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代序1) 陈捷先/1
札奇斯钦先生の思い出(代序2) 冈田英弘 /7
卷首 怀念父母亲/1 卷二 四年北大的生活(1933-1937)/9 卷三 大学生涯另一章/60 卷四 日本伴读的机会与收获(1938-1939)/86 卷五 担任松王的秘书(1940-1942)/128 卷六 纯蒙地带出任公职(1943-1945)/167 卷七 南京国民代表大会的蒙古代表1946-1948)/230 卷尾 新家园 /257 札奇斯钦先生年表/271 札奇斯钦先生已出版著作列表/279 后语整理杂感 于梅莉 /281 附録
怀念札奇斯钦教授 林云 /287 与父亲相处的生活集锦 于玲慧 /289 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于美慧/295 我心目中的父亲一札奇斯钦先生 于君慧/301 我所怀念的外祖父 刘忠铮 /306 对爷爷的感怀与思念 张宇尊/309图版/1-20
我是1915年阴历乙卯年二月十四日(阳历3月29日)出生在北京,那时父亲的居所似乎是还没住在北京东四牌楼三条东口吉兆胡同的房子里。我出生的地方不在这所家院中,当然也不是在内蒙古老家,而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隆福寺夹道的一所房子里。 隆福寺是北京很古老且有名气的寺庙,这所寺庙的集市是北京很著名的商业活动,这所元代已存在的寺庙,在我出生的时候这寺庙周围已经成了一个商业集中的地方,当然在北京也有好几个集市的地方,但是隆福寺经常是市民商业活动、小摊贩们集中的场所。这所寺庙的墙外有一窄窄的巷子称为夹道。 隆福寺是坐北朝南的庙宇,里面有正房几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院落而已。关于隆福寺北京人都知道东城的隆福寺,西城的白塔寺,都是有集市的地方,不再是有庙会的定期集市,而是天天有小摊贩摆摊子的地方,也有可以住人的小院落,我的出生地就在这里。这个房子并不是父亲住的住所,而父亲住的家是在东四牌楼三条东口北小街吉兆胡同34号的地方,但是我不敢确定说我出生时父亲已住在那里。 那是父亲和大母(刘太夫人)所住的地方,母亲(张太夫人)是住在北京城外北皋村，为什么我在这里出生?就是因为母亲和对我非常慈爱的大母亲(刘太夫人)不能够住在一起,所以我就在这所小房子里出生的,也就是说出生在两位母亲时有摩擦而对我都非常慈爱的、很复杂的家庭环境里。 因为父亲的正妻(刘太夫人)是很有妇德，对我非常慈爱,如同亲生母亲一样(由于两位母亲的不和,我也没能出生在正家的房院),这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一生经历过许许多多波涛不平洪流中的命运。我的出生正好是父亲五十大寿之年,也是他被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指定为出席中国当局北京政府由西西藏选的国会代表之时。因为我出生时父亲的两位夫人没法相处,也许给我定下了在波涛汹涌的浪涛裹翻跟斗的生活,直到1972 年流落在美国他乡异土,才能在这个以我为中心的家庭里和妻小们平安快乐地生活下来。 在一生中直到我移民到美国为止,都是在汹涌浪涛中能得天佑,平静地生存下来的结果,真是感谢天恩,使我能与我亲爱的妻儿,重新踏上我后半生的道路。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不论它的时间有多么长久,总都会是平静安乐的,这也是应该感谢天赐的福佑,祖先父母遗留下的福荫。 父亲本是出家喇嘛,是因为我们(札奇氏)这一家在大伯父过世之后,没有人能够延续香火,大伯母虽然也生了好几个男孩,但没有一个能长大成人,在大伯父过世之后,我们本旗(喀喇沁)的王爷有「开明王公」之称的贡桑诺尔布先生,以本旗王爷的身份指派父亲(罗布桑车珠尔)离开福会寺还俗,继续札奇家族的香火,也可以用汉族朋友们所说的老「于」这一家不能绝嗣,所以父亲就奉贡王爷之命还俗,那年他已经是四十二歳。 但还俗七年并没有立下子嗣,又奉王爷之命再娶，不使这个家族后嗣断绝,这是我到人间来的第一步环境。 那时大母(刘太夫人)已经生过儿女,但也因为没有一名子女立得住活下来。所以她不得不让父亲另娶我的生母(张太夫人),这是我家的一件大事,因为我的到来,使札奇氏这一家得以延续下去,而我就成了家中的宝贝,所幸在我年轻时并没有无知乱来,才能够有今天我这一系的子女的隆昌,使札奇一家得以在异国之地延存下去。这是这一篇长篇传记的起点。 我的出生当然是札奇一家的大事,可是也因为我的出生和世态的演变,使我和我这一系的子女们不得不离开亲爱的家乡故土,远渡重洋移民美国定居下来,是不是在我的子女中还会有人回到故乡紥根下去?这是我不能预卜,也是无从预卜的将来了。 我来到人间,出生在一个很好的世家,祖辈世代官居本旗管旗章京,是平民之中能够出任的最高职位。