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福，中国远征军200师少校。 张家福口述： 我叫张家福，1904年春节生人，祖籍是四川省云阳县龙重乡的凉水井村人。 我的父亲叫张传人，租人家的地种。我说自己有运气，外婆是个医生，街上有旧学先生教书，八岁那年，外婆送我去上学，一共读了五年书，然后，回家放牛、放羊。 后来又去小学读了一年书，一共读了六年四书五经。十九岁开始，在当地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后来，在龙重乡当书记员，管理户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的旨在占领整个中国国土的侵华战争，我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到四川重庆的军官总队当了一名少尉文书。 1940年，在重庆陕西街有个军官训练队，专门训练团长和上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一年训练三期，每期二三百人。 那时，我调到军政部当中尉军官，1942年，我到远征军200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由于张文龙少校开车逃跑了，所以，在滇西楚雄时，我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 1942年春夏，日军进攻并占领缅甸北部，盟军在缅甸战役中遭受挫折，为协助盟军，解救受围英军，200师在戴安澜将军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幸在缅北中了日军的埋伏。 这是由于英军的撤退和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200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当时的困境我们全师全体官兵都清楚，上下都横下了以死报国的决心。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200师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 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师部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打的只剩下我们18个人。 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  戴安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我们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 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他的著名战绩和战至一弹一卒的精神举世闻名。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他是我们的军魂，他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和他一起回到祖国去。 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我们还要和外国的侵略者血战到底！ 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戴安澜是1925年1月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38年，在台儿庄对日作战因战功卓越晋升为第89师副师长兼第31集团军干部训练教育长。1939年升第200师师长，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戴安澜牺牲，各界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给戴安澜的挽诗中写道：外侮须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在送的挽词中写道：黄浦之英，民族之魂。 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浦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英国的《泰晤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还有，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在戴安澜去世后，向他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 回国后，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200师的官兵。 