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用的极限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一个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去侵犯生命、健康，侵犯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很坏的政府。
然而，雅各布·伯克哈特却认为，权力本身就是个坏东西，不论谁行使它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权力会导致滥用。不但那些独裁君主和贵族滥用权力，而且黎民百姓也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他们也会滥用民主政治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
美国禁止从事酒精饮料的生产和贸易。虽然其他国家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对酒精饮料采取严格的限制，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禁止鸦片、可卡因以及一些类似毒品的销售。人们普遍认为，禁毒辑毒是国家立法和行政部门保护个人的一个重要职责。甚至连那些反对扩大政府职能范围的人也觉得，国家在这方面采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只有那些失去理智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反对这种禁令。国家在这一方面干预个人生活的举措得到了广泛认同，甚至连彻底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引经据典地论证实行这种禁令的必要性，而且由此推论出个人的全面自由是个罪恶的结论。因此，他们还认为，国家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实行约束和限制。
但是，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当限制个人自由，而在于这种限制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为止？
所有的毒品都有害于人身健康，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饮用少量酒精和滥用酒精对人身健康的危害程度的争论，也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酒精、可卡因、吗啡是危害人们生活、健康、工作和消遣的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所以功利主义者把消费毒品称为罪恶的习惯。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国家是否必须采用禁止贸易的手段来压制这种罪恶的习惯，它既未证明国家干预是不是抵制这种罪恶的最适合、最有效的手段，也没说明假如国家的干预获得成功，是否还会带来比酒精和吗啡更危险、更恶劣的其他后果。
对于那些了解吸食毒品以及过量吸食毒品的严重后果的人而言，即使国家不限制毒品的生产和贸易，他们也不会消费毒品，他们仍会过着节制有度的生活。但问题在于，是否应当由国家采取措施，迫使那些不愿意、或缺乏足够克制力的人也边上一种节制有度的生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当由那些有理智、而且认识到酒精、吗啡因和可卡因的危害性的人来回答。这是因为，大多数居民如果拥有规定少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权力，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阻止毒品泛滥。人们难免会问，为什么不禁止诸如尼古丁之类的毒品呢？为什么国家不规定食品的消费种类？为什么国家不明文规定哪种食品可以食用，哪些食品对人体有害，必须禁止食用？同样，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有许多人爱干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为什么国家不干预？性生活也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是节制有度的，让那些年老体迈的人停止性生活，或让他们至少在这方面节制一些则显得尤为困难。国家是否在这方面也应采取干预措施呢？许多人还谈到，那些不良文章和读物的危害比所有的毒品都大得多，难道还要继续听任那些迎合人们低级下流的本能、毒害人们灵魂的出版物畅行无阻吗？难道应当让那些伤风败俗的图片继续泛滥，让那些肮脏的话剧继续上演吗？一言以蔽之，难道还要让那些诱导人们不道德的东西招摇过市吗？难道还要允许那些谩骂的话语和诽谤的文章来葬送人们对上帝和教会的敬畏吗？我们明显看到，一旦我们放弃了不允许国家机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则立场，那么，国家势必会对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制定规则，实行限制。个人自由就会因此被剥夺，个人就会变成集体的奴隶，成为多数人的奴仆。人们不难想象，如此之大的权力，一旦它被居心不良的当权者滥用，会导致多么恶劣的后果。这种权力即使被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也会使世界变成一个鬼神的墓地。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人们并不否认，禁止吗啡一类的毒品与反对“不良书刊”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事物。其区别在于，前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后者则不然。美利坚合众国的方法论者和基础论者正是趁开展禁止酒精运动之机开始了他们迫害进化论者的行动，在美国的一些州，他们成功地将达尔文主义者逐出学校的大门。苏维埃俄国则压制任何言论自由。一本书能否出版，完全取决于那些既无教养又无文化的狂热分子的主观臆断，这些人充斥了政府领导部门，他们大权在握，说一不二。
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