回到家里。
村里村外的路大大小小一共八条，等最后一段路面铺完柏油的时候，大伯婉拒了石老板的挽留，他说，我得守在我娘的身边，得好好地守在你大娘身边了。
九
人是需要被软化的。在似水的柔情面前，铁石心肠都会变得柔软而温暖。
大伯在外边待了几十年，现在这个家把他融化了，让他的心酥软了，他渐渐地喜欢这个家，渐渐地离不开这个家了。他每天早晨起来打扫院子，连地上的一片落叶他都要收拾干净，甚至会小心地把落叶归拢到树根前，让它们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好像落叶也是有灵性的，好像树也是家里的一员。
早几年，大伯的退休工资都是让老朋友代领的，攒几个月，就寄回瓦塘。后来，厂里会按月给他汇过来，投递员会送上家门。这时候，大伯就戴上老花镜，在一张表格上按下“朱大全”的大红印章，然后把钱取出来，如数交给大娘。再然后，厂里给大伯寄了一张卡，每月的钱就直接打到卡上了。卡自然是大娘保管的，取钱花钱自然也是大娘的特权。大娘就红光满面，眼睛里闪闪烁烁洋溢着幸福的光，让整个瓦塘都充满了羡慕。
但大伯心里总有一种失落感，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取钱的形式。最初朋友替他领钱、给钱汇款时，他往往会想起厂里的同事，那些工友和领导，甚至会想起张工和张一曼，甚至计划着去一次西都，见一见那些朋友，约着一起去吃西都的小吃，喝西都的老酒，醉了就在他住过的那间宿舍再睡上一觉，甚至想去看看张一曼等他的那丛菊花，去张一曼谎称丢了纱巾的小河边坐坐;后来变成厂里给他汇款时，他还能想起在遥远的西都，有一个工厂，那是他工作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好像突然都消失了，他在太阳下把汇款单举过头顶，汇款单映出一片绿色，他的名字在上边工整地打印着，好像偌大的厂区就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最后，当工资变成一张卡片的时候，大伯怅然若失，捏着那张卡片，仿佛捏住的是一个城市的衣角，是一张告别书，一张火车票，觉得他工作了半辈子的工厂，已经完全抛弃了他，给他发了张返程票，把他撵回老家了。他永远失去了一个城市，甚至失去了将近四十年的感情，甚至一大半灵魂。所以，大伯最喜欢看大娘拿着工资卡去取钱的情景，看到大娘欢天喜地的样子，便觉得他的心有了着落，他的魂真正要落叶归根了。
大娘和我奶奶，是一年里相继倒下的。
先是大娘，在最后一次去取我大伯的工资时，突发中风跌倒，幸亏被镇上的人送到医院，抢救及时，拣回一条性命，却从此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了。还真应了大伯那句话：我会好的，好了我会还给你的。之后，大伯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我大娘，他给她洗衣做饭，给她梳头擦身子，也用小推车送着他去外边晒太阳，去大塘镇赶集……一个大男人，大伯做这些时，竟无师自通，把大娘伺候得妥妥帖帖。大娘心安理得地受着大伯的照顾，说，朱老大，这都是你前半生欠下我的，你服不服？大伯说，服。我早就说过嘛，我欠下你的我一定还你。两个老人竟孩子气地笑了。
然后是我奶奶。大娘瘫了以后，父亲就差不多全部承担了照顾我奶奶的义务。有天早上，父亲去给我奶奶端饭时，叫了几声，竟没有回应。上前试了试鼻息，奶奶竟不知什么时候已驾鹤归西了。应该说奶奶是无疾而终。在奶奶去的那一年，父亲一直是陪着我奶奶住在土楼的。头天晚上，奶奶还跟我父亲说了大半夜话，说起我爷爷被抓丁的事情，说起奶奶几次去大山里寻找爷爷的事情，也说起她带着大伯和我父亲经历的那些磨难。说这些往事时，奶奶的语气很平淡，好像在讲别人的家事，父亲听得也很平淡，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父亲说他早上出去时，奶奶好像还睁眼看了他一下，谁知到了早饭时分竟然去了。 九十多岁的人了，算是喜丧。大伯和我父亲轰轰烈烈地给奶奶办了一场，让老人入土为安了。
倒是大娘，好像比大伯和我父亲更伤心。她对我大伯说，你背我过去，我要去给娘守灵。大伯说，算了吧，你这个样子，去了也得别人照顾你，不够麻烦的。大娘说，我不要别人照顾，我就要你照顾，怎么？你这就嫌麻烦了？大伯拗不过我大娘，只得答应。大娘又提出要披麻戴孝，也答应了。大伯给她换了孝服，把她背到了灵棚。大娘倒没给人添麻烦，她躺在我奶奶灵前，安安静静地守了一夜。第二天出殡时，大娘又坚持要给我奶奶送到坟地，任谁说也不听。没办法，还是坐了那小推车，由一个本家哥哥推着，跟在奶奶的棺材后边，从瓦塘一直送到朱家老坟。这时候，我大娘大放悲声，来回的路上，哭了个暗无天日。她肯定想到了我大伯远在西都的日子，想到了婆媳俩在一个院子里相依为命的日日夜夜，肯定也想起了那只牛铃铛……
