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号春秋战国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说法，从东周开始（今河南洛阳）到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这一时期为春秋时期，“春秋”两字源于记载这一段时期的史书《春秋》。[1][7]从春秋结束至公元前221年大秦一统，这一时期为战国时期，“战国”两字源于刘向等西汉史学家所编撰的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书《战国策》。其中，刘向在《战国策·赵策三》中引用赵国名将赵奢的话“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以及在《战国策·燕策一》中引用纵横家苏代的话“凡天下之战国七”，将那个七个强国互相征战的时期称为“战国”。[7][2][3] 历史分期春秋战国不同分期表
历史周王室的衰败宗法破坏春秋中期，周王室大夫辛伯，曾总结说在四种情况下宗法制度会遭到破法，从而使国家进入混乱。他的原话是“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意思就是说，当姬妾取代皇后的地位、庶出取代嫡出的地位，朝臣取代君王的地位，封国取代王朝的地位，就是使宗法破坏陷入混乱的根本。[37] 早在西周末期，周幽王宠爱褒姒，为了博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使各路诸侯对周王室失去了信任。[4]此外，周幽王还任用能说会道、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财利且专制独裁的虢石父为卿士，主持和管理周朝的国政，使国都人民都忿忿不平、叫苦不迭。[4]周幽王还改立褒姒为后，同时废黜了原太子宜臼而改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4]于是，原皇后申氏的父亲申侯便联合曾国与西夷的犬戎族攻打周朝、攻入周都丰镐（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于骊山脚下杀死周幽王。[4]据《古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记载，周幽王死后，申侯、曾侯与许文公于申国立原太子宜臼为周平王。此外，西虢国君主虢公翰，又在携国立王子余臣为王，也就是“周携王”，于是周朝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直到公元前760年，晋文侯诛杀周携王，东周的分裂才算结束。[38][39] 平王东迁西夷的犬戎族不断对中原的周王朝发起入侵，其中岐地（今陕西省岐山县,宝鸡市境东北部）与丰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先后被占，并在与申侯一起征讨周幽王时攻入周朝王都丰镐。面对犬戎的入侵，当时身为西陲大夫的秦襄公率军援周，夺回了岐、丰两地，并且安排军队将周平王安全的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公元前770年，为了避开犬戎的骚扰，周平王将国都从丰镐东迁至洛邑，同时秦襄公因救助周平王有功而被封为侯，并将从犬戎那里夺回来的岐、丰之地赐为秦国的封地。[4][20]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内部不断内乱，宗法进一步遭到破坏，王室权威加速消亡。其中，周平王之孙周桓王就想要废除嫡太子，改立少子克，周桓王死后，太子周庄王即位，王子克便勾结周公黑肩篡权失败逃往燕国；[4]周庄王时又宠爱庶子颓，颓后来夺取了他的侄子周惠王的王位，但一年后，周惠王便联合其他诸侯夺回王位、诛杀了颓；[4][40][41][42]周惠王又宠爱庶子叔带，周惠王死后，太子郑继位为周襄王，然后叔带勾结犬戎与狄族发动叛乱，周襄王外逃，叔带自立为王，后来晋文公将叔带诛杀，周襄王才得以回到王室。[43][4][44][45][46] 诸侯僭越早在西周后期的周夷王时代，位居南蛮之地的楚国国君熊渠就已经不再承认楚国是周的一个封国。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也就是说他以蛮夷自居，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于周之外的楚氏王朝。到了周平王时期，楚国国主熊通更是自尊为“楚武王”，将自己居于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位置。[11] 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周平王迁都之后，周王室加速衰败，各诸侯国之间已经不再听从周天子号令，他们互相征战称霸，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身份名存实亡。[4]其中，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鲁国都不愿按礼制为周平王的丧事纳“赙”[a][47]。此外，在《史记·周本纪》与《左传·隐公六年》中，都分别记载了当时的周朝大夫富辰与周王室公爵周公黑肩，曾多次劝说周王要对那些强大的诸侯保持谦恭、礼遇的态度。[4][8] 据《左传·隐公三年》中记载，周天子甚至需要通过与诸侯交换人质的方式来换取信任。在周平王迁都洛邑时，郑国国主郑武公因为救助有功，而被周平王任命为王室卿士，执掌王室大权。在郑武公去世之后，其儿子郑庄公继任为王室卿士，继续执掌周王室大权。周平王担心郑庄公权柄过重，于是想要重用西虢公以从郑庄公手上分权，郑庄公对此很不满意，还当面质问周平王，周平王却因为恐惧而不敢承认。最后，为了取得郑庄公的信任，周王室与郑国互换人质。对于此事，《古文观止》中评说“周室衰微，诸侯僭越，礼崩乐坏，似乎周、郑为平等的二国”。[47][48] 齐桓公首称霸管仲改革公元前685年，齐公子小白争得齐国国君之位，也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任用管仲、鲍叔、隰朋、高傒等贤臣治理齐国，使齐国迅速强盛。管仲对齐国的军事与经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在经济上，管仲一方面改革齐国的田地制度与赋税制度，主张按照田地面积的多少和产量的高低，进行分等级征税，即避免了公田的荒芜，也解决了不同质量的田地征收相同税赋的不公；另一方面，对于居民与就业，管仲主张职业世袭，也就是子承父业，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生产的连续。在军事上，管仲改革兵役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就是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编制对应、统一起来，从而做到平时务农、战时当兵，便于征兵的同时也促进农业生产。管仲的这一系列举措使齐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家财力充足、兵源稳定。[9][49][50] 霸业初成公元前682年夏，宋国讨伐鲁国，宋国将领南宫万被俘。之后南宫万虽然回到了宋国，但是次年（公元前681）秋天，南宫万在陪宋愍公外出狩猎时，宋愍公竟用南宫万被俘一事对南宫万进行羞辱。南宫万一气之下杀死了宋愍公，之后又杀死了宋国大夫仇牧与宋国太宰华督，拥立宋公子游为国君。宋愍公的弟弟公子御说外逃，而后借助曹国之兵杀回宋国，诛杀公子游，继位为宋桓公。南宫万逃奔陈国，并被陈国毒杀后送回宋国。[51] 公元前681年春，齐桓公召集鲁国、宋国、陈国、蔡国、邾国、遂国等国的国君于北杏（今东茌平南）举行会盟，会盟所商议的主题就是制止宋国之乱。[52]据唐代大儒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所说，齐桓公以制止宋国内乱为借口举行北杏会盟，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霸业。[53]在此次会盟中，遂国没有顺从齐桓公的号召前来会盟，同年六月，齐桓公出兵灭了遂国并占领了遂国的土地。[52]同年冬，宋恒公、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地（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会盟，此次会盟鲁国大夫曹沫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桓公归还鲁国被齐国所侵占的土地，齐桓公只好答应。事后，齐桓想要反悔，但是管仲劝谏齐桓公通过诚信的方式去得到其他诸侯的真心拥挤，从而成就真正的霸业。于是齐桓公信守承诺归还了鲁国的土地。[54][52]此外，在柯地会盟中，宋国背弃了先前北杏之盟中的约定。[52]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在请求了周天子之后，以周天子的名义率领齐、陈、曹等国的联军，攻打宋国，迫使宋国答应先前会盟中的条件。[51][9][55] 公元前679年春，齐桓公再次召邾、宋、陈、卫、郑等国于齐国鄄邑（今山东鄄城北）举行会盟。[56]此次会盟，奠定了齐桓公的霸业。对此，《史记·周本纪》记载“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史记·鲁周公世家》有记载“十五年，齐桓公始霸”，《左传·庄公十五年》也有记载“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4][54][56] 尊王攘夷魏晋时期的经学家杜预在为《左传》写注时表示，齐桓公在伐宋时，向周天子请求，其作法是以“尊王”的名义，使自己名正言传的得到其他诸侯的顺从[b]。[57]公元前675年，周惠王的叔父颓与一些大臣及诸侯合谋发动叛乱，周惠王外逃，颓自立为王。公元前673年，周惠王借助郑、虢两国的军队重返周王室，杀死颓，重新夺回王位。公元前667年，齐桓公顺从周惠王的意见，出兵攻打曾支持颓的卫国。为此，周惠王专门派卿士召伯廖赶赴齐国，封齐桓公为“侯伯”[c]，齐桓公以“尊王”的方式，名正言顺成为诸侯之长，对其他诸侯拥有管理与征讨之权。[4][9] 当时的中原频繁遭受外夷的入侵，西北的犬戎与狄簇、南边的蛮夷等都接踵而至，向中原地区扩展。《公羊传·僖公四年》中就形容当时外夷与中原的紧张关系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意思就是说中原各国在外夷异族的冲击下形势危急。[58]对此，按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说法，他认为当时的周王室衰败，已然没有能力组织中原力量对抗外夷，而在其他的诸侯当中，也就只有齐、楚、秦、晋四国最强。其中，晋献公刚刚去世，晋国内部发生内乱；秦国又与中原距离较远；而楚国，其本身就属于南蛮势力，也是入侵中原的主力；只有齐国有条件也有实力“为中国会盟”。再加上齐桓公能宣其德，所以司马迁认为，这个联合中原各国对抗外夷入侵的历史重任就无可避免地落到了齐桓公身上。[9]与此同时，管仲提出了“华夷之辨”，他尖锐的将中原诸国与其他外族区分开来，以促使华夏（中原）各国联合起来对抗外族的入侵。管仲认为，犬戎、狄族等如同豺狼，贪得无厌、不知满足；而中原各国互相亲近，不应该相互丢弃；同时管仲提醒那些暂时没有被侵略的诸侯，不要贪图安逸，因为安逸就像毒药一样，不能怀恋。[59] 公元前663年，山戎族入侵燕国，齐桓公援燕，赶走了山戎大军；[9]公元前661年，狄族入侵邢国，齐桓公率军救邢，逼退狄人；[59]公元前660年，狄族攻入卫国，并杀死了卫懿公，齐桓公率军援卫；[60]公元前658年，卫文公再次受到狄人的侵袭，向齐国求援，齐桓公率军增援，并将卫国的剩余力量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9]齐桓公这一系列对中原其他诸侯的援救与安置广受好评，其中，《左传·闵公二年》称齐桓公在安置邢国与卫国时让邢、卫两国人“邢迁如归，卫国忘亡”。[60]《谷梁传·僖公十七年》也称赞说“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赞扬齐桓公积极救援他国，抵御外族入侵。[61] 齐楚争霸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南下，对南蛮势力的最强代表楚国进行讨伐。[9][11]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的联军，先是攻破了楚国的盟国蔡国，蔡国大败，接着联军继续南下伐楚。楚成王率军与齐桓公对峙，楚成王问为什么进攻楚国领土。管仲找借口表示，一方面楚国应该给周王室上贡的包茅[d]没有进献，导致周天子祭祀用品不完备；另一方面，西周时期的周昭王南征却死在了南方，应向南方势力问罪；同时，管仲强调，自己所代表的齐国为诸侯之长，有权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对此，楚成王表示，自己会照常进贡，而周昭王不是死在楚国的领土之上，所以不应问罪于楚国。齐军没有理会楚成王的争辩，而是继续进军，到达楚国陉山（今河南郾城东）。楚成王派将军屈完率军抵抗，联军退居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屈完与齐桓公和谈，齐桓公向屈完示威说自己兵多将广。屈完则表示，齐桓公要是以德服人，那没有哪个国家是不顺从的，但如果齐桓公想以力攻楚，而不合于正义，那不管齐桓公的军力如何强大，楚国都会以方城山（今黄石山）为城墙，以长江、汉江为护城可，让齐军没法攻入。听了屈完的话，齐桓公也清楚了楚人抵抗的决心，于是表态愿意恢复友好关系。两国于召陵会盟，签订协约，事后双方领兵撤退。[9][11][58] 葵丘之盟公元前651年夏，齐桓公在葵丘主持会盟，此次会盟的参与国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国君，同时周襄王也派来了代表。在会上，周王室的代表周公宰孔带来了襄王赐给齐桓公的文武胙[e]、彤弓矢[f]、大路[g]等，同时还特许齐桓公不用下拜谢恩。齐桓公本来不想下拜射恩，但是在管仲的建议下，还是下拜接受了赏物。同年秋，齐桓公与各路诸侯再次于葵丘举行会盟，周王派宰孔参加。[9]据《孟子·告了下》所记载，此次会盟所达成的协议有：一、责罚不孝之人，不得擅自改立太子，不得把妾立为正妻；二、尊重贤能的人才，彰显德行；三、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为过往商贾贸易提供方便；四、官位不能世袭，一个官职不能同时兼任多个职务，选用士能要得当，不能擅自杀戮大夫；五、不能擅自筑堤，不能私下囤积粮食，不能擅自分封土地。[62] 晋文公的霸业宋楚相争公元前645年，管仲、隰朋等齐国贤臣病逝。在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就让谁来接替齐国相位一事征求管仲意见，管仲将齐桓公所提的易牙、开方、竖刀三人全部否决，认为他们都不可用。但是齐桓公却没有听从管仲的意思，在管仲死后，齐桓公还是亲近并作用了易牙、开方与竖刀三人，从而导致后来他们三人专权、扰乱齐国朝政。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逝，齐国内乱。[9] 宋国与楚国接壤，所以楚国北伐，宋国首当其冲。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便想主持会盟，号召诸侯联合起来抗击楚国。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邀请楚国参与会盟，想以盟主的身份抑制楚国的北上。对此，公子目夷曾劝谏宋襄公，指出小国争当盟主，是会招来灾祸，但是宋襄公不听。同年秋，宋襄公与各诸侯于盂地（今河南睢县西北）举行会盟。公子目夷预测宋襄公的野心与欲望会受到其他大国的打击，宋国将迎来灾祸。盂地会盟中，楚国抓捕了宋襄公，并且还发兵攻打宋国。同年冬，众诸侯于毫地（今河南商丘）会盟，楚国释放了宋襄公。公元前638年，楚军北上伐宋，宋襄公率军迎战，因为宋襄公的指挥失当而导致宋军溃败，只得撤退。此战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中箭受伤。次年，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去世。[51] 晋国崛起就在宋襄公去世后的次年（公元前636年），晋国公子重耳即位为晋文公。重耳还是公子之时，就有贤德的声誉，后因晋国内乱而外逃，在外流浪期间，重耳的身边也伴随着一批有能力的谋臣。重耳得秦穆公相助回到晋国继承君位，他上位之后，整顿吏治，改革经济制度，发展生产，使晋国的国力迅速增强。[10] 此时的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叛乱，赶走了周襄王，自立为王。