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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族群认同及认同表述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人类学族群认同建构模式关注的重点，认同主体的身份建构触及社会边界的深层划分，从主观选择和文化想象的族群建构模式出发，族群并不必然与 “文化” 有着对应关系; 当代丽江龙蟠人的生活形貌和他们对自我归属的模糊性表达，与区域文化—权力预设的具体历史情境限制息息相关，当代龙蟠人的族群意识与认同建构表现出明显的 “同一群体的不同认同” 和 “多样化群体的共同指代”特征。 关键词：龙蟠人; 族群意识; 认同表述；族群认同  △龙蟠乡 | 作者供图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龙蟠乡因乡政府驻地龙蟠村委会山势蜿蜒，形似蟠龙而得名; 龙蟠乡位于玉龙县西北，担当丽江的北大门，是丽江市面向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前沿，与西部的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隔江 ( 金沙江) 相望; 东与玉龙县白沙乡相邻，玉龙县九河白族自治乡、石鼓镇位其南，玉龙县大具乡居其北。214 国道经过龙蟠乡域全境，全乡人口 1.1万人左右，纳西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80%左右，另外还分布着少数的汉族 (1500 名左右)、傈僳族 (260 名左右)、藏族 (160 名左右)、壮族 (130 名左右); 农业人口占 90% 以上，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全乡人口的12%左右。2011年的资料显示全乡人口出生率3.3%，死亡率4.8% ，人口自然增长率－1.5%。  △龙蟠乡 今天，龙蟠的定位是丽江面向藏族聚居区的北大门，在历史上龙蟠这一区域曾经几度风云，上演了一次又一次多民族交往互动的历史剧目。丽江地处大理白族自治州与迪庆藏族自治州之间，而龙蟠位于大理、丽江和迪庆的交会处，多元文化富集交融。从石鼓长江第一湾沿金沙江北上至虎跳峡一线的区域与龙蟠乡域大致重合，在这个区域内金沙江东岸行政区划归属丽江市，而对应的西岸则多属迪庆藏族自治州，行至迪庆哈巴雪山与丽江玉龙雪山之间的虎跳峡处则龙蟠乡域大体结束，由于地理条件限制，金沙江东岸居民呈逐渐减少状。 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龙蟠乡境内分布着的丽江龙蟠纳西族人，在当代情境下表现出认同建构的多维选择，在具体认同实践中 “两可认同” 态度突出。丽江纳西族精英阶层制造的文化认同观念预设对龙蟠人影响力度不足，这种族群精英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构基于官方话语的引导，改造的成果被用来对纳西族 “族群性” 加以本土的表述，使其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以达到维护和强化纳西族在当地族群社会中文化、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  △虎跳峡 伴随丽江旅游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丽江—香格里拉经济辐射带 ( 简称 “大香格里拉经济圈”) 对龙蟠这类丽江境内行政交界区域乡镇 “名副其实” 的忽视，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纳西族本土族群认同 “制造同意” 理念在这类地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持续效应: 在强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步的 “族群等级话语体系” 中龙蟠人居于劣势地位，政策资源和权力配置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随机概率性问题；而在 “文化真实性话语” 体系下龙蟠人被赋予传统价值和 “族群性” 维护的重要地位，然而这两种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内是错位的，两种话语体系的错位造成了少数民族在认同和日常生活中的张力和冲突。 从族群认同建构模式角度出发，认同建构可以是共同体 “制造同意” 的过程，也可指涉行为主体的认同实践可能触及对 “制造同意” 的反抗和多维选择。在族群认同建构论看来: “ '族群’ 和 '族性’ 这些术语，是否涉及真实存在的、植根于群体生活和个人经历的社会事实; 这些术语是否指称某些相当散漫和拙劣的认同，是否他们的重要性转瞬即逝，应该被视为 '社会建构的’ ( socially constructed )，而不是意义深远的和 '真实的’。进一步或者两步来说，族性是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 (social mobilization) 以及围绕它们组建起来的分类系统 ( classification system) 的逻辑内涵与含义; 所谓共同体的观念，完全可能是在人们不管事实上共有血统和文化的主张明显存在问题的条件下精心制作出来的，民族和族群经常被看作社会建构的、想象的或虚构的，'群体’ ( group) 既是实际存在的又是被人们构想出来的。” 