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刘长佑与潘鼎新督抚“斗法”

刘长佑与潘鼎新，一个是湘系大佬，一个是淮军宿将。后来一个是云贵总督，一个是云南巡抚，皆是名臣曾国藩赏识的一时俊杰，与淮军统帅李鸿章也都是“老相识”。二人在“剿捻”期间还曾相互配合，关系虽谈不上多么亲密，但至少也没有明显嫌隙，可一到云南就开始“斗法”。这是为何？从表面上看，这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但究其深层原因，却是体制上的“督抚同城”和派系间的“湘淮权斗”。

一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刘长佑赴任云贵总督。得知此消息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致信昔日爱将、时以云南布政使署理云南巡抚的潘鼎新，告诉他刘长佑为人“清勤宽厚，共事无难”。对于刘长佑，潘鼎新也并不陌生，同治年间潘奉命北上“剿捻”，彼时的直隶总督就是刘长佑，他们在军务上有过交集。然而，此次仅共事一年多，刘、潘二人就闹得不可开交。先是次年六月，刘长佑以病情为由奏请开缺，并暗示自己这么做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清廷接到刘的奏折，一时不明就里，要求他有隐情可以据实密奏。刘长佑在随后所上的密折中，虽指责潘鼎新“才本有为，事多任性”，但把督抚不和的责任都归咎于自身的“愚懦”，对于其中的详情却始终闪烁其词，不肯和盘托出，给人一种委曲求全之感。清廷也在猜测，这是不是正值壮年的潘鼎新锋芒太露、咄咄逼人，欺负“老同志？”到了该年八月，潘鼎新被内召回京，另候简用。这样的结果，连李鸿章都始料未及。

赴任前，刘长佑对云南军政进行了了解，认为其中存在两个大问题：“民刁饷绌”“将悍兵骄”。“民刁饷绌”，指的是云南民情复杂，经济落后，虽有五金矿山之利，但奈何矿厂连年荒废，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财政收入实在有限，以致连供应军饷都十分吃力；“将悍兵骄”，指滇省为了应对不断兴起的义军和土匪，令各地兴办民团和练军。这些民团和练军的首领起于市井，其中不乏地痞无赖。他们大多作战无方、扰民有术，稍不如意就要哗变作乱，不仅百姓敢怒不敢言，官府也是束手无策。他们盘踞云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本地势力。刘长佑到任时，正值明宁、腾越练军叛乱，军务吃紧。因为觉得本地官员和兵勇难堪大用，刘长佑便从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奏调了王政慈、李光舒等得力人员，以及楚宝、玉武、迪字等五营楚勇旧部。刘长佑希望这些官员和楚勇能给滇省“打个样”，但近3000人马需要耗费大量钱粮，云南官位和财力都有限，这势必触动本地势力的既得利益。

在本地这些人中，以署理云南提督的杨玉科为代表。杨玉科出生在云南丽江府，祖籍湖南善化县。他以镇压农民起义发家，累任至云南开化镇总兵，因云南提督胡中和一时无法到任，故由他署理。按照清廷体制，一般提镇大员都要遵循回避原则隔省安置。光绪二年正月，清廷调杨玉科任广西右江镇总兵。然而，为了留在云南，杨玉科竟以身体伤病为由，自请开去右江镇总兵一职，后来更提出要把自己的籍贯改到湖南善化。这一切，让刘长佑明白要整顿本地势力，就必须先从杨玉科开始。不过杨作战勇猛，也屡立战功，确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勇将。为了曲全功将，刘长佑密奏清廷，请将杨玉科调离云南。然而，刘长佑的举动很快就传到杨玉科耳中，杨虽愤愤不平，但毕竟不敢公开以下犯上，于是便想借新任巡抚潘鼎新之手，把刘长佑挤出云南。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淮军初立时深得湘军统帅曾国藩的赏识，令募“鼎字营”。杨玉科很清楚潘是淮系，刘是湘系，湘、淮两系本就不和，且此时潘也在计划调淮军旧部入滇。云南财政本就捉襟见肘，这一下钱粮如何分配就成了利益博弈的焦点。杨玉科正是抓住这一点，不停搬弄是非。潘鼎新要求刘长佑裁撤楚勇，刘当然不愿答应。如此你来我往，督抚矛盾愈演愈烈。尽管最后始作俑者杨玉科被调任广东高州镇总兵，但刘、潘二人的关系已发展至积不相能。

