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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就开始敢跟父亲顶嘴。因为年幼的我已经知道，父亲不可能下重手打我，毕竟我是他生了四个女儿之后才生下的惟一的儿子。一九七十年代的某个寒冬，我出生那一刻，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逢人发喜糖。 到了初中，我的脾气越来越坏，慢慢开始以几乎每月一两次的频率，稍不顺意就会冲撞父亲，而且骂得很难听。有一次，父亲愤怒至极，与我对打。当他知道，我长大了，再也不可能用打制服我之后，他开始选择沉默或哀叹。尽管如此，他对我的爱却丝毫不见减少。 那些年，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七个人，四个孩子还在读书。家里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碰到有传统节日的月份，为了一家人能吃顿肉，月底他经常要到财务处预支工资。 尽管如此，小镇每五天一次的赶集日，我放学回来之后，父亲都要带着我到墟市上买点好吃的，而且唯我独享，几个女儿只能干流口水。有时候，父亲忘了，我就会生气发火。 有时候，他的爱会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也学会利用他的爱要挟他。 初二那一年，我养了一只大白兔子。暑假的大中午，经常顶着烈日，去野地割菜喂兔子。父亲担心我中暑，又无法强力制止我。无奈之下，有一天早上，乘着我还没起床，他偷偷把兔子扔到了野外。然后，跟我说兔子不见了，从洞口溜走了。我猜得到是他放走了，大哭大闹。 我当时能想到的最能让他伤心害怕的事情，就是伤害我自己。 我从抽屉找出一把剪刀闹着要自杀。父亲一下紧张了，赶紧掏出十元钱塞给我。我接过钱，突然不哭了。不是因为得到钱心里太高兴，而是那张钞票太沉重了。 父亲一个月八十多元钱的工资。每个月寄去一半给在城里读书的两个姐姐。剩下的四十元，用来养家。月底经常要借钱，我哪敢要？我愤怒地把钱扔到地上..... 80年代末，我离家到县城读高中那三年，家里安静了一些。在交通不方便，无闲钱坐车，无电话联系的年代，离家29公里比现在1000公里都还要遥远。 那时候，乡镇到县城的路全部是土路，往来的汽车叫“班车”，每天才六七趟，不像现在随时可以走。所以，我回家一次，父亲进城一次，都非常不容易。 因为没有电话，无法事先联系，父亲偶尔进城，只能放学前在校门口铁门边等我。他自己啃着馒头，却经常在走之前塞给我几元钱让我吃好一点。那个时候，父亲的头发开始变白，我也渐渐体会到父亲的不易。 每次父亲利用中午课休时间来看我之后离开的背影，都会让我痛感自己愧对他的爱。然而，心智不成熟的我，寒暑假一回到家，又会动不动冲撞父亲。我年纪越大，父亲就越沉默，因为他知道已经改变不了我了。 高中毕业那一年，我高考落榜。父亲数次进城，腿都跑细了，才帮我争取到读技校的名额。 我去读技校前几天却因为一点小事与父亲吵架，我把他托人从北京买的心爱的二胡砸烂，把父亲最喜欢的京剧唱片《凤还巢》扔进火炉烧了。 那天晚上，他煮了碗挂面，买了瓶白酒，坐在后门台阶上，却吃不下，只顾流眼泪…… 这件事对父亲最大的伤害在于，单位里总有几个多事的同事，不时会故意以此嘲笑父亲：“你那把二胡怎么不拉了？” 当年的我丝毫体会不到父亲内心在流血。 几天之后，我要去离家100多公里的地级市读书了。他一早叫醒我。吃完早饭后，抱起木箱子，送我上路。 到了粮校，注册结束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一点多了。这所学校是粮食部门办的，里面有一个当年从父亲工作过的粮站调到这里来管总务的同事老林。虽然我当时才20岁，但从周围邻居的闲谈和此人的面相中知道，他非常奸诈。 一辈子都单纯善良的父亲却执意认为老林跟他关系很铁。尽管我一再告诫他不要去找人家，父亲仍然坚持买了点礼物，独自往学校教工宿舍区走去。他的想法是，来了不去看望一下老同事，有点对不起那段同事情谊。 然而，不到二十分钟，父亲就回来了。我知道父亲多半是饿着肚子离开老林的家，但我却不忍心问他吃了午饭没有。那太伤他的面子和尊严了。 在带着我去市区买生活用品的路上，父亲在街边摊子上买了两个馒头放进嘴里咬，我看得出他饿极了。 经过一家音像制品店时，父亲马上转身扎进去，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弯着腰搜寻：“我找找被你烧掉的《凤还巢》磁带，这里能不能买到。”…… 回学校经过车站的时候，我跟父亲说：“你回家吧。接下来的事情，我自己会做了。”父亲担心自己这么走了，万一老林晚上为他准备了晚餐怎么办？直到我摆出了又要吵架发火的架势，父亲才让步，坐上开往家乡的车。 车开动的时候，他对老林可能白白等他而充满歉疚和牵挂，毕竟那是一个无法通过手机告辞的年代。 