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背景国际形势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德、意、日轴心国集团的失败已指日可待。在欧洲战场上，在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东西两面强力夹击之下，德国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在亚洲战场上，在中国及其他同盟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损失惨重，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军民连续发动攻势作战，展开了对日寇的局部反攻。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海军及空军军事力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经过一系列的海空激战，日军海空军主力被美军歼灭，日本本土与南洋群岛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几乎被切断，日本军国主义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8] “一号作战”计划各个战场频频告急的严峻形势，直接导致了东条英机内阁在国内的政治危机，日本国内要求其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经济上，由于缺乏原料及能源供应，日本的军备与工业生产面临着全面停工的危机。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避免其本土遭受中美空军的空袭，保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陆路联系，拯救散处在东南亚各国的几十万占领军，并企图摧毁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基地，消除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威胁。1943年11月13日，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营崎舜市在其赴东京联系作战问题的时候，得到了参谋总长杉山指示：为防止中国东海的海路被切断，要尽力消灭美国在华空军力量。同时，日本大本营加紧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中国东南部的基地为中心，加强对中国东南部制空权的争夺，同时计划进一步扩大制空范围。在日本大本营的催令下，其中国派遣军属下第3飞行师团加强了与中国空军及在华美国空军的空战。据此，日本大本营于1943年12月提出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即平汉线（北平—汉口）、粤汉线（广州—武昌）、湘桂线连通越南等地，建立所谓“大东亚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8] 日本天皇于1944年1月24日发布了批准“一号作战”的诏谕。1944年3月10日，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订出了较为详细的“一号作战”具体实施计划。根据计划，“一号作战”的目的是要击败国民党军，占领并确保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及京汉铁路地部沿线的要冲地带，摧毁国民党空军的主要基地，制止盟军空袭日本本土以及破坏其海上交通线等企图，同时摧毁蒋介石的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其要点在于，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国及美军在华的空军基地，消除美军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可能性。此外，利用攻占地区的空军基地，掩护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坚定日本国民决战到底的信心，并获得交通沿线地区的各种资源。[8] 国内形势为保障“一号作战”计划的顺利开展，日军大本营经研究后决定，对其中国派遣军在执行相关作战任务中所有的兵力与后勤支持等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级别的配合。据统计，日军计划所用的总兵力达51万人，约占当时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兵力的80%，战马约10万匹，各类火炮1550门，运输汽车达15000多辆。日军还极力保证参战各军的后保障，从各个方面予以全力支持。[8] 按照日军的既定计划，“一号作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称作'京汉作战”，计划以黄河南岸的霸王城为基本军事基点首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然后进人后一阶段，即“湘桂作战”（中国方面也称之为“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攻占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铁路沿线要地，打通湘桂铁路及粤汉铁路两线，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全程长达约1500公里。[8] 1944年4月17日，日军第12军第37、62、101师团等部共14万余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河南省中牟地区发起进攻，拉开了这场大战之序幕。日军于4月19日渡过黄河，4月23日攻克郑州，5月25日攻占洛阳，用时近40天不仅打通了平汉铁路沿线，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内的陇海铁路沿线。随即，日军集结兵力36.2万，马匹约6.7万，汽车约9500多辆，发动了“湘桂作战”。日军于6月18日攻陷长沙，至9月6日，相继攻占衡阳、零陵、东安等地，基本上打通了粤汉铁路北段和湘桂路东段。至此，日军按照“一号作战”计划，开始桂柳会战的作战准备，企图打通湘桂、桂越二线。