01 当代丽江龙蟠人的 生活形貌特征 在对当代龙蟠人的认同情境进行重新定义时，如从共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历时的动态演变和龙蟠纳西族人内部多元一体形态等三个方面出发，则龙蟠人的认同形貌和族群意识形成过程，与全球化背景下今天中国境内大规模开展的乡村城镇化运动及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息息相关; 当然这两个重要理念下牵涉龙蟠区域整体性的传统文化结构特征和当代少数民族政策权力下的资源争夺，尤为形塑龙蟠纳西族认同形貌复杂态势的重要内因。  △龙蟠乡村民 | 作者供图 李志农和廖惟春曾从散居族裔研究视角探讨过纳西族支系玛丽玛萨人近年来开展的文化重构现象，他们认为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散居族裔群体，对自身的文化情境和发展机遇所具有的把握能力，将成为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否避免丧失自我，实现自身身份顺利转型的关键性因素。他们发现有着 “共同血缘” 和 “共同文化” 的玛丽玛萨人，其族体认同存在着 “文化复兴” “认同转向”和 “多元认同” 的明显分野，居处多重边缘的玛丽玛萨人，多样化的生存方式、边缘理性的不同表达，与全球化背景下玛丽玛萨人在不同话语体系下的政治博弈与经济权衡息息相关，玛丽玛萨人存在着明显的 “同一族群的不同族群认同” 现象。  △当代玛丽马萨服装 | 图源霓光影像工作室 龙蟠属中国西南两条重要的民族交流线路: 茶马古道和藏彝走廊的双重复合区域。通过对纳西族历史上长途行走于康巴西藏专门从事茶马古道远距离贸易运输的商人群体—— “藏客” 的研究，周智生指出 “藏客” 这个纳西族商贸交流群体的崛起，得益于茶马古道上纳、藏文化交流频繁及族际间心理认同的深化。当然得益于茶马古道和藏彝走廊的不仅仅是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关系史略，从历时的动态演变来看，这两条线路沿途可谓是中国境内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较为突出的地域，古往今来在这些区域和线路上众多民族交往互动，跨民族交流频繁; 藏族、彝族、纳西族和普米族、傈僳族、汉族等诸民族在这两条线路和区域上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建构模式; 阐述当代龙蟠人的生活形貌特征，无疑需要对这种互补共生的族群建构关系进行 “历史地理” 和 “人文地理”上的分析梳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当代龙蟠多族体杂居现状的偶然性和多元易变情势，还是从决定族群性的行为主体内在表征和行为逻辑来看，行为主体之间的密切互动并不意味着族群性的同化或消亡，相反这对认同主体的多元性要求更高，促使行为主体的认同实践具备自我调适的机制。 当代龙蟠人的生活形貌，笔者认为来源于该地域 “历史地理” 和 “人文地理” 交叉作用之下形成的社会—文化惯习。“惯习” ( habitus) 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布迪厄认为: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从布迪厄的观点出发，龙蟠乡域可将其视为 “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而在该乡域背景内形成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教、艺术、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形状的复合体，则属其历经发展变迁之后当代情境下的 “自身特有逻辑和必然性”。从共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时的动态变迁出发，可以体察的是龙蟠纳西族人的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 布迪厄进一步补充: “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予以解释。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 '逻辑和必然性’，每一个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常规。”在笔者看来，具体到当代龙蟠人的生活形貌，龙蟠不仅是一种社会—地理空间概念，从实践论出发它更应是一个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地理空间; 龙蟠纳西族人的相对独立性标志表述，来自于认同主体——龙蟠人与茶马古道和藏彝走廊上其他场域族体间的相互区别，这种表述方式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和文化多样性得以发展的依据; 龙蟠人的社会—文化惯习与龙蟠场域紧密相连，它属于龙蟠人的 “心智结构” 范畴，是一种 “主观性的社会结构”; 当然惯习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惯习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心智结构，它源自于社会制度又靠行为主体——人来延续，因此惯习又具备个体性特征。  △茶马古道线路图 | 图源《龙蟠故事 茶马古道民族志》 当代丽江的龙蟠纳西族人，对南诏、吐蕃、丽江木氏土司甚至红军长征、茶马古道和藏彝走廊并没有在个体层面表现出 “历史地理” 的熟悉感; 对他们今天的生活而言，曾经遍布乡域内 214 国道两旁人满为患的饭店、汽车修理厂、小卖部和早已 “门前冷落鞍马稀” 的路边摊和石鼓、桥头、迪庆经济开发区每隔固定时段必然举行的集市，显然有着更为巨大的吸引力和地方性情怀。