公元前635年，流亡在外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秦国出兵驻扎在黄河边上，将要护送周襄王回周都。晋国大臣赵衰向晋文公进言表示，想要成就霸业，最好的方法就是护送周襄王回京，以“尊王”的方式在名义上领导其他诸侯。同时，赵衰还指出，尊敬周王是晋国称霸的资本。赵衰的这个主张也得了狐偃等晋国其他朝臣的认可。于是同年三月，晋文公派兵将周襄王送回洛邑，并帮助周襄王诛杀了王子带等。晋文公因护送周襄王有功，被周襄王将赐予了河内（黄河以北的地区）与阳樊（今河南济源市西南）两地。[10][4][64][43] 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春，先是晋文公想要从卫国借道攻打曹国，但是卫国却不同意，于是晋文攻转而攻打卫国。卫国与楚国结盟，楚国出兵救援卫国，没能取胜。楚国转而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救援，由于晋文公还是公子重耳之时，流亡在外同时受到这宋、楚两国的帮助，所以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出兵。这时晋国大臣先轸便建议说可以尽快打下楚国的盟友卫国与曹国，然后将卫国与曹国的土地分与宋国。 这样即避免了与楚国直接交战，也通过攻打楚国盟友的方式间接帮助了宋国，且事后还分给宋国土地作为补偿。楚成王听说了这事之后，于是便决定撤兵，但是他手下的将军子玉却坚持要战。于是楚成王很不高兴的将兵力一分为二，自己带一部分南归，留一部分给子玉继续作战。[10] 践土之盟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大兴土木，建王宫筑祭坛，举行大规模的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参与了会盟。晋文公将城濮之战中所俘虏的楚国军队献给了周襄王，包括一百辆披甲的驷马车和一千多名步兵。周襄王让王子虎宣布晋文公为霸主，并且赏赐给晋文侯黄金装饰的大车、一副红色的弓与百支红色的箭、十副黑色的弓与千支黑色的箭，同时还赐给晋文公一些用于祭祀的礼器与三百名勇士。[10] 楚庄王的霸业秦晋交恶公元前628年冬，晋文公去世，晋襄公襄位。[10]次年，郑国有叛徒向秦国出卖郑国的情报，想要与秦军一起密谋偷袭郑国。对此，秦国的大臣蹇叔、百里傒等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秦、郑两国相距太远，途中需要经过数个国家才能到达，这样是很少成功的。但是秦穆公不听，派大军穿过秦、郑之间的晋国领地，直奔郑都。秦军在到达滑国（今河南偃师南）的时候，郑国一商人欺骗秦军说郑国已经知道秦军来犯的消息。秦军将领信以为真，认为既然郑国已经知道，那秦军也就没法偷袭，所以不如就近攻打滑国。于是，滑国被秦军所灭。[20][10] 滑国是晋国的附庸国，秦国灭了滑国也就相当于入侵晋国。对此，刚刚即位的晋襄公大怒，认为秦国欺负自己刚刚父丧，趁着为晋文公办丧事的时候来攻打晋国边境。于是，晋襄公发兵在殽山路口（今河南洛宁西北）堵截秦军，秦军全军覆没，秦军的三位将军被俘。此后，秦晋之间变成世仇，连年交战，秦穆公发誓要报仇雪恨。公元前625年，秦国以孟明视为将攻伐晋国，取得大胜。[20][10] 问鼎王室秦晋交恶的同时，楚国北伐不断，而且随着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去世，中原地区也已经没人能组织联军抵抗楚国。楚国于公元前623年灭江国（今河南正阳西南）；次年灭六（今安徽六安北）、蓼（今河南正阳西南）等国；公元前618年，征伐陈国（今河南淮阳）；等等。[11]公元前614年，楚庄王即位，作用伍举、苏从等贤臣，国力愈发强大。[11]楚庄王于公元前611年灭庸国（今湖北竹山西南）；公元前608年攻伐宋国，虏获了战车五百乘。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周王朝的边界），直接抵达周都洛邑，并且在周都的郊外阅兵。吓得周定王立马派王孙满迎接并犒劳楚庄王，楚庄王傲慢地问王孙满，周王室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有多大多重。南朝史学家裴骃在注解《史记》时认为“楚庄王此问是想要向周王室示威，示意要取周王室的天下”。[65]对此，王孙满转移话题称“在德不在鼎”，楚庄王却轻蔑警告周王室不要倚仗拥有九鼎，楚国只要用刀剑上的一小块刃尖就能铸成九鼎。王孙满表示，如果天子有好的德行，那就算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相反，如果天子的德行不行，那就算再重的鼎也会被轻易移走，因此，九鼎的重量因人而异，是不可以问的。听了这话，楚庄王才撤军回楚。[11] 诸侯弭兵之盟为应对楚国的北上，晋国连年用兵、不堪重负，于是想要与楚国和解。公元前582年，晋景公释放了虏获的楚国乐官钟仪，让他回去求和，以结“晋楚之好”。楚共王得知晋国有意求和的消息之后，于次年派遣籴茷回访楚国，同意和好。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去世，晋厉公继位。[10][11][66] 首次结盟公元前579年，在宋国大夫华元的促成下，晋、楚两国成功和解，并且签订盟约。据《左传·成公十二年》所载，盟约规定：只要是晋、楚两国，就不能互相以兵戎相见，要好恶相同，要一同救济灾难与危险，救援饥荒等祸患。如果有谁要危害晋、楚中的任意一国，那另一国就攻打它。两国使者往来，道路不能阻塞，对于不同的意见要加以协商，如果有谁要背叛两国中的任意一国，那么两国就一起讨伐它。谁要是违背了盟约，就会遭到神灵的诛杀，使国家不能得到保佑，军队会遭遇覆灭。[66][67] 公元前576年，楚国攻打郑、卫两国，然而郑卫两国却是晋国的盟友，于是有人劝说楚将子反，不能刚刚与晋国签订盟约就违背。子反却表示，敌情有利于我们就应该进攻，不用管结盟之事。因此，此次结盟被楚国首先毁约，楚军先攻打郑国，又入侵卫国。之后晋军在鄢陵（今属河南）打败楚军，楚共王还被射伤了眼睛。第一次“弭兵之盟”就此失败。[68][10][11][69] 二次结盟第一次“弭兵之盟”被破坏之后，诸侯又陷入无休止的混战。公元前546年春，由宋国执政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之盟”，向戌以“救民”为名，向各诸侯国发起“弭诸侯之兵”的倡议，得到了响应。于是，向戌先后出使晋、齐、秦以及多个小国进行一一动员。同年夏，晋、楚、齐、秦、鲁、宋、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十四个诸侯国的国君或代表于宋都商丘相会并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晋国与楚国两个大国的中小盟国既向晋朝贡，同时又向楚朝贡。此外，协议还规定，晋、楚、齐、秦四国都为大国，地位相等，齐秦不需要向晋楚两国朝贡。同时，最后商议决定，由晋楚两国共同为此次会盟的盟主。此次会盟之后，晋楚两大国之间有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70][27] 吴越相继称霸吴国称霸弭兵之盟之后，楚国的主要力量都用来对付吴国，吴、楚攻伐不断。公元前538年，楚灵王起兵伐吴，攻破了吴国的朱方城（今江苏丹徒）。同年冬，吴军向楚复仇，攻入棘（今河南水城南）、栎（今河南新蔡北）、麻（今安徽砀山东北）三城。次年，楚越联军攻吴，但被吴军击败。公元前536年，因楚国攻打徐国同时吴国救援徐国而引发的吴楚大战爆发，楚军在房锺（今安徽蒙县西南）大败，楚将弃疾被俘。公元前506年，吴将孙武率领吴军大败楚军，攻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外逃。后来还是在秦军的帮助下，楚昭王才得以重新回到郢都。公元前505年，楚国的水陆两军都相继被吴军所击败，楚国国君在令尹子西的建议下只得迁都鄀邑。[11][12][73]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与越交战，越王勾践取胜，阖闾受伤而死，夫差继任吴王之位。公元前494年，吴军攻伐越国，两军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南太湖中）交战，越军惨败，越王勾践求和，越国沦为吴国的属国。[12][13][74] 吴国西败楚国、南败越国之后，吴王夫差不断出兵北伐，想要争霸中原。公元前484年，吴国与鲁国的联军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举行会盟，想要称霸中原保全周室。当时参与会盟的除了夫差与晋定公之外，还有鲁、齐、薛、滕、卫等国的国君，同时周天子也派来了卿士单平公作为代表。[12][74][4][10] 越国称霸越国在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沦为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誓报国仇。他重用楚人范蠡、文仲为大夫，恢复国力，同时自己食不加肉、衣不重采、与百姓一同劳作，以此来磨砺自己的心志。十年之后，越国国力恢复。公元前482年，正当吴王夫差北上于黄池会盟争霸之时，越王勾践率军对吴国发起进攻，诛杀吴太子友，攻入吴都。得知消息的吴王夫差于黄池会盟回师救吴，越军退走。公元前473年，越军再次伐吴，吴军大败，夫差自尽，吴国灭亡。[12][13][74] 越王勾践在灭了吴国之后，乘势以“尊王室”为名号，率军北上争霸。勾践与齐、晋等诸侯国国君于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举行会盟，并向周王室纳贡。周元王派人将祭奠周文王与周武王所用的肉赐予勾践，同时任命勾践为诸侯之长“侯伯”。徐州会盟之后，勾践离开徐州，渡过淮河南下，把淮河流域的土地赠送给楚国，同时将先前吴国所侵占的宋国土地都归还给了宋国，此外还将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赠给了鲁国。当时越军在长江、淮河以东畅行无阻，诸侯们都来庆贺，将越王勾践称之为霸王。[13][71] 战国七雄格局诸侯兼并历史学家张传玺通过查阅献表示，春秋前期，有诸侯一百四十余个，后来小国相继被灭掉，大国则更加强大”[14]，“战国初年，尚有诸侯二十余国”[15]，以及“春秋后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四大霸主，就是齐、晋、秦、楚四大诸侯国”[15]。也就是说，经过春秋时期的长期混战，东周各个诸侯国之间不断兼并与融合，诸侯国的数量不断减少，由春秋初期一百四十余个诸侯林立的情形，逐渐形成由齐、晋、秦、楚四大霸主带领二十来个小诸侯国争雄的局面。[14][15] 关于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兼并，史料中有很多的记载。其中，《韩非子·有度》记载“齐桓公时期的齐国兼并了三十个诸侯国，疆土拓展了三千里”，以及“楚庄王时期的楚国兼并了二十六个诸侯国，疆土拓展了三千里”。[75]此外，《韩非子·难二》记载“晋献公兼并了十七个诸侯国，另外有三十八个诸侯国变成其属国”。[76]《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秦国任用由余的谋划，攻打西戎各部族，灭掉了十二个西戎部族，拓疆千里，从此称霸西戎地区”。[20] 三家分晋早在春秋中期，晋国的实权逐渐被国内的六卿所控制，所谓六卿，实际就是赵、魏、韩、知、范、中行六个大夫世家。后来，赵、韩、魏、知四家联合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并瓜分了两家的土地。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又联合消灭了知氏，三家控制了晋国政权并掌管晋国绝大部分领土。其中，韩氏占据晋国中部；赵氏占据晋国北部；魏氏占据晋国南部。在《史记·晋世家》中就有记载说“在晋幽公之时，晋幽公因为畏惧卿大夫，反而向韩、赵、魏国家家主进行朝拜，当时的晋幽公只保有绛地[h]（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十里故城村）和曲沃[i]（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两小块地方，其他的晋国领土全被赵、魏、韩三家占有”，晋国国君名存实亡。[10][15] 公元前405年，一直在齐国独揽大权的田氏领袖田悼子去世，随后因齐国田氏内部权力之争而引发齐国内乱。[77][9]公元前404年，以魏氏为首的晋国魏、赵、韩三家应周天子（周威烈王）之命攻打齐国，大胜齐军，一直打到齐国长城并且俘虏了当时的齐国国君齐康公，迫使齐康公与晋国三家一起朝见周威烈王。借此朝见周天子的机会，已被晋国魏、赵、韩三家控制了的齐康公向周威列王提议册封晋国三家为诸侯。公元前403年，身为周王室权力象征的九鼎震动，周天子正式将晋国大夫魏斯、赵籍与韩虔三人分封为诸侯，与晋国国君并列。这意味着赵、魏、韩三个晋国大夫家族成为名正言顺的诸侯国。后来到公元前377年，魏武侯、韩哀侯与赵敬侯共同瓜分了晋国的最后一点土地，晋静公被废，晋国彻底被赵、魏、韩三国所取代。[77][78][10][79][80][9][81][4]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东周宗法彻底遭到破坏的表现。特别是周威烈王册封三家为诸侯，承认了三家代晋的事实，使东周最后仅存的一点君臣礼仪与纲纪名分遭到破坏。原本东周以来，各诸侯之前虽恣意征战，但毕竟碍于礼制与名份，春秋时期的各个霸主仍然需要以“尊王”的方式来借助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身份。但是，赵、魏、韩三家被封为诸侯且取代了晋国，便有了大夫将诸侯取而代之的先例，从而各诸侯也便有了取代周天子成为天下共主的可能。周王室最后一点君臣纲纪被破坏殆尽，从此诸侯更加无所忌惮，不再顾忌周王室的名分与礼制。[16] 田氏代齐齐国田氏原本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为躲避陈国内乱，逃到了齐国，改姓田氏，任齐国的工正。[9][82]齐庄公时期，公子完的后人田桓子无宇深受齐庄公的宠信。田无宇生有两个儿子田开和田乞，田乞是齐景公时期的大夫，他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但是在给予百姓粮食时却用大斗给出，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因此田氏深得民心，田氏家族也越来越强大。当时的齐国大夫晏子就曾在出使晋国时私下感叹说“齐国的政权最终要归到田氏手里”。[82] 齐景公去世之后，齐国的两位宰相国惠子与高昭子立公子荼为君。但田乞对此很是不满，想要立公子阳生为君。于是公元前490年，田乞发动政变，打败国氏、高氏两家，国惠子逃亡莒国，高昭子逃到鲁国。田乞改立公子阳生为君，也就是齐悼公，而田乞自己则担任宰相之位，独揽齐国政权。[82][83]在田乞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田常接替了宰相之位，田常又发动武装政变，消灭了齐国一些保守的贵族势力，推行改革。田常后来杀死了齐简公，立齐简公之弟公子骜为国君，也就是齐平公，田常继续担任齐国宰相，齐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中。[82] 公元前391年，田常的曾孙田和废掉齐康公，自立为国君，田氏完全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公元前386年，田和拜托魏文侯于浊泽（今河南禹州东北）之会时请求周天子封自己（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同意。于是齐国田氏在名份上名正言顺的成为齐国王室。[82][9][79][4]、 各国变法强国魏国李悝变法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魏斯于公元前445年继任魏氏家主之位后，任用战国初期法家始祖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85][79][18]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提出按劳分配、论功行赏、能者多得的用人与治国原则，要剥夺那些“淫民”[j]的权力与俸禄，用来招揽天下贤能的有志之士，以达到“食有劳，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罚必当”的效果。[86]在经济上，李悝一方面主张“尽地力之教”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通过“平籴法”来平衡贸易中的粮价，发展人口，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87]在律法上，李悝主张法治，他“撰次诸国法”，编成中国第一比较有系统的法典《法经》，在法治上，他从维护私人财产和人身安全角度出发，以法律形式维护统治秩序。