刘长佑

二

显然，从内召回京的结果上看，在第一轮“斗法”中，潘鼎新是败下阵来的，但他又怎会就此善罢甘休。尽管论资历、论战功、论官职，他都比不上刘长佑。刘长佑是湘系楚勇中继江忠源之后的领军人物，咸丰年间刘长佑率军进援江西，多次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刘长佑独当一面时，别说是潘鼎新，就连李鸿章也还寂寂无名。然而，潘鼎新毕竟是淮军的著名战将，且又背靠李鸿章这棵大树，他是一定要与刘长佑再掰掰手腕的。

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潘鼎新上了一道长长的密折，胪列了刘长佑的九条罪状：一是到任后骤添楚勇数营，所需饷银远高于滇勇，名义上由他省专款供给，但实际却由云南财政垫支，且还不允许拖欠；二是云南提督胡中和屡屡索饷，刘长佑转而向藩库催迫，弄得布政使杜瑞联呕血数次，且胡中和所部存在缺额“吃空饷”的问题，刘长佑明明知道却置之不理；三是胡中和由四川招募入滇的两营兵勇，本以川人居多，裁撤时却要求尽回湖南，如此虚靡经费，刘长佑却袒庇乡人，予以同意；四是云南按察使仓景愉为堂堂朝廷大员，却在参见刘长佑时，被刘的亲兵揪扭，其随带的家丁也挨了一顿拳脚，这些亲兵还曾哗噪闹事，刘长佑与亲兵统领魏鼎勋不仅不敢管教，甚至还闭门哀求；五是楚勇的提、镇、副将往来出入，不骑马而违规乘坐绿轿，经人告发，刘长佑却压案不问；六是在人事问题上，刘长佑对于前任总督岑毓英用过的旧人概存偏见，令他们只能靠边站；七是刘长佑奏调来滇的魏鼎勋、李光舒、潘英章三人，都是刘长佑的亲信同乡，他们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且魏鼎勋不仅担任营官还兼理全军营务，实际领两份工资，李光舒、潘英章二人，分任善后局委办和厘金局提调，补的都是肥缺，潘不到一年，就得到越级提拔；八是云南盐法道沈寿榕，本是幕僚出身却专爱搬弄是非，曾导致前任云贵督抚刘云昭和岑毓英龃龉，他还曾试图贿赂湖广总督李瀚章，以致历任督抚都嘱咐接任者要对沈加意防范，如此声名恶劣之人，刘长佑却对其信任有加；九是刘长佑任由其子刘思谦与沈寿榕、魏鼎勋、李光舒、潘英章等人内外联络、拉帮结派，刘思谦还私娶赖姓部民之女为妾，以致当地民众议论纷纷。

潘鼎新此折一上，等于把他和刘长佑的矛盾公诸朝堂。清廷只得命四川总督丁宝桢查办。丁宝桢与潘鼎新、刘长佑皆相熟。“剿捻”时期，丁宝桢任山东巡抚，与刘长佑同属疆臣，关系处得还不错。而潘鼎新为山东布政使，本是丁的下级，但由于其手握重兵，又有李鸿章撑腰，不怎么把丁宝桢放在眼里，故二人相处得并不愉快。此次接到命令，丁宝桢随即密委四川候补道尹国珍、候补直隶州知州刘启镛、候补知县德安前往查核，他自己则但凡遇到有从云南来的官员，就在看似无意的闲谈间咨访互证。经过将近半年的调查，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丁宝桢向清廷奏报了办案过程，就刘长佑被参各款逐条核实，结果却与潘鼎新所奏相去甚远，令潘大失所望。