笔者采用族群概念分析居处我国 “藏彝走廊” 南端川、滇、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地区的人们共同体——龙蟠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区域呈现出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及多民族交往共生的现实: 一民族内部存在诸多支系，各支系有的具备主体民族的文化属性，有的又自带属性与主体民族 “格格不入” 甚至相差甚远。而伴随丽江和迪庆旅游经济的同步发展，这种 “共生现实” 中部分地缘群体与主体民族 “格格不入” 甚至相差甚远的趋势正在加剧。 具体到当代丽江龙蟠人的生活形貌，位于藏彝走廊 “纳系文化区”的丽江龙蟠纳西族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以金沙江为界的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龙蟠乡与迪庆藏族自治州虎跳峡镇、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同饮一江水、经济生活也基本上在一起消费，但自丽江发展旅游以来，龙蟠不仅没有形成丽江北大门应有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面向藏族聚居区的桥头堡不但没有与其相邻的藏族聚居区同步发展，反倒是落后了; 这导致了同为一个民族，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基本相同的两个相邻行政区划的纳西族人，在 “公众话语” 和 “私下话语” 体系下会选择性地突出或隐藏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文化特征。拿笔者田野调查时龙蟠乡领导的说法，站在龙蟠看金沙江对面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就像是 “站在瑞丽江边看对岸一样，对面是欣欣向荣，这边是江山依旧”。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沿江两岸的人们在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面貌方面都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有的灯火辉煌，有的则步履维艰。 02 巫达教授认为 “ethnogenesis” 一词可以理解为 “新族群如何形成”。在人类学族群认同建构模式情境下，族群认同被视作一种动态的情势，强调族群有其形成的过程与轨迹，而 “ethnogenesis”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种现象的阐释工具。在本文中笔者所谓当代龙蟠人的 “族群意识”，不是指龙蟠乡域内某个族群、某个民族的意识，而是指以某个历史区域命名 ( 如龙蟠人) 的人群的意识。“龙蟠人” 这个名称相对于其他历史区域，如 “丽江人” 或者 “香格里拉人” 在当下情境已具备或逐渐具备区域性的群体标识，这种群体意识建构是行为主体 “族群性” 的具体社会—文化表达，符合 ethnicity 的范畴; 龙蟠人的族群意识表述在龙蟠人族群认同建构的形成过程之中。陈志明教授指出，族群认同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族群认同问题，另一个是族群的文化表述问题。”由此，笔者认为龙蟠人的社会—文化表述是其族群意识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族群意识过程是形成一个族群的基础，对族群意识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族群形成过程”。  △龙蟠乡 | 作者供图 20 世纪 60 年代，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 巴斯 ( Fredrik Barth) 在其主编的 《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指出: “族群并不必然与 '文化’ 有着对应关系，归根结底，族群是当事者本人归属与认同的范畴，这种范畴最重要的是社会边界的形成，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在当事人出于互动的目的使用族群身份来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的时候，他们就构成了组织意义上的族群，族群是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巴斯认为通过把族群视为 “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将族群边界视为一种社会边界，可以把群体 “边界” 视为人们一种基于主观上的内部态度选择。在巴斯看来研究族群应该注意区分 “族群并不是一种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社会组织，族群的自我认定和被他人的认定是族群最重要的区分特征。族群研究的重点不应该继续放置在那些被圈定在边界范围之内的文化内容，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边界”。这种想法相当接近于当今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对于族群认同建构模式的阐述，巴斯的这一主张对此后的族群认同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巴斯关于族群的分析和判定后来被学术界称为边界论，“族群边界” 成为认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图源网络 巴斯认为族群并不必然与 “文化” 有着对应关系，但他所反对的不是文化特征对于族群建构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是当时学术研究中人们普遍尝试使用文化特征来划定族群的思路与做法。