李悝的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先强大起来的诸侯国。[18][88] 赵公仲连改革公元前403年，就在晋国赵、魏、韩三家被封为诸侯的同一年，赵国国相公仲连在赵国主持政治改革，一方面用法家政策来执行具体的政治工作和财政工作，另一方面又用儒家政策来进行教导与宣传。[89]公仲连向赵烈侯举荐了牛畜、荀欣与徐越三人。其中，牛畜向赵烈侯建议“以仁义，约以王道”的儒家“仁义”政策；荀欣向赵烈侯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也就是按照当前的政治标准来选拔人才的法家政策；徐越向赵烈侯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主是处理财政和考核臣下成绩的法家政策。于是，赵烈侯任用牛畜为“师”，用儒家政策来负责教化；任用荀欣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任用徐越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臣下的成绩。[81][89] 楚国吴起变法吴起本是卫国人，先是在鲁国为将，后来转投魏国。[90][79]公元前390年，吴起受魏武侯猜忌而离魏投楚。[90]公元前389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楚国变法。他在楚国的变法重点是整顿楚国吏治，提出“对于有封赏的贵族，子孙三世之后就要取消他们爵禄；取消或减少百官的俸禄，裁剪多余的官吏，将钱省出来用于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士兵”。[91]同时他还主张不能因个人的“私”妨害办理政务的“公”，不能让坏人的“谗”掩盖忠臣的“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君主政权效力。[92]此外，吴起还要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禁止私门请托。[92]另外吴起还不准纵横家在楚国进行游说。[92][93] 韩申不害改革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对韩国进行改革。[94][80]申不害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要让群臣跟着国君转。[95]而对于如何做到以国君为本，强化中央集权，他认为要讲究统治之“术”。所谓的统治之术，也就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对此，韩非还曾批评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94][95]申不害主张，君主在委任官吏时，要考查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上是否忠诚。根据这些来进行赏罚，并提拔忠诚的人才，清除奸邪的官吏。[95]此外，申不害还要求各级官员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他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目的就是要防止下位者从上位者手上夺权。[94][96] 齐国邹忌改革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不久邹忌就“以鼓琴见威王”，就是用“鼓琴”的节奏来说明“治理国家”的道理，并得到齐威王的赏识，被授予齐国相印。邹忌主张顺从国君行事，主张选择“君子”担当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主张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此外，邹忌与齐威王都很重视人才、广开言路，齐威王与魏惠王在郊外打猎时还将人才称做是齐国的一国之“宝”。因此，当时前来投奔齐国的人才众多，按《战国策·齐策一》中的说法，当时的齐国“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其中，孙膑在田忌的举荐下被任命为军师。[82][97][98] 各国相继称王魏首称王战国初期，魏文侯通过重用李悝于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先富强起来的诸侯国。[99][79][100][87]魏文侯去世之后，基子魏击继位为魏武侯，魏武侯时四处征战、开疆拓土、称霸中原。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魏世家索隐》中，就将魏文侯与魏武侯父子两放一起评价说“文始建侯，武实疆盛”，表示魏武侯是一个“拓疆之君”。[79][101] 魏武侯生前并没有册立太子，因此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魏婴与魏缓就因争夺太子之位而爆发魏国内乱，最后魏婴在相国公叔痤的支持下争得君位，也就是魏惠王。[79]魏惠王上位之后，一方面为了避开西边秦军东进的锋芒，同时也向中原谋求更大的发展，决定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79][102][103]另一方面，魏惠王开凿鸿沟，引水溉田，利及百姓，发展农业；[104]与此同时，魏惠王重用庞涓为将，开创选拔武卒制度，使军力增强。[79][105][106][90]魏惠王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层面的一系列改革，使魏国实力在魏文侯与魏武侯的基础上再次增长，用史学家李玉洁在《魏国史》中的话来说就是“一度将魏国推上了最为鼎盛的时期”。[107] 公元前350年，魏国率领各诸侯联军围攻秦国上郡（今陕西榆林市东南七十五里鱼河堡附近）与定阳（今陕西延安东）。[108][109]当时的秦国虽已任用商鞅变法，但此时仍没有把握与魏国抗衡，于是在商鞅的主张下决定缓解与魏国的关系，一方面秦孝公与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相会修好，另一方面又派商鞅出使魏国。[79][108][109][19]商鞅吹捧魏惠王，说魏惠王的功业已经可以顺从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称王以号令天下了。魏惠王被商鞅吹捧得很是兴奋，于是就依照天子的体制，大兴宫殿，制作华丽的服饰与七星之旗，已然将自己视为天下共主。[109]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各路诸侯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会盟[k]，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称王的诸侯。[19][108][79]《战国策》中对于魏惠王首称王评说“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意思就是魏惠王自封天下之主，一幅“天子”做派。[109] 各国相王魏惠王称王后，魏军便在马陵之战中遭遇惨败。[79][82]公元前341年，魏将庞涓率军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公元前340年，齐军在孙膑的指挥下进攻魏国都城大梁，迫使攻韩的庞涓回师救魏。随后孙膑俘虏了魏太子申，同时故意示弱以诱使追击而来的庞涓大军深入马陵。结果庞涓在马陵中了孙膑所设下的埋伏，魏军大败，庞涓身死，魏国元气大伤。[79][19][90] 也就在魏军马陵大败的同时，秦孝公以商鞅为将，联合赵国一起发兵攻魏。魏国派公子卬统率魏军进行抵抗，然而公子卬面对商鞅的假意示好而中计被俘，魏军大败。魏惠王最后只得惊恐的把河西之地割与秦国以求和解。[79][20][19]此时的魏国，用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中的话来说“在秦、齐等国的夹击中不断遭到惨败”。同时史学家李玉洁也在《魏国史》中表示，魏国从此独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返。面对由盛而衰的魏国，魏惠王不得不采取相国惠施[l]“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建议。也就是要魏国与齐、楚两国联合结盟搞好关系，然后通过按兵不动来休养生息、谋求发展。[110]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率领各路诸侯来到齐国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并且正式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这也就是“徐州相王”。[79][19][82]后来到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为了合纵以抗秦而发起“五国相王[m]”，以联合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会盟，相互称王。[111] 秦国变法崛起商鞅变法魏惠王时，魏相公叔痤在病重之际向魏惠王举荐了商鞅，同时请求魏惠王如果不想重用商鞅就一定要将他杀死，总之不能让商鞅为他国所用，但是魏惠王不听。[79][21]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招贤令，商鞅入秦得到秦孝公赏识，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秦国变法大获成功。[21][20] 商鞅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带到了秦国，从公元前359年开始至公元前388年去世，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其变法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而深刻，其重中之重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符合中央集权制需要的官僚制度。其中包括，制定实行二十级爵制，给有军功者授爵，给夺爵者授官，而对于无爵位者，哪怕身为贵族，也不得授官；此外商鞅变法还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度等，高度强化了中央集权。[112][17] 商鞅的变法虽增强了秦国的实力但也侵犯了统治集团中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太子驷继位，也就是秦惠王。秦国的旧贵族势力以“谋反”罪名将商鞅车裂处死。不过，在商鞅死后，秦惠王继续推行商鞅所颁布的律法，所以秦国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历史学家张传玺认为，商鞅变法使原本居于西戎之地，其政治、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秦国在变法之后迅速变强，其治理程度远比关东各国要好得多。[21][112][17][20] 取魏河西早在春秋时的晋襄公时期，因秦军灭了晋的附庸国滑国而导致秦晋两国交恶，此后秦晋两国战伐不断，成为“世仇”。[20][10]三家代晋之后，魏国占据了原晋国西部与秦接壤的领土，秦魏两国在河西一带展开了持续近百年的河西争夺战。战国初期，李悝的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先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当时魏文侯制定西进战略，攻取了秦国河西地区的全部领土，也切断了秦国与中原地区的通道，逼得秦国只得退守洛水。[79][113][114][16] 秦献公时期，秦国国力所有增强，一直想要东进以夺回河西失地，以打破魏国对秦国与中原地区的封锁。[115][113][114]公元前362年，秦军出兵攻打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市南二十里西），俘虏了魏将公叔痤，同时夺取了魏国庞城（今陕西韩城市内）。[79]魏相公叔痤病死之后，商鞅从魏入秦主持变法。[19][20][2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力持续增强。[21][116]公元前340年，魏国在马陵战败之后，秦孝公听取了商鞅“秦、魏两国就像是一个人的要害处得了重疾一样水火不容，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攻占魏国”的建议。以商鞅为将，联合赵国一起攻魏，秦军大胜并俘虏了魏将公子卬。魏惠王仓惶中将河西部分土地割让给秦国以求和。[79][19]公元前333年，秦惠王命犀首公孙衍率军攻魏，魏国为了和平，将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之地献给秦国以求和。[19]次年（公元前332年），秦将公孙衍再次大举攻魏，首尾历时两年，公元前330年，魏将龙贾所率领的魏军在雕阴被秦军打败，魏军被斩首八万（《史记·魏世家》说是四万五），魏国大将龙贾被俘。[20][79][117]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中表示“这一役使得魏防守上郡、河西郡的主力被秦一举歼灭”。与此同时，秦军又派樗里疾为主将围攻魏国的焦城和曲沃（都在今河南三门峡以西），魏国只得把少梁（今陕西韩城南）与河西郡割给秦国。[19][79][118][119]公元前329年，秦军又夺取了魏国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东），魏惠王只得与秦王在应城相会求和。[19][79][119] 秦国一统六国合纵连横纵横家苏秦曾向秦王进献兼并天下的计划，但是没有得到秦王的重用。于是苏秦离秦，先后出使燕、赵、韩、魏、齐、楚六国，想要联合六国，合纵以抗秦。六国约定，秦国进攻任何一国，其他五个诸侯国都要派出精锐军队，要么袭扰秦国，要么实施救援，如有不践行约定的，另外五国就一起讨伐它。苏秦成为主持六国合纵的纵约长，兼任六国国相。公元前332年，秦惠王派犀首公孙衍强迫齐国、魏国与秦国联合出兵进攻赵国，以此来破坏六国的合纵盟绝。于是，最初的合纵因齐、魏两国背弃盟约而破裂。[19] 为了进一步应对与破坏六国的合纵抗秦，秦相张仪推行连横之策。公元前328年，秦国公子华与张仪率军围困并攻占了魏国蒲阳。为了让魏国连横，张仪一方面建议秦王将蒲阳归还给魏国，同时又把秦公子繇送到魏国做人质；另一方面张仪出使魏国，向魏惠王表示秦国对魏国如此优厚，魏国也应对秦国表现出对应的礼仪与诚意。于是，魏国只得把上郡十五县全都割让给了秦国以作为答谢。公元前327年，秦国把焦城和曲沃归还给了魏国。[19][79][120] 就在张仪推行连横之策不久，秦国大良造公孙衍离秦投魏，并且在魏国极力主张合纵抗秦。[23]公元前324年，公孙衍以魏、齐联合攻打赵国的方式最先拉拢齐国。[121]公元前323年，为了防止公孙衍和齐楚合纵，秦相张仪约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举行会议，以拉拢齐、楚连横。[19][23]为了更方便的游说各国连横，公元前322年，从啮桑会议回秦的张仪被免除了秦相之职。张仪来到魏国，出任魏国宰相，目的是要让魏国首先向秦国俯首称臣，这样好让其他诸侯国效仿魏国，不过魏惠王并没有答应。于是，秦国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并且暗中对张仪更加厚待[79][19][23]公元前323年，公孙衍为了合纵而发起“五国相王”，也就是邀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称王以促成联盟关系。[111]“五国相王”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合纵”成果，当时的齐国就借口中山国小没有称王资格而不承认其王号。[23] 公元前316年，公孙衍又与齐国相国田婴相约，召田婴的儿子田文（孟尝君）为魏相，自己出任韩相，以合纵抗秦，但结果依然失败。公元前310年，田文出任齐国相国，公元前301年，齐湣王即位，田文专权。