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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马三立被迫签了5年卖身契。5年里，剧团不准他说相声，只让他在京剧里扮女人。马三立怕被打死，不敢辞职。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一代相声大师马三立，想要真正“立”起来，受尽苦难和屈辱。 就拿被坑的五年里，兄弟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马三立备受欺压： “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这五年时间几乎白白浪费掉，马三立对此终生后悔。 1943年春节，马三立把家的破烂东西当掉，才刚刚够过年。 自家孩子只能勉强买几斤馒头啃，早早就熄灯睡觉了，马三立在黑夜中，听到鞭炮声，泪流满面。 不过，马三立一直没有放弃说相声，他始终蛰伏着。 小时候的贫穷，他也是这样熬过来的。 马三立虽然不是出生在相声世家，但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而父亲马德禄就是通过祖父的关系，拜师学艺学的相声。 母亲身体弱，去世得早，后来，马三立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对他不是打就是骂。 1929年，父亲的搭档去世，丢了戏院的工作，只能“撂地”露天说相声，收入减少，家中供不起马三立和哥哥马桂元读书，对此，父亲一直很愧疚。 后来，他们辍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开始说相声。 马三立说是拜的周德山，但真正的师傅还是父亲，学的是马家本事，哥哥做监督指导。 哥哥马桂元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但马三立很佩服哥哥，他提出的严格要求：“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成为马三立毕生的从业标准。 对待相声，马家兄弟俩并没有只是把它当成谋生的手段，而是真正的艺术事业，所以，马三立能成为相声大师。 只是，后来父亲借了高利贷，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一系列的变故，让马家的重任全落在了马三立头上。 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 马三立回忆道：坐火车一站一站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都是演出场地。 生意好停几天，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一赚到钱，就寄回家给老婆孩子。 一路上，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 马三立从不反抗，只是默默承受着。就是这样艰难地推进着自己的演艺事业，一为生存，二才是逗乐大家。 在往后的岁月，好不容易说相声有了一些名气，可因为性子软，还是被恶人欺辱，甚至签了5年的卖身契。 就是开头说到的，被迫到兄弟剧团反串，当丑角，却不敢离开。 直到熬过5年，1945年，袁文会不当老板了，他才重获自由。 马三立不在兄弟剧团干了，他自己出来接着说相声，这时候，他积累的观众缘立马起到了作用，名气爆炸式地增长。 1947年，他登上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 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风格独特的马派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 后来，他回到天津卫，大家才发现，那个反串的丑角，原来这么会说相声。 出了名之后，马三立的生活有了好转。 他赚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老伴甄惠敏第一次穿上了皮鞋。 这一次，他已经“翻身”，真正“立”了起来，从“臭作艺的”变成一名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 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不过，风暴很快来临了。 马三立在《买猴儿》中演绎的“马大哈”逗笑大家，就是这个形象被误判。 在黑暗的岁月里，马三立倒下去继续蛰伏，他做不了繁重的农活，经常被队长批评，可一旦开会让他说相声，大会到的人都特别齐整。 魔幻的日子里，马三立继续前进，也许相声也成了他自己的信念。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 1961年，马三立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 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 面对阔别两年多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 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 最后，还是没忍住，老泪纵横。 没想到这个逗乐我们的老人，一生这么苦。 马三立老人自己也说：“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但他用一生的苦，熬出了辛辣有味的快乐，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思。 如今，马老已经走了快20年了。 致敬这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面对苦难最好的活法，就是熬过黑暗，终见光明。 你怎么看马三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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