我旗王爷是成吉思汗的大将兀良哈(Uriyangkhai,又译乌梁海)氏者勒蔑(又译折里麦、哲里马)的后代。他们后来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成为了驸马,蒙古语叫塔布囊(Tabunang),满语为额驸。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男性成员一般叫台吉(相当于汉语「太子」),塔布囊的地位与台吉相同。 札奇氏以前做过八代管旗章京(平民3最高的地位),大伯父做过管旗章京,这职位平民可做八代,这并无世袭,平民不是贵族,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做到管旗章京。大伯父(于大老爷)为旗务辛劳而死,父亲还俗后发誓不再做旗务,没接受官职,先世已做了八代,也因此整个家族对文墨都是非常喜欢,搜集和收集不少书籍,父亲不识汉字,书籍全都被亲友拿光了,只留下御制四体(满、蒙、汉、回)清文鉴(在大伯父过世之后,父亲接管之前)书而已。 等我接到他的财产时,一本也没有了,而拿书之人无人读书,所有书籍档案都没了,留下的记录只能说大伯父是最后一任的管旗章京,而父亲因立誓不再管旗务。 父亲还俗时家产损失很多,因大伯母是一位寡居老太太，虽然人很精明也不能经营家产,父亲接管之后,家里只有空空的架子和土地,其他全被亲友搬得空无一物,只剩下那一本书，可惜在我离开北京时,也只有留在北京了,可以说老家的财产完全失落,这样没有人争财产,倒也轻松。 父亲一生乐善好施，他施舍了不少的财物、食粮,但他也是能一手有很多收入,又能一手很轻松地放开这些财产和家业的人,实属于他的福份。老家的财产在父亲的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他离开财产也随之离开,钱财产业没有成为我的任何负担,当然我的出世,开始时一帆风顺,完全是因为父亲留下的好名誉和受他帮助的友人们，把他财力所能施舍、赠与的一切都能放下,受惠的人也是没有忘记,这也就是说我家庄园的四角没有修过带有枪眼的桩子。后来共产党的革命,我家所有的财产也是荡然无存,家中无人，没有斗争的对象,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麻烦。 父亲那一代过得非常辉煌,也可能是我们这一家族最高峰时期,在他老人家过世之后,我在家里整理遗产,整理到最后一天,就有军队入驻我们的家乡,我也就在次日离开老家,走入茫茫的苍海,好在妻小全在北京,没有因此流离失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北京因为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父亲也有留下没有还清的债务,我接管这份财产的总值,似乎比父亲留下的债务还少了一点点,但在我立业之后,我都尽量清理偿还,没有留下任何的债务(没有恶劣批评),我虽用了不少攒下来的财物,但把父亲的债务还清,也是有幸的事,心中没有任何遗憾。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至于我这一生在我身边的若华可以做见证,我没有吃过任何肮脏钱,没有做过对不起我自己良心的事情。 小时候家中长辈认为在学校唸书有学坏的可能,所以特别在家中请老师教授功课,启蒙老师姓张,开始教认字,读三字经、四书、五经,但我对老师并没有什么好印象,每天老师在书，房教课,家中为老师准备四菜一汤,并月付十五元银币,在我十一岁那年看到石寒章(二堂姐的儿子)入滙文小学,非常羡慕(石寒章的父亲石子祥,也曾任国会议员),父亲也为了满足我，让我入滙文小学高小五年级就读。 滙文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所创办的,使家人安心不致于学坏。我非常感谢刘牧师及教英文的赵老师,还有教中文的金老师为人和善,同学们很淘气,因为金老师是深度近视,同学们叫他「瞎金」。学校是教会办的,所以还有一门课是「圣经」,而家中笃信佛教,上课时心中难免有些障碍,不想信奉「洋教」,渐渐地什么宗教都不信了,可是后来到了台湾曾义务帮助传教士翻译,也得利于从小研读圣经。父亲结交甚广,有英、美籍的朋友,而我拥有英国籍的干爹娘,所以英语对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喜欢上赵老师的英文课,老师对我也另眼看待,小学还演过英语话剧,长大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表演。 小学是男、女合校,中学是男、女分校,初一的课程,我小学已经念过了,中学念五年,女生入慕真中学,男生入滙文中学。因为从小没有兄长,只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洁清),和小姐姐玩在一起,对姐姐很亲也很尊敬。