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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大联合计划流产（二） 前文讲到中共主动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准备组建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至1936年夏，中国民众要求政府抗日的浪潮风起云涌，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内的某些当权派。 6月1日，拥有30万军队的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人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对日作战。”两广并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10日，粤桂两军分路北上。史称“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处在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之中的红军，突然有了一种难得的宽松感觉，使中共领导人十分振奋，一旦西北与此呼应，举起反蒋抗日大旗，那么蒋介石的统治将变得岌岌可危，甚至分崩离析。 6月8日，毛泽东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变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和应该的。毛泽东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等。 6月12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并实现下列纲领：
为了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发动的时间提前至八、九月间。 这说明，此时中共的“逼蒋抗日”方针并不稳定，只要有机会，还是会回到“反蒋抗日”的老路。 然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却与中共中央大相径庭，他们非常担心两广事变动摇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6月10日，苏联政府的喉舌《消息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谴责两广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内战，以便于掩盖对华北的新的进攻。”文章还斥责陈济棠、李宗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说他们策动事变，“打起抗日旗号仅仅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 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在陕北建立起一部大功率电台，给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发出了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 这份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的电报，通过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和红军的情况；报告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成功策反国民党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情况；报告“西北大联合”计划：中共已与张学良约定，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就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新、内蒙5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进而像外蒙古那样，与苏联结成联盟。 可见，鉴于两广事变正在进行，中共中央急于提前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共产国际予以批准并提供帮助。 其实，中共中央在请示共产国际的同时，内部已经就西北发动问题作出决定。6月19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向时在西康的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发电报称：
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报全国抗日反蒋形势，指出：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的阶段，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对南京政府的态度非常不满，指出：“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周恩来、彭德怀等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等，祝贺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报充满激情地说：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为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分别致信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以及原西北军将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市长张治中、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晋绥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等西北、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诚恳地进行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很快就上报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摆在斯大林的案头上。 如果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大规模内战，莫斯科希望的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方针，将不可能实现。而且，蒋介石肯定会怀疑这是苏联在背后支持的结果。因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否定了这一计划。 季米特洛夫批评中共领导人，指出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更是尖锐批评说：“为了反对共同的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很明显，共产国际对中共仍然秉持“反蒋抗日”方针非常不满。 7月22日，季米特洛夫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局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季米特洛夫在发言中说：“王明同志对党的批评态度绝不意味着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种批评态度应该是有利于党的。”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很年轻、很勇敢、很会打仗，但不能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成熟到足以掌握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形势。 他在发言中对中共既有表扬、肯定之处，又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 他批评中共的对蒋政策，说中共应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谈判条件应作改变，应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族民主共和国”，来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提出“成立中华全国国民会议”，高举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争取群众；蒋介石不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应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要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中进行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 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尖锐地批评了中共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不应当把国民党、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 此外，“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口号，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他内战削弱蒋介石的做法，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要真正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参加。 政治指示电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准备停止推行苏维埃制度，强调：
其实，如前文所述，为中共规定“抗日反蒋”的统战策略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的基本任务的，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本人。被共产国际视为有重要错误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根据林育英传达的八一宣言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而中共中央1936年初陆续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也表明，共产国际仍旧坚持着苏维埃革命的方针。 随着形势的发展，季米特洛夫已经意识到，按照抗日反蒋的方针去工作，是不可能迅速达到把全国90%以上的人口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个目的的。坚持抗日反蒋就意味着“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意味着要把蒋介石及其指挥下的军队也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意味着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必须同时进行。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把主要力量和主要工作首先放在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上，放在与各个反蒋派别结成局部统一战线，诸如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方针上来，这当然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尽快造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这才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 对中共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一事，政治指示电表示“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引者注）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这已经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告诫中共中央张学良不可靠（第一次是7月中旬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莫斯科的这一指示来得既突然又不同寻常，一改以往的态度，甚至在苏维埃制度问题上作出让步，使中共领导人一时难以接受。 但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必须执行的。 一是中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下级服从上级，共产党的纪律历来如此。 二是经费和装备问题。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担心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事变发动后，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财政来源会完全中断，加上红军，每月至少要得到300万美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中断，故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若无苏联的援助，几十万大军粮草弹药将无以为继。 与此同时，中共寄予厚望的两广事变来得很快，消停也很快。 经历过多次政治危难的蒋介石，其在政治斗争中的挑拨、拉拢、收买和打击等手段的运用早已是高手。这次化解两广事变，对于蒋介石可以说是小菜一碟。 蒋介石采取先粤后桂的做法，一面调集军队进入湖南防御，一方面分化收买陈济棠的重要将领余汉谋和广东空军归属南京政府。 很快，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南京政府，蒋委任其担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蒋收买，声明服从“中央”，并着手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挂印离职赴香港，翌日通电反陈；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桌林等人分乘3架飞机降落香港机场，粤军72架各种飞机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部分江防军舰也被蒋收编。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到香港躲避。 蒋介石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李宗仁、白崇禧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 9月中旬，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至此，“两广事变”遂告结束。 西北大联合计划流产了，中共只得将之前旗帜鲜明的“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张学良入党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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