三

针对潘鼎新罗列的九条，丁宝桢的调查结论是：“或事出有因，或传闻失实。”关于第一条，刘长佑奏调楚勇是时势所需，并非无故增添，相关经费本由两广、四川等省协拨，但协饷并不可靠，往往只能由云南本省垫发，此乃无奈之举，刘长佑这么做“似不为过”。至于楚勇的饷银要远高于滇勇，这是湘军兴起以来的惯例，从曾国藩开办团练时就是如此。关于第二条，胡中和、刘长佑催饷属实，但这属于公事公办，并无不妥，杜瑞联呕血是天气酷燥“感受风邪”所致。而说刘长佑坐视胡中和所部“吃空饷”，这是风闻，并无实据。关于第三条，胡中和所部虽由川招募，但应募的多是湖南人，自然要按照回湘的章程办理。只是，胡部勇丁存在溃散情事，胡不仅不报告，还囫囵支领了全数口粮，把多出部分当赏金发给部下，个人虽然没有私吞，但明显是在袒护和讨好同乡。关于第四条，挨打的恰恰是亲兵，打人的反而是仓景愉的家丁，事情的起因是仓的家丁认为亲兵无礼，双方发生口角，继而拳脚相加。亲兵被打后只是抱着仓景愉哭诉，并无揪扭。此外，亲兵也没有哗噪闹事，那是以讹传讹。关于第五条，永昌协副将唐鸣盛因旧伤复发难以乘骑，曾经坐轿一次，但随即被刘长佑撤职并记大过，嗣后通省再无武将敢于坐轿，刘长佑“实无置而不问之事”。关于第六条，刘长佑在用人上并无偏见，主要原因还是“缺少人多”，不唯云南本地将弁有赋闲之怨，就连楚勇也有向隅之苦。刘长佑为了解决该问题，已经对一些职位实施“高配”，“办理似尚公允”。关于第七条，魏鼎勋等三人是刘长佑的同乡不假，但他们的人事调动是请过旨的。魏鼎勋、李光舒与省城官员的确存在吃喝问题，但要说他们“钻营串合”则缺乏证据。魏鼎勋以一人充两项差使，领两份薪水，不能算是“重支”。潘英章曾经补授过广西东兰州知州，后来借补云南安平厅同知，谈不上越级升迁。关于第八条，沈寿榕本是候选道员，并未充当过幕宾，所谓历任督抚嘱咐加意防范以及试图贿赂李瀚章等事，经查“毫无凭证”。不过，沈寿榕以盐法道署理按察使，与魏鼎勋等属吏过于亲密，有悖朝廷纲纪。关于第九条，刘长佑家教甚严，刘思谦虽在督署，但并未干预公事，也没有与官员往来，拉帮结派之说纯属谣传，且刘思谦所娶之妾系重庆府民人崔洪万之女，既非云南部民也不姓赖。

由此来看，丁宝桢近乎将潘鼎新指参各款全盘否定，即便查实的问题，也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小节。最后，丁宝桢提出处置建议：提督胡中和作为一品大员，有失“公忠体国之道”，应请褫去黄马褂、巴图鲁勇号；魏鼎勋、李光舒不知检点，应请暂行革职，交云贵督抚察看，如后续表现良好，再行奏请开复；沈寿榕与属吏过于亲密，且“声名尚属平常”，应请开缺送部引见；潘英章、刘思谦之事既不属实，应毋庸议；刘长佑负有失察之责，但如何处置，应请朝廷裁决。此外，针对潘鼎新在密折中“内涵”刘长佑老病交加、尸位素餐，丁宝桢还特意替刘说了一大段好话：“刘长佑虽暂染腿疾，而精力强健如故，自抵任以来，廉勤自策，图报愈殷，整顿吏治，经理戎务，耐苦恤民，力求上理。滇省官吏士庶称道佩服者异口同声。”丁宝桢这番话，等于替刘长佑站台背书，也间接宣告了潘鼎新第二轮“斗法”的失败。