在巴斯的族群边界理念中，族群的形成更多的因素是通过人们对于一些文化特征的取舍、社会关系的伸缩，来达到族群边界的维持与人们认同的建构。族群有其边界及其可伸缩性，一种人们基于具体互动情境之下文化特征取舍而形成的主观建构，族群是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那么，在一个较大系统内形成某种族群认同观念和认同选择时，人们是怎样进行认同态度的取舍，族群的社会建构过程与其他共同体概念相比有什么突出特点? 巴斯的 “族群边界” 理论强调：族群特征、族群意识或文化认同等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造成的，而绝不是一个群体单独演化的结果，不同族群成员可以在多个族群之间转换身份，同时使族群的文化也跟着变迁，但是族群之间不会合二为一，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边界还是会坚持不变。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同 ( identity) 逐渐成为社会学家常用的术语，用来指示个人或群体的 “归属感”，即个人或群体 ( 行为主体) 与其他对象 ( 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和事物) 产生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结合关系，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 ( 客体) 的一部分而行动。 1983 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了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他在该书中为民族做了如下界定: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现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 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都是一些 “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他指出 “想象的共同体” 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 要 “想象民族”，在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 这三者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 “印刷语言” 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 “民族” 的原型。“想象共同体” 概念的提出，对族群认同建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族群是建构在一定的 “想象” 基础之上的，互不相识的人之所以能够相互认同为同一族群，同一民族的人之所以会产生多种认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正是人们 “想象” 建构的结果。  △印刷科技 马库斯·班克斯 ( Marcus Banks) 强调，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关于族群认同的结论也就会有所不同，相对于观察者来说，存在着三种立场: “一种是 '心中的族群’ ( ethnicity in the heart)，即对被观察者来说，族群性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原生的; 二是 '头脑中的族群’ ( ethnicity in the head)，即被观察者对族群采取实用态度，有用的时候它就存在，没用的时候它就消失; 第三种是研究者头脑中的族群 ( ethnicity in the analyst's head)，即族群不过是研究者用来进行研究的工具，是一种概念，不一定是现实。”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取向已经不再强调族群的客观识别，而主要注重其主观建构的认同实践，西方许多关于族群认同的研究解释，在概念和理论上都受到了建构模式的影响和启发，在许多研究中对族群建构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探讨和发展。  △全国及云南少数民族分布 |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身份认同的建构，必然触及认同边界问题，巴斯认为: “文化属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群会调适别的族群的文化。不管人们在不同的族群间的交叉流动有多大，即使个人经常穿插于不同的族群，但族群边界仍然是持续的、保守的，持续的以及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交叉于族群边界之间的，而且是区分两个族群的基础。” 他指出: “族群是一种组织性容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它可以装入不同数量、不同形式的内容。” 