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故乡，可惜发现时藏经洞宝藏不为乡人所重视，而被一个外省的道士倒卖出国，清朝官府派人收拾残余，而遗留民间者尚多，陆续为甘肃官绅和过往游客所得。然而，有关敦煌文献早期流传的历史，学界知之甚少。笔者于正业外喜浏览杂志，现谨就所见有关甘藏敦煌文献材料，略加考释，以纪念敦煌藏经洞开启百年之庆。
民国时周廷元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编目赘言》记述遗书流散情况
友人尚林先生数年前送笔者一册影印稿本，书名已佚，正文亦失，仅存《编目赘言》，下署“周定宣”，名下有双行小字“名廷元，字定轩”。据此《赘言》，知周廷元先生为敦煌写本收藏家，藏有敦煌写本127卷，着录于《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以此为基础，他广收公私藏卷目录，拆散重编，辑成一部分类目录。据《赘言》，周目共分十四部门，前十三部门分类移录前人之目录，由于“倭乱已作”，作者“老病，亦将避地”，虽然目录尚未购全，唯恐散佚，所以先就所得，草编成目，计得11208卷，时在“陇县客舍”。
《赘言》发凡起例，十分详细，于该目所据诸家收集品的来历和所编目录，也一一交代。对于敦煌学界来讲，其所述甘肃地方三十年代末叶以前所藏敦煌写经的情况，十分珍贵，其中多有笔者前所未闻者，故此数年来存之书笥，时而翻阅，而不敢赞一词。
近年来，包括甘肃公藏敦煌文献在内的国内外敦煌文献资料正陆续公布，《赘言》所述，虽然有些仍不能落实，有些藏品数字似乎过多，但相关藏家的名字，则渐次表露，说明周氏的说法并非虚言。值此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笔者谨将《赘言》有关甘肃官绅旧藏经卷部分文字抄出，间附一二按语，提示目前所知藏卷去向，更主要的是抛砖引玉，希望读者顺此线索，能够发掘更多的散藏敦煌文献线索，为敦煌学界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若然，是所幸也。
以下分段抄录周廷元《编目赘言》相关部分，按语则低两格书写：
一、石室写卷之为甘肃官绅私得而收藏者，以曾任敦煌县令之张某及解送学部监取之敦煌县令陈泽藩取去为多，而敦煌县绅士十三四人私得者亦不少。
张某知写卷之为珍异古物，取藏六七木箱，约七八百写卷，寓宁夏，老死归于其婿张某，张贫而售之，未完而病逝，其妇又售而糊口，时余客宁夏，搜求写卷，于药肆见所剩余尚有百余卷之多，正拟购存，匪变城陷，及平定，写卷又散佚，为省府某委员购去四十余卷，又某秘书购去二十余卷，余先后购得三十余卷耳。
敦煌写经
按：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附录敦煌县知事名单，光绪三十七年(1901)到任之邬绪棣之前，为“张元□，字晓珊，陕西泾阳人”，当即其人。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记藏经洞发现事，称“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筱珊所得皆不少”，筱珊即晓珊，其任职在藏经洞开启之时，故所得较丰。又，重庆市博物馆藏《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后，有杨增新跋云：“此系敦煌张大令所赠，观其用笔高尚，纸系唐时硬黄染，画乌丝栏，古雅可爱，诚人间不易得之墨宝也，光绪戊申年(1908)中秋后三日，古滇杨增新志。”又一跋云：“光绪戊申年中秋日，卧云子刘光祖观于兰州藩署。唐朝经卷获睹甚多，此卷用笔纯雅，自成一家，的系经生用羊毫所书。展观一过，令人神往，且矜眼福。民国丙辰(1916)秋，贵阳李忠翰、清镇杨培荫同观。”（杨铭《杨增新等所藏两件吐鲁番敦煌写经》,《西域研究》, 1995年第2期，43—44页）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末年任甘肃提学使兼学堂总办等职，1908年调任新疆迪化道兼提法使。其获得敦煌卷子当在甘肃任上，跋文则作于调任新疆之前。跋文提到的敦煌张大令，应当就是张晓珊。此卷经辗转收藏，建国初由周萼生先生捐出，现藏重庆市博物馆。又，秦明智《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中提到，甘博藏071号《道教文约》《十戒经》)后，有“关中筱山氏”跋文一纸，自称清光绪中曾任敦煌知县。1914年冬，又因公至敦煌，于千佛洞故纸中觅得，解放后归甘博收藏(《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467页)。“关中筱山氏”应即陕西泾阳人张晓珊，可见其旧藏除重庆市博物馆外，甘肃省博物馆也有。
至陈泽藩，所得者传闻在二三千写卷以上，因彼于装箱解省时截留数箱耳。而陈非文学士，官僚习重，尽所有以馈送历任大吏，为猎官之饵矣。
按：据卫聚贤《敦煌石室》附录，陈泽藩字道生，湖北人，宣统二年(1910)任敦煌县令。
其它汪宗瀚县宰，为最初欣赏写卷取藏之人，所取无多，今已无考。
