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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7日深夜，在与张学良初次会谈后，周恩来立刻向保安发电，关键内容如下： “毛并中央：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6年12月—1937年02月），《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第28页】 这份电报起码表明四点：一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已经就18日要公开的“保蒋”声明进行了磋商，使得周恩来知道了张学良为何突然派出飞机，以及保安为何必须立刻改变原先“除蒋”立场的原因；二是两人形成共识：“除蒋”与“保蒋”并重；三是由周恩来说服张学良“同意”保安的立场；四是周恩来建议在声明中添加“蒋安全无望”的可能。 当然，“除蒋”改为“保蒋”，如此重大的决策转变，公布前必须征求正在西安的重要领导人的意见，并且做好必要的准备。为此，周恩来在会见张学良前就紧急会见了不少人。 一、周恩来会见张文彬 周恩来到西安会见的第一人是中共驻杨虎城部队的党代表张文彬。 据当年接周恩来一行的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路易·罗纳德回忆：“飞机在西安降落后，接应的汽车还没有到。他们坐在机舱里等待，谁也没有下飞机。一会儿，几辆车开过来停下，他们就竖起衣领连贯下机，迅速坐进了汽车，很快开走了。”【路易·罗纳德：《我为中国飞行》，纽约双日公司1942年版，第99页】罗纳德的这一细节性回忆应该是可信的，不仅因为是目前所能发现的唯一现场目击者的史料，而且还有另一位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可以佐证。 据当年简称“西救”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徐彬如回忆：“张文彬到飞机场接总理。”【徐彬如：《中国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徐彬如的回忆不仅验证了罗纳德的回忆，而且也完全合乎逻辑：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没有立刻下飞机，当然就是在等待张文彬的到来。 二、周恩来会见博古 接着周恩来就赶去见博古。“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秘密联络机关。”【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其实到七贤庄一号红军驻西安的地下联络处，必定是周恩来的指示，因为通常这种联络处就是指挥部。他必须先与等在那里的博古会面，并且电告保安他已平安到达西安。有一本重要著述所记载：“17日下午，偕罗瑞卿、许建国等九人从肤施（今延安）飞抵西安”；“与博古致电毛泽东等”；“傍晚，在金家巷一号和张学良会谈。”【《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根据此书提供的重要史料，起码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博古当时已经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七贤庄；周恩来与博古致毛泽东电报的时间是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之前，发报的地点就在七贤庄一号。 从七贤庄出来，周恩来又赶到了西京招待所。据徐彬如回忆：“他留着大胡子，先到西京招待所同我们地下党的四、五个负责人见了面。”“他离开西京招待所到金家巷剪了胡子才去见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5页】 其实，周恩来到张学良居住的金家巷，不仅仅是因为剪胡子。 三、周恩来会见叶剑英 从西京招待所出来，周恩来赶往张公馆，却不是去见张学良。刘鼎是这样回忆的：“到了公馆门口，一些人已经进去，总理提出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事先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当总理提出后，我觉得涂作潮处比较合适。”【刘鼎：《忆西安事变》，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既然已到“门口”，又何须再“落脚”，刘鼎当时显然不便说出真实情况。 外号“木匠”的党内电讯高手涂作潮当时就住在张公馆里。据涂作潮回忆：“双十二事变的前3天，报务员彭绍坤用人力车帮我把家搬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涂作潮：《'木匠’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涂作潮还回忆了与周恩来见面时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同志突然摸着自己的胡子，语气非常欢快对我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我说：'有。只是不太快了。’他说：'不要紧。’周恩来同志刮完脸后，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立刻同刘鼎走了。”【《通信兵回忆史料》（1），第39页】 涂作潮的回忆虽然小心翼翼，但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事变前夕保安的电台已经设立在张公馆内，而有专设电台的地方当然就有高级别的负责人。 叶剑英于1936年9月24日从保安出发赴西安，最初住在张学良的亲信孙铭九家里，并且往来于保安与西安之间，很可能在事变前夕就带着电台与涂作潮、彭绍坤一起搬进了张公馆。叶剑英日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自己有电台”。【范硕《有关西安事变前叶剑英与张学良密谈'苦迭打’的一段史实》，《叶剑英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页】 叶剑英当年的警卫员范希贤也回忆说:“其实,在西安事变前,叶帅已知道张学良会发动兵谏,并及时把信息向中央汇报。”【范希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叶帅功不可没》，《南方日报》,2007-1-1】 叶剑英到西安的时间比博古还要早，而且不仅是中共中央赴西安的三人（周、博、叶）代表团成员之一，还是由红军、东北军、杨虎城三军组成的抗日联军的参谋长，在如此紧急关头不可能不在第一线，否则作为联军参谋长何以协调指挥三军。以往的相关资料中都隐去这些重要内容，也许是为了考虑对张学良的不利影响，毕竟当时的蒋介石还在世。由此可见，周恩来在会见张学良的前夕特地去见涂作潮，除了“刮胡子”，很可能主要是去见叶剑英。 刘鼎的回忆也提到了叶剑英当时就在张公馆：“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 见面后寒暄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 快吃饭吧! ’大家吃饭后走了， 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双方谈完后， 总理即刻向保安作了汇报。”【《忆西安事变》，第5页】刘鼎当时的角色是现场双方的介绍人，尤其是张学良请周恩来一行赶快吃饭的细节回忆更为可信，毕竟时间已晚。 