从小朋友并不多,常和长辈在一起,自然少年老成,但因与长辈相处学了一口标准的蒙古语,初中时的玩伴是乌臻瑞(岸门卜和Aminbuhe),他是育英中学学生,我们常常一起踢小球。初中时我非常喜欢画画,家人发现我画得不错,就请老师到家里教我,我喜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画,不想别人教我如何画,因而失去了兴趣,心想画画是「雕虫小技,壮夫莫为」而放弃,现在想起是十分可惜。后来父亲给了我一架德国制造的照相机,从那时起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一直到现在仍是我的嗜好。 高中时对历史课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上课、下课家里派车接送,因此从未参加任何课外活动,最好的朋友有吴晓铃和潘家聪,潘家聪和我从高小五年级到初中、高中同学,只可惜他英年早逝。大书法家启功也是滙文中学高一班的学长。吴晓铃那时很喜欢画小人儿,画得十分传神,他大学时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戏曲文学以及印度文学,后来成了名教授,在1987、1988年多次在美国柏克莱、旧金山见面,能和老朋友再相聚,实属难得。高中时我家胡同里搬来几位日本邻居,他们是日莲宗本院寺的僧侣,住在一个胡同里常常碰见,开始只是打招呼进而交谈,没有正式学习日语,但这是我学习日文的开始，是从口语开始,学日语对我来说是非常简单,因为日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维吾尔、蒙古、满洲、高丽、日本等),日语很快就能朗朗上口,后来入北京大学选修日文课程时已是班上的佼佼者。因为我不断地与日本留学生交换学习蒙、汉、日语,虽然对方的蒙古语、汉语没有甚么显著的进步,可是我的日语却打下了根基。在北大我参加了日语班,我觉得他们所教的,我早都已经会了,就没去上课。后来到日本以后,我还是找到一位年轻的日本朋友直接学习会话,没到任何教室或补习班去学习日语。就这样把一口日本话学得相当流利。
1931年爆发沈阳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地区。1933年日本人攻占热河,使内蒙古的东半部相继陷入日本军占领范围之内,虽然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宣战,可是日本占领区和华北地区的交通往来并不是完全阻断。当时父亲还在老家,但在一般生活上还未感到不太方便。 日本人占领了我老家之后,与我家有世交之谊的青年人乌古廷挺身而出,他父亲索德纳木是伯父大人的好友之一。他也曾主张做很多旗政改革,后来因为与贡王意见不合,远走哈尔滨参加由俄国人出版的蒙古文报纸的编辑工作,在1911年外蒙独立运动开始,他就应海珊(亦写作海山Haishan,海珊也是伯父好朋友,他是外蒙古独立主要人物之一。 他的故事在父亲的传记中已叙述了,所以现在不多提)之邀,他邀请索德纳木到库伦一起为外蒙古工作,尤其是对应付中国当局的文字方面的事务,后来他回北京,转回老家不再参加任何活跃的活动。索德纳木的长子乌古廷是个有冲力、有热血的青年人,据说年少时常来我们家,他比我大七岁,非常淘气,他十五岁时就结婚了,媳妇是三堂姊洁莲婆家的女儿,他的故事是我小时候时常听到,我称乌古廷为大哥。 这位乌大哥不久就跑到承德,去找热河省政府主席老牌奉天军阀汤玉麟,老汤看到乌古廷很活泼,知道他是一个蒙古世家之子,马上就让他担任副官。日本军侵入热河,老汤弃职逃跑,乌古廷曾经回老家组织抗日义勇军,可是这支没有任何军援和后盾的年轻力壮的义勇军无处可去,就受日本特务机关的召降,转而加入敌对的阵营。 乌古廷的三弟乌尔贡布(乌臻和)当时在北平的警官高等学校读书,他的四弟岸门卜和小时候身体很壮,讲义气、爱抱打不平,在育英中学上学时是我的玩伴,我们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从来没有打过架,可是他和我的另一个玩伴希中和,时常动武并大打出手。父亲时常开玩笑叫乌家的老四「将军」,他的功课不是顶好,但小说看得非常入扣，哪一个故事在第几章回却记得清清楚楚。 谈到这里,也要谈一谈希中和,因为他是伯母的外甥,也在育英读书,我们和他们希家上一代换亲,姑母嫁到他们家,但不是希中和的生母,希中和比我小一天。因为是独子伯母特别宠爱,在我订婚的同时,他和我五姐洁清也订了婚,这是一椿不幸的结合,当然五姐和我一样,没有任何自己的意见得以表达。 自从日本人侵入内蒙古东部以后,就有不少由那些沦陷地区逃到北平(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的蒙古人士。三堂姊夫吴鹤龄很活跃,他在北平也组织起来同乡和逃亡来的蒙古人士团体一一蒙古救济会,设法使这些失落的蒙古人士们得到安排,另一方面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有深切关系的人如白云梯、李永新(鹤龄)等人所组织成的团体,对吴鹤龄(梅轩)等人的活动加以打压,他们这派在北平也非正式的组织起来互相对立,由于吴鹤龄所采取的是中间路线,与极端保守的王公封建派系也无法合作,与新起的思想自由的蒙古知识分子也难合作。 