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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历史、现实及未来——读刘海龙著《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

 云蔚志读书 2024-05-18 发布于上海

对一个学者来说,宣传是一个复杂又危险的研究对象,可能要同时面对学术难题和政治风险。作者以极大的勇气,兼具广阔的视野,于2008年完成了梳理宣传历史的博士论文,即本书的初版。在2020年再版修订时,他增加了新技术对宣传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了宣传观念的迭代概念。

一、何为宣传

(一)宣传的定义

1,复杂多变的宣传

研究宣传的最大障碍就是其多变的特性。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广泛的领域,与之有关的常见概念有:洗脑、再教育、思想改造、新闻管理、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广告、形象管理、公众外交、心理战、文化侵略、和平演变等等。这些概念的感情色彩差异极大,有些是中性的或者正面意义,而有些就是负面的,并且一直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2,源自宗教

西方的宣传概念最早来自天主教。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宣传教义,说服他人入教,无疑是正面的。而对于其他教派来说,宣传则代表着歪曲事实和传播错误的思想,自然会待之以负面的态度。这就是人们早期对宣传所表现出的反感。

3,中国的宣传

与西方及现代的“宣传”不同,古代中国的“宣”的主要目的不是说服,而是“德化”,故在中国文化里一直具有正面含义。现代汉语中的“宣传”一词来自日本的输入,为日语对英语“propaganda”的翻译。

(二)宣传的六要素

宣传包括以下六个重要的元素:(1)宣传主体;(2)明确的宣传意图;(3)操纵象征符号;(4)受众是群体而非个体;(5)塑造认知方式或对现实的认知;(6)影响态度和行为。

(1)宣传主体

如果宣传主体不足或者选择错误,显然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主要在城市工人中发展组织,而毛泽东则主张在广大的农民中宣传共产主义。事实证明,此举极大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2)明确的宣传意图

宣传必然带有明确的目的,要么光明正大地说服受众,要么隐藏意图,暗中操纵。由此也可看出,宣传本身也面临正当与否的道德问题。

(3)操纵象征符号

人们常常认为宣传就是谎言,即对符号的歪曲捏造。

通过改造符号,就能让受众产生不同的理解,比如把“亏损”叫作“负赢利”、“撤退”叫“转进”(引发正面感情),把“遗产税”叫作“死亡税”(引发负面感情),把“气候变暖”叫作“气温变化”(混淆是非)

二、宣传观念的迭代

(一)宣传观念1.0

1,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早期的宣传观念里,propaganda(宣传)的内容是真实的,相关各方也都标榜自己是事实和真相的唯一拥有者。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就已不再与真实有关了。

为了战争的胜利,英国制造了不少宣传谎言,严格审查电报,删掉或编辑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德国则提出了“总体战”(total war)的概念,认为战争需要动用整个民族的力量,也就必须通过宣传说服大众参战。所以,实现整个民族的目标自然是正当的,那么政府为此采取的一切手段也有了正当性。于是,德国限制了公民部分言论自由,控制国内所有传播媒介,并进行大众说服,甚至不惜撒谎。

2,苏联宣传观念

苏联的宣传观念是列宁的宣传理论与俄国现实结合的产物。

在列宁的宣传系统中,有三种主要角色: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苏联非常重视理论研究,要求其必须和一体化的宣传系统保持一致。列宁本人就是重要的理论家。宣传员的角色由知识分子充任,向国内外的受众宣传苏联的制度和建设成就。鼓动员主要是各类基层的宣传员,用简单形象的方式向普通民众传达政策。

在具体措施上,列宁强调对宣传的严格控制,必须统一言论,实施整合宣传。因此,他主张办一张全俄的党报,将全体党员参与到政治宣传之中。在革命成功后,苏联建立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系统,把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电影、学术研究、农村口头传播网、青少年教育、军队、外交等都纳入了宣传的范畴。列宁坚持一个政党的内部思想必须要统一,对“言论自由”一直持否定态度。因此,苏联取消了言论自由,其他政党组织逐渐消失或受俄共(布)控制。到了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苏联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这种文艺观念并不重在反映现实,更多的是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

戈尔巴乔夫对列宁确立的宣传观念进行了重大调整,实施了“有控制的公开性”。然而,被掩盖的社会矛盾突然公开化,导致整个思想控制系统全面瓦解,也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3,纳粹德国的宣传观念

纳粹德国采取了“一体化“(Gleichschaltung,Co-ordination)的措施,将德国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为一体,集中到纳粹党的手中。

希特勒认为,大众不过是一群思想容易动摇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得出正确结论。所以,宣传完全不必考虑自身的真实性与逻辑性,只要能打击敌方,对自己有利就行。

宣传部长戈培尔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宣传高手。他表面上允许媒体批评政府,却不准批评损害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在战争宣传中,他精准把握着宣传的分寸,使民众心理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紧张程度。既要让大众为战败而焦虑,又不至于动摇战胜的信心。在戈培尔看来,宣传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并不是万能的。如果积极的宣传和消极的审查都无法奏效时,他会放弃宣传,转而实施恐怖主义或军事行动。这也是宣传与恐怖的相伴而生、互为补充关系的生动体现。

在宣传观念与体制上,纳粹德国与苏联有不少相似之处。二者都建立了国家控制大众媒体、一党控制政权、不宽容反对意见的宣传体制,并建立了秘密警察,通过宣传与恐怖手段控制大众的思想。如此宣传在短期内确实高效,但缺乏弹性,难以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

