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竹林七贤和魏晋风度曹魏正始年间,在汝南山阴(今河南辉县一带),有七位名士。此七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又常聚于该县的竹林中,纶巾鹤氅,手执拂塵,或拂琴、或纵酒、或吟咏、或放歌,飘逸绝尘,湛然若仙,时人谓之“七贤”。
这七个人开启并领袖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魏晋风度”。 何为“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阮籍的“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魏晋风度”是嵇康和向秀的“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 “魏晋风度”是山涛的“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 “魏晋风度”是阮咸的“任达不拘”和“与豕共饮”; “魏晋风度”是刘伶的“肆意放荡”和“死便掘地以埋”。 “魏晋风度”是王戎的“居丧期间,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容貌毁悴,杖然后起”的“死孝”(晋武帝评语)。 所以,“魏晋风度”是率真,是狂狷,是任诞,是清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的伟大时代。 竹林七贤 02一对忘年交七贤相互交好,如嵇康和向秀,二人同为魏晋名士,却天天一个打铁,一个帮衬,旁若无人。
不过,要论友情,却又属嵇康和山涛最为莫逆。 山涛在七人当中年纪最大,比嵇康足足大了20岁。但年龄并没有成为友情的障碍,两人甫一见面就仿佛已相知千年。
山涛甚至称赞嵇康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不仅如此,这段忘年交还也得到了山涛夫人韩氏的赞同和嘉许。 韩氏发现山涛和嵇康、阮籍的关系非同一般,山涛说:世上只有这两个人可以作我的朋友。因为知道自己老公的眼界高,所以韩氏略感奇怪,就想学春秋时期僖负羁之妻子观察狐偃和赵衰(晋文公重耳流亡时的两位名臣)的方式,来偷偷观察一下嵇、阮二人,山涛同意了。 某天,嵇、阮二人到访,韩氏让山涛劝其留宿。到了晚上,韩氏在墙上钻了个空,于隔壁房中偷窥。由于被二人的风度谈吐所吸引,她居然看了一宿。 第二天,山涛问妻子对二人的印象。韩氏说,你的才智和情趣都不如他们,但是学识和气度可与他们匹配。 山涛深以为然,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显然,这是一种阳春白雪、高山流水式的友情。 那为什么两人会绝交呢? 这得从当时的时势来说起。 嵇康与山涛 03曹魏向左、司马向右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曹叡病逝于洛阳,年三十五,庙号烈祖,葬高平陵。 幼子曹芳继位,时年八岁,国政皆委于曹爽和司马懿。 主少国疑,权臣当道,一轮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就此展开。 曹爽虽贵为宗室,却是长于深宫,纨绔且喑弱,在权力斗争中根本不是老狐狸司马懿的对手。 正始十年正月(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等宗室一锅端,从此把曹魏的国家权柄掌握在了自己家族手中。 十数年间,父子三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接力经营,废曹芳、立曹髦,到公元260年的时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年更是发生了曹髦被弑事件。 此时,以晋代魏几乎呼之欲出。 为了给“禅代”做准备,司马昭开始从舆论界着手统一思想,他采取的是一正一反、一软一硬两手方式:一方面白色恐怖,大肆清除政治异己;另一方面高祭名教、招揽名士,为其政治代言。 一时间,曹魏向左,司马向右。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不肯附身司马氏的名士夏侯玄、李丰、许允等人先后被杀,引得时人大发“名士减半”之叹。 考验人性的时候到了。 因为,乱世之中,人鬼莫辨,人可以变鬼,鬼亦可变人。 像贾充、陈群、何曾、钟会等人,他们早早地就审时度势,在第一时间投身司马氏大营,为改朝换代鞍前马后,立下定策之功。尤其是贾充,在曹髦征讨司马昭的过程中,指使成济弑君,让曹魏失去了最后一丝翻盘的机会。 “竹林七贤”亦不例外,他们也分化为四种阵营。 第一种,阮籍、刘伶。自我封闭,消极避世。前者装痴卖傻、大智若愚。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省亲,阮籍与她话别。有人讽刺他越礼,阮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又,邻家酒店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去饮酒,醉,卧其侧,不自嫌,其夫亦不疑;后者则整天泡在酒缸里,就想把自己喝死。《世说新语·文学》注引 《名士传》 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第二种,向秀,阮咸。顺势而动,消极无为。以向秀为例,在嵇康被杀后,他主动找到司马昭,先后担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务,但均属闲职,所谓“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第三种,山涛、王戎。应时而出,借势济世。与其他五人不同的是,山、王二人基本属于主动接受司马氏招安,因品行高尚、能力出众,二人先后均官至三公(司徒)。几人中最为世人诟病的是王戎,被称为苟合求容,尤其在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废一事中,他自始至终没有发声。