族群这个人们共同体的性质，在巴斯看来就像是一个可以吸纳足够多的共同体想象人群的容器，不管族群成员走到哪里，不管受到其他社会—文化的如何影响， “他们” 仍然属于这个 “容器”，而这个容器的边缘就是 “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 social organiza- 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的边界，族群边界指涉人们一种基于主观上的内部动态选择。 关于群体认同及认同表述的关系问题，比较重要的研究可能还需要提及 1954 年利奇 ( Edmund Ｒonald Leach) 的 《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一书，在该书中利奇指出: “此前人类学认为那些生活在同一地域中的人们必然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社会组织的观点事实上可能只是一种民族志写作虚构……生活在缅甸北部山区的克钦人是一个不同于掸人的族群，但在克钦人内部，不同的群体之间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他们之所以还能结合成一个族群，主要是由其族群互动造成的。” 因此他认为族群实际上关乎的是一个人们主观选择和辨认的过程，它与旁观者能够观察到的客观差异并没什么必然的联系。虽然缅甸的克钦人这一概念内包含着数个人们共同体，并且文化差异较为明显，但是在具体的条件下当这些群体的成员在缅甸的克钦邦面对缅族人的时候，他们自觉认同为一个族群———克钦族; 由此利奇认为 “文化不是决定人们认同观念和族群形成的必要条件，缅甸高地的族群互动促成了克钦人的族群认同”。  △克钦人 与利奇提出文化特征不是族群认同的决定性因素相似，1965 年美国学者迈克尔·莫曼 ( Michael Moerman) 通过对泰国北部泐人 ( Lue) 的研究指出， “泐人” 就是那些在泰国北部自认为 “泐” 的人们群体; 虽然 “泐人” 使用泰语，在语言、文化上跟泰人基本相同，但是他们并不认同于泰族群，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同于 “泰人” 的另一族群， “泐人可以以变迁的文化特征来作为强调其认同的依据。” “泐族群是根据人们的主观认定来促成的，而不是根据其客观的文化特质; 把族群看成是固定单位和固定文化的看法，在 '泐人’ 的族群认同研究当中显然很难成立。” 莫曼认为，虽然我们很难通过客观语言来界定泐人，但如果转变一种思路从 “泐人” 的自我主观认同出发，则界定泐人族群认同的标准就会显得较为清晰; 虽然泐人的语言与泰人没有区别，但泐人可以通过选择其他的文化特征来强调自身的族群认同。这里已经含有了当今学术界族群认同建构模式当中对于族群变动性进行探讨的意味，族群成员结合具体情境，选择某些文化特征作为族群自我主观认同的界定标准，这种主观认同建构显示出了族群及其边界可伸缩性和流动性特点，认同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突显过程性整合的隐喻; 正如莫曼自己的陈述: 族群是变迁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族群在个人、集体和区域上是暂时的; 人们会变更自己的认同，“泐人就是自认为是 '泐’的人，而不是客观给他们认定的”。 △泐人旧照片 | 图源兰纳文化圈 认同建构与族群边界方面的研究，除了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以外，在当代人类学领域影响比较深远的还有: 阿伯纳·柯恩 ( Abner Cohen) 对尼日利亚城市社会的跨国族群豪萨族 ( Hausa) 的研究; 保罗·布拉斯 ( Paul Brass) 对族群精英和族群意识关系的分析; 查尔斯· 凯斯 ( Charles F. Keyes) 对族群性和族群认同辩证关系的探讨; 叶胡迪·科恩 ( Yehudi Cohen) 的族群边界 “气球” 模式表述; 桑德拉·沃尔曼 ( Sandra Wallman) 的族群 “边界情境决定论” ( the situational de- termination of boundary) 和卡特尔· 班特雷 ( Carter Bentley) 用实践论对菲律宾马拉瑙人 ( Ma- ranao) 族群性及群体认同建构问题的分析等。 03 在当代龙蟠地域持续、频繁的民族互动历史过程中，诸多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中形成、变化和消亡，各民族分化融合，一些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形成了 “分而未化、融而未合” 的多元民族共生关系局面。龙蟠乡是一个以纳西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乡镇，可以说龙蟠乡和金沙江对岸的虎跳峡镇由于某些历史上的政策和规划原因，也呈现出某种程度上在社会—文化特征和经济生活方面 “分而未化，融而未合” 的状态; 而乡域内散布的其他族体则又与该地位于 “茶马古道” 要冲和 “藏彝走廊” 南端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藏彝走廊的民族演化 |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当代龙蟠人的族群意识表达: 一方面，基于特定的地缘关系情境，“龙蟠人” 概念在今天指涉了一个地缘关系程度超过文化关系构拟的群体符号，龙蟠人的范畴辐射了在龙蟠地域生活的纳、藏、彝、普米、傈僳、苗、汉等多种民族群体成员。在同迪庆藏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和丽江市匹配的 “公众话语” 体系中，他们乐于承认自己的这种基于地缘关系的群体称谓，并且通过这一群体符号，他们积极争取自己在该区域的各种生存和发展资源; 根据龙蟠人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群体称谓是他们在今天越来越处于 “边界” 地域情境中重要的权力共谋符号和机制，这种称谓选择为他们带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潜在希望。