在南京以中央党部为依靠的蒙古人士为了打击吴鹤龄,就与代表封建旧势力的德王联合在一起(关于这部份我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中已经提到,不再重复叙述了),只说一下他也是父亲大人比较年轻的朋友。这种蒙古人士在北平的政治摩擦,我从小就司空见惯。我所说过的「领导人物」也因为父亲的关系,我都见到、也听到他们所讲过的一些话题。 在学校我对历史最有兴趣,又因常听到省县与蒙古盟、旗之间的政治摩擦,农耕的汉族与畜牧的蒙古族在经济上的对立,也渐渐地影响我对政治和历史有了很大的兴趣。蒙古人士在北平的活动我也时常参加,也自然地学到了怎样和对方的人辩论,怎样作有感情和煽动性的演讲。 这样在高中毕业以后应该走哪一条路,也使我很自然的有一些幻想,在从故乡来的同年辈学生之中吴梅轩的四弟吴柏龄和邢复礼是我最喜欢的比我大一点的朋友,他们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可是他们俩个人是时常互相对立,他们俩对我都有影响。但是后来由于很多见解和做人的方法不同,在我入大学以后和邢复礼的交往淡了些。 在高三快期末考(初夏)的时候岸门卜和从口外来,我俩到北海公园玩了一天,听他讲了很多义勇军转向的经过,约定第二天再出去玩,可是次日我已发高烧不能出去,那是一场严重的猩红热。当时猩红热是很难治的一种传染病。父亲先找到了熟识的西医时子龢先生,他一看就说:「这是猩红热,非常难治」。当时急得父母团团转,后来不知是由谁介绍一位有名的中医杨浩如先生来治,最后决定由西医打针、吃中医的药,这样总算把这场要命的病治愈了。 生母张太夫人因为不住在一起，我整个病中一切关照、扶持都是由刘太夫人担当的,假如不是她老人家辛辛苦苦、无昼无夜地照料,恐怕这篇传记早就不会着手记录了。刘太夫人她老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是无法形容，后来听吴柏龄讲,他曾经向爸爸要钱开支我的医药费,父亲连问都没问就给了一大把钞票,父亲已经没心思去计算了,托上天护佑我总算是活了下来。 后来我发现父亲密藏的有一本东西,他藏得非常秘密,可是我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有一天我悄悄地找到并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在南京找人为我批的八字,说我活不到十八岁,若过了这关是福贵双全,于是他就把它秘密地藏了起来,当时病中的我,实际年龄就是十八岁。这些玄学真是奇妙,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不信这个。 这一场病使得我失去了高中毕业考试和入大学考试的机会。本来滙文中学和燕京大学都是属于同一美以美教会的关系。凡是滙文的优秀学生,可由学校直接保送,形式上作个考试就可以入学,我相信我自己是合乎条件的,可是这一场猩红热使我失去了升学机会。 北平时期1933年
我想既然失去了升学燕京的机会,就莫如向北京大学试一下,我尽力办全一切手续,并经北大的课业专师樊记昌教授亲自为我做笔试和口试,我的成绩使他非常满意,准我入学为正式学生,从这以后他虽然没有教我任何课程,但是我们师生之谊一直维持到他最后。 至于选系的问题，因为受了氯气中毒的影响没能进入理科,而文科是我最喜欢的,文学院虽然很美,但是似乎相当抽象也不实际,学历史很好,可是我想当律师,在那时大家对律师的印象并不太好,总是认为有能力的律师都为钱辩护,而不是为真理辩护,所以我就把这条路关了,学经济学我不是那材料,自己不善于理财,怎能去管理别人的钱财呢? 最后我学政治,不是为做官,家中有钱也不在乎钱,学政治可做一些政治活动,可能对我的前途还能解决一些问题,而入政治系也是一个理想。现在我有两个外孙都是律师,但是他们当律师与当年律师的事务也不一样,我以前没能做到的,在我的系统中也有两个孙子去完成了。政治方面我自己后来当选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的代表,目的是要修宪，尤其是有关蒙古问题的宪法,我在上学的过程中有很多可以提及的事情。 入北京大学时有几个同乡去日本留学,有很多人告诉我也应该去留学,「去西洋镀金,去东洋镀银,干脆你去日本唸书吧!入不入北京大学都没有关系。」可是我想北京大学是在中国第一所最好的大学，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定比日本好,所以我没去日本读书。当时父亲在老家也有不少同乡劝父亲把儿子送去日本读书,同乡本旗的小王爷笃多博也去日本念书。 