就因为攀附权贵,后世就有人把山、王二人剔除出了“七贤”。
不过,除此之外,他们在改朝换代的血腥过程中,都没有助纣为虐,倒也不失竹林名士风采。 第四种,嵇康。七贤中唯一一个与司马氏正面硬刚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被司马氏杀掉的人。史载他“旷迈不群”、“恬静无欲”,但又“高亮任性”,同时期的孙登就评价他说:你才华横溢却性情刚烈,恐怕将来不能免除祸灾(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果不其然,正是这一性格软肋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悲剧的导火线是一次荐官导致的绝交,主角是嵇康和山涛。 曹髦最后的努力 04荐官却遭反目景元二年(261年),山涛从尚书吏部郎位置上左迁,在司马昭的授意下,他举荐嵇康补自己留下的空缺。 尚书吏部郎属于选官,按魏制,该官职级别虽仅为六品,但却负责全国处级以上官员的选拔任用,可谓职低权重。 按照二人的交情,山涛举荐嵇康名正言顺,那为什么说是司马昭的授意呢? 这一年是公元261年,距离魏晋更迭只有四年的时间。 换言之,改朝换代已近在咫尺,此时的司马氏正在为此紧锣密鼓地作准备,不仅鼓吹名教,宣扬孝治天下。同时积极笼络人才,培植新朝势力——这更是准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竹林七贤”名重当时,首当其冲。 但是,在此之前,王戎、阮咸等人已经在半被强迫、半自愿地状态下加入了司马阵营;刘伶天天买醉,在醉与死之间犹移徘徊;阮籍则是整天以醉作掩护、非暴力不抵抗,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就做一点事,然后继续醉。 就只剩下嵇康了。 司马昭为什么要争取嵇康? 因为嵇康的双重身份:正始名士、曹魏宗亲。 前者,可以为新朝作粉刷匠,宣传造势; 后者,可以向天下证明,曹魏国祚已尽,人心归晋。 此时的嵇康在做什么? 在家打铁,以维持生计。
这封信就在这时到了嵇康的手里。 结果,嵇康却毫不领情,勃然大怒之余,可能感觉还不解气,又给山涛写了一封信作为答复,这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打铁自给的嵇康 05指桑骂槐的避世宣言:《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篇绝交书。 其著名之处不仅在于两个主角,也不仅在于嵇康的高雅志趣,还在于它的指桑骂槐和托物明志。 第二部分:列举了自己不适合当官的九大理由(所谓“七不堪”、“二不可”)。 喜欢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喜欢写写画画,却不喜欢命题作文(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小性,不合群(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第三部分: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认为,商汤、周武都是造反起家,属于逆臣;尧、舜的所谓“禅让”都是假的,孔子编造这个故事只是为自己的观点作论据。 此信一经传出, 史称“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 司马昭没法不生气,如前所说,他正在准备改朝换代,而打算采取的方式就是上古三王时期的所谓“禅代”,这个时候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恰恰就是把他归入逆臣行列了。 所以,嵇康必死。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这个话题时也曾说道:“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这和曹操杀孔融是一样的。” 关于这段话,年轻时我是不懂的,但现在我懂了。 与山巨源绝交书 06绝交却又托孤
这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的最后一段话。 之所以单独摘录,是因为这一段的风格与前大异其趣:前面慷慨激昂、酣畅淋漓,一副“不自由、勿宁死”的痛快和悲壮。而到了这里却话锋一转,痛陈自己新丧母兄,一双儿女又未成年,实在脱不开身,所以,山涛兄请见谅。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再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嵇康在托孤。 托给谁? 山涛。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在钟会等人的直接构陷下,嵇康被司马昭下令处死。临刑前,他把自己八岁的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并告诉儿子,跟着你山大爷混,我就死而无憾了。
而山涛也不负重托,在嵇康被杀20年后,由他举荐,嵇绍被任命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言下之意是,当年的那份心愿终于了了! 有点奇怪:骂人的不仅浑若无事,还托孤;被骂的却也毫不为意,欣然接受。 这是一份怎样的关系和友情呢? 且看山涛其人。 广陵散 07山涛:所有人心目中的贤者