另一方面，在以龙蟠乡、石鼓镇和虎跳峡镇为关系背景的 “私下话语” 体系中， “龙蟠人” 概念有时专指龙蟠的纳西族人，有时则指代龙蟠乡内居住着的所有行为主体成员，有时则又强调茶马古道和藏彝走廊历史记忆影响之下的 “阿喜人”，阿喜人概念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关于龙蟠人历史心性和认同表述的相互关系， “历史地理”和 “人文地理” 因素突出。 △清代丽江阿喜渡口示意图 | 图源《龙蟠故事 茶马古道民族志》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龙蟠人的群体意识表达不单是通过其 “称谓” 来体现的，这种关系问题突出表现在当代龙蟠人对丽江纳西族 “文化认同” 的模糊性选择上。从文化认同角度探讨当代龙蟠人特别是龙蟠纳西族人的文化认同，人们的认同态度和观念选择明显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行政变革和旅游外来文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 这样的情况正如杨福泉曾撰文强调的: “当代的文化旅游、东巴文化的国际声誉等外在因素，对国家主流话语中关于东巴文化的评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不同阶层的纳西族人的本族东巴文化认同建构产生着具有时代特征的各种影响。” 在当代龙蟠人身上，从文化认同角度来看，笔者的田野体会是他们一方面极力争取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旅游符号名片;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权力分配资源的限制，他们已经对这种文化认同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疲惫感。 04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对各民族的认同建构影响深远，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加强了各少数民族的族体认同，也使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力隐藏自己少数民族身份的行为主体在当代积极建构起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汉人，也乐于将自己子女认同为少数民族; 而在各地，具体民族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人们的认同态度，文化、权力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认同建构参考的重要维度，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族群认同建构，受到群体间权力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影响。陈志明教授认为，族群成员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在一个当地情境持有某种原生性质的族群认同，地方性的经验会影响个人对自我的感知及对族群和国家的感知; 但族群意识在现代的意义乃是因为国家对个人及群体间关系的影响。国家通过行政和统治的集权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分配，这对群体的形成和重组及其相关特征的变动和再定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哪里有政府从族群观念出发制定政策，哪里的族群认同就会与政治权力相关联，强调权力关系以及导向赋予族群认同以特定的意义和内涵，不是因为族群认同的出现导致了族群冲突，而是因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迫使人们按族群进行竞争。 △ 龙蟠乡 | 作者供图 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在今天已经是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陈志明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提出研究族群认同可分为: 从族群意识 ( 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以及这种认同的产生经验)，到族群的名称 ( 族群的名称和标志，反映族群意识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再到客观的族群认同表现 ( 如语言、服饰、习俗等) 三个部分来分析的方法论意见。他认为人类学的族群认同研究，最好从调查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即人们的族群意识开始，这当中除了族群的自我意识也包括其他族群以及国家对他们的分类。而在分析一个族群的意识时，必定讨论到其名称。在明白了族群自我认同及其与其他族群和国家的关系之后，就可以去分析族群成员是如何表述他们的族群认同，如何以语言、神话、宗教或者习俗，甚至经济活动等，去象征他们的族群认同。陈教授认为，这样进行族群认同研究不仅可以从固定的文化特征去识别族群，更能以动态的方式探讨族群认同及其文化认同。 △纳西族创世神话 地处中国西南的龙蟠地区，从传统意义来说属于多族群频繁互动的华夏边缘，参考龙蟠地方的地理形貌、村落格局、建筑特色、生计模式、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可以获得对当地自然空间和社会生活的表面的认知，进一步观察该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活动如他们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中的具体行为表现和表述，则能够考察该区域居民的历史记忆，现实生活中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以及他们会在何种情境下、通过何种方式来将这种表述转化成具体的行为和言语意义上的符号，进而去影响其他人。当然除了对其 “自观” 的考察外，还需要注意龙蟠人对周边其他民族的印象和看法，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来看，茶马古道和藏彝民族走廊在今天滇西北区域还发挥着持续的功能，这种功能意义从传统的古道和历史—民族区域转换为新的形式和面貌: 分布在滇西北区域的众多基础交通设施，在这一区域进行着现代意义上 “茶马互市”，人们之间的交流、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呈现出跨民族、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特点。而在这样的跨界交流情境中，龙蟠人对现代意义上的 “茶马互市” 是陌生和表现出稍许抗拒的，因为他们曾经辉煌; 而关于他们 “古道风云” 的历史记忆，因为社会组织的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缺失和 “时过境迁” 的特征。社会发展速度的脱节、普遍造势和助力发展的乡村城镇化运动相互结合，在认同方面龙蟠人表现出明显的 “两可” 态度。以旅游广为人知的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其辐射力度对龙蟠这样的乡镇在现实生活情境中呈弱化态势;而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理念和评价体系，又影响着当代龙蟠人认同观念和集体记忆的形塑。 △茶马古道路线图 |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从龙蟠的 “历史地理” 和 “文化地理” 关系具体到当代龙蟠人的认同表述及这种表达的形貌特征，笔者梳理了一些龙蟠的地方性知识予以呈现: 龙蟠乡上元村，曾为明代木氏土司时期重要的兵站和关隘，村落规模较大，因族际通婚村内有部分藏族，该村共同语言为纳西语，族际通婚家庭在对孩子族属选择上比较尊重父母的个人意愿; 在上元村内，人们之间对自我群体的归类范畴超越不了 “龙蟠人” 的概念范围，从跨族通婚和风俗习惯的涵化层次来看，社会结构体系内的涵化特征与人们的自我归化选择呈正态分布曲线。铺子村，位于龙蟠阿喜渡口和茶马古道七十二道弯交会处，曾是马帮休憩和小商品交易地，该村汉、纳杂居，汉族人口占 50% 左右，该村汉族基本上已经同化为本文意义上的 “龙蟠人”，风俗习惯表现出明显的地缘关系特征，汉语和纳西语在该村都是通用语; 在铺子村的汉族基本上是 “纳西族化” 的，铺子村突出的汉文化遗存是严氏家族的家谱传承，从体例和形式来看这是他们区别于 “纳西族化” 的重要特征，在自我表述方面由于地缘关系的 “熔炉” 效应，他们对于汉或纳西的认同基于具体情境而变化，但在生活形貌和日常生计上基本可以称为合格的 “龙蟠人”。渡口村，村落遗存保存较为完整，木氏土司时期阿喜官渡所在地，古渡口遗址在渡口村内，纳、汉、藏杂居，村内交流以汉语为主，但村民基本上都会讲纳西话，村内居民以汉族移民为主; 龙蟠村为乡政府所在地，离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较近，村内的 “和家大院” 为龙蟠境内最大的庭院，院主和万华曾经是茶马古道 ( 龙蟠鲁南线) 上的风云人物，建有商号 “元德和”，村内居民以纳西族为主; 忠义村，纳西语称 “滤灿” ( liul cail)，后由此名改为 “忠义”，该村历史上以庙会和洞经音乐出名，汉文化发达，村中曾有村庙三圣庵，据村内老人回忆，曾塑有关公、地母和孔圣人，现已不存，村民以纳西族为主。 对当代龙蟠人而言在认同意识层面，他们的自我认同以及这种认同产生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内权力预设的疏漏和文化—象征选择上的急促。纳西族在丽江地区整体性的民族精英对本民族认同观念的形塑，因为客观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当代情境限制——以丽江古城及大研镇为核心范畴，这样的认同意识在结构深层并未兼顾到许多丽江地区类似 “龙蟠人” 这样的行为主体，“族群精英建构论” 的结构缺失是形塑当代龙蟠人观念意识的重要内因。而这样的认同意识结构，促动了行为主体—— “龙蟠人” 认同表述明显的 “两可化” 特征; 具体到今天龙蟠人概念则可以在不同的层面表述不同的群体范畴，并且超越了民族对人们共同体的分类，基于个人理性选择和族体情感的综合，龙蟠人范畴在具体情境下可以进行 “同一群体的不同认同” 和 “多样化群体的共同指代”，在两极之间实际伸缩。而在客观认同特征方面，龙蟠地域的诸多民族，呈现明显互动共生的态势，风俗习惯、生计生产、语言习惯和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相似性超过差异性; 而在龙蟠 “历史地理” 和 “文化地理” 双元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龙蟠人的认同观念建构在 “龙蟠” 呈逐渐趋同态势。 注：原文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年0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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