《史记·范雎列传》中形容当时田文在齐国专权的情形“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122]这期间，田文计划以齐为主、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攻秦。他担心秦国与楚国联合，于是写信给楚怀王，劝楚王与齐合力组织六国合纵伐秦。公元前306提，楚王与齐合力组织攻秦，公元前304年，楚王又与秦王于黄棘（今河南南阳南）相会结盟。公元前303年，齐、韩、魏三国因为楚国背弃盟约而联军伐楚，秦国出兵救援，联军退去。[11]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联军再度攻楚，楚军大败。[11][123][105]公元前294年，齐国内部发生了“田甲劫王”，田文被迫去到魏国并担任魏相。[124][82][79][125] 秦国扩张公孙衍五国相王合纵失败后，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攻灭蜀国的主张，认为占领了蜀国“足以广国”，同时由于巴蜀可以从水道通楚，所以“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126]当时的蜀国与苴国、巴国之前有战争，蜀国攻打苴国，苴侯逃到巴国，同时向秦国求援。于是，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趁机王命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伐蜀。蜀王亲自率兵抵御，战败后逃到武阳（今四川彭山），被秦军杀死，蜀国灭亡。接着，秦军又攻灭了苴国与巴国。[127][20]秦国在西南攻灭巴蜀的同时，又积极向西北兼并了西戎义渠的土地，使秦国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有了很大扩展。[20] 公元前313年，秦国出于向中原扩张的目的，推行“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策略。但此时的齐、楚已经结盟，于是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破坏齐、楚之间的盟约。张仪假以秦国美人与商於地区六百里土地献给楚国为饵，诱骗楚国国君与齐国断绝邦交，而后发现自己被骗的楚王勃然大怒，派屈丐为将进攻秦国。次年（公元前312年），秦国派樗里疾与魏章一起出兵迎战楚军，在楚国丹阳（现在的河南省淅川县丹水和淅水交汇一带）大胜楚军，斩杀楚军八万，并俘虏了楚将屈丐、楚国列侯等楚国官员共七十多人。丹阳之战后，秦军继续对楚国汉中地区发起进攻，攻占了楚国汉中六百里的土地，并且设立汉中郡。公元前311年，秦国进一步攻取了楚国召陵（今河南漯河东北），秦国从此取得汉中，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块，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位，秦武王想要开辟车道直通三川（指关陇地区的泾河、渭河和洛河形成的流域），以窥视周王室。于是秦相樗里疾以出使周朝为名，率领百辆战车抵进周朝王都。对此，周天子担心樗里疾会威胁到周朝王都的安危，于是表面上派士兵列队相迎，对樗里疾非常恭敬；而实际上却派手持长戟的兵卒位于前面，同时在后方安排好佩带强弓的军士，以护卫樗里疾的名义调集军队把樗里疾看管起来以防不测。[20][118][128][110] 公元前293年，秦国为打开东进中原的通道，派白起率秦军向伊阙（河南省洛阳市区南约2公里处的龙门）进攻，与韩魏两国爆发伊阙之战，秦军大胜。此战韩魏联军24万人全军覆没。接着秦军乘机继续攻取韩、魏城邑，公元前292年，攻取魏国垣（今山西垣曲东南），次年攻取魏国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和邓（今河南孟县西），同时攻取了韩国宛等等，后面连续攻占了魏国大小六十一城，同时韩国进献从武遂到平阳这条通道两旁的二百里地。[129][20][11][80][79] 楚国灭越公元前312年，秦、韩、魏与齐、楚对峙，楚怀王因被张仪欺骗而出兵攻秦的同时，越王派使者送了三百艘战船与五万支箭给魏国，以支援魏国。[130]此时的越王原本想要伐齐，不过经齐王派使者游说过后改为攻楚，但被楚军打败。[13]于是，楚国图谋灭亡越国，消除后顾之忧的同时又能将领土扩展到江东一带。公元前307年，秦武王举鼎时意外身亡，秦国一时无暇对外兼并，于是楚国就趁这个时间实施灭越，公元前306年，楚国乘越国内乱，灭亡了越国。[13][11][20] 胡服骑射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为了加强边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改传统的车兵为骑兵，改车战国运动战。为了适应骑马作战的需要，赵武灵王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服饰改革，将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改为短衣紧袖的胡服。后来赵国在攻取了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后，将原阳改名为“骑邑”，专门用来训练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使赵国军力大增，其不仅在后面的作战中攻取了中山与胡地使领土以得扩展，同时还让周边的游牧部族服从于赵国。此外，赵国还收编了林胡与楼烦的骑兵，使赵国成为与秦、齐并列的三强之一。[131][81] 齐燕之争就在秦国向西扩张，灭掉巴蜀与义渠的时候，燕国发生了内乱，燕国贵族反对燕王哙禅让。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机命匡章率军向燕国进攻。由于燕国内乱，人民对本国统治者很是痛恨，因此赵国的入侵并没有遭到燕国方面的有力抵御，甚至有燕人还对赵军的到来表示欢迎。齐军仅用了五十天就攻下了燕国国都，燕王哙身死。后来由于齐军过于残暴，燕人发动叛乱，齐军不得不撤离。[82][132] 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之后，为了复兴燕国而招贤纳士。这期间，各国贤士都争相奔赴燕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国人乐毅，被燕昭王拜为亚卿，对燕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燕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公元前294年左右，当时齐、赵、秦实力最强，成三国鼎立之势，而燕国又一直想要对齐国复仇。于是苏秦向燕昭王献策，借助秦、赵之力破齐，一是苏秦以燕昭王特使的身份被派往齐国。苏秦到齐国之后，以宋为中原膏腴之地为由，建议齐湣王攻宋，齐湣王采纳了苏秦的建议。[133][132][134] 齐国趁着五国合纵伐秦的时机，对宋国发起了多次攻击，公元前286年，宋国内乱，齐国趁机举兵灭宋，并企图向中原扩张。齐国攻灭了宋国，兼得了宋国原来从楚国所得的淮北之地，直接威胁到了三晋，同时也有碍于秦国在中原的扩展。于是，公元前286年，秦国宣布带头发动合纵攻齐。公元前285年，秦国派蒙骜率军，从韩魏借道攻齐，攻取了九个城邑。也就在此时，五国合纵攻齐的形势已成定局，秦、赵、燕组成三国联盟，由乐毅作为五国联军的统帅，率军攻齐。乐毅率联军从赵的东南边出击，进攻齐国济西地区，首先攻取灵丘作为进攻的据点。齐国征发全国的主力军，以触子为将，于济上进行应战。结果齐军大败，齐将达子率残余部队退守秦周（齐都临淄西门雍门以西的地方），再次战败。[135][20][82][133][136] 五国伐秦就在苏秦受燕昭王指派入齐实施破齐之策的时候，秦国想要打破秦、齐、赵三国鼎立的格局，图谋与齐国连横，然后五个连横国一举攻灭赵国。为此，秦昭襄王派人到齐国与齐湣王相约称帝。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自己于宜阳自立为“西帝”，同时安排秦相魏冉来到齐国致送“东帝”称号并约定联合伐赵之事。然而，齐湣王在苏秦“两帝立，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的劝说下不仅取消了帝号，同时齐王还与赵王相约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相会，约定“攻秦去帝”，并由苏秦参与其事。[20][135][82][133] 公元前288年十二月，齐湣王宣布废除帝号，公元前287年，燕、齐、赵、韩、魏五国联军攻秦。秦国在五国合纵进攻的形势下，也宣布废除帝号，与五国讲和，把先前所占领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南）、高平（今济源西南向城）归还给了魏国。又把巠分、先俞（今山西代县西北）归还给了赵国。[81][20][135][82][133] 秦并六国在《春秋战国史话》中，张传玺表示，秦国在对其他六国征战的过程中，显示了许多优于关东六国的特点。第一，秦由于改革彻底，吏治良好，国力富足，经得起长期的对外战争。第二，秦执行了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远交齐国，孤立楚、韩等，所以每与楚、韩接战，都得胜利。第三，实行“以农养战”及“军功爵”政策，军队训练有素。[22]此外，在《荀子·议兵》中，也有对秦、齐、魏的军队素质进行过对比“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105] 公元前278年，秦昭王命白起率军攻下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北），楚国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20][11]历史学家张传玺认为，此战揭开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序幕。[22]公元前277年，秦国又派蜀地将领张若夺取了楚国的巫郡（今重庆巫山县、湖北清江中上游和四川北部）和黔中郡（今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城西的黔城）。公元前260年，秦昭王命白起攻韩，与赵国争夺并夺取了韩国上党郡，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大破赵军，赵军统帅赵括被杀，赵军被坑杀四十余万。此战奠定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基础。[22][20][81][11][137][138] 公元前256年，秦军攻入周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周赧王去世，周朝灭亡。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任用吕不韦为相，灭掉了周王朝所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国——东周公国。同时秦将蒙骜攻韩，攻占了韩国成皋、荥阳。[4][139][80] 灭韩国：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假守腾向秦投降并献出南阳，秦国任用假守腾为内史。次年（公元前230年），秦王政亲自部署，安排原为韩国南阳郡守、熟悉韩国内情的内史假守腾攻灭韩国。[24][80][140] 灭燕国：公元前227年，在燕国太子丹安排荆轲刺秦王失败后，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在易水打败燕军。次年，秦再大举进攻燕国，攻下燕都蓟城，燕王迁都辽东郡。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派王贲进攻燕国辽东，俘虏燕喜王，燕国灭亡。[24][132] 灭赵国：公元前229年，秦大举进攻赵国，秦将王翦率军直指井陉（今河北陉西），杨端率军围攻赵都邯郸，同时李信率军进攻太原、云中。秦军用离间计害死赵国名将李牧，而后大破赵军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率宗族几百人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受秦王政之命在灭掉了燕国之后又转攻赵国，俘虏了赵代王，赵国彻底灭亡。[24][141][142][143] 灭楚国：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李信、蒙武带二十万大军分别从平舆（今河南产舆北）与寝（今河南沈丘东南）攻楚，被楚军反击而战败退走。公元前224年，楚将项燕率军向秦国南郡发起进攻，秦王政派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出征，在蕲（今安徽宿县东同）南大破楚军，项燕被迫自杀。秦军接着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公元前222的，王翦平定了楚地江南地区，楚国灭亡。[24][138] 灭齐国：在秦攻灭其他韩、魏、燕、赵、楚五国的过程中，齐国相国后胜受秦国贿赂，不仅没有出兵与其他国家一起抗秦，同时齐国自己也没有做好充分的防备。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直接攻破齐国，俘虏了齐王建，齐国灭亡。[24][82][140] 公元前221年，灭掉六国之后的秦王政率相、御史等重要朝臣于咸阳宫举行廷议。廷议确定了以“皇帝”为国家元首的称号；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等制度。全国一统，春秋战国时期结束。[22] 疆域东周疆域在西周隆盛时期，西周所控制的范围大致包括西部的关中地区，以都城丰镐（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为心；东部的河洛地区，以雒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然而，周平王东迁雒邑之后的春秋早期，便失去了对关中地区的控制，关中地区都为西部犬戎所占领。《史记·秦本纪》中就有记载“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也就是说身为西陲大夫的秦襄公因为驱逐犬戎援救周王室的功劳而被封为诸侯。周王室也就顺势将自己已经失去控制了的岐丰之地封给了秦。后来到了周惠王时期，周王室将虎牢（今河南汜水县西）给了郑国；将酒泉（今陕西大荔县境，或河南渑池县地区）给了虢国，从此东周也就失去了东南部的屏障。再到周襄王时期，又将畀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源县）等城邑给了晋国，从而失去对东北大片地区的控制。后来战国周室将亡之时，其所控制的领土也就只剩下河南（王城）、洛阳（下都）、榖城（今洛阳县城西北）、平阴（今河南孟县东）、偃师（今河南偃师县）、巩（今河南巩县）、缑氏（今偃县南）七座城而已了。[20][7][144] 西周疆域图 春秋列国图  战国七雄图 列国疆域春秋时期有诸侯一百四十余个。[7]其中，齐、晋、秦、楚最为强大，互相争雄。鲁、卫、宋、郑则比霸主弱而比小国强，实力居中。此外，还有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互相抗衡，相继兴起而称霸中原。[144]经过春秋时期几百年的混战，小国相继被灭掉，大国则更加强大，到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多出来赵、魏、韩三国，再加上北方的燕国，与秦、齐、楚一起形成了“七雄”格局。[27] 强国疆域鲁、齐、晋、楚、宋、卫、秦、吴、越、郑、燕[144][145]
三晋疆域三晋疆域[144][145] 小国位置古国位置分布[144]