这几句话透露出山涛的几个性格信息:比较低调、格局很大、又与七贤其他诸人交好。 其实,如果看一下山涛的生平就会发现,他的性格优势远不止此,比如政治嗅觉敏锐、沉稳老练等,但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却是他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说他好,所有人都信任他——无论是家人、朋友、当权者,甚至政见不合者。 司马师。与其父司马懿对山涛的冷落不同,司马师对其极为看重,在山涛入仕不久,就把他调任为尚书吏部郎,主管全国县处级以上的官员选拔。不久,又将其迁为相国左长史。魏元帝曹奂曾经赐司马师春服,结果司马师转手即给了山涛。而且还因为山涛母亲年老,又另赐藜杖一根。 司马昭。司马昭对山涛的看重和信任更在乃兄之上,这从一件事情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景元五年(公元264年),钟会在平蜀之后,居功自傲,对宗室和军队擅行处置,引起了司马昭的极大猜疑,钟会索性在蜀地就地造反。为稳定军心,司马昭决定亲自西征。此时,曹魏宗室都集中在邺城,而且正躲在暗处,静静地等候司马昭露出破绽,时刻准备着反戈一击,抢回国家权力。司马昭对此心知肚明,在出发前,他专门把监视曹魏宗室的任务交给了山涛,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钟会的事我去处理,后方的事就拜托给您了(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并“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 司马炎。如果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对山涛尚属赏识的话,那么司马炎对他则是感激加敬重。感激是因为他的太子位和皇位是山涛给争来的。 因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自己的小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晚年时,他曾想把权力交还给司马师一系,这样,从礼法上来讲,司马攸的名份反而更具合理性。但是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裴秀和山涛阻止了他。
敬重则是由于山涛的正直无私和公忠体国,这集中体现在山涛对人才的选拔任用上。如在担任冀州刺史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而在任吏部尚书时,更是十余年没有出现工作失误,他所选拔任用的官员还被编辑成册,时称《山公启事》。
钟会和裴秀。钟会与裴秀是一对政治冤家,两人经常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按常理来说,居于两人之间会非常尴尬甚至左右为难。但让人意外的是,山涛不仅可以和两人都私交甚好,而且在处理关系时不偏不倚,让二人都能从自己这里得到好处而没有怨言。
虽然深得各方尤其是皇帝的信赖,但是,精研道家玄学的山涛却深深懂得一个道理:“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所以,他虽然身居高位却能一直保持恬淡谦退,比如饮酒坚持八斗的上限,绝不多用。晚年更是多次辞官,面对司马炎的强力挽留,他说:“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晋武帝太康四年,山涛终老于家,年七十九。 对于山涛,司马昭评价为“在事清明,雅操迈时”。而同列七贤的王戎则认为其“如浑金璞玉,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这么一个几乎可以让所有人都信任的人,嵇康把儿子托付给他就很好理解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在当初被荐官时大大地贬损人家一通呢? 结合公元三世纪中叶的时局以及嵇康看似前后矛盾的表现来看,他的所谓骂友其实是在救友。 山涛 08骂友实为救友前面已经提到过,公元250年前后的曹魏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很多名人、官员和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站队”的问题。 是隐居,是抗争,还是加入、变节和服从?这是一个无奈却要命的选择题。 于是,众人开始各显神通。 阮籍的方式是放浪形骸,不守礼法。他之所以可以在“孝治天下”司马政权下躲过政劫,是因为曾在司马昭封晋公、加九锡时帮其写过“劝进文”。 刘伶是嗜酒佯狂,装疯卖傻,天天以一个无害酒鬼的形象示人。比如有一次客人到访,发现他不着寸缕在家中喝酒,便对他进行斥责。他却震震有辞地说:“我以天地为宅,房舍为裤,你们钻到我裤子里干什么?” 对于这几类人,司马昭的态度是选择性无视,因为他知道他们不会对其“禅代”大业形成威胁,所以他们是安全的。 那么投奔司马阵营的人也可以说安全了吗。 未必。 司马昭也把他们分了类。 第一类是向秀、王戎之流。向秀在嵇康被杀后仓皇投入司马昭门下,还因此被司马昭取笑。
第二类是山涛。山涛是个变数,不仅因为他名声太大、能力太强、威望太高,更重要的是,他和“竹林七贤”中最难啃、最“反动”的硬骨头嵇康关系最好最铁。 仅凭这层关系,谁又能敢保证司马昭对山涛不产生怀疑呢? 率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还是嵇康,如何与其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保护自己的朋友不受伤害成为他昼思夜想的大事。 他缺少一个引子和契机。 恰逢山涛左迁,荐嵇康代己。 于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跃世而出。 举朝震动。 有人惊,有人怒,有人会心一笑,司马昭则是如释重负。 山涛默默地注视着嵇康打铁的方向,目光如水,不见喜怒。 嵇康却听到了他内心的一声叹息! 高山流水话知音 参考资料:《晋书》、《魏晋风度》、《魏晋清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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