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震和当代艺术的十年：“中西是一个圈套”

WQ_AI_LYS_999 2024-05-1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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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随着GDP增速创24年来新低，“高速增长的GDP”这一形容彻底淡出了历史的舞台；房市取消限购、股市出现极端风险、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这一形容首次出现。与此同时，新疆、香港的暴力事件与以更惨烈的规模爆发，越来越激化的大国外交与全球意识形态矛盾在这一年开始蔓延并在未来十年中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也是在这一年，徐震成立了没顶画廊，这是他98年成立比翼独立艺术机构、06年成立Art BaBa艺术批评论坛（BBS）、09年设立“没顶公司”后，以更直接、更明确的方式扩张自己的“艺术生意”。“看不懂”“意识捕捉者”“艺术事件的制造者和获利者”“抛除历史包袱”……十年前，对于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徐震：没顶公司出品》，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海内外媒体是如此评价这场至今仍是艺术家重要个人展览之一的中期回顾展。当时的徐震已经是中国及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围绕着徐震的艺术生产及商业模式展开的争议仍持续至今。

《徐震：生态作为媒介》展览现场，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2024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更宽广也同时更贴近广义的社会现实跌宕起伏之中，或许可以发现，徐震不仅仅只是当代艺术内部的一个“现象”。更准确地说，徐震及其创作是中国及全球的经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十年来的变迁在作为个体的徐震、“个体户”的“没顶公司”之上投射、塑造后又通过当代艺术显影、回应、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交织的一种现象。他实践不仅仅是关于当代艺术如何介入当下、也不仅仅是一种与当代艺术流变的互文，更是在经济的波动周期与意识形态的角力之中的作为“中国特色”的“创业者”的敏锐、战斗、应变、甚至“野蛮生长”的现实在艺术中形成的最具当代性的具体操演。

十年间，若挪用创业的话语，徐震进行了极大“规模化”的艺术生产，创立了学院、美术馆，“形成了产业及生态的闭环”。

《徐震：生态作为媒介》展览现场，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2024

2024年我们再次迎来了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周期性经济下行、政治冲突激化的局面。十年后的今天，现正于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开放的《徐震：生态作为媒介》展览以百余件作品呈现了徐震与以“没顶公司”出品的集体创作及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规模化”实践的“现象级”案例。在此时此刻的深圳，一面是代表着中国曾经辉煌的低成本规模化经济的“华强北”，一面是裹挟在中美制裁、大规模裁员、寡头式竞争的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科创企业“大厂”；处于其中的《徐震：生态作为媒介》展览在深圳两馆的空间中以徐震标志式的方式组成极具震撼的规模化视觉景观与群落，与展厅外的“深圳速度”的现实一同“塞满”了观众的感官体验。

展览中的“没顶曲颈瓶”（2012）、“异形”（2017）、“工具”（2018）、“基地”（2021）等经典系列通过对古代文物和文明符号的重新组合与转化，提出了全球化、文化认同与变迁等核心议题；艺术家的“信号”项目（2023）“山水”系列（2024）等较新创作则体现了徐震是如何将大时代的变革、新思想的迭代与当代艺术实践的生态现实创造性地转化为自身创作的媒介，通过这种方式，徐震不仅在物质层面上进行创作，而且在更宏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上提出了新的观察和思考。

徐震，《没顶曲项瓶-明崇祯⻘花人物故事芭蕉瓶》

这十年来，徐震与他的“怀疑、行动、思考”走了多远？Artnet中国与徐震进行了一次对话，归纳出了“徐震十年的五个关键词”。

“越来越清晰”

Q：能分享一下你在过去十年的艺术实践中的感想和自我总结吗？过去的是十年对于你和你的创作的意义是什么？

A：过去十年，我除了个人的创作，也以“没顶公司”（创立于2019年）为“出品方”，尝试了很多，2014年没顶画廊成立，22年没顶美术馆成立。总的来说，从现在的角度看，我觉得很多东西变得更明确了。中国确实有其非常明确的艺术特色，作为艺术家，我们必须去了解和明确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现场和现实。这包括了从生存，到扩大影响力，再到艺术创作本身的有效性，甚至是艺术创作背景的语境，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变得越来越清晰。

《徐震：生态作为媒介》展览现场，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2024

Q：在你看来，这种“清晰”是如何形成的？

A：这种清晰可能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与我们理解的国际上其他地区的艺术现实非常不同，所以它变得清晰。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前景，或者说，当代艺术在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展开，我们称之为行业生态或者“大环境”的东西，是几乎与我们现在看到的90%在中国境内的艺术活动没有太大关系的。这可能听上去很奇怪，却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刚进入这个行业时，我是一个抱有好奇心的年轻人；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给了我们这两三代人巨大的机会。如今，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你还希望你的艺术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追求某种所谓的价值性东西，你就不得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

徐震，《天下–1118VT2210》，2021

“今天的问题更多了”

Q：那么，你觉得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当代艺术，甚至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实是什么？你觉得你觉得从你所经历的过去，到你所处的现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A：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刚入行时，对于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我，当代艺术是一种地下艺术，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官方的“发声”平台。艺术家面临的、被考验的是一种必要的自我认同，你必须自我认同，当时“艺术家”并没有什么大众或社会中的身份认同。85新潮、89艺术大展，当时看来，是充满了对于叛逆、挑衅性文化的热情与拥抱。但今天回看，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裹挟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代内给出的一个反应。与改革开放后的西方文化知识在中国的爆发期同期来到的是对于某种“普世性”价值的追求，在那个狂热年代中的某个截面，民族性的表达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面临着对于灯塔式的“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失望，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开始崩塌，我们面临着对于什么是正确与标准的迷茫。