按：“宗瀚”当作“宗翰”。据卫聚贤《敦煌石室》附录，汪字栗庵，湖北通山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三十年任敦煌知县。又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903、1904年间，他曾送给甘肃学政叶昌炽佛像1幅、宋干德六年曹延清供养《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4卷、梵文写经31叶。现仅知《水月观音像》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参看荣新江(Rong Xin jiang)“Ye Chang chi Pioneer of Dundhuang Studies"(《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IDP NEWS，NO.7，Spring，1997，1-5)又，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记》序记：“光绪戊申(1908)，同年陆季良示余甘肃敦煌县令汪宗翰所遗后唐天成四年己丑岁五月廿九日樊宜信造《药师琉璃光如来象》，绢本，长三尺许，笔意古拙，彩色鲜明。其题记文字皆右行，盖千佛岩莫高窟物也。”(见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诵芬室刊本)此卷绢画，现不知所在。
又刘泽民县宰，亦最后得数十卷，内一卷长约丈余，为神玺二年某氏所书。用篆笔体而书楷字，特饶雄健姿势，的为尤物，乃北凉段业时精写之品，惜忘其佛经名目，余付五十镪，不售；请摄一影，亦不可。携之他往，每一思及，为之伤神，其它历任县宰，均有所取，或为绅者所赠，每一人必有百卷数十卷，随其解职而携出敦煌本土矣。
邻敦煌之安西、玉门、酒泉、金塔四县县令及征榷局长与往来督学、催征委员之至敦煌者，其搜取购藏为数亦不甚少矣。以省视学李苞三次至敦煌，得写卷独多也。
按：《编目赘言》前面提到“中华书局出版《李苞写真迹》,影印六卷目录”。
一、石室写卷为甘肃大吏所得者，传闻如省长张广建约有六七百卷。
按：张广建(1864-1938)，字勋伯，安徽合肥人。其所藏经卷主要可能来自王道士送给廷栋的写经，见水梓《张广建督甘时期的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第2辑，1963年，30页—31页)。1920年张广建去职后寓居天津，所藏卷子部分精品曾在1924年秋北京举办的“江西赈灾书画古物展览会”上展出(目录见《收藏家》第2期，1993年，61页)。至迟在1929年以前，张氏藏品经白坚(1883—？)转手，出售给日本三井家族。1985年，三井文库接受三井家(包括北三井、新町三井、南三井三家)捐赠的敦煌写经。1989年至1991年间，经施萍婷先生的努力，这批写经由施先生与三井文库的同行重新登记，整理编目，见施先生《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一文，收有《日本三井文库珍藏敦煌遗书目录》，共著录112件写经。《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74页-91页)
省长陈訚约有三四百卷。
按：陈訚(1882-？)字季侃，浙江诸暨人。1917年11月，任甘肃兰山道尹。1920年12月，暂护甘肃省省长。1921年10月免职，其旧藏写经，现多转归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灵隐寺等单位收藏。
林某约二三百卷。政务厅许承尧约一千余卷。
敦煌写经
按：许承尧(1874-1964)，字际唐，安徽歙县人。1911年后任甘凉(今甘肃张掖)道尹等职。其所得敦煌经卷，一部分来自廷栋藏卷，见上引水梓文；一部分来自在陇上时的购存。辞官归乡后，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许氏藏卷也分次售出，叶恭绰、龚钊等人购得七八十卷，其余零售，现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处。
洪延祺约有三四百卷。龚某约有二三百卷。榷运局长蒯寿枢约有七八百卷。
按：叶恭绰《寄传庵敦煌图录序》称：“蒯寿枢所得殊少，或尚在其家。”
潘某约有二三百誊。兰山道尹孔廷宪约有三四百卷。
按：“孔廷宪”似为孔宪廷之误。孔宪廷于民国四年至八年(1914—1919)任兰山道尹，颇有收集。中村不折《再谈西域出土的写经》(载《书苑》第7卷第2号，1943年)，中村书道博物馆的部分藏品来自孔宪廷旧藏卷。施萍婷先生《甘肃省藏敦煌汉文文献概述》(将刊《甘藏敦煌文献》)指出，甘肃省图书馆藏012《思益经》卷二和020《诸星母陀罗尼经》钤有“孔宪廷”印，知为孔氏旧藏。施文指出“合肥孔氏珍藏”也是其收藏印，则日本京都有邻馆和大谷大学图书馆均有其旧藏。
锺彤沄约有七八百卷。高审厅长黄某约有三四百卷。苏某约有四五百卷。
民国十八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关于保护莫高窟的训令
