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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教授 转自劳东燕教授微博，标题系编者所加。 看到有高校的年轻老师因为非升即走/即降的制度而自杀的消息，挺痛心的。国内高校目前推行的非升即走制度，使得青年学者普遍很焦虑。我一直怀疑，创造性的工作，在一个焦虑的环境中，怎么可能出高质量的成果？对学术创作来说，大学自身把土壤搞丰厚了，有了水草丰美的土壤，自然就能长出茁壮的大树。 可能有人会认为大学不应该养懒人，但本来就不能指望每位大学老师都成为出色的学者。更何况，大学主要还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吧，学术上不出成果，不意味教学上不行，更不代表就是懒人。目前的这种考核制度，只会造成大学老师在科研上投入更多，而在教学上投入更少。制度设置上的“既要又要还要”，最后只会导致不仅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指望在科研与课题申请上投入更多，同时又不影响教学方面的投入，怎么可能呢？ 很多学生吐槽导师对自己的学业管得太少，包括论文指导方面。不排除有少数不负责任的导师，但从普遍情况来看，导师这边也有挺多的无奈之处，尤其是还没解决职称问题的导师。在科研压力之下，再加上客观上教学任务比较繁重，又有各类开会，还必须申请课题，再要挤出大量的时间放在学生培养上，也委实有难度。老实说，在现今的高校，教学基本上就是良心活了。在教学上投入多少，是否愿意付出时间给学生，主要还是依靠导师个人的良心与责任感。 制度改来改去，往往到最后就是各方都更加不满，因为进一步恶化了原先的处境。当然，要说根子就出在大学管理层，可能也有些不公，因为大学自己也被各种考评指标指挥着。但凡在双一流与学科评比上排名落后，大学管理层就会有巨大压力。这应该就是当年外卖骑手困于系统中的文章，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的缘由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相对于普通老师，大学管理层需要尽可能多地承担与消解一些压力，而相对于学生，老师这边应该更多地承担与消解压力，而不是层层传递压力，甚至变本加厉。理由很简单，能力越大，责任应该越大。变本加厉地向下传递压力，只会使情势恶化，并与当初制度变革的初衷越来越渐行渐远。什么时候，能试着把压力向上传递而不是向下传递呢？ （微博@劳东燕2004，2024-5-13） 教育领域的很多所谓制度改革，就像是把一个鱼缸里的鱼腾换到另一个鱼缸，号称是要把鱼养得更大，更有利于鱼的生长，实际上就是折腾这些鱼。闹心的是，每过几年都要来一次这样的改革，结果鱼缸的生态环境反而越来越差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非如此不足以彰显管理部门的政绩吧。 （微博@劳东燕2004，2024-5-15） 目前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与教师职称晋升，考评时主要看论文发表、课题申请（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与领导批示。 论文发表方面，对论文发表的刊物有特别的限定，必须发表在本专业权威或核心刊物上。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对专业刊物影响力也有专门的评价排名体系，刊物更喜欢发有知名度的大牌教授的论文，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引用率与刊物的影响因子，而不怎么情愿发年轻学者的论文。这使得年轻学者很难在专业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课题申请方面，大学教师为了完成非升即走与职称评定的指标，必须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的课题。国家级的课题，在自然科学领域主要是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在人文社科领域则主要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的课题总量也相当有限。全国这么多高校教师，几乎人人都需要手头有课题，僧多粥少之下难免竞争激烈。课题能不能申请成功又有很大的偶然性，不一定取决于自身的学术实力。 领导批示方面，级别越高的领导所做出的批示，对在高校的留任与职称晋升的帮助就越大。当然，各个高校具体做法不一，赋予的权重会有所不同。一位兄弟院校的同行曾与我提起，在其所在的大学，高层领导的批示可以替代顶级刊物的论文，甚至还能折抵数篇。这样的考评指标之下，就难免会有一些大学教师把精力花在如何获取领导批示上。 在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考评体系之下，大学教师放在教学与指导学生上的时间与精力自然大受影响。为了防止教师在教学方面投入不足，有的大学又会设置相应的指标进行倒逼，提教学方面的要求，甚至搞一票否决。这样的层层捆绑之下，大学青年教师群体怎么可能不焦虑？ （微博@劳东燕2004，2024-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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