回到家里，大伯紧紧攥着大娘的手，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何况你还是我的原配，放心，我再不会离开你了。
大娘倚着大伯又是一阵呜咽。
那只铃铛又派上了新的用场。铃铛从牛脖子解下来，挂在大娘的床头，一根细绳系在大娘的手边，大娘的手只需轻轻一拽，铃铛就會发出清脆的响声，听见铃声的大伯就会嗒嗒地跑过来。
这只铃铛，是我们朱家的祖传之物。我爷爷迎娶我奶奶的那天，隔了三里地，我奶奶就听到了一阵马铃声。她想，她的新郎官一定是十字披红骑着高头大马来迎亲的，十字披红骑着高头大马的新郎官，也一定是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这样一个男人是值得托付的。当我爷爷来到她面前时，果然跟她想的一模一样。所以，当我爷爷把我奶奶迎到朱家，新婚之夜，我奶奶就提出要那只铃铛。我爷爷满足了我奶奶的要求。可奶奶没想到的是，我爷爷没能成为她的靠山，几年以后，就被抓了壮丁，一去再无音讯。多少个恐惧寂寞的夜晚，我奶奶就是靠着这只铃铛度过的。我大伯去了西都以后，这只铃铛就传给了我大娘，将近四十年，我大娘又把我奶奶的故事重复了一遍，在铃铛声中，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王宝钏守寒窑望眼欲穿……爱和恨在悠长的时光隧道中渐渐变得麻木。直到大伯退休返乡，这只铃铛才系到牛脖子上。
现在，这只铃铛又派上了用场， 大娘一次一次地用它召唤着我大伯，把爱召唤到她的身边。
在大娘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对铃铛似乎产生了一种依赖，除了进入沉睡，她的手几乎一直攥着铃铛的绳子，一次次地拉响铃铛——哗啷哗啷。朱老大，我要喝水。大伯就颠颠地跑来了。哗啷哗啷。朱老大，我要撒尿。大伯又颠颠地跑来了。哗啷哗啷。朱老大，没事，我就是看你在不在，我怕你去了西都不要我了……大伯从来也不嫌烦，更不会生气，不管有事没事，都对我大娘报以温暖宽厚的笑。
大伯说，等你好了，我想带你去一趟西都。你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
大伯的语气里带着诚恳，带着愧疚，也带着忏悔。
大娘坚定地摇摇头，说，还想你那西都啊？我不去，好好的你不带我去，我成了这个样子你让我去西都，你让我丢人现眼呀？
大伯拉着大娘的手，眼睛望着窗外，西都可美了，西都的城墙，西都的夜色，还有西都的景区……
大娘说，还有西都的那个女人吧？
大伯笑了笑，不说话了。
大娘说，其实好些年了，我一直想见见那个女人，看看到底是啥样一个人，把你迷成了这样……
大伯说，啥样的人？也是个老太婆了吧？说不定，已不在人世了呢……眼睛里就多了些沧桑。
大娘说，那就不去了。我就想守在瓦塘，活着是瓦塘人，死了是瓦塘的鬼。哪儿都没有家里好。大娘最后看着大伯，祈求说，朱老大，我想回一趟娘家。
大娘是在一个晴朗的秋日回到娘家的，那是一个叫北廓的村庄，离瓦塘十几里地。大伯用小推车推着我大娘，大娘用被子裹着，手里握着那只铃铛，走了一路，摇了一路，仿佛她坐的不是小推车，而是骑着高头大马。
快到北廓的时候，大娘让我大伯慢些走。大伯明白，大娘要让娘家人看看他们在一起的生活，让娘家人看看丈夫对她的好。大娘的脸上带着笑意，不断地和路边的老人打着招呼。大伯走得很慢，稳稳地推着小车。进了村子，大娘又说先不回家，让我大伯推她在村里转转。在绕过几条街道后，终于走进一条胡同，几个人把我大娘托进了家门。
那是大娘最后一次回娘家。
大娘是在那一年的“小雪”走的。雪在“小雪”那天如期而至，飘飘洒洒地下了几天，大地银装素裹，为大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按照习俗，大伯是不能为大娘送灵的，大伯几次冲出来都被拽了回去，后来就干脆把他锁在了奶奶的土楼里。可当天夜里，大伯还是冒雪去了坟地。我和堂哥找到坟地时，迷蒙的风雪中我们听见了摇响的铃铛声，清脆悠长，带着无尽的凄婉。
责任编辑 杨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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