张学良的亲信应德田对17日接风晚宴的回忆也提到了叶剑英：“代表团由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秦邦宪三位领导同志组成，罗瑞卿、童小鹏同志都在内。”“我坐在南面一头荣陪末座。”【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页】 可见当时与张学良会谈的并非是周恩来个人，而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而且叶剑英就在张公馆。 四、周恩来会见张学良 那么周恩来是何时见到张学良的呢？“张学良不顾严寒伫立在大门口，不时抬起胳膊看看腕上的手表，又焦急眺望不远处时隐时显的古城墙。此刻时针已指向8点多钟了。”【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这就是说，张学良是在17日晚上“8点多钟”后才与周恩来会的面。换句话说，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张学良前，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会见其他人。毕竟，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谴责与张学良迟迟不派飞机，也不到机场迎接，以及保安即将改变原先的“除蒋”立场，不得不使周恩来分外谨慎，事先征求博古、叶剑英等关键领导者的意见也势在必然。 金家巷的张公馆内有西、中、东三栋楼，前两栋分别是张学良的起居楼和办公楼，东楼为公馆管理服务人员和东北军驻外中高级军官因公来西安之住所。刘鼎就住在东楼，周恩来一行到达张公馆后也入住东楼。当时张学良也是在东楼门口迎接周恩来。 保安有不少重要干部都曾住过张公馆。斯诺回忆自己在西安与红军安保领导人邓发会面时，邓发就与张学良住在一起：“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头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发。'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版，第19页】当时的邓发显然也住在张公馆的东楼。 据童小鹏回忆，当张学良看到刮去了胡子的周恩来，立刻作出了惊奇的反应：“'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答道：'刚刚剃掉了。’张表示惋惜。”【《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66页】其实这一细节也许反映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见面很频繁也很熟悉，否则绝不会有失礼节地贸然提出周恩来的“美髯”问题。而周恩来的剃须也许是为了改变面貌，以免被张学良的部属认出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此后的周恩来必须公开露面，行踪也无需保密了。 五、保安的“除蒋”呼声 也许，当时的张学良绝不会想到，就在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周恩来就提出了惊人的建议：“除蒋”与“保蒋”并重。确实，如果保安由坚决“除蒋”突变为“保蒋”、“释蒋”，内部的思想认识也许就很难统一。毕竟，当时保安的干部群众都高呼“除蒋”。 美国记者斯诺说：“总司令于1936年12月被张学良逮捕监禁不久，我接到从延安付邮来自陕西保安的一张明信片。”“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并满怀激情地记叙了在收到关于蒋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来的消息后，保安立即举行群众庆祝大会的情况。”“毛泽东等人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把蒋介石作为卖国贼交付'群众公审’。当时全城欣喜若狂。”【（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曾经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作为庆祝大会的亲历者，其描述更为具体：“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50页】李德作为断送中央根据地的当事人对蒋介石应该具有旁人所不可能有的认识，他显然对毛泽东公开宣布蒋介石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问题是，当时的毛泽东是不是真的有所意识，甚至是证据，因此竭力争取“除蒋”？ 红军干部更是想“除蒋”。当时邓颖超“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了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李维汉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页】 有一本著述认为：“关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应该说，作为红军的第一指挥，杀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毛泽东多年的愿望。现在，蒋介石已经被捉到，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剪除而后快。他认为，对蒋介石，应该要求南京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张素华：《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12月1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16期在第二版上以四分之三的篇幅，在《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醒目标题下，历数蒋介石的罪行，结论是：“蒋介石血债累累，罪恶滔天，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 刘少奇在事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页】刘少奇当时还不是决策人，显然不够了解中共中央的所谓“动摇”实属万不得已，更是为了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周恩来对斯诺说：“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力图作出决定。”【（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这些艰难“决定”的内容，周恩来当然不会细说，但如果从12月11日至17日，恰好就是“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也确实没有时间睡觉。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基本形成共识后，保安/西安/莫斯科/南京，四方的紧张谈判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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