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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大联合计划流产（一）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也奉调陆续进入陕甘，参加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10 月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尽管在“西北剿总”麾下另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马鸿逵、马步芳所部，但张学良真正能够指挥的只有自己的班底——东北军。 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万福鳞部3个师留在华北外，移驻陕西关中地区的有14个师，奉命从事“剿共”。东北军在1935年9月底至11月间，曾多次与刚到达陕北的红军交手，均大败而归，损失了3个师。更令张学良雪上加霜的是，蒋介石非但不给他的部队补充，反而取消了被歼灭的3个师的番号，以削弱张学良的军事实力。 打不过红军，加上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家乡沦陷而感到极大痛苦，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早日打回老家。有一位团长对访问东北军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也产生重大影响。 如前文所述，张学良从媒体上看到八一宣言，对中共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的主张颇有同感，已有联共抗日的想法，并要杜重远帮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 联合张学良 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发表毛泽东对记者的谈话。毛泽东表示“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同一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要求迅速释放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后来又指示他们对东北军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写信给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张学良身边的一号人物董英斌，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并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和蒋介石；红军优待东北军俘虏。最后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联共抗日已水到渠成。张学良通过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牵线，与中共接上了关系。 1936年1月20日晚，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东北军指挥部，与张学良秘密商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次日晨，李克农报告中央同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1月23日，彭德怀致电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请他转告张学良，表示中共和红军诚意推举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为配合谈判，争取东北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于1月25日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放弃东北，任由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东北人民；命令东北军与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让中国人自相残杀，并处处打压东北军。信中提出红军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信中还提出了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协商。 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3月4日至5日继续同张学良在洛川会谈。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他在肤施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中共选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 3月16日，东征山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山西石楼听取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汇报，了解张学良、王以哲对于抗日救国的进一步计划，认为张学良对抗日是有诚意的。决定立即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计。 4月8日晚，周恩来一行日夜兼程，应约来到肤施城外20余里的川口，等候张学良方面来人引导入城。9 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在刘鼎陪同下飞抵肤施。当夜，周、张二人在城内的天主教堂进行会谈。会谈从9日晚20时开始，直至次日凌晨4点才结束。王以哲、刘鼎、李克农也都彻夜陪同。 能够成功举行这次会谈，不能不提到一件事： 如前文所述，蒋介石看到八一宣言后，认为有可能政治解决中共的机会来了，便通过驻苏武官邓文仪找王明要求谈判，在国内侧通过宋庆龄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传递给中共中央。 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化名周继吾），要他到陕北送一封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持南京政府“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于2月15日来到西安，求助张学良，请张派人将其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学良电询南京证实董健吾身份后，立即用专机将他送到肤施，然后派骑兵护送，通过东北军封锁线到达瓦窑堡。 从董健吾的口中，张学良得知南京方面也在秘密联络中共，力图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既然老蒋都要秘密与中共接触沟通，谋求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东北军为什么还要为“剿共”卖命？ 张学良后来曾说道：正是这件事使其下决心与中共谋和。 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意见，愿参与酝酿此事；赞成红军集中河北，但他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 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在直南、平汉路西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以让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张学良认为目前蒋介石虽不会真正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做艰苦的工作扭转他。