[8] 战役经过战前准备日本方面第六方面军就是日本中国派遣军为准备湘桂会战后期作战而整编部队、专门设立的，司令部设于武汉，由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充任司令官，统转第11、2023、34各军，以驻扎在衡阳的第11军（包括第3、13、34、37、40、58师团和第88旅团）、驻扎在广州的第23军（包括第22、104师团和第22、23旅团）作为桂柳会战的主力。日军随即开始集结部队，储备各种军需物资。日军进攻广西的具体目的，是消灭盟军在桂林、柳州附近地区的空军基地，以及打通湘、桂、越地区的大陆交通线。[12] 中国方面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1944年7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柳州战区司令长官部召集高级幕僚会议，初步拟定了作战计划。作战目的是确保桂柳，作战方针是根据现有之兵力，集中力量于桂柳两据点之城防守备，采取持久防御，以待后续兵团到达。会议决定，以第16集团军开往桂林北面守备桂林。为争取时间，决定以有力部队于全县、灌阳、龙虎关一线，竭力迟滞敌之行动，特别在全县方面必须进行较坚韧的防御，以直接掩护桂林。计划由中央军第93军在全县布防，作战任务是死守3个月时间；在桂林成立防守司令部，统辖第16集团军主力第31军军部及其第131师和第188师第46军军部及其第175师和第170师，作战任务是死守桂林3个月时间；由粤军第62军和第64军防守柳州，作战任务是死守3个月时间。此外，以从衡阳退至广西的新19师加上地方的一些保安部队作为桂林城外机动策应部队。这个作战计划上报后经蒋介石同意，付诸实施。[13] 具体的桂林城防部署为：（1）以第131师防守城北，包括中正桥（今解放桥址）以北江岸，沿漓江河区北门至甲山口地区，还有漓江东岸的猫儿山、屏风山、斧头山、七星岩、普陀山、月牙山、穿山，水东街沿河之线，包括各小山独立据点。（2）以第170师防守城南，从中正桥以南江沿河区至定桂门南门、西门至甲山口之线及象鼻山、将军桥、将军山各个独立据点。（3）两师作战地境为中正桥甲山口相连之线，线上属第131师。（4）第79军第98师第294团守备城西德智中学及以西山地猴子坳、尖峰坳等各个据点。（5）军直属炮兵营，将山炮兵各配置一连在桂林城北门、南门及象鼻山等的附近，榴弹炮及加农炮连配置在皇城及体育场附近，高射炮连配置在独秀峰附近。战车防御炮配属在北门附近；炮兵统归炮兵指挥官炮六团指挥。（6）城防司令部设在桂林北门鹦鹉山岩洞内，总预备队两个步兵营（第188师及第175师各1营）部署于司令部附近，控制鹦鹉山、孔明台间地区，第31军军部设在孔明台岩洞内，第131师司令部设在东镇路之猫儿山岩洞内，第170师司令部设在丽泽门外老君洞附近。[13] 参战兵力日本方面第11军10余万人集中于湘桂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一部集中于湖南道州；第23军主力3万余人沿西江集结于肇庆、都成，第23混成旅团4000余人集结于雷州半岛方面。以第11军、第23军、第二飞行团和第二遣华舰队一部，在日军南方军一部的配合之下，总计近7个师团、15万兵力、300多辆坦克、3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12][4] 中国方面桂林守军的兵力和战斗序列为：城防司令韦云淞，参谋长陈济桓，副参谋长覃戈鸣。第31军军部及其直属队，军长贺维珍，副军长冯璜（战斗前调离桂林），参谋长吕旃蒙，副参谋长覃泽文（战斗前夕调任第391团团长）。第131师直属队及3个步兵团，师长维雍，副师长郭少文，参谋长郭炳祺；第391团团长覃泽文，第382团团长吴展，第293团团长陈村。第170师直属队及3个步兵团，师长许高阳，副师长巢威，参谋长黄济，第508团团长高中学，第509团团长冯不临，第510团团长郭鉴淮。此外，配属第79军之一团，第175师和188师各一个步兵营，炮兵第6团，150毫米榴弹炮1连，山炮兵1营，高射炮兵1连，反坦克炮1连，总兵力约3万人。[3] 双方激战1944年10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开始向城东的屏风山、猫儿山等4个据点进攻，驻守在这里的桂军两个营700多名官兵一直战斗到11月4日，除一人回城报信幸免于难以外，其余官兵全部战死在阵地上，没有一人投降。屏风山、猫儿山失守以后，日军开始以此为据点，直接进攻桂林城，而且还派出登陆艇参战，企图从水路攻击桂林。驻守桂林的桂军第一三一师师长柳州人闻维雍，面对此种局势，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积极布置桂林防务。[4][7] 1944年10月31日晨，日军40师团主力开始攻击江东猫儿山、屏风山阵地，被击退。11月1日晨，日军兵分两股再次发起攻击，桂林守军奋勇还击，象鼻山炮兵实施侧射支援，敌军均被击退，伤亡五百以上。3日，敌组织兵为猛攻猫儿山阵地，数易其手，最后敌军遗尸63具，狼狈溃逃，4日，日军始攻七星山，竞日混战。猫儿山阵地激战后丢失，桂林军除一人沿河潜回报告外，余皆阵亡。5日，敌一股攻上普陀山顶，桂林三九一团反攻无效。屏风山阵地经反复争夺，亦终陷战手。6日，敌全力攻击普陀山月牙山阵地。战斗至7日，敌全占七星山阵地。桂林守军团长覃泽文将指挥所移人栖霞洞继续抵抗。日军用火焰喷射器烧光混外草木，封锁洞口。洞内，守军三九一团官兵苦战三昼夜，10日，日军向洞内施放毒瓦斯，团长覃泽文等十余人利用夜暗自后岩洞口侥幸冲出，其余823人均毒死洞中。[4][7] 在城北，11月1日，日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象鼻山、王城等阵地的炮兵予以火力支援，猛烈轰击，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日军在被击退后又不断增兵，连续进攻。有的阵地反复争夺，数度易手，双方在多处阵地都发生了白刃格斗。[4][7] 11月8日，日军加紧了攻势，同时派出空军参战。8日中午，日军炮火摧毁了中正桥西头守军阵地，随即分乘登陆艇、橡皮艇甚至竹筏，利用桥墩作掩护，想要强渡漓江。但日军此举被桂军的火力杀伤不少，地方民团敢死队还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在漓江上，日军付出了阵亡7000余人的代价，最终只有约300人上了岸，窜入盐街，占领了桥头堡。[4][7]  被日军炸毁的中正大桥 占领桥头堡后，日军开始向南北纵深发展，守军第一七零师副师长巢威亲自率领预备队实施反击，次日下午又收复桥头堡和江西沿岸阵地，但是围歼入窜之敌的愿望却没有实现。日军龟缩于民房内，不时偷袭守军，成为守军的心腹之患。11月9日晨，日军100多门火炮一齐向城北、城西北各守军据点射击，日本飞机又飞人桂林上空轰炸，守军顽强阻击，使敌人户体布满漓江。在巷战中，敢死队绑着手榴弹，挥舞着大刀向日军猛扑，日军不得不退出，稍后得到增援又向桂林发起攻击。