《徐震：生态作为媒介》展览现场，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2024

Q：你的创作其实不只是在艺术的内部讨论问题，而是指向社会与时代。越来越“清晰”之后，具体而言，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现实？

A：当今，我们面临着过于过饱和的信息，虽然二元对立式的意识形态矛盾并非不存在，但却被科技平台、算法统治、身份政治等等的诸如此类的新工具、新结构带来的问题稀释了。当这些具体的问题投射到当代艺术之中，艺术家会更清晰的知道自己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受众群体是谁，有效对象的层级变得非常细分化；各自有各自的实践方式与效果。如果说在十几年前艺术家仍然存在某种集体性的共识和创作的方向，现在的时代没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但是问题变得更多了。

另外，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很大一部分会主动地或不自觉地由于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与全球的市场、业内信息保持同频，处于全球的当代性的第一现场与前沿；而反过来说，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海外的艺术家会如此地紧跟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场，这是相当分裂的。

徐震，《山水–饮料（黄色太湖文人石）》，2024

“中西是一个圈套”

Q：关于中西问题，例如这次展览里的“永生”等经典系列，在你所描述的如此不对称的中西当代艺术现实与仍处于割裂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中，你的创作的出发点是什么？

A：中国艺术家既面临中国当下现实的现场，同时面临着所谓的国际现场。而对于中国艺术家，今天的国际现场只是在数字信息流中，是被单向输出的对象，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互动，就会相应地使得艺术家处在一个自我编织的中国和所谓的国际现实中。

我的许多系列创作中都以中西并置的符号与对比作为手段，实际上是一个圈套或陷阱。当观看者被迫进入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符号的选择或者判断的过程中，就会下意识地陷入到很愚蠢的经验认知的惯性里：中国的假山，西方的古希腊立柱。但是其实这类创作都是在说，去欣赏、去追求艺术品的意义、去明确符号代表着什么这种人的驱动的本能，是不是准确的、有效的？针对这种怀疑的本能是跨越了具体的中西或任何问题的，是具有普适性的。对我而言，很多创作都是由这种怀疑和思考驱动的。

徐震，《永生–北齐彩绘菩萨像，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饰上的伊利索斯河神像》，2018

“保持灵活”

Q：这种驱动似乎是一种自我和外部复杂的共同作用。过往的报道和访谈中，有很多声音评价你以及没顶公司、画廊、美术馆“自成一派”“是自运行做的很好的艺术家（陆兴华）”，而你自己的很多分享和最近在ASE基金会的策展项目的关键词都多次出现“保持斗争”“野蛮生长”，似乎也是一种对于外部的回应。你是如何处理其中的关系的？

A：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动态。首先，对我而言，艺术必须是“自治”、自我认同、具备独立性的。其中独立并不只是说财务和在现有的结构里的关系，而是指具有独立思考判断的欲望和诉求。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上的呈现形式则相对灵活，比如在小型的展览空间里可能反而存在更大的表达态度的空间；而如果是在两千平的展厅，则必定会涉及多方的“斡旋”。

今天有许多东西会使得生活在中国的艺术家必须有非常敏锐和快速的反应。还有一种情况是认知上的独立思考精神。在我们画廊的常规艺术家调研和交流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在即使是在今天这样信息相对透明化、资讯发达的时代，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可能在专业技术上有相当前沿的水平，却仍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家对于职业生涯、艺术系统的认知层面的想象与思维模式是滞后的、惯性的。

然而现实是在不断变化的，原来认同和了解的事物很有可能会迅速瓦解。在这里生活、不断卷入其中、不断“内卷”的艺术家需要有一种耐受性和强烈的应激反应。

徐震“基地”系列，2021，以苹果商店的方式呈现消费生活与数据现实

“不惜'愚蠢’，直面问题”

Q：如果要一直保持这种用“战斗”、质疑性思考来不断应对、介入处于变动中的现实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你如何评价你通过自己一直坚持这样实践的效果？

A：我认为我们已经非常高效且有趣地站在这个岗位上完成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也没有完全地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的问题就是克服不了的，就是非常矛盾的，它一直在变化，并非我们有一个初衷就可以按照初衷继续发展。我能做的就是希望在有限的能力下，吸引更多有趣的人参与其中。相比如今年轻一代的“虚无主义”，这种主动和积极，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愚蠢”，甚至是“相当愚蠢”。

Q：最后，在这些“如今变多了”的问题之中，你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大规模生产”艺术与当下最具关联的部分是什么？

A：以做机构为例，现在并不缺乏“美、大、全”式的展览，丰富的信息和“正确”的知识，但当我行走在其中，却没有感到“当代”的东西，甚至没有感到让我意外、让我尴尬的东西。这种事情促使我一直考虑我们是否缺少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不想进入梳理性的或者“被消化过”的知识，我应该做什么样的艺术？实际上，不是我有答案，而是一直看到这样的样板，促使我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来做出回应。

我最关注的当代性问题正是如此——我们如何界定当代意识？当我们面对许多不了解的新知识，或者未接触过的东西时，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新的，实际上许多新的东西是旧的，这只是人类认知能力问题。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处理的是信息及相应的判断而非知识。当代艺术家应该在制造阶段或者阻碍时形成尴尬场面，使得当代经验失去自信和肯定，这是增加新经验的机会，而非只是单向知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