人口春秋之前，各国人口是比较少的，其地广人稀的程度甚至在中原地区的宋、郑两国之间还有“隙地”存在。[146]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达到国力富强的目的，都注意到了人口问题，墨子就曾表示，当时王公大人都要求“国家之富”、“刑政之治”和“人民之众”。[147]战国初期的魏国也曾担心人口的问题，魏文侯时期李悝所推行的“平籴法”就是为了平衡粮价，在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同时留住人口。[87]后来到了魏惠王时，也曾忧虑其邻国之民不减少而本国之民不加多。为此还专门想出将灾区人口迁移到非灾区的方法来减少人口损耗。[148]此时为战国初期，根据《续汉书·郡国志一》中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的内容可知当时七国的总人口大约不过2000万左右。[26]后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人口数量便有了显著的提高，《庄子·胠箧》中形容当时齐国的情形“邻近的村邑遥遥相望，鸡狗之声相互听闻”，《孟子·公孙丑上》中也有说“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直到四方边境，处处可闻”。《战国策·魏策三》中则有形容魏国“房屋田舍十分密集，以致于没有放牧牛马的地方。百姓众多，车马成群，日夜奔驰不绝，其声势和三军士兵相比没有什么区别”。[149][150][151]根据历史学者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六章的研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估计在4500万，到后来战国末期秦国一统时下降到约4000万。[152][6] 政治官僚制度早期世卿世禄制从西周到春秋早期，贵族的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是密切关联的。周天子把土地与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又分赏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分赏给亲属与臣属。于是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一系列等级。各级贵族再以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一代代世袭掌握着各级政权与兵权。在周王室的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再按声望与资历担任官职，享受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通过这种方式，贵族得以世代统治。[153] 中央集权春秋战国期间，各国经过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这套官僚体系，以国君之下，任用相和将为首脑进行管理，其中相管文，将管武。这种官僚制度在春秋后期的很多诸侯国就开始使用了，其中赵简子时，解狐曾推荐其仇人给简子为相；[154]魏文侯魏斯在上任魏氏家主时，就先后任用魏成子、璜翟、李悝等贤臣为相，又同时先后任用乐羊、吴起、翟角为将。[79][85][25] 与此同时，战国时期在地方行政组织上推行郡、县制。与分封制不同，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国君手里。国君直接任免郡、县长官，并加以考核。郡、县制 度的建立，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国君的集权统治。[25] 俸禄制度的推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出于竞争与兼并的需要，为了提高实力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点是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对先前的世卿、世禄制度进行废除，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制度。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不管是国家大臣的任用还是卿大夫家的家臣，都开始出现不同于先前土地分封的形式，而是以粮食作为俸禄的任用制度。战国时期，各国普遍采用以粮食作为官吏俸禄的制度，而不再用封邑作为官禄，这样就便于官僚的任用与罢免。[153] “玺”“符”制度建立古代公文用“玺”（官印）和发兵用“符”（虎符）的制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建立的。春秋后期已经有用玺来封的文书，到战国时，无论下命令或来往公文，都必须用玺来封泥，以作为可信凭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记载，公元前238年，秦国长信侯嫪毐作乱，想征发县卒和卫卒，就是假造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来行文征发的。[24][155]此外，秦国还曾明确规定“甲兵之符”，右半归王掌握，左半归将领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的，必须会合王符。如果外敌有侵入，边塞有烽火，虽没有王符会合，也可机动从事。[153] 绩效考核制度确立春秋战国时期在行政管理上已经创立了年终考绩制度。在《荀子·王霸篇》中有就提到，“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其中考核官员工作的最主要方法叫“上计”，也就是统计簿册。其范围包括仓库存粮量、开垦田地量、赋税收入量、户口统计的人口数量以及所管地区的治安情况等。也就是说每年中央的重要官员与地方长官都要把此年的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去，国君再把“券”剖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便可操右券来责成臣下。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由国君亲自考核，如果考核成绩不佳，就可能当场收玺免职。此制度也同时在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考核中应用。[156]在魏文侯时，西门豹曾上任邺县县令，就因为没有与魏文侯身边的侍臣搞好关系而被诬陷，在年终考核时差点被罢免；后来第二年西门豹打点好关系，魏文侯的近侍为西门豹说好话，结果年终考核时就得到魏文侯赞扬。[157][153] 视察与监察制度在对官员实行年终考核的同时，还出现了一套自上而上的视察与监察地方行政的制度。也就是说，国王、相国、郡守都经常到所属的地方巡视和考察，当时叫“行县”。其中赵武灵王“行县”经过番吾（今河北磁县北）时，听说周绍为人很是忠孝，于是赠送酒食想要会见周绍，但周绍却以病辞谢。后来武灵王“胡服骑射”，赐给周绍胡服并命他担任教导王子的“傅”。[153][158] 田税制度早期井田制春秋早期，在田税上延用井田制，也就是农民在耕种土地时需要安排约十分之一的工夫用于“公田”的耕种，“公田”中所有的收成都作为向统治者所交纳的税赋，因此当时又称“什一”之税。后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春秋中期，在农业生产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方面，很多农民在公田的劳动上消极怠工，导致公田荒芜没有收成。[159]另一方面，随着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生产力的提升，很多农民开始在井田之外私下开垦荒地，并将之据为己有，于是私田不断增加，但不向公家登记，公家无法征税。[87][17] 改革亩税制面对公田荒芜、私田增多、税收不足等情况，诸侯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先后进行了田税方面的改革。各国税改的基本情况相同，都是废除劳役地租形态，打破公田（井田）与私田的界限，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照田地的亩面积与收获的多少来缴税。其中，最早进行田税改革的是齐国，约公元前680年，由管仲所主持，《管子》中将此次田税改革称为“案田而税”。[160]公元前594年，鲁国也进行了田税改革，被称为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其意义与齐国“案田而税”基本相同。后来到公元前408年，秦国推行“初租禾”，标志着井田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7][20] 土地私有制春秋时期的田税改革，提高了诸侯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8年，商鞅在“初租禾”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除并田，民得卖买”改革，由“税改”转变为“土改”。让土地所有制发生改变，向土地封建私有制转变。[17][20][21] 军事军事制度征兵制度春秋之前到春秋初期，不止是国君才有军队，各卿大夫贵族等都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当时的军队不是向民间征的，而主要由贵族的宗族成员与私属人员所组成。在对外作战中，以这种贵族军队作为骨干，再征发国人作为车战的主力，同时强迫所属的奴隶、庶民作为随从的徒、卒，徒步随从作战或服劳役。后来随着征战的频繁，兵源需求也越来越大，到春秋、战国之交，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国人和庶民先后转化为自耕小农，这种普遍存在的自耕小农就成为各国军队的主力。各国为了争取在兼并战争中的胜利，就普遍地实行征兵制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就实行按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161] 郡县征兵县从设立开始就有一套从本地征人作为攻防的征兵制度，其中晋楚两国由于县的陆续设置，到春秋后期时，县的军队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的建立，各国就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其中郡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国防，郡守便有奉命征发本郡壮丁作战的权力。因此 ，当时各国在战争中征兵，基本都是以郡为单位。其中，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就曾征发九郡兵伐齐；[162]公元前235年，秦始皇曾征发四郡兵助魏攻楚。[24][161][12] 常备兵役战国时期，各国除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外，还建立常备兵制度。所谓的常备兵，可以理解为当时各国的“王牌精兵”，由国家所供养。早在春秋末期，各国就已有供养力士和挑选训练勇士的风气。吴王阖闾曾选有五百名力士和跑得快的三千人以为前阵。到战国时，由于各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常备兵制度也就建立了起来。吴起曾在楚国变法时建议楚王裁减贵族与百官的俸禄来供养优质并经过训练的士兵。[90][161] 各国所供养的常备兵都要经过考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魏国的魏武卒。在魏惠王时期，就明确定下了魏武卒的选拔制度与福利标准：让士兵穿上包括上身、髀部与胫部等三个部位相连的整套铠甲，然后掌握拉力为十二石的弓弩，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再将戈抗在肩上，戴上头盔，腰间佩带宝剑，同时还得带上三天的粮食，在此负重的情况下每天奔走一百里。只要参与武卒考试合格被录取的，就免除他们家的徭役，为他们家的田地和住宅提供方便，哪怕过些年他的体力衰弱了也不能剥夺这些福利。[105][161] 编制赏罚春秋早期，郡县制还没有推行，军队通常由诸侯、卿大夫为统帅，以士（最底层贵族，在军中充当下级军官）为骨干，以公社成员为部属，统一发放武器装备，组成军队出发征战。因此，当时的军队组织是建立在宗族公社的基础上的。[163] 随着郡县征兵制度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各国的军事制度就确立了。各国军队都有一定的编制，军中的赏罚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以秦国为例，在秦军中，五人为一伍；五十人为一屯，长官为“屯长”；一百人设有长官“百将”；五百人设有长官“五百主”。按规定：一伍中有一人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如果谁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免除刑罚。屯长以下的士卒，按个人斩得敌人首级数目赏给爵位；屯长以上的指挥官则按所属部队斩得敌人首级数目赏给爵位。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164][161] 军事思想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兵法书籍《军志》，讲授了比如先发制人可“夺人之心”、后发制人需等敌人疲惫等简单的作战原则。[165]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许多军事家总结战争的经验，并从事于军事理论的三个，著成论兵法的书。[166]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军事学著作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85] 军事著作[85]
孙武军事理论春秋晚期的孙武所著《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在军事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166]孙武曾得到吴王阖闾重用，当时的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认为孙武起了很大作用。[90] 孙武的军事思想在战略上认为，要取得战争的优势，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使士兵勇于参战，他强调谨慎参战同时要积极图战。孙武将军事、政治、地理等各方面的关系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因此他认为研究战争一定要考察“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此外，《孙子兵法》中还重点提及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考虑到战争的消耗极大。所以他提出“兵贵胜，不贵久”，为了节约粮草物资，他主张用战利品补充自己的军队，从而达到在胜利中变强的效果。这就是后来“以战养战”思想的萌芽。在具体对战中，孙武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把战争当成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认为战争是为了达到某种预定的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且是非最佳手段，为此他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主张尽可能通过谋略处理好政治、外交、军事之前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目的，而战争则是不得以的下策。[167] 在战术上，《孙子兵法》首先提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前需要根据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有关因素，作细致的分析，通过计算与判断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其次，要充分了解对手的情况，以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第三，要让对方跟着自己的节奏走，让自己掌握主动，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第四，主张“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利用天然险阻，借天时、地利搭配计谋以破敌；第五，主张出奇制胜和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第六，“兵因敌而致胜”，要根据敌情随时调整战法，不能凭主观愿望制定作战计划，也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第七，强调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九变》《行军》《地形》《九地》四篇特意讲了地理与战争的关系。