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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治心传》 ，作者袁班，字体庵，明朝人，江苏秦邮现高邮人。明末大将军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宾。史可法为此书作序，曰其书：“古今所必由之理，实天下所未见之书。”，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不久后城破，史可法拒降遇害。当时正值夏天，史可法的遗骸无法辨认，其义子史德威与扬州民众随后便以史可法的衣冠代人，埋葬在城外的梅花岭。史可法遇害后，《证治心传》出版搁浅，经后人抄写，辗转流传，清末明初，经清·赵双湖加评，收入《三三医书》。
其书中《温热温疫辨》章节，言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与100年之后的叶天士《温热论》如出一辙，其言上中下三焦辨证，早于吴鞠通200年。其学术思想与吴又可之《瘟疫论》并驾齐驱，只可惜其名其书淹没不传近400年，在温病学科创新、和建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温热温疫辨其书淹没不传近400年，吾闻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景源教授讲课，始知其事。
特录出其中一节，与诸君分享： 温热温疫辨
《伤寒论》分六经见证，方有发表攻里之异，注述甚多，皆随文释义，或各鸣一得，彼此辨驳。若究其源理，有顾彼失此之嗟，何也？岂知时事有更代，地土有南北，人体有强弱。近世以来，四时感症，类伤寒多，正伤寒罕见也。夫类伤寒者，春温、夏热、湿温、秋燥、冬温是也。虽然仲景谓伤寒有五，方分温散、辛散、攻下、和解诸法，后人识浅，殊难领悟，惟拘执传经限日成法，遂致遗误者多。 惟近年凶荒饥馑, 兵火之余，酿成疫疠，互相传染，切勿拘执日数。余治疫症，大剂攻下，每多获效。缘此病邪由目鼻吸入者多，往往两手脉微弱，若不知者，以为脉虚，不敢用攻，孰不知下后邪去，脉即平复。此症初起，多见恶寒肢冷，舌苔黄腻，神识呆钝，或邪热下迫，每多自利，所下几微，最易惑人。必视舌苔垢腻之有无，以定攻下之轻重，每见下去一层，又起一层。轻者两三剂，重者八九剂，浊苔退尽，脉平而不躁急为准。仍须用下，庶免反复，要知此邪乃天地间至恶之气，必须除恶务尽。以大承气为主方，随症加减，减至单用元明粉为极轻。总以三候之内为率，若延至三候以外，必自利红水，肠胃已烂，必死无疑。余历验心得，以验苔之滞腻，干而无津之苔，凭此用下；若舌无浊垢之苔，虽见大热不可用下。
余之心得经验，无误之秘法也，然则与无疫之温热有间，未可混淆以误人者。夫温热者，天地之常候也。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惟冬令外虽严寒，而阳气潜藏于内，若天时晴燥，雨雪稀少，则阳失潜藏，致生冬温之证，当用葱豉汤加大贝、芩、翘、银花、牛子、甘、桔等味。盖春为一岁之首，严寒未退，仍防寒邪遏伏；直待春升，木气发透，风阳化温，是为风温。其气近燥，多犯上焦，致有身热、咳嗽、胸闷、气促之症，法宜清宣轻剂，如薄荷、牛子、桔梗、杏仁、大贝、蒌皮之类。久延失治，转入营分。误用辛温成法，多致衄血、咯血，甚则成痨。若已入胃，舌黄干燥，亟宜攻下。初夏渐热火旺，宜仿此方，重加清药可耳。如长夏湿土司令，宜燥湿清热，苍术白虎汤治之。直至秋深，燥令大行，身热、咳嗽、咽痛者，辨天时之凉暖，以分寒化、热化，然用药有温润、甘寒之别，此秋燥之治法也。若热已入胃，便结溲赤，舌苔黄焦垢腻，亦宜急下存津，切勿延久，正伤气弱，反成危候。
近年以来，四时感症温热独多，每憾治法仍沿辛温，以致不死于病而死于误药者，比比皆然。偶见新出六书，乃余杭陶节庵所辑，意在变化成法，独出心裁，将仲景所集增损加减，标新立异，不为无功，惜未将温热见症阐明原理。余细为研究，有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何足以尽格致生化之源，跳