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触及性资源，越多“伪命题”

当然，伪命题，也是命题，也就是已经进入到轨道的命题。或者说，伪命题，可能因其“伪”的属性，因而很大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呼声。

因为，伪的东西，往往可以被塑造成更美好的，或者无比恐惧的东西。这种塑造，成本低廉，但一旦这种塑造获得了极大的呼声，其产出却可能极其丰厚。于是，对于历史而言，塑造和植入伪命题，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了。

伪命题的生成，必然携带着某种“偏好”的目的。

而每一次的停顿，不过只是命题被揭破，露出了原本的面目。这个过程，被称为祛魅。从魅这个字而言，大概也只有恐惧的和美好的东西，才能最有效的带来这种遮蔽。

于是，为了能够让这些伪命题更好地保持其生命力，塑造者们不断迭代其维护机制，从肉体的到精神的，到处都是带有遮蔽属性的景观。

而越是参与到触及底层资源争夺的伪命题，听起来，也总是更加的悦耳。要去除这种遮蔽，就一如在繁华世界中，必须具备透视那理直气壮而又温暖照人的形式叠加的能力。

形式越美好，遮蔽越密实，于是，其中的个体憋闷得要死，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01

喜儿该不该嫁给黄世仁？这是典型的触及性资源的一个伪命题。

并且这个伪命题，有着几千年的变体，但本质一样，就是不同赛道上的男性群体，用制造不同的性景观的手段，来抢占女性的心智，或者说是恐吓女性的性选择，以使性资源，成为一种隐性的政治资源。

越是底层资源，越构成为政治资源的要件。因此，是底层资源的分化和控制，才形成了政治的格局。

而不同赛道上的男性群体，因赛道的区分，其对资源的话语权也陷入失衡。

这种失衡，在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同样的质地。对于最底层资源之一的性资源，就成为了这些不同赛道男性不得不介入的众争之地。只是，大家争的手段不同而已。

反过来，不同时代的女性，看似有着不同的选择权，但把典型的几种选择权放在一起看，却会发现，每一种选择背后，却都笼罩着不同赛道男性群体话语建构的权力等级。

在如今的时代，有人问喜儿该不该嫁给黄世仁的问题，之所以构成了伪命题，一是其男性性话语建构的语境出现了时代断裂，二是该命题本身带有隐含的现时的对女性的道德绑架。

任何经过叠加，或者隐匿不可避免条件的命题，即谓伪命题。

因此，喜儿该不该嫁给黄世仁，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形式叠加的手段，来遮蔽其中不同赛道男性群体，对性资源争夺的话语建构阴谋。

02

在性资源的争夺上，始终笼罩着三重遮蔽。

以喜儿该不该嫁给黄世仁这个案例为例。这个案例，看似是喜儿的选择问题，实则经历了三重遮蔽，于是，才构成为了经典的伪命题。

第一重遮蔽：道德。

道德，是一种强大的建构。因其强大的能量，因此，其带有的指向性，就变得极其锋利。一如所谓的道德绑架，实际就是诛心之术。而之所以能诛心，即在于这种道德指向性中，掺杂了许多的恶意和恐吓。

比如，喜儿选择黄世仁，不选择贫穷的爱情，就会变成拜金，变成物质女。然后，这个女性就变成了穷小子群体的公敌。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同时也发现了历史上无数的穷小子的意淫，比如让富贵千金苦守寒窑十八载等等，就是这个不具备话语权的男性群体，在努力建构爱情景观。而爱情是不能与金钱二合一的。这种道德语境的底色，则正是碍于金钱的匮乏。

第二重遮蔽：意识形态。

喜儿一定要变成白毛女，是因为，她必须为赤贫的王大春坚守。因为王大春后面也一如翻身的薛平贵，只是，王大春的翻身，更多的是塑造意识形态的需要。

这种遮蔽的真实逻辑，是弱势男性群体，只要进入到某种机制，就一定能获得爱情，从而以此证明该种机制的立场。

第三重遮蔽：宏观计算。

管仲是妓院商业化的第一人，从此，性资源就作为了一种宏观经济的计算要素，进入到了控制手段范畴。

当喜儿们都选择了黄世仁，那么，王大春们就被迫陷入到性资源匮乏中。而这种选择得以普遍化，根本的是驱动性资源流动的话语建构，进入到了一支独大的境地，即钱是万能的。

一切以经济为指标，比如没房没车没彩礼，就必须不能有老婆。而这个逻辑的完成，是通过整个环境的舆论高压而达成的。

于是，弱势赛道的男性群体，要获得性资源，就必须去努力干活挣钱。这种通过操控底层资源的流动，所达成的驱动，从来都是最为高效的。

03

于是，我们发现，有关性资源的伪命题，基本就两种：一种是居高临下的操控，一种是黄粱美梦的意淫。

第一种是基于丛林的强者法则，其演变过程，不过是不断叠加遮蔽形式的过程，比如女性从战利品到贞节牌坊，再到拜金女和鼓吹女性独立，看似是女性越来越有选择权，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作为一种可计算的资源，以驱策不同赛道上的男性群体。

而鼓吹女性独立，这种计算的成立，却是源于经济独立女性群体的壮大，因此，必须被纳入到计算范畴。

第二种是基于弱者的无伤大雅的抗议，从一路血拼的抢占，到建构爱情景观的憋闷，再到谴责女性选择金钱的道德背叛，事实上，他们无可挽回地，越来越失去了争夺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