如此反复竟达27次。当天下午，日军大量增兵，城中据点也大部丢失，战局已经无法挽回。[4][7] 战役结果11月9日，日军利用已占领的阵地，加强了对桂林城的攻击。10日，桂林最终全城陷落。守军除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恒、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原基、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第131师师长阚维雍率所部巷战至最后，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自杀殉国。[14][2] 战争损失持续10余天的桂林保卫战，据日方记载：截至11月11日正午，中国军队死亡5665人，被俘13151人。日军缴获150毫米榴弹炮2座，100毫米加农炮2座，野战山炮14座，炮弹3万发以上，步枪子弹100万发以上，还有很多飞机零件及其他大量器材与粮食等。日军伤亡也达到3万余人。这场战争之惨烈实为抗战以来之少见。不少日本老兵都把桂林保卫战看成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的噩梦。[5][6] 战争影响战略影响民众伤亡抗战胜利后，政府组织实施了抗战损失调查，会编成《广西抗战损失调查统计》，其中的从桂林保卫战开始至光复后的近一年时间内《桂林市区及周边各县人口伤亡统计表》中统计：被杀害68072人，染病死亡85607人，失踪22369人，其他受轻重伤、患病人数合计超50万人。详见下表：[15]
[15] 财产损失[16] 经济影响桂林沦陷期间，原本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大多数陷入停顿之中。这些工业企业的倒闭，给刚刚开始起步的桂林工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桂林周边各县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出现了严重停滞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日军的横征暴敛所导致，另一方面也与大批民众因为躲避日军的窜扰而导致田地无法耕作有关。农业生产方面惨重的损失，还严重影响到了光复之后桂林各地的重建。与工农业发展同样遭到灭顶之灾的，还有桂林市一些服务业，其中尤以刚刚兴起的旅游业的萎缩最为明显。桂林的各类宾馆与旅社均在战火中损失殆尽。各类旅游工具也几乎焚劫一空，交通设施也损毁严重。这些，让桂林在光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无法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7] 失败原因准备不足桂林保卫战的失败原因首先是国民党高层准备工作不充分，仓促迎战，导致了原本打算坚守3个月的保卫战草草收场。早在1944年日军发布“一号作战”命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国民党高层的应对不够积极。桂林的防守未能得到军事当局的重视。衡阳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才决定加强对桂林的防守，责成防守部队构筑工事。而作为地方实力派的白崇禧，则希望在此战中尽可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因此我们发现最后坚守的基本上是中央部队。[11] 战力下降其次，国民党军队整体作战能力下降，大量补充兵源无法抵御来自日寇的猛烈攻击，这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据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记述：“当时征兵机构只要凑足数目，即算了事，不管兵源之年龄，体格如何，致兵质不佳，加以入营后待遇差，有不堪其苦者，或半路而逃，或入营而逃，逃风很盛无法阻止。故部队常有缺额，战斗兵不仅质量差且数量亦经常欠缺。”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下降。[11] 指挥失误最后，保卫战期间守城司令部的指挥失误，也是导致损失惨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桂林守军司令韦云淞没有依据地形来合理安排兵力，却把全部兵力分散配置在各个阵地上，而没有留置机动部队，形成了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的不利态势。加之，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将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军和第一八八师调出了桂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结合在一起，使得桂林防守战的布局和力量构成出现了严重的失误。[11] 历史评价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就曾在其战报中写道：“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战斗中，桂军没有一人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投降的，统计数字中被俘的人员基本都是在被毒气弄得昏迷不醒的状态下被俘的。很多桂军就是在弹尽粮绝、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也奋勇抵抗，直至为国捐躯。桂林保卫战，在战后也得以被称为是“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6] 《一九四四年桂林保卫战研究》一书中评价道：“桂林保卫战虽然经历的时间不长，但在守城过程中面对日军的蹂躏，一些将士壮烈殉国，为这座古城增添了不少悲壮色彩。正是这些先烈们为国家与民族做出的巨大牺牲，才换回了我们今天的和平。”[11][9] 后世纪念八百壮士墓“八百壮士墓”建在桂林市七星公园普陀山博望坪，这是一个抗日英烈墓。1945年桂林光复后，发现七星岩内尸体狼籍，经市政府清洁队和工程队派员搜岩捡骨，总计抬出尸体823具合葬于普陀山霸王坪，碑铭“八百壮士之墓”。[19]  八百壮士之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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