[167] 孙膑军事理论战国时期齐人孙膑是孙武的后裔，曾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因庞涓的嫉妒而被处以膑刑（去膝盖骨）。孙膑逃回齐国，在田忌的推荐下受到齐威王重用，担任军师。在齐国，孙膑协助田忌多次打败当时的霸主魏国，并且在马陵之战中诛杀庞涓、终结了魏国的霸主地位。[90]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168] 首先，孙膑发展了孙武所说的“道”，把道看作战争的客观规律，他认为得道就是认识天道、地理、民心、敌情、战阵等有关战争的各方面实际情况，并从中找出客观规律，从而预见战争的胜负，强调“知道”是取生的首要条件。其次，孙膑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激励士气，团结士众，同时想办法让敌人骄傲、疲劳、迷惑、力量分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各个击破，以弱胜强。他强调，只要掌握出战争规律，就可以通过分散而牵制敌人的方法来弥补兵员、国穷、武器差等方面的不足。此外，孙膑认为通过掌握主动权，可以争取和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同时强调可通过地形来掌握主动。孙武在《孙子兵法·地形篇》和《孙子兵法·行军篇》中讲了利用地形行军作战的原则[169][170]，孙膑又进一步主张“便势利地”，根据各种不同的地形，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同时，孙膑主张以进攻为主，而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孙膑兵法·十问篇》中，就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各种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进攻方法。他在与庞涓作战时所使的“围魏救赵”之策，就是“攻其所必救”，用进攻来解围并达到防守的目的。[171] [90]最后，孙膑重视城邑的进取和阵法的运用，与孙武不同的是他比较重视攻城。[168] 六韬灭敌谋略《六韬》谋略
墨家守城战术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因此反对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兼并，为此经常帮助弱国防守强国的入侵。在《墨子·公输篇》就记载，当公输般为楚国造云梯用来攻宋时，墨子就前往劝阻，并表示墨家三百弟子已经在宋国的城上防备楚国的进攻。[196]因此，墨家很讲究守城的战术，并建立了特有的守城思想。在《墨子·备城六篇》之后的二下篇，讲的就是墨子传授给弟子禽滑釐防守围城的战术。墨家的守城术重视建筑守城的防御工程，使用防御的器械和武器，主张针对敌人所用的各种攻城战术，分别加以抵御和反击。因此在《汉书·艺文志》中，在收录“兵技巧家”著作时，还特意提到了《墨子》，因此《墨子》也具有“兵技巧家”的性质。[85]在《墨子》中，《备高临篇》讲堆积柴土、利用器械，居高临下来抵御敌人的战术；[197]《备梯篇》讲解敌人使用云梯爬墙进攻时的防御战术；[198]《备蛾（蚁）傅篇》讲击当敌人以“蚂群”方式攻城时的退敌战术；[199]《备穴篇》讲当敌人挖掘地道攻入城内时的抵御战术；等等，都是总结了当时防守围城的战术经验而制定的[200]。 作战方式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主要以车战为主；而在一些多山木的地区，车辆行动不便，所以主要用步兵作战；此外在南方的吴、越地区还有水军舟战。在车战时，战车需要排成不同的战斗队形，也就是阵。所谓阵，其实就是战车与步卒的配合方式、位置变化等。根据地形等条件，步卒可以配置在车前，也可以配置在车后，还可以布置在车的两侧。车战的作战方式，可以分为攻、战、守三种，其中“攻”与“守”需要以城邑或营寨为目标，而“战”则通常指野外交战。[201] 攻，通常指攻城或攻击敌人的营寨。当时的军队还没有装备有效的攻城器材。因此攻城通常通过奇袭或围困两种方式。当然，也有强攻的，强攻的手段要么通过对城内情况的观察与了解，掩护部队登城；要么通过各种东西撞击破开城门；要么就是用伤亡最大的方式通过让士兵像蚂蚁一样去攀登城墙。守，通常指据守城邑或营寨。面对战场上形势优、劣等不同变化，追击和退却也是作战方式之一，如《司马法·仁本》中指出“对于战败溃逃之敌，进行战场内追击，不过百步；对主动撤退之敌，进行战场外追击，不超过九十里（三天行程）”[202]。战，通常指两军于野外战场各自摆好阵形，相互冲杀，以决胜负，发晋楚城濮之战、吴越柏举之战等，都是这种作战方式。此外，像佯退、诱敌、伪装、埋伏和奇袭等手段与方式，也在车战中开始出现与发展。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中，晋军狐毛指挥上军假装败退，诱楚左军出击，然后以晋中军侧击楚之左军，因而大败楚军。[10][201] 战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郡县制的推行，战争规模的扩大，再加上铁兵器的广泛使用，杀伤力的增强，战斗方式也开始往步骑兵的野战、包围战改变。其中，弩的发展与使用，使箭的射程大大增加，以至于原本密集而整齐的车阵变成靶子、无法抵御。再加上士兵的主力变成农民，他们并没有御车作战的习惯与经验，这样就迫使军队在作战时不得不放弃传统战车，改变为步兵进行野战。而且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时，开始出现骑兵与兵车混合编制进行作战的方式。《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晋国知伯要围攻赵国时，赵襄子曾派延陵生带了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进行部署防务[203]。后来骑兵发展成为单独的部队，但当时骑兵的数量较少，主要为了配合步兵作战，，作为奇袭冲锋之用。此外，赵武灵王的“变服骑射”，是由于胡用骑兵，利用骑战，其势不得不用骑兵为主力。对于骑兵的出现与应用，战国时的军事家孙膑曾总结出骑兵之“利”，可乘虚真入、可乘胜追击、可出其不意、可攻其不备，同时还可以包抄后路，破坏后方。[204] 此外在防御上，战国时期由于作战不再局限于春秋时期那样需要以平坦地区为会战场，所以险要之地往往成为防御战和争夺战的中心，如齐、魏间最大的战役马陵之战，是在“道狭而旁多阻隘”的地区进行的[90]，因此当时各 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利用山水之险建设关塞，重要关塞都驻有军队防守，设有官吏掌管。同时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运动性，很需要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程，于是各国在边境上修筑长城。[205] 兵种转变在以车战为主的春秋时期，车战中的兵种主要由战车与步卒组成，同时在战车上会配有车兵。每辆战车所配的马数不一，从东周墓葬所发掘的车马坑来看，战车基本配有二、三或四匹马不等。每辆战国都会配有三名车兵（甲士），三人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的车兵手执弓箭主射，是一车之长，称为车左（甲首）；右方的车兵手执长矛主刺，称为车右；中间的车兵主驾车。步卒一般用于配合战车作战，战车除了车上的三名车兵外，还有随车步卒进行配合。步卒以五人为伍，五人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分别装备弓箭、殳、矛、戈、戟等五种不同兵器以相互协助作战。[201] 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时，开始出现骑兵与兵车混合编制。《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晋国知伯要围攻赵国时，赵襄子曾派延陵生带了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进行部署防务[203]。战国时期，骑兵发展成为单独的部队，主要为了配合步兵作战，作为奇袭冲锋之用。[204] 外交民族融合西周实行分土封侯制，使华夏族与蛮夷戎狄各族错综交叉居住，这为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数量的锐减，除了互相征战与互相兼并的原因之外，还有更积极的一面就是民族融合。史学家张传玺将当时的民族融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邻的两个以上的民族群，大小相当，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关系密切，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婚配，长期下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第二种情况，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整体或局部地区人口相差大，虽彼此有交流、互补，但人口多、生产力高的民族在融合过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人口少、生产力低的民族会逐渐丧失其民族特点，变成大民族的一部分，使大民族更大，其文化更丰富、更发展。[27] 张传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整合，基本上是自然融合，自始至终呈现着“蛮夷武力征华夏，华夏文化融蛮夷”的特点。其中，晋献公有四位姬妆是狄女和戎女，晋文公、晋惠公等晋国国君都为狄女所生；[10]晋国对境内的戎族实行宽容政策，被称作姜戎氏的一支就是从秦国迁入晋国，安置在晋国南边的山野地区，后来姜戎氏还参与了晋国一系列征伐战争，立有巨大的功勋。[206]同时，身为“南蛮”的楚国在楚庄王时曾请师傅教太子学习华夏文明等等。[27]此外，秦国本身来源于戎狄之教，被周王室封于西陲，之后称霸西戎的同时不断与中原文化融合，甚至效仿中原各国任用卫国人商鞅主持变法。[20] 华夷之辨从西周末期开始到春秋时期，随着诸侯间混战不断，华夏的财力与军力消耗严重。与此同时，蛮夷戎狄等族的经济、文化正在迅速发展，他们氏族结合而为部落、部落联盟、方国，争取生存空间或开疆拓土的活动日益加剧，对中原地区本身的政治格局产生严重的冲击与威胁。因此，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中原诸侯之间的混战之外，华夏族与蛮夷等族的矛盾和斗争也相当激烈。[7] 当时周天子权威不再，没有能力组织各诸侯国联兵抗外。基于这种受外族冲击与威胁的背景之下，为了抵御向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争取生命空间的蛮夷戎狄各部，齐国名臣管仲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华夷之辨（别）”的问题。“华夷之辨”的说法对齐桓公和各华夏诸侯都有大的震动，在当时华夏族各国的社会中，影响极大，从而鼓动华夏各族达成了联合起来抗拒来侵蛮夷各族的共识。也正是在这种影响与共识之下，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等，以“领头羊”的身份相继成为诸侯之长，以“尊王攘夷”的口号领导中原各国与外族对抗。[7][58] 秦霸西戎秦国本身来源于戎狄之教，《管子·小匡》《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战国策·魏策三》等使料中都记载有秦人为戎狄的说法[50][207][208]，不过到达西周中后期，秦人已经开始接受了华夏文明，且历代为西周王室之官，为西陲大夫，保卫周的西部边境。西周末年，犬戎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周平王迁都雒邑之时，就是秦襄公以西陲大夫的身份护平王东迁，因此而被封为诸侯，这也是秦国立国的开始。后来随着经济与实力的增长，秦国称霸于西戎各族，附近的梁（今陕西韩城南）、芮（今陕西大荔东南）等国的国君都去朝见秦国，表示降服。[20][7]此外，《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秦国任用由余的谋划，攻打西戎各部族，灭掉了十二个西戎部族，拓疆千里，从此称霸西戎地区”。[20] 经济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冶铁技术的迅速发展，铁制工具也得以广泛使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铁耕”已经非常普遍。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南方的吴、楚地区和中原的三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工具，农具有铲、锛、臿、镢等，手工具有削、凿、斧、锤等；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南到广东，东自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取代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209] 兴修水利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已经很注重兴修水利，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各国政府继承过去政权的办法，把水利的兴修作为国家公共职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管理。[210][211] 修筑堤防方面：春秋时期，黄河、济水等大河流旁已筑有部分堤防，例如黄河旁边周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济水旁边齐地有名防门（今山东平阴东北）的。战国时代堤防的建筑，比以前更普遍了。魏惠王时，大臣白圭就是个防止堤防溃决的专家，他经常巡视堤防，挖塞所有的蝼蚁巢穴。[212]此外，在《管子·度地篇》中有记载当时齐国长期治理黄河、修筑堤的经验。其中强调，遇到不生草的沙滩，筑堤要把泥土装在麻袋里堆积，以防止堤防泥土流失；堤防内的耕地，四周要有水道间隔，使庄稼不受积水伤害；因为潢河从上游带有泥沙会导致河底积泥升高，所以堤防也要逐年增高；堤上要种有荆棘、柏杨等对堤进行加固。此外，还提到常年保养堤防，冬天要巡视，春天要修补，大雨天要加固。[213][211] 开凿运河方面：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国曾在长江淮河间开凿运河，称为邗沟；[214]公元前四八二年，吴国又从淮河继续开一条运河通到宋鲁两国间，称为菏水，它沟通了济水和泗水，而泗水下游又注入淮水，淮水可以和邗沟相连。这样就把长江与黄河的水系连接了起来。这些运河的开凿，在便于吴国争霸的同时也便利了交通、灌溉了农田。[214]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专为农业灌溉而开凿运河。魏文侯时，邺郡郡守西门豹就兴建了“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灌溉农田也改良土壤。魏惠王时，魏国曾在黄河与圃田[n]开凿了一条大运河，引黄河水注入圃田。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又从大梁北郭开凿运河来引圃田的水灌溉农田、利及百姓。[79]此外，其他诸侯国也开凿了不少运河，蜀国还特意聘请过魏国水利专家入蜀建设水利。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同时也是个杰出的水利专家，他在蜀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有在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前，韩国水工郑国入秦修建了“郑国渠”。[20][211] 作物土壤据《礼记》与《吕氏春秋》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稷（小米）、黍（黍子）、稻、麻（麻子）、菽（豆）、麦。