张学良主张，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联共联苏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劝张学良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但张学良此时对蒋介石尚存幻想，认为蒋介石是两面的，既有民族情结，可能抗日，又为亲日派所包围，可能降日，所以他的回答是：现在反蒋做不到，但如蒋真降日，他会离开蒋自己干。 因此，周恩来判断，张学良具备“抗日反蒋”的思想基础，只要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 双方还就联共联俄抗日、红军和东北军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这次会谈后，中共方面专门设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派李克农去洛川张学良指挥部工作。 周恩来与张学良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会谈气氛相当融洽。张学良曾对刘鼎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张学良后来也回忆称：“良先震于李（克农）、周（恩来）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当即赠送红军2万元，后来又交给李克农20万元，让李转交中共中央。 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不到一个月，负责与张学良联络的中共代表刘鼎，突然送来张学良愿意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在西北另立局面的消息。这让中共领导人倍感振奋。 如何在西北另立局面？这就有了周、张的第二次会谈。 应中共的请求，5月12日晚，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达成“以兰州为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的两军“西北大联合”计划，商定了九、十月间为两军共同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并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时间。会谈后，双方分头部署实施。 不仅如此，在与中共方面数次接触，并读了一点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书后，张学良竟然提出申请加入中共的要求。 对于张学良主动要求入党的举动，中共领袖们自然非常高兴。由于张学良的身份比较特殊，为稳妥起见，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表示：“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实际上是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 争取杨虎城 中共中央在争取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争取和团结工作。 杨虎城出身于陕西蒲城县，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并积极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早年就同一些共产党员相识，也有不少秘密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左右。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共”内战，却损失惨重，部下怨言颇多。 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意愿的杨虎城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争取杨虎城共同抗日。 先是通过杨虎城旧部申伯纯联络杨虎城，宣传中共八一宣言精神，转达中共关于联合抗战的具体办法；后又委派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汪峰，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去西安面见杨虎城。 共产国际也派王炳南回国争取杨虎城。 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杨虎城世交好友王宝珊之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杨虎城资助他去日本留学，后又去了德国。王炳南在德国时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等职，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系甚好。季米特洛夫给他的任务是：劝杨签订与中共的互不侵犯协定，停止内战，共产国际允许通过新疆给杨虎城帮助。 王炳南接受任务后于1936年4月回到西安，杨虎城非常高兴，对王说：我已经与中共某些人接触过，可是毕竟素不相识。现在你回来就好了，可以无话不谈。王炳南将季米特洛夫的话转告给杨虎城，杨听了很高兴，两人彻夜交谈，更加坚定了和中共合作的念头。 王炳南回忆称：“我到西安见到杨虎城，他很高兴，认为我是国际派来的人物，很重要。他和张学良都想拉上国际关系，得到国际的帮助。张学良就曾讲过他要派代表到欧洲去找国际关系。我和杨虎城谈得很顺利，没有不同意见。”杨虎城随即将王炳南留在十七路军，还让王炳南去拜访张学良，由此加深了张、杨的联系。 经过反复努力和不懈争取，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逐渐密切，毛泽东甚至就红军给养援助问题致信杨虎城，向他借款30万元。 张、杨捐弃前嫌，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陕西突然来了20万东北军，而且开始时张学良自恃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因此看不起杨虎城。 成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地盘意识相对强烈，面对突然进来的东北军，内心十分矛盾，既赞同幕僚对“东北军有抗日情绪，张学良和蒋介石有分歧”的判断，也担心东北军受蒋愚弄，联合蒋系部队向十七路军施加压力。因此张、杨二人关系并不融洽。东北军和西北军下级官兵也多有龃龉和摩擦。 张学良为消除误会，避免冲突升级，邀请曾任其秘书、同盟会元老高崇民做杨虎城工作。高崇民数次会见杨虎城，力陈张学良对西北军绝无取代之意，并说张将军曾对自己讲：“我们东北人流亡在外，要有骨气，不能抢人家地盘，就是日后开拔，走时也要拍拍屁股，不能带走人家一点土。” 高崇民还指出，大敌当前，蒋介石却让东北军和西北军同时出去“剿共”，其实只是为自己，而绝不是为民族。并揭露了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关系的险恶用心。当然，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两支部队应立即停止“剿共”，把西北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愿。几次下来，杨虎城终于表示：“唯学良领导，我则不从，愿为抗日，肝脑涂地！” 张学良闻言，甚为高兴，责成高崇民率东北军几位要人与杨虎城指派的几位知己定期联系，以“联席会”形式，共商联合抗日大计。期间，潜伏在西北军的中共党员王炳南等人也做了大量工作。 当双方主张共同联共抗日的愿望日趋明朗后，1936年4月的一天，张学良终于提出要直接面见杨虎城。高崇民喜出望外，立即陪同杨虎城从西安飞赴洛川，三人秘密商谈，确定了不打内战，与红军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方略。 自此以后，两位风云人物捐弃前嫌，单独会晤，相互砥砺，共表决心。商定由张学良出面劝蒋放弃所谓“安内攘外政策”。 为了避免蒋介石忌恨，张、杨还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就是说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可让他们闹些事，以麻痹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侦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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