四

丁宝桢的奏折递上去以后，清廷全部照准。刘长佑因失察被交部议处，最后虽得了个“罚俸一年”的处分，但准其抵销。应该说，这个处分并不算重，这不能不说是丁宝桢有所偏爱而致。为此，刘长佑也致信丁宝桢表示感谢。此时，倘若刘长佑对结果欣然接受，事情也就结束了，可偏偏他并不死心，尤其是其耿耿于潘鼎新“吹毛求疵之太甚，株连波及之太多”，认为对胡中和、沈寿榕两人的定性关乎名节，请求清廷能够加派大员复查。平心而论，刘长佑此举实属多余，不仅让丁宝桢的脸上挂不住，就连李鸿章都忍不住“吐槽”刘“哓哓置辩”“何其不惮烦也！”奇怪的是，对于这样的要求，清廷竟然也准了奏，真的派出内务府官员恩承、童华再往云南复查。经过一番折腾，刘长佑终于如愿以偿——胡中和所部并无溃散情事，其所领饷银为裁撤前补发的两月欠饷，并非含混支领，着赏还黄马褂、勇号。沈寿榕无声名恶劣实据，着仍以道员留于云南补用。光绪五年（1879年）末，刘长佑又上折为魏鼎勋、李光舒说情，使二人得以开复原官。至此，刘长佑终于将整个案子彻底翻转过来。对此，潘鼎新虽然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云贵督抚“斗法”，看似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说到底还是有清一代督抚同城体制带来的权力斗争。一般来说，总督管两个省，巡抚管一个省。总督偏于军事，巡抚偏于行政，但二人并非上下级关系，权力有交叉，分工也没那么明确，常常会因为事权问题产生分歧，再加上督抚同驻一城，矛盾只会变得更加尖锐。其实，清廷并非不知道这种体制的弊端，之所以坚持不改，是因为督、抚可互相监视和牵制，防止地方尾大不掉，甚至图谋不轨。纵观刘长佑和潘鼎新之间的冲突，实际就是督抚为争夺人财等关键资源引发的矛盾。当然，这背后还闪现着湘淮两系争斗的身影。

光绪二年初，云南巡抚岑毓英因母丧丁忧。李鸿章找到内阁军机大臣沈桂芬，极力向沈推荐由潘鼎新接任滇抚，但沈对潘的资历物望有疑虑，并表示内阁已有人选，此人便是四川布政使文格，由另一位军机大臣文祥力保。文格是满人，曾任湖南布政使，与刘长佑关系密切。该年三月，文格任云南巡抚，但因要护理四川总督故未实际到任，滇抚之职遂由潘鼎新署理。而随着文祥去世，文格调任山东巡抚，潘鼎新得以实任。如此一来，云南督抚就形成了湘淮两系双峰对峙的局面。而刘长佑在赴任时，还提请清廷饬催云南提督胡中和、鹤丽镇总兵朱洪章、临元镇总兵李明惠尽快到任。这几个人要么是刘长佑的故交旧部，要么是久经战阵的湘军名将，他们一到湘系势力必然大增。相较而言，潘鼎新就显得有些势单力孤了，再加上他的淮军旧部迟迟难以到位，他只好选择和云南本地势力结盟。光绪二年，就在刘、潘闹得正欢之时，文格借进京请训之机，帮刘长佑活动，说动军机处将潘鼎新开缺内召。对此，李鸿章虽愤愤难平，但大局已定，他也只能劝潘鼎新忍气吞声，并安慰潘借此机会从偏远的云南“肥遁”而出，未必是一件坏事。等到中法战争爆发，清廷起用潘鼎新为广西巡抚，让他统辖前线作战。不料他指挥失误致使镇南关失守，杨玉科也在这一战中阵亡，最终潘鼎新被革职，从此退出了晚清的政治舞台。至于刘长佑，虽然在云贵总督任上干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但碍于本地势力和经费不足，只得将楚勇陆续裁撤。而后其本人因受到“云南报销案”的牵连，不得不主动要求开缺回籍。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

「刘少波，广西南宁海关统计处处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

版式：刘  丹  李  楠

责编：王封礼

审核：姚胜祥

总监：丁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