粮食收成的好坏与土壤有很大的关系，而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对不同土壤进行了相应的分类与命名。他们据土壤的色泽、肥沃度等性质将不同土地分别命名为：壤、埴、坟、垆、黎、涂泥等名称，同一个名称的土地又可分成黄、白、黑、赤等不同类型。[215][216] 土壤的分辨与田地等级（《战国史》引用《禹贡》中的叙述）[215] 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215] 手工业青铜业在青铜铸造上，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认识到铜、锡合金的原理。《吕氏春秋·别类篇》有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良剑也”。[217][218]在《考工记》中记载，根据冶铸器具的不同以及对韧性、硬度、颜色的不同，从而明确规定了铜和锡的配制比例。如：冶铸钟鼎，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六比一；冶铸斧，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一；冶铸戈戟，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四比一；冶铸刀刃，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三比一；冶铸箭矢，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二；冶铸铜镜，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一比一；等等。这些记载都合乎合金的学理。其中甚至还记载，冶铸钟鼎时的含锡量百分之十四点二九，一方面是能敲出美妙的声音，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它能呈现橙黄色，美观。[217]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还认识到了冶铸的时机。《考工记》记载，在铜和锡的“黑浊之气”完后，接着就有“黄白之气”；在“黄白之气”完后，接着就有“青白之气”；在“青白之气”完后，就有“青气”出来，到这时才可以铸器。而这也符合冶金的学理。因为铜、锡混合熔融时，首先会有挥发性拎不纯物气化，出现“黑浊之气”；等到温度上升，比铜熔点低的锡就有一部分熔融气化，出现“黄白之气”；等温度再升高后，铜的青焰色也有几分混入，便有了所谓的“青白之气”；要等到铜完全熔融后，也就是出现“青气”时，青铜合金也就基本冶铸成功。此外，《荀子·强国篇》也有说，青铜器的制作，主要在于“型范上，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也就是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选择、冶铸的技巧、火候的掌控。[217][219]还有就是从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中发现，当时的青铜铸造一方面已经熟练使用合范法；另一方面还有对铸接焊接技术的使用；同时还能够精巧使用“熔模铸造法”。[217] 青铜工艺上，一方面创造了“金银错”技术，也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构成文字或图案。这种技术在春秋中期很多南方诸侯国的兵器上已经开始使用，到战国早期开始在精美的铜礼器上使用，到战国中期，除了兵器、礼器之外，很多装饰品、生活用具中都有广泛使用了。另一方面还创造了镶嵌红铜工艺技术，就是用红铜薄片镶嵌在铜器表面上，构成各种图案。这种工艺在春秋中期已有较高水平，到战国初期比较流行。[220] 木工业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建筑的木工方面，除了斧、凿、锥等铁工具以外，还发展出画方形用的矩（曲尺），画圆形用的规（圆规），弹直线用的绳，测量垂直线用的县（悬），测量水平线用的水。[221]同时还发明了通过蒸煮后进行定型，来改变木料曲直的技术与工具。[222][223][224][225] 煮盐业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当时河东的盐池称为盬[o]，已被视为“国之宝”。[226]到战国时，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对此，在《管子·地数篇》中就有“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的说法。[227]此外，魏国的河东池盐煮造业也很发达，商人猗顿便是通过经营池盐而成巨富的。[228]在秦并蜀国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时，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镇一带）的井盐也开始开发。[127] 酿酒业在《礼记·月令篇》中有对春秋战国时期酿酒技术的总结，其中首先强调要挑选好的酿酒原材料“秫稻”（糯稻）；其次要用麹[p]来造酒，这是我国古代酿洒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它能把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再就还必须要有糵[q]；同时强调在酿酒时要控制温度火侯、所用的器具与水质等。[229][216] 制陶业春秋战国时的制陶技术有很大进步。陶器有红褐色或灰色而有绳纹的，有灰陶素面的，也有红色彩绘的，更有黑色暗花的，比较精美。当时瓦已广泛使用，已有筒瓦、板瓦以及脊瓦，瓦当有各种不同的纹饰，同时陶水管和陶井圈也已成为重要建筑材料。[229] 皮革业当时除了一般用牛、羊皮来制作器具之外，还会用到犀牛皮来进行武装。在《考工记》中有记载了当时制作皮革器的具体过程，先将皮革敲硬、刮掉皮上不干净的东西，再对皮进行缝制。而且强调要将缝的线藏在皮革里，然后将皮革洗成茶白色，并搽上油脂，使其柔滑。[229] 纺织业春秋战国时期的纺织业在商、西周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农民“男耕女织”模式已经普遍形成，其中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所颁布的法令就在鼓励“耕”与“织”时给予了同样的奖励。[230]同时各诸侯国在向农民征收地租时，也有了“粟米之征”和“布缕之征”，纺织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地位。[231] 在丝织品方面，当时处在黄河流域的周、晋、齐、鲁、秦、郑、卫、曹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楚、吴、越等国都普遍种桑养蚕，《诗经》中也经常会提到采桑、桑园等场景。说明当时农村中采桑、养蚕、织丝已然成为妇女的主要劳动，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其中齐国更是成为丝织业的中心，《汉书·地理志下》中说齐国“织做细洁雪白的丝织品和细绫绣花的丝织物以及精美华丽的衣物，号称是帽、带、衣、鞋的天下”。[232]由于丝织品产量的提高，当时对丝织物的品种有了细致的划分，分为绢、纱、纺、缟、纨、绨、罗、绮、縠、锦等类型。同时据《礼记·王制》中的记载，为了方便交易当时还规定了丝织品的尺寸规格，规定宽二尺二寸（0.438米）、长四十尺（7.97米）、重二十五两（403克）[233]。而且据《左传·庄公十年》所截，当时优质的丝绸已经与能够与玉并列，用来祭祀祖先神鬼[234]。[235] 在麻织品方面，有苎麻与葛麻两种。苎麻作为中国的特产，在春秋时期已经不仅仅只是平民的衣服原料，其精细的苎麻织品不仅受到贵族的喜爱，甚至还可作为国礼进行交换。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就有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郑国聘问时，送给子产白绢大带，而子产则回赠给季札苎麻织成的衣服。[236]此外，在《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还有提到当时的麻制工艺“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也就是说要将苎麻织成麻布，人们需要先在池中沤麻，利池水来自然脱胶，然后再缉成纤维，才能用于纺织。[237]除了苎麻之外，原本只是野生植物的葛麻在春秋时期开始大量种植。《诗经·周南·葛覃》中描写了从种葛麻到收葛麻再到将其制成衣服的全过程。[238]此外，在《论语·乡党》中有记载说一般人在夏天外出时必在外面套上葛麻单衣，表明当时葛麻衣服的普遍性。[239][235] 毛织品方面，据《周礼》记载，早在西周时，人民已用毛纤维织成毛毡，毛织品已经在中原盛行。[240]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很多动物的毛发天然便带有艳丽的色彩，因此毛织衣服便成为了很多贵族的追求。其中很多贵族上朝的朝服就是用彩色的毛织而成的，称为毳衣，《诗经》中就有形容说“毳衣像苇荻一样青”“毳衣像赤玉一样红”。[241] 除了纺织材料之外，当时的纺织工具与纺织技术也有了重大的进步。《列女传·鲁季敬姜传》中就有对当时鲁国的织机作了具体的描绘，当时的织机已经有了机架、定幅筘、卷经轴、卷布辊、引综棍等装置，还配有清除经纱上的疵点、引纬和打纬的工具，已经是比较完整的织机了。[242] 冶铁业中国的冶铁技术由青铜冶铸技术发展而来，早期的冶铁设备很简陋，炼炉很小，构造简单。到春秋时期，在炼铜时已经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而且炉缸内已经有了用于鼓风的鼓风口，同时也有了相应的鼓风设备。因此到了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与鼓风设备也有了重大进步，这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提高，能够使铁在冶炼过程中成为液体，加速了治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其冶铁水平已经能够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513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时，就是把成文的刑法铸在铁鼎上来颁布的。[243][209] 铁器的铸造工艺上也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的技术，已经出现了陶制或铁制的铸范，并由单合范发展为复合范。复全范的使用，可以在铸造中进行多块铸范拼合、箍紧，再将铁水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与器物。[209]此外，到了战国时期，还通过对铸铁件进行脱碳处理的铸铁柔化技术，使铸铁不易折断、更耐用。[209]另一方面，在春秋晚期，在铸造铁制兵器时，为了提高兵器的锋利程度，就已经发明了渗碳制钢技术。就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再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叠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209] 漆器业漆器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随着商周的发展，到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专门种植漆树用于漆器的生产。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漆器一般为木胎，也有竹胎和藤胎，木胎胎壁较厚。漆器上大多彩绘鲜艳、色彩丰富，有黑、红、褐、黄、绿等多种颜色，绘有几何纹、仿青铜器花纹、云纹、动植物纹等。春秋时期漆器的镶嵌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金属嵌件。从出土的漆器种类看，当时的漆器多为实用器皿，由此反应春秋时期的漆器业已从生产礼器为主过渡到生产实用器具为主的阶段。[244] 山西长子县东周墓出土的漆箱残片花纹 山东临淄郎家1号墓出土的漆器图案 随着漆器需求的增加，漆器制作成为当时的暴利行业。于是，战国时期，民间出现了很多的漆园，并且各国政府也开始对漆园征税，而且税要比其他园圃重。在《周礼》中就有记载“凡用地，官宅不征税，园圃和民宅的税率是二十分取一，近郊的税率是十分取一，远郊的税率是二十分取三，甸、稍、县、都的税率都不超过十分取二，只有对漆树林的征税率是二十而取五”，[245]其原因就是由于漆园获利较多。[246] 工商业城市化春秋之前，城市不大，城中人口也不多，哪怕是在春秋时期也是“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为使国力富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人口问题，再加上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使当时的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到战国时期，人口的增长便带来城市化的发展，《战国策》形容“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墨子》与《孟子》也形容“三里之城、七里之郭”[247][248][249]城市化的发展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出于居民生活的需要，城中便有了一定规模的“市”，商业活动也就随之兴旺起来。《战国策》与《史记》都有形容当时临淄的繁荣情景：临淄城中共有七万户人家，每家有三男子，就有二十一万男子。居民都很富裕。城市中的娱乐，有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音乐活动，有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踢球）等娱乐活动。马路上来往车辆很拥挤，常常车轮和车轮相撞；来往的行人也是肩膀碰着肩膀。人们的衽（衣襟）连起来可以合成帷（围帐），人们的袂（衣袖）举起来可以合成幕，大家一挥汗就好像下雨一般。[250][135][251]当时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有大的商业城市举起，其主要大都市如下。[251] 天下名都，富冠海内[251]