果然如我预料，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几天，老林来都没来离他家几步之遥的学生宿舍问一下我父亲走了没有。那顿丰盛的晚餐纯粹是父亲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 半个月之后的某个傍晚，老林突然来到我寝室，但是问都没有问我父亲那天啥时离开南平，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去他家的事情。他说自己是看着我长大的，让我去他家坐坐。 岂料到他家还没来得及坐下，他就说：“这就是我家。你晚上还要自习吧。先去吧！” 此后，在粮校读书近一年期间，老林从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尽管如此，两年多之后，老林回到我家乡小镇他以前工作过的粮站来“ 拜访老同事”，父亲仍然准备了一桌好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 在饭桌上，老林一个劲地说他当年如何在晚上到我寝室看我的事。 父亲总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伤害别人的感情和面子。在最穷困的年月里，家里难得做一次包子，自己还有五个孩子等着要吃的情况下，只要有同事经过家门口，他一定要拉人家进来尝几个。 1994年，我技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家里的日子开始好过。父亲又托人从北京买了一把新二胡。 1995年，他退休之后，每天的日子几乎都是在二胡乐声中悠闲自在地度过。 2000年春节之后，我下岗离开小镇，只身到厦门闯荡。在厦门，认识一个在厦门大学读本科大四的老乡。我们父母都住一个镇上，彼此都认识，但是，两家没有什么来往。 2001年春节前夕，我和他先后回到了家乡小镇。正月初一家里请客，父亲瞒着我，偷偷去邀请那个人来家里吃饭。 我大感意外，同时愤怒无比，因为我在厦门真诚请他吃过一次饭，从短暂的交往中，我知道此人不大厚道。 父亲瞒着我去邀请他的本意是，希望孤单单一个人在厦门打工的我，在当地能多几个朋友，有点依靠。我憋住怒火，吃了那顿饭。 客人一走，没等收拾完饭桌，我怒不可遏...... 年近七十岁的父亲躺在床上泪眼汪汪。 几天之后，我离开家，回到厦门打工。 当年七月，父亲终于理解了我的愤怒。因为那个人7月初厦大毕业，去福州上班之前，回到老家的时候，路上碰到父亲，理都不理，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很少说别人坏话的父亲，第一次摇头叹息：“这个人真的非常没有良心。” 不过，我要感谢这个人，是他给了我“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研究生”的决心。 2004年，父亲这个方圆几十里内无一人说他坏的好人得了肺癌。他期盼着辞职考研的我能如愿考上，但他知道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他也理解我全心备考、坐吃山空的压力。 在病中，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从旧房子卖掉的五万元钱中，拿出四万元，让我在厦门安心复习备考。 那天下午三点多，父亲一个人躺在床上呻吟，我们都在客厅坐着。过了一阵子，忘了是谁突然发现，里面房间怎么这么安静？进去一下，父亲已经断气，瞳孔散开了。 他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悄悄走了。那一刻，我没怎么难过，甚至感觉松了一口气：“这个绝症终于没有拖太久。” 晚上七点多，父亲的一个京剧老票友来了。他坐在父亲遗体的旁边，拿起父亲的新二胡拉开了。当熟悉的京剧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客厅看电影《阿拉姜色》，在十几岁处于叛逆期的儿子诺尔乌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当年的我可比他坏多了。 影片最后，在父亲给诺尔乌洗头发、剪头发的镜头中，我隐隐约约看到了父亲的身影。 那一刻，活到中年还没有当过父亲的我，突然体会到了父亲当年面对叛逆的儿子时，内心那种愤怒、无力、疼爱交织的复杂情感。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只要看到挂面或白酒，我就会想起父亲心爱的二胡被我砸烂的那天傍晚，蹲在后门台阶流眼泪的画面。在脑海里看到父亲流泪，我时常也会跟着流泪。 （旧文重发，打过赏的朋友，不必再打。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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