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  1942年5月27日，戴安澜将军的灵车抵达贵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4年开始反攻啦！我又被派到设在楚雄的远征军参谋部，从松山战役开始，势如破竹，中国军队一路横扫，把侵华日军消灭在腾冲、龙陵！把日军残兵败将赶出畹町！一直把侵华日军撵到缅甸的曼德勒！ 松山一战艰苦卓绝，日本人在山头上修了十八个钢筋水泥的碉堡。我们一个团的一千多人都战死在日军阵地前。 一个美军上校出主意说：不可硬冲。他主张向日军堡垒方向挖一人深战壕，并在数百米外安排狙击手，这样，堡垒中的日军单兵射杀就施展不开了。然后，等战壕挖到距离堡垒二十米处，使用火焰喷射器。 就这样，我们消灭了不可一世、凶残万分、顽强抵抗的日军。 打扫战场时，我看到在日军战壕里和堡垒中存放着大量的弹药、罐头等物资，他们还可以坚守一个月以上。 后来，我还多次去松山，那里日军和中国军队挖的战壕仍然清晰可辨。山头上，时至今日没有大树，只有一颗半截的苍年老树发着绿绿的新芽。老树身上弹痕累累，有的子弹至今镶嵌的树身上。 风声响起，可以听见松山上隐隐的枪炮声和冲杀的呐喊。我曾经多次书面向云南地方政府提出建议，开发滇西的战争遗迹旅游资源，可惜如泥牛入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随部队撤回昆明，在当时一个军管站，教军官们古汉语。1946年，我和一位石屏姑娘结婚，姑娘当时20岁，在汽车公司当售票员，我当时已经42岁。我和妻子一生感情都非常好，育有一子一女。 王恩溥，中国远征军第5军96师228团迫击炮连排长。 王恩溥口述： 1942年，23岁的我，是国民党第5军96师228团迫击炮连的一名小排长。 1942年2月，我所在的部队接到赴缅甸作战的命令。此前，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并成立了军事同盟。 这是中国百年来第一支出境作战的部队，和大多数官兵一样，出国作战令我感到振奋。 当年，从西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我，告别老母和兄弟，报考黄埔军校，为的就是要和日本人决战沙场。1939年底，我毕业后被分到第5军，参加了正在进行的昆仑关大战。 我至今仍记得，部队到达缅甸境内受到欢迎的情景。运兵的火车一到达缅甸境内的腊戍车站，就受到盟军慰问团的欢迎。 带队的团长是个很胖的英国女人，她带人向车厢里的中国士兵抛散糖果，表示欢迎。而就在这时，日本飞机来了，欢迎仪式被迫中断，列车启动后，继续南进，直奔阵地。 一路上的情景让我们感到意外，沿途村庄多被烧毁成废墟一片，空气里满是焦糊的气味。 按理说，日本兵还没有占领这里，村庄何以被烧毁呢？原来，缅甸当地的许多村庄由和尚掌管，其中，不乏一些投靠日本人的奸细，他们为阻止中国军队立足而大搞破坏。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军队在缅甸的处境。 原本因军需供应紧张，加上军队腐败严重，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和给养已经很糟糕，即使这支号称装备最阔气的第5军，赴缅作战时士兵们也都穿着草鞋，被称为“草鞋兵”。 在今天看来，当时远征军中的许多普通士兵，并没有多少国家概念，也许，他们只是为了有一口饭吃来到部队，甚至没有经过有效训练，根本不知道怎么行军打仗。 我一直记得，部队刚刚驻扎下来的一天，我到团部开会，手下一个班的士兵围在一起赌钱，这时，日军飞机来了，士兵们顿时慌成一团，其中，一个士兵竟吓得撑着一把伞爬上了树，以为这样可以躲开敌机。没想到，正是他暴露了目标，敌机连续投弹，七人被炸死，那个爬上树的士兵也受了伤。 进入缅甸的前三个月里，我所在的部队一直在一个叫“平那蛮”的地方构筑工事。依照形势，联军将在此展开大的行动。我们的工事做得很坚固，交通壕都是用木料绷起的，上面盖了一米厚的土，在地道里装满了粮食、武器和弹药。 一切就绪，中国官兵士气高涨，就等待日本人来，好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孰料，几天后，等来的却是上级下达的“后撤”命令。 原来，联军订立的会战计划是由英军打左翼，美军打右翼，中国军队守中间，结果一开战，英美军队光顾着后撤，留下中国军队在中间孤立无援，且被日军切断了后路，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在后撤的过程中，我所在的228团两度打退了日军先头装甲部队的追击，缴获了一些战利品，但也引来日军的重点包围。 在和日军鏖战一昼夜后，师部命令我们突围，我当时是第四连的一名排长，负责带队掩护兄弟连队先行突围，敌人有两道火力封锁，眼看着冲锋的兄弟一个个倒下去，伤亡过半。 随他们一道最后突围的团长凌则民本打算坐吉普车冲出去，因尸体横七竖八摆满了道路，只好弃车而行，不料，团长刚一下车，就被敌人的子弹打透了后背，倒在了阵地上。 当时，我带着一位班长、一名传令兵沿着路边的丛林向外突围，也许是身上背负的一些装备，暴露了我们的身份，敌人的火力集中向我扫射。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死定了，干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听天由命。