有名大城市[251] 富商巨贾贸易的发展，商人垄断市场的情况开始出现。此外，还有很多富商大贾通过囤积居奇的方式，抓住时机网罗大利。其中著名的有范蠡、端木赐等人。[252]《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在帮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就去到齐国，再从齐国去到当时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经商，经过经营，家产富到“巨万”。而端木赐本是孔子弟子，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说他很有经商的本领。于是端木赐于曹、鲁两国之间经商“家累千金”。[228][13][253] 到战国后期，商人的投机更加活跃，吕不韦就是著名的代表，他原本就个“家累千金”的富商，但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投机与成就，而想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来，认为做珠玉生意盈利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因而以质子异人“奇货可居”，帮异人回到秦国登上秦王之位，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秦国相国。[254][255] 货币金融战国铜币种类[256]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战国时期，不但铜币已广泛流通，而且黄金也从这时开始使用，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贵重货币了。由于楚国汝水、汉水流域我产黄金，[257]因此楚国相对使用黄金货币较多，当时楚国的金币主要有两种，一种饼金，另一种是方形小金块。[256] 此外，由于商业的发展、货币的广泛流通，商业资本和高利贷也出现了。商人、地主、官僚等，一边对农民作不等价交换以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趁农民穷困时，进行高利贷剥削。[258][259]对此，孟子曾说“当时农民遇到荒年连再生产的肥料都不够，偏偏要按定额多少收租，农民终年勤劳连父母都养不活，再加上贷款剥削，迫使农民一家老小抛尸露骨于山沟之中”。[260] 文化文字文字改革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社会经济和商品交换得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文字的使用也日益频繁而广泛。民间对文字的使用与书定讲究简易速成，于是草率的字体大量出现且流行起来。从出土文物来看，战国时期青铜礼器等重要物品上所刻的文字都是工整字体；而竹简、帛收、陶器等生活用品上的都是相对草率的字体。也就是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战国时期的文字出现了两种字体，一种是沿用西周以来传统写法的工整规范字体，也就是篆书的起源；另一种是出于民间自由创造而形成的草率写法的字体，可以称为“古隶”，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与篆书想比，隶书为了提高写作的速度与方便性，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为直线。后来秦始皇统一文字时，也就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更广泛地把隶书加以推广。[261] 书法起源早在商代与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字书写就已经具有了艺术风味。为了做到美观，商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辞”。西周时的金文，要先在铜器上写好字迹再按字迹进行铸造。不过真正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当时很多人都喜欢在打仗用的兵器上镌刻精美的文字，镌刻的同时还会在笔画上附加其他图案以点缀。这也就是“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在出土的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剑上，所刻的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鐱”就是用的鸟篆字体。[262] 越王勾践剑铭文 越王勾践剑 文学散文春秋之前的散文都是贵族所写，其内容要么是出于政治目的写的“诰”，要么是出征打仗时写的“誓”。春秋时期，写作的内容与作者变得广泛，但其写作风格逐渐趋向公式化，往往脱离了口语，模仿古文。到春秋后期，出现了用“也”、“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如《论语》《孙子兵法》等。到春秋战国之交，墨子讲学时常常引用古书，为了使人容易了解，又对古书内容加以改动，且他的文章主要用于论证他的政治主张，逻辑性强。到战国时，这种文体更为广泛，除了某些官方文章外，几乎完全代替了过去典雅的古文。其中，《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史，此外《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是优秀的散文。[263] 诗歌早在西周与春秋前期，就已经有人编写了当时的诗歌总集《诗经》。并且，《诗经》在编定之后就作为教材在各地流传。《论语》中就有记载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也就是说《诗经》在春秋时已经发挥了生活教科书的作用。[264]在《诗经》中，《雅》《颂》是贵族文学，《国风》是民间文学。其中，《国风》里常用“兮”作语助词。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歌谣变得流行，在《左传》《国语》《孟子》《列女传》《淮南子》《说苑》等书中都大量引用《诗经》，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这些著作的文学价值。到了战国后期，民间歌谣已不像《诗经·国风》那样多用整齐的四字句，而是在句法上出现了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而且它们往往用音乐来进行伴奏，很能让人感动。其中，荆轲从燕国出发刺秦王时，路过易水，就有随着高渐离的弹奏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265][264] 《诗经》从战国时起就已经成为专门学问，后来在各朝都有涌现出大量《诗经》的研究专著。其中如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清代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代陈奂的《毛诗氏传流》等。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麻守中曾认为“《诗经》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其中“风”、“骚”代表两种不同创作方法、风格、流派，被后人尊为楷模，影响极其深远”。[264] 当时南方民间的歌曲，更是曲折变化，悦耳动听，战国末期楚国大诗人屈原亦是深受《诗经》启示，创作的《楚辞》等是当时南方新体文学的代表。南朝梁理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就有引用《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同时还说：“固知《楚辞》者，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也就是说屈原的《楚辞》充分吸收并发扬了《诗经》各风格的优点，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264][266][267] 屈原吸收了民间文学形式，采用了方言声韵，融合了神话传说，创作了长篇的诗歌。史学家杨宽认为“屈原的光辉诗篇，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开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受屈原的影响，在屈原之后，楚国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继起从事《楚辞》的创作，创作出如《九辩》《招魂》《高唐赋》等诗篇，虽说不及屈原的诗那般出色，但也算是优秀的作品。[266][268] 小说通过《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小说家的出现。当时给它们的定义是“街谈巷语，道听涂出者之所造也”，也就是说当时的小说家及他们的作品是从民间产生的。《汉书》中有著录的小说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等十五家，都以古人命名，谈的基本都是关于这些人的故事小说。[85][269] 思想百家争鸣春来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变革，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建国方略与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他们各派之间互相批判、辩论，同时又互相影响，而且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又发生变化与分化。汉初史官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270]；西汉末年的刘歆，又总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以外，后人称为“九流”。在这九流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君民并耕”和农业技术的农家，在学术思想上重要的也就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28] 诸子百家 艺术实用艺术春秋战国时的实用艺术品主要是铜器、陶器和漆器，对于这些器具，不仅在手工制作上有所进步，而且在装饰艺术上也有长足的进步。当时对于铜器的装饰基本有两种，一种是鸟兽形图案，一种是几何形图案。在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鸟兽形图案基本就只是几条屈曲的线条，几何形图案也只追求呆板的对称。到了战国时期，不管是鸟兽图形还是几何图形，都开始细致化，鸟兽图形变得形象具体、生动，几何图形也开始变化多端。当时最突出的纹饰便是车马狩猎、水陆攻战、宴乐等图像。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就出土了水陆攻战纹铜鉴，全器共有红色金属嵌成的图像四十组，图像中共有二百九十二 ，表现出格斗、射杀、划船、击鼓、犒赏、差别等战时动态，是一幅战国时代的战争图。[274] 水陆攻战纹铜鉴 水陆攻战（局部）摹绘图 对于陶器的装饰，当时黑色陶器上有一种暗花，它是趁陶胎半干时，用木片磨画上去的花纹，等人烧制后由于陶器表面发黑光，花纹则比较暗淡，只是隐约可见，所以就成为一种暗花。1953年洛阳烧沟附近战国墓中出土的陶器就有用这种暗花装饰的。[275][274] 陶壶、陶鼎盖上的暗花（摹） 绘画艺术由于毛笔开始使用，所以战国时期的绘画有了很大的发展，1959年长沙南门外左家公山的战国墓中就出土了无字竹简、铜刀和毛笔等工具。另一方面，当时绘画的发展出是出于文化进步的需要，因为当时已经废除了用活人为“尸”来祭祀的礼仪，而改用画像来祭祀，同时还会在宗庙神祠中画有大壁画。从《楚辞·天问》中可知，楚国的宗庙和公卿祠堂的壁上，都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等。[276]此外，1949年长沙东南陈家大山的战国楚墓中也曾出土过一张帛画《龙凤妇女图》。1973年长沙城东子弹库楚墓中也出土了一张帛画《男子御龙图》。[277] 男子御龙图（摹本）  龙凤妇女图（摹本） 雕刻艺术从战国古墓中都会出土一些陪葬用的木俑雕刻，如怪物神像、镇墓兽、陪葬人像等，在木雕上还会有衣裳等彩绘。在长沙战国楚墓、湖北江陵望山和天星观楚墓等墓中所发掘出来的陪葬木雕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表明当时的木雕艺术已然有了相当的进步。[278] 天星观楚墓出土双首镇墓兽 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彩漆木雕座屏（右半部） 教育普及重视西周到春秋前期，只有上层贵族才能会谈及教育，在他们中最低的阶层被称为“士”，“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要么在军中充当下级军官，要么充当卿大夫家臣。到春秋后期，上层贵族腐朽无能，也就只有“士”还能保有传统的文化知识。随着各国之间竞争的激烈，各国都寻求改革以强国，对“士”的需求也大增，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到春秋、战国之交时，除了贵族享有教育权力之外，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开始兴起。到战国初期，魏文侯甚至亲自拜孔了的弟子子夏为师，邀请子夏坐镇魏国西河讲学。[279][280][281] 另一方面，当时对于学者与老师的称呼也开始发生改变，被尊称为“子”和“夫子”。在春秋以前，“子”原为天子所属的卿或少数诸侯的尊称。到春秋、战国之交，由于“士”地位的提高，著书立说与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子”便成为对学者与老师的尊称，如孔子、墨子、卜子等。[282]而“夫子”在西周时是对各级军官的称呼，如周武王就称各级军官（千夫长、百夫长等）为夫子。春秋前期“夫子”则是对卿大夫的尊称。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尊称一些著名学者与老师为“夫子”。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283][284] 聚徒讲学孔子是春秋末期第一个聚徒讲学且有显著成就的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以“有教无类”为宗旨，号称弟子三千之多；春秋与战国之交，墨家创始人墨子聚徒讲学并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被称为墨者。到战国时期，著名学者几乎没有不聚徒讲学的，且很多的学者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渠道。[285]其中战国之初魏文侯攻占了秦国河西之地后，设立西河郡，在治理西河的过程中，魏文侯对河西地区进行“文化渗透”，他亲自拜孔子弟子子夏为师，邀请子夏座镇西河聚徒讲学，使原本尚武蛮悍的秦人得以教化，同时也让当时的文化中心向魏国（西河）转移，为魏国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280][281] 建筑随着商业经济与木工等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在建筑领域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各国的都城都有修建雄伟的宫城，最具代表性的有秦国的咸阳宫及后来所修建的阿房宫。[286][287]此外，在各大商业城市也都建有繁华的商业区与街道等。在房屋的建筑方面，当时有葺屋（草屋）、瓦屋等多种类型，富贵人家的房屋往往会用石基石础、木柱木架，上盖瓦顶，而且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两层的楼房。《史记·平原君列传》中就有说平原君所住的为“楼房”，平原君常把美人安排在楼上居住。[288]此外，当时对于大规模的建筑，已经有了简单的平面设计图。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金银错铜版《兆域图》，就是一幅中山王陵园建筑的平面设计图。[289] 中山王《兆域图》铜版 《兆域图》铜版释文 社会娱乐活动在西周至春秋前期，平民只有在社祭和腊祭等重大活动时才有机会参与群众性的娱乐活动。这种活动非常热闹且一年也没有几次，子贡曾形容“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也曾表示，这是由于百日勤劳而给予“一日之泽”。到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群众性活动也多了起来。《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载说农村的群众活动需要宰牛杀猪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157]此外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在分析农民生活质量、计算农民生活成本时，提到每户农民每年在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等群众活动中要花费约三百钱。[87]同时，除了农民自身生活变得丰富之外，当时由于商业与城市的发展，大的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很多文娱活动。其中，在齐都临淄，就有斗鸡、走犬、六博、蹹踘（古代一种用于习武﹑健身和娱乐的踢球运动）等。[290][291] 春秋战国娱乐活动[291] 各地特产四方土特产[298]
各州贡品（《战国史》引用《禹贡》）[298]
世系年表周王世系周王世系表[299]
诸侯兴亡主要诸侯国起始与灭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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