(二)宣传观念2.0

二战之后,西方的宣传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宣传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依赖社会科学的指导。

1,埃吕尔的宣传研究

二战后出现了对新宣传的反思,其中首推埃吕尔的宣传研究。

埃吕尔认为,研究宣传需要去除一些陈见,不要以为宣传就是罪恶的,就是谎言,只是与特定国家或意识形态有关,而且有文化的人不会受宣传的影响。

鉴于之前宣传的负面形象,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反宣传运动,希望通过教育,使受众具有批判性思维,达到弱化宣传的效果。埃吕尔却认为,宣传是始终存在的,不仅国家需要宣传,个人也需要宣传。现代宣传广泛存在于广告、公关、教育和文化之中,而且越来越多地以信息或事实的形式出现。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宣传都具有许多共性,而且“软控制”可取代强制命令,软实力和巧实力则部分替代了硬实力。另外,具备了一定文化的人,才是宣传的最佳受众。因为,他们自视甚高,却力有不逮,反而容易被外界宣传所左右。

二战后逐渐了出现的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如有限效果理论、定量测量宣传效果等。埃吕尔认为,用定量的方法只能研究直接的影响,语言的影响,以及短期的,量化的影响,很难测量出宣传真正的效果。

2,宣传模型与双标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大众媒体享有表达自由,实际上却受到了巧妙地控制。所谓的民意不过是李普曼所说的“被制造出来的共识”。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在合著的《制造共识》中提出,虽然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审查,但是由于媒体的垄断和集中,政府、商业组织还是会对媒体内容进行过滤和控制,即“宣传模型”(Propaganda Model)。

这个宣传模型也从组织架构和组织关系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时往往采取了两种处理标准,两套价值观。

3,新技术与宣传:计算宣传与精神政治

随着近年网络科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计算宣传开始出现。宣传不再需要人去执行,而成为机器人的工作。未来的计算宣传将会越来越高级,更加隐蔽,更有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也将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已使网络成为全透明的数据监狱。在大数据的逻辑支配下,相关性取代了因果性,可对人们的精神和行为进行直接操控。这也意味着,新技术条件下的宣传观念正由“一体化”“科学化”向着“自动化”“透明化”的方向演化,哲学家韩炳哲将这种政治称之为精神政治。

(三)宣传观念3.0

1,两种宣传技术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20世纪存在着两大宣传技术:“一体化”宣传术与“科学的”宣传术,前者以塑造理想的个体为目标,后者以输出理想的大众行动为目标。一体化的宣传技术侧重于传播效率,强调全面的强制控制,注重传播短期效果,其典型代表是苏联。科学式的宣传技术侧重于传播效果,承认受众的选择自由,以精心策划的传播学来诱导和说服大众作出宣传者希望的选择,更具隐蔽的操控性,其典型代表是美国。

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体化”的宣传观念遭到强烈反对,已逐渐被“科学的”宣传观念所代替。

2,观念的迭代

作者将以上两种宣传观念进行了总结归类,一体化可称之为宣传观念1.0,科学式可称之为宣传观念2.0。如今,中国集中了上述两种宣传技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大一统、教化观念,结合形成了新技术下的宣传观念,即宣传观念3.0。

该观念同时折射出国家治理方式的灵活变化,即在坚持对政治、军事全面控制的基础上,放松对社会部分的控制。故而,官方的措辞也由以往的“管理”“控制”转向了更加柔软的“治理”。在作者看来,宣传3.0非常成功,典型的案例就是近年来爱国“小粉红”群体的出现。

三、对宣传的反思

(一)人的非理性

为什么总有人认为需要对大众进行宣传,或者说大众可以被宣传所影响,其理由之一必然有:人是非理性的。

正是《乌合之众》等一系列著作的成功,证明了大众心理的存在。勒庞把一切群众心理归结为“无意识”,匿名性、传染性、暗示性等都是无意识的体现。这就为现代宣传找到了理论的基础,大众自己无法明辨是非,自然需要进行宣传,科学地控制大众。

(二)正当合理性

当然,宣传也是需要顾及正当合理性的。

一战时期,国家主导的宣传,是以民族矛盾和国家利益作为借口的罔顾事实。之后,学者已开始注重宣传伦理研究,希望打消公众的敌意,证明这种垄断的正当性。

于是,有学者试图证论宣传与民主之间的共存性,也有学者视宣传为中性化的科学。后来,公共关系咨询以中立的商业专业服务出现,渐渐地淡化了“宣传”的负面印象。

但是,公关咨询业务还是因为掩盖了真相而争议声不绝。从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不断地出现交战国雇佣公关公司,歪曲事实影响公众意见的丑闻。再专业主义的话语也不能为宣传提供正当性的保护伞,所谓的中立的专业主义“宣传”也面临正当性危机。

(三)对扯淡的容忍

在后极权的社会中,政治宣传充斥着漠视真相的扯淡,全球的广告、公关和政治宣传也概莫能外。作者认为,官僚体制下的责任区分与割裂是滋生扯淡的土壤。

现代社会对扯淡的容忍度越来越大,关注真相的习惯越来越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们经常要对某些自己并不了解的话题发表见解,只得扯淡,如著名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二是怀疑主义盛行,人们试图提出忠于自己的表述,而不再关心真相本身。

也许,背后的原因更加简单。人们不愿意与虚假宣传较真,恐怕一则是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动辄惊诧,未免大惊小怪,二是力量悬殊,不如活在当下,过好自己的生活。面对试图洗脑的宣传,不妨做一个冷漠的看客,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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