按：苏某当是苏琢章。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朴社，1926年)1925年4月11日条记：“饭后，应次洲厅长之约，诣督署，并识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张检察厅长二公。苏出示所得敦煌唐画绢本。左侧画观音坐像，左手提净瓶，右手执柳枝，赤足踏莲花，其前莲花石台上有盆花，一王者跪于右，手托供物，顶上现法器，一童子倾果盘，桃数枚落空中，画极精美。线条细而劲，非唐人不能为也，造像二具亦极佳。”又，赵和平先生检示《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11期西南专号(1951年12月15日出版)127页有《苏琢章先生所收藏敦煌石室发现之唐画观音像一帧捐献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消息：“敦煌石室发现之唐画观音像一帧，原为苏琢章先生所藏，现经苏先生捐献与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今年四月间，在成都的川西文物展览会上展览了。这幅画是绢本，长50厘米，宽54厘米。左边画着观音坐像，左手提净瓶，右手执柳枝，赤足踏莲花，右膝微屈。莲花上着有蚁红，其前石台上有供养盆花，其上有天盖，有背光。冠上有法王像。面作金饰，又加披纱，项缨络，像极庄严。王者跪于右边，貌殊魁垒，冠王幞头，衣黄袍，束玉带，手托鹊尾炉，炉烟缭绕，顶上现四股金刚杵。再上现飞天童子，乘祥云，倾盆，在叶仙桃，散布空际。右倾画露髻童子，手执扇，这是国内现有最好的一张敦煌石室发现品。”可见苏氏藏有精美绢画，解放初已捐献给国家。
高检厅长徐声金约有四五百卷。
按：徐声金(1874-1958)，又名徐兰如，号难愚，湖北干驿人。1915年12月至1919年1月任甘肃高等检查厅检查长，后回乡。其藏卷现归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见王倚平《湖北省博物馆藏敦煌经卷概述》及《目录》，将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
教育厅长马邻翼、财政厅长雷多寿、实业厅长司徒颖，各约有一二百卷。电报局长李幼根约有六七百卷。省督学李苞约有二三百卷，共约千余卷。其它清学使叶昌炽、俞恪士暨大小官吏、本省士绅及古玩商店存售者，约略计之，不下一千余卷。综计共约八千余卷。惟其中完整之卷不及十分之三，余即一卷裂为二三卷耳，核其实数，不过四五千卷耳。即此四五千写卷之内，尽为佛经，间有一二道经，其它经史子集等一无所有，而佛经之有年月人名者，亦廖廖若晨星矣，余只见商人李某一狂草字佛经疏，纸薄如蝉翼，长五丈余，确为珍品。又，陈省长有开皇元年皇太后为太子所写《太子慕魄经》一卷，纸细薄，色深黄，精写，北魏字体，真稀有珍品也。
按：《太子慕魄经》今藏浙江省博物馆，见《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所刊馆藏目录05号。此卷部分图版，曾刊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书法丛刊》1995年第1期(文物出版社出版)14页-17页，题记未刊。笔者1998年4月曾造访浙博，曾录有该经题记：“大隋开皇九年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与周廷元的记录略有出入，但肯定是同一件写本。至于此题记是否为原卷所有，还是后人添写，尚需仔细考证。卷后有许承尧应陈訚之邀所写的题记六行。现该卷全本将刊《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迄今为止，依笔者管见所及，周廷元《编目赘言》中所提到的三十年代末以前甘肃官绅的收集品：张晓珊、汪宗翰、张广建、陈訚、许承尧、孔宪廷、苏琢章、徐声金所藏部分写卷有迹可寻；而陈泽藩、刘泽民、李苞、林某、洪延祺、龚某、蒯寿枢、潘某、锺彤沄、黄某、马邻翼、雷多寿、司徒颖、李幼根藏卷，则不知所在。这些人物的履历和形迹，是我们追踪敦煌写卷时所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但笔者学力有限，尚请知情者多予指教。
周氏《赘言》提到的收藏人物，因为我们已经从其他文献和有关藏品中对出他们的名字，看来是可以信从的。但他所说各家藏卷的数量，动辄数百卷，恐怕是不确切的。同时，他指出甘肃留存的写卷多是残破的佛经，完整的写经和佛经之外的写卷不多。从通常的情形来说，这显然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些藏卷得于斯坦因来到敦煌以前，其中多有精品，如汪宗翰赠叶昌炽者，又如张广建、许承尧的藏品。
现在，这些藏卷有些早已移出了甘肃，但相信有相当一批甘肃官绅所藏卷子仍然收藏在甘肃公私藏家手中。最近，甘肃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六卷本《甘藏敦煌文献》，收录了几乎所有甘肃省范围内公藏的敦煌写卷，但私藏卷子恐怕还有一些没有面世。希望本文提供的材料，将为澄清甘藏敦煌文献到底有多少的问题有所帮助，也希望省内外、国内外的各界同行共同努力，为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奉献各自的成果。
选自甘肃省档案馆编《晚清以来甘肃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