不料，这招“佯死计”还真骗过了敌人。敌人的火力一停，我又爬起来边还击边撤退，如此反复七八次，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我一气跑出了两三里地，始终没有见班长和传令兵跟上来。 就这样，在缅甸和日本人唯一一次正面交火，我们全连人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从今天众多的史料分析也可以看出，造成中国远征军第一次溃败的主要原因是：中英美高级统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贻误了战机。 这一战，中国十万大军损失过万。接下来的十多天，我跟着突围出来的大部队一路后撤，边走边打。撤到缅甸京都瓦城时，部队整编，96师战死二千余人。 在不断的后撤中，联军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日本人又提前占领了从保山通往大理的道路，切断了中国军队回归的后路。 英军统帅要求中国军队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这使得杜聿明无法容忍，他毅然决定带部队向北绕道回国。 新38师师长孙立人与杜聿明意见不合，带领万余名部下，随史迪威撤向印度。 从1945年5月起，杜聿明率领五万之众的残部遁入胡康河谷的深山老林。 胡康河谷，缅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它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由于胡康河谷山大林密，瘴气横行。 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将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 野人山山高林密，车辆根本无法通行，所以，我们在进山前，上级下令就地烧毁一切重型武器和车辆，要求每位士兵除必要武器外，尽量多携带粮食和食盐。 因96师担任前卫阻击的任务，在远征军长官部偕直属部队遁入野人山数天后，他们才摆脱敌人追击，弃车上山。 野人山古木参天，遮天蔽日。对于精疲力竭、士气锐减的中国士兵来说，摆脱敌人的追击遁入深山老林无疑是难得的休整，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刚一入山的一段路途还是充满了乐趣。 原始森林里的大树上，爬满了猴子，顽皮的士兵不时向森林深处投掷石块，惹得猴子哇哇大叫，震天响。 人在山上行走，头顶一时出现晴空，一时又浓云滚滚，一时又来一阵细雨，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沐浴在阳光里，低头看去，山谷里云雾迷漫，还正在下着雨呢，这景色倒是罕见。 说实话，在艰难困苦之中，欣赏着仙境奇观，倒也是一种安慰。 因为是自愿参加抗日，面对兵败撤退的局面，我也没有太多的丧气，只一心想着尽快逃出这深山老林，早日回国。 出发前，年轻力壮的我，一人背负了近百斤的粮食，还带了缴获的一顶日军钢盔，用来烧水煮饭。因为部队编制被打散，进山以后，士兵们三三两两结伴前行。 我主动请缨，与另外两名排长负责打前站，一边负责通信联络、一边寻找前面部队的踪迹。但是不久，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沟壑丛生的密林里迷失了方向，又因为电池耗尽与长官部失去联络。 近千人的队伍，只有踩着野兽走过的小路，在阴暗潮湿的大森林里摸索前进。 约半个月后，士兵所带的粮食基本都见底了，一些体弱的士兵开始掉队。同行的一位排长也因为生病落在了后头，剩下我和一个叫李克宁的排长结伴而行。  在原始森林行军的中国远征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路上，他们靠用枪打一些野味或采集野果，勉强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白天，在山里走经常能看到“野人”，其实就是靠打猎为生的当地土人，他们身上裹着兽皮，远远地盯着我们看。 到了晚上，狼虫虎豹全都出来了，漆黑的山林里满是野兽的吼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让人毛骨悚然。 但是，对这支迷失在原始森林里的饥饿大军来说，最可怕的是雨季的到来。雨一下就是四五天，路也更加难走，上下山就像在泥水里滚蛋蛋，草鞋陷在泥里被挣断了，只好打赤脚。 我至今还记得，师长余韶与士兵们一道行军，一直穿着双大靴子，靴子上糊了泥，沉重无比，走路时不停地摔跤。 旁边一个傻伙伕直乐，还不停指指点点说：我让你光着脚走嘛，你偏不听……师长开始黑着脸不吭气，最后也忍不住骂傻伙伕：“王巴羔子！” “在那种情况下，师长也要尽量保持他军人的风范！”我至今对这位带我们杀敌，又同我们一道走出野人山的师长余韶满怀敬佩。 黄昏露宿时，士兵们砍些树枝，上面搭着芭蕉叶做个棚子，但有时夜里雨大，将棚子冲垮，士兵们只能靠在一起，头顶军毯以待天亮。 那几个月里，我的背包一直都是湿的，浸了水的军毯背在身上如千钧重担，包里的一块马肉发霉变质了也舍不得扔。 热带丛林也是蚂蟥的世界。下雨之后，蚂蟥遍地皆是。