笃多博受到他父亲贡王爷的影响,在日本又有很多熟人,更何况我们的家乡也在北平时期1933年 日本人的占领之下,但父亲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命我去日本留学,所以留在北京大学是我自己的决定。父亲在老家,母亲不能给我任何意见,完全要靠自己来决定方是对的。 1933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不仅是入大学、结婚,而且在我入大学的同时发生了百灵庙内蒙古自治运动,我一直参与内蒙古民族运动的一个重要过程,在那一年的八月忽然报纸上开始有一点报导,九十月时就成了当时各报的头条新闻,当时的背景很复杂,不是我在这里要说的,假如想要知道当时的情形,可以参阅我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这里就不多叙述了,只说说我自己的情形。 在当时的北平蒙古同乡和学生们早就分成两派,一派保守、守旧的人们是支持吴鹤龄的,另一派是当时所谓前进的,是支持国民党元老白云梯和党部工作者李永新(李鹤龄)那一派的,他们界限分明,时常互斗,我由于家庭的关系是属于前者。同乡会分立为两个会,有时必须合在一起开会,总是意见分歧而互相辩论,同学会也是同样分为两派,当然保守分子在这个组织里是居下风的,因为我不断地参加,首先是听,后来是连听带说。这对我后来讲话辩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实习的场所，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场面就像在眼前似的。 此外以德王为首的蒙古王公之中比较好事、活跃的,或是反对吴鹤龄(他所走的是中间路线,并不是完全站在封建一面)的一派提出蒙古要自治,不能再忍受由汉族把持的省县干预，蒙古人要团结起来达成此目标,这响亮的口号使分裂互斗的两方,没有谈什么条件都支持蒙古自治运动,人心极为兴奋。在内在的矛盾消失之后,外来的压力就更加大了,各种谣传不胫而走,有人说是日本人策划的,有人说是极少数野心分子的行动。 一向视蒙古为劲虏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傅作义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把蒙古人的活动打压下去,但由于日本势力的膨胀，这样行动恐怕过于冒险,于是由阎锡山找出一直支持和利用的「章嘉大师」出面「倡导」,劝阻蒙古王公们和参加这个活动的领袖人物,放弃这个要求,按当时蒙古信奉佛教的习俗,做弟子的不能违背师尊的话语,这种违背誓言的行动是不能原谅的。 章嘉自己很有信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了电报「蒙古人对他,虽孝子之事父,莫能过也」,这份电报吴鹤龄在南京看到之后,就把它抄录下来,用电报拍给他的四弟吴柏龄,叫他拿到同乡会和同学会中发表,果然引起在北平的全体同乡和同学暴怒,决定给予反击,吴柏龄和我拿到同学会去宣布,当然青年学生们的愤怒是超过比较老成的同乡们。 我在高中时也曾参加北平蒙古同学会的小型会谈,参加的人都比我年长而且都吸烟,把我呛得头昏眼花,从那以后我决定永不参加,可是这次是非参加不可,领导的同学们有北京大学的亢仁、任秉钧,当然吴柏龄和我也是北大的学生,还有北平大学法学院的胡凤山(Khohebatar)等,领导全体同学作了下面两项决定。 (一)由胡凤山、包印玺两人分批率领同学们到北平西车站,当章嘉第二天抵达北平时给他当头棒喝,口号是「打倒章嘉,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一部分同学去章嘉住的嵩祝寺,每人手持木棍表示要打死他。 (二)吴柏龄和我拿着「反对章嘉!打倒章嘉!」「反对宗教干预政治!」的同学会的宣言,去各报馆说明并请记者们大力支持,因为一般人认为蒙古人是信仰佛教,绝对尊敬活佛喇嘛的，他们看到这样的文字、言论都非常注意,又因为新奇合乎报纸的需要,极受欢迎。 第二天章嘉到北平西车站时看到反对他的蒙古学生,听到打倒他的口号,在他住所嵩祝寺,也看到拿木棍要打他的青年人,虽然没有行动也使他感到非常惊惧,北平报纸大部分都是头条新闻「蒙古青年反对宗教干预政治」这条新闻,也给北平当局和看报的人一个很大的刺激,果然因为这一行动,章嘉未敢前去百灵庙破坏蒙古自治运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政治活动。 我回忆到在自治运动那一年,父亲在老家,深秋之后或是初冬才回到北京的家中,问我做了些什么?我就把反对章嘉活佛干政之事及我跑到报馆发送反对章嘉干政的新闻稿之事,禀告父亲,当时他并没有责备我。但他带我去嵩祝寺向章嘉活佛赔礼道歉,我不敢违背父亲之命,只好随同他去。 嵩祝寺是皇帝赐名,章嘉呼图克图这个名号也是皇上御赐给他的。到那里迎接我们的是白喇嘛,他的汉名是白法山,外号小黑驴,是非常灵活的僧人德木齐(Demchi,这是一位就业于庶务处人员,按蒙古文原意就是有本领能办事的人,每个像样的寺庙都有一位，喇嘛庶务最高职位名称。