人在路上走，它们昂头直立在树叶、草叶上等候，稍一接触，就上了人的身，不知不觉中，它已把你的血吸了出来。 发现了蚂蟥，只有在它钻入的地方狠打，它就不得不缩成一团退出来，但不能硬扯，这头扯下来，那头又钻进去。 我们的队伍在密林中穿行，竟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英军建的小型飞机场，师长亲自出面向英军讨到两节干电池，才用无线电和政府联络上。 那几天，总能听到森林上空不时有飞机盘旋，像是在搜寻我们，但山高林密，阴雨连连，互相总是看不到。 直到有一天，雨过天晴，飞机又来了，师长即命令通信连在山头一块较开阔的空地上摆出联络布板信号。 飞机发现我们后，投下了粮食、干菜、罐头、香烟等物品，师部派人捡拾后，分配给各团，虽然东西不多，但对官兵的精神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通信的帮助下，我们一度又找到了先头部队走过的路，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条路上已经布满了士兵的尸骨，有的甚至已被野兽撕碎。 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士兵的心里会是怎样的绝望呀！但今天我却不认为自己有过绝望，我说：“难过肯定是有的，但当时对自己能不能走出去并没有考虑太多。从战场上下来，生死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有口气，就往前走！” “但凡有点畏惧的，就不可能坚持下来！”在穿越野人山的过程中，我们一共渡过了迈立开江、恩梅开江、怒江等七八条大江，梅雨季节，江水暴涨，水流湍急，没有桥梁，没有船只，上千名士兵仅靠当地土人在江两岸拉的一根用竹篾做成的桥索攀援渡江，日夜不停。 一个胆小的士兵，迟迟不敢上前，战友们帮忙把他捆绑好挂在溜索上向对岸滑去，却久久不见回应。上山一看，人已没了影，只剩下一根拉绳悬在桥索中央…… 死亡不时降临，威胁着这支孱弱的军队。每天，都有士兵因饥饿、流行病、坠崖、陷入泥沼等丧命。我也差点因误食野果遇险。 当时，我饿得头晕眼花，看到前面一棵树上挂满了鸡蛋大小的野果，就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塞进嘴里，但马上又意识到，可能有毒急忙吐出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滴果汁流到喉部，嗓子立刻哑了，咽喉肿痛难忍，连呼吸也困难了，我躺在地上，好长时间才喘过气来。 走了近三个月，同行的李克宁排长也病倒了。他劝我先走，我不肯，执意背着李克宁走，走了十来天，李克宁的病却越来越严重。 他再次劝我：“你先走，我慢慢挪，等后头的弟兄，打前站的任务只有靠你了。”就这样，同甘共苦三个月的兄弟无奈分手了。 根据记载，当年由杜聿明率领的三万多名长官部及直属部队官兵在野人山陷入困境时，接到重庆方面的指令，要求他们向印度撤退。 1942年8月，这支队伍走出胡康河谷和野人山，进入印度。而这时，再度与他们失去联络的96师残部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高黎贡山的脚下，一步步靠近国门。 我还记得，在翻过一座大山后，远远听到江水的急流声。到达岸边，看到渡江的工具依然是溜索，意外的是，还碰到了几个当地人，而且居然能听懂他们的语言。 他们告诉我们，这条江是澜沧江，对面就是福贡，这支历尽艰难险阻的队伍，终于踏入了国门！士兵们尽情地欢呼、人人都流下了热泪。 进入国境后，我大病了一场，伤寒引起的高烧造成意识昏迷，部队请老乡用担架抬着我一路到了大理。身体恢复后，我还受命再次返回澜沧江边界，收容陆续走出野人山的散兵，令我激动的是，竟然在这里见到了李克宁。 此时，已是10月份了。我们两个人相拥一起，又哭又笑。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兵员为十万人，伤亡总数达六万一千万余人，其中，有近五万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或者失踪的。 走出野人山、回归国门的96师到达昆明休整时全师剩余300人，我所在的228团仅余不足二百名官兵。 一年以后，由当年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改编成的驻印军与卫立煌重组的16万第二期远征军，从印度东北部和滇西两个方向对进，反攻缅甸。 士气高昂的中国军队，克服沿途日军抵抗，连战连捷，胜利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战争胜利结束。这时，我正随部队驻守云南。 日本投降后，我随部调到东北。1946年，28岁的我与17岁的沈阳姑娘杜桂珠结婚。1949年，西安解放后，我即携妻儿回到阔别十一年的故乡。 回乡后，我执起教鞭，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近11年。困难时期，为了家庭生计，我被迫辞去教师职务，回生产队劳动。 如今，我的五个子女都已成家，86岁的我在老伴的照顾下，安享晚年生活，当年幸存的远征军战友，如今更是寥寥无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