专管理寺庙行政、法会司仪为庶务人员,并有本领翻译蒙古文、汉文、日文等等,既能办事又有修行的高僧,每一所寺庙均有一或两名有实权的高僧,地位仅次于主持)。 那天白法山把我们父子迎接进去,受到总管及章嘉驻北平办事处长宫子万(阎锡山的亲信)的欢迎,非常客气礼貌接待。见到章嘉活佛,父亲说:「孩子不懂事,有失管教,可能有失敬之举。」并要我向活佛行大礼叩罪。我只好遵命行了大礼,这位活佛很客气地接待我们,他对蒙古学生到嵩祝寺示威的事，只字未提,谈笑间直到我们辞别,他始终面带和蔼的笑容,就此了结这段公案。 不论如何他是为阎锡山工作,他是做傀儡来欺骗善良的蒙古人,也可以说是恶行,我现在也不会原谅他,但是对他的为人处世我真是钦佩。之后我也曾和他及宫子万打了不少政治意味的交道,有时是代表蒙古青年们对他表示政治上的干扰及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他的态度始终是和蔼可亲。对于他及蒙古高僧们之所以能受到人们尊敬的原因,由于他的作为也可以想到,那一层高级喇嘛所受的基本教育是如何的可钦佩,但不是说受过这样良好教育的活佛、僧人都是值得钦佩的人物。 由于北京大学收了一名新蒙古学生,又因为自治运动的消息,以及以上所说报纸刊登了「蒙古青年反对宗教干预政治」的新闻,引起了当时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先生的注意,陶先生是位很好的政治学学者,他和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行政院院长)是好朋友。为了解决「自治问题」,国民政府派出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去百灵庙和蒙古方面会商,路经北平。 陶先生认为官员们只和蒙古王公等谈话,不能代表蒙古新兴知识分子的意见,所以他安排一个时间,要我和吴柏龄去见国民政府的两位要员陈述意见,由于陶希圣先生的安排，我们两人去北京饭店和黄、赵两位大官员谈了相当长的时间，我觉得似乎是说了不少的话,但是谈的结果,双方意见格格不入,黄、赵的意见,认为「自治运动」不过是一些野心分子借题发挥,想找个官位而已,假如能对这些自治运动的人士安插个位子,这自治运动的问题则可自然消失。 这种陈腐的观点已和时代不相符合,但所谓国民政府的高官如此昏庸,怎能对这样问题拿出真正解决的方案,这是我第一次和国民政府高官对谈的经验,使我觉得高官只是摆架子而已,毫无见解,无法令人钦佩。  20世纪30年代记者爲札奇斯钦所作速写
差不多十多年之后,国民党又派出黄绍竑去北京与中共谈 判,结果他投降了,了此一生,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了不起的广西大人才,至于赵丕廉听说非常阴柔多谋,是阎锡山的最亲信,这里我不愿多谈他们的事。 在1945至1946年之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的势力再度笼罩内蒙古之际,正好也是内蒙古由青年们领导与外蒙合一或高度自治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到东北的军政高参熊式辉先生之看法,和我们与他的谈话,也是和黄、赵二人相差不多,这当然也注定再与中共争夺内蒙古人心的作战上,必然失败的原因。总而言之,吴柏龄和我对这两位大官员的谈话,也会给他们多少一点新的观念,在自然谈话当中,我们也谈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开的主张,至于当时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经过,则不是我要在这本传记中所要说的。 在我入大学结婚等事之后,想不到母亲刘太夫人忽然大病,新娘子若华也感染了猩红热,所幸她们俩人都是由名医杨浩如先生抢救过来,令我永不忘的恩人。不幸在母亲患病期间,刚刚出阁的姊姊洁清与希中和回了老家,突然间患了伤寒而夭折,真是令人非常伤心。 希中和家世很好,但他是纨绔子弟,当时已经很侥幸地入了大学读书,但是他的两位母亲受到亲友们的坏影响,强迫他回老家,所以才造成了这件不幸的事,当他们即将结婚之时,我已经发现不对,我就对洁清姐说:「你们的婚姻不会好的,莫如现在和他解除婚约,一切由我承当。」可是洁清姐不肯接纳,这也是件非常遗憾的事,当然她的去逝也没有让病中的母亲有所知悉。 父亲当年曾为乌珠穆沁、浩齐特两旗之盐务收入,向北平政府财政部盐务署交涉、批成,这样每一旗可以拿到一万二千两白银,再折合银元数字就比银两要多了,因为这笔钱是父亲给这两旗找到的,他们就一直感谢父亲,也给父亲相当数字的报酬,同时他们把应有的钱也存在父亲的手里,父亲回老家这笔钱就由我经管。
文稿作者：札 奇 斯 钦 责任编辑：乌梁海长江 昔日的卓索图盟，包括喀喇沁三旗和土默特二旗，另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喀尔喀闲散多罗贝勒（也称唐古特喀尔喀旗，康熙元年即1662年由杭爱山来归，康熙四年即1665年封多罗贝勒）二部。前者是喇嘛旗，和后者共同游牧于土默特左翼旗境内，与土默特左旗同进出，故一般不单列。位于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域包括今辽宁省的阜新、北票、朝阳、喀左、凌源、建昌等市县，建平县南部地带；河北省的平泉；内蒙古的赤峰喀喇沁旗、宁城，通辽市库伦旗等市县。 据史书记载，清朝初年，朝廷为了制约和笼络蒙古民族，将蒙古地域划分为6盟、49旗。除了少数旗由满洲八旗领辖外，其他各旗均封遣蒙古札萨克掌管治理。各盟的盟长由清朝皇帝钦命。卓索图盟的盟长，皇上钦命家府在黑城子的土默特王兼任，盟址设在朝阳。 1931年版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卓索图盟”是内蒙古东四盟之一。唐奚主避暑宫所在，清亦筑避暑山庄于此。后建朝阳、承德2府。盟地曰卓索图，在土默特右翼境内。土默特、喀喇沁部及喀木喀旗会盟于此。 1935年编、1981年重版《辞海》中述，卓索图是内蒙古六盟之一，领喀喇沁、土默特2部，共6旗，附喀尔多罗贝勒牧地，会盟于土默特右翼境内卓索图地方，因称卓索图盟。全盟紧依长城辽宁省之柳条边外，东起朝阳、丰宁、凌源、滦平，以至承德皆是。 经多方考证，“卓索图盟”之名源于蒙古语“召苏勒图”，意为驿站。这是因为古代的朝阳境内，曾设有军事、政事交通驿站，被称为“召苏勒图”。另外，这个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长期占据，尤其是蒙古民族的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等部族久居和繁衍、生息之地。由于蒙古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或为躲避战乱经常迁徙，他们暂且停歇或留守的地方，亦称为“召苏勒图”，后谐称今名。清初建盟时，盟以地名。“卓索图盟”之名，一直沿用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并入昭乌达盟。 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喀喇沁左、右翼、土默特左翼三旗会盟于卓索图地方，称卓索图盟。 清顺治五年(1648年)，建土默特右翼旗，属卓索图盟。 清康熙三年(1664年)，自杭爱山迁入的巴勒布水图喀尔喀左翼，附于土默特左翼旗。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析喀喇沁右翼旗建喀喇沁中旗，仍属卓索图盟。至此，卓索图盟为2部5旗。 1914年，民国政府成立热河特别行政区，卓索图盟属之。 1928年9月，设置热河省，卓索图盟属之。 1933年，日军侵占了热河省全境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东部蒙古地区会盟制取消，代之以省领旗，统属伪国务院兴安局。至此，（作为盟旗制的）卓索图盟不复存在。（原其所属各旗）转而实行殖民统治的旗县制。 1934年，将朝阳县改隶锦州省。1937年，将凌源、凌南两县合并，改为建昌县，伪县署设于莽牛营子(建昌镇)。同年，将建平县北部50个村划出，另建新惠县。并将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区4个村、宁城县(今属内蒙古)西桥区9个村划归建平县。 1940年，将朝阳县复改为土默特右旗，又将朝阳县北部划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设于北票。建昌县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县存旗称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设于鸵牛营子。建平县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设于建平，后迁平庄，各旗县均隶热河省。期间，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县同隶锦州省，蒙汉分治。同年，撤销阜新县，仍由土默特左旗统管全县。 解放战争期间，朝阳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区的旗县，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有的旗县又新划建置和改称，增加新县。先归中共热东地委领导，后改隶冀热辽十八行政专员公署领导。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义县联合县政府，归辽西省。1949年，朝阳地区旗县所辖地区又有调整，撤销北、阜、义联合县。同年，撤销冀热辽十八专员公署，旗县统归热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权——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营子(南公营子)，下辖11个区。旗为蒙古族行政机构。1947年12月，结束蒙汉分治。1949年7月，撤销叶柏寿县(1947年7月，建平县改为叶柏寿县)，将原叶柏寿县所辖半拉烧锅、甘招、羊角沟3个区，划归喀喇沁左翼旗。同年，旗政府由公营子迁至大城子。1956年，撤销热河省，划归辽宁省管辖。1957年10月，国务院58次会议通过撤消喀喇沁左旗建制。1958年4月1日，成立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阜新和彰武地区：1945年9月，建立人民政权——阜新县政府。1946年3月，改为阜新县土默特左旗联合政府，在彰武建立苏鲁克旗政府。同年4月，阜新、彰武二县合并，组建了阜彰土苏联合政府，隶辽北省。1948年3月，阜新地区解放，在北票、阜新、义县交界地区，成立了北、阜、义县土中左旗联合政府，仍隶辽北省。1949年5月，撤销北、阜、义县土中左旗联合政府，恢复原建制。同年8月，实行旗县分治，同归辽西省领导。同年9月，阜土联合政府改为阜新县政府。1954年，辽东、辽西二省合并为辽宁省，阜新县属辽宁省管辖。1957年10月1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8次会议批准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撤销阜新县、设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报告。1958年4月7日，正式成立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锡埒图库伦扎萨克达喇嘛旗：系蒙古语，意为庭院。1633年，西藏高僧阿兴希日巴传教至此，划定疆界，为其领地，称曼殊希礼库伦。清顺治三年(1646年)，建锡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属卓索图盟，为漠南蒙古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旗，历时近300年。1931年政教分治，锡埒图库伦扎萨克达喇嘛旗改称库伦旗。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先后属辽西省、辽吉省、辽北省哲里木盟。1949年10月后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1969年7月至1979年7月随同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1979年7月又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99年1月哲里木盟撤盟设市，库伦旗隶属于通辽市管辖。 喀喇沁右旗：（1）区域：1945年解放后，喀右旗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喀喇沁旗全境、建平县全境及承德县的五家、七家一带。1947年秋，在老哈河以东建立了喀东旗(即今建平县地区)，与喀右旗脱离了关系。（2）旗县并存的情况:1945年11月1日至13日，在承德举行了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蒙旗问题的决议案”，决定成立民主的属人的旗政府，民主的旗政府，废除了早已为蒙古族人民所厌恶的世袭的封建王公制度，旗政府由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属人的旗政府，就是类似清末、民国时代“旗不管汉，”的机制，即在同一个区域内旗和县两个政权并存，旗领导蒙民，县领导汉民。根据这个决议案，在喀右旗的区域内除政府外，还有建西县(在11月的短时间内还从中划出过建中县)和建平县两个县政府。1947年11月1日热河省政府发出通令成立喀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因为1947年冬至1948年春正集中全力完成土地改革，旗县联合政府是在1948年五、六月间才正式组成的。这样，结束了旗县并存的局面。1949年改为喀喇沁旗，1956年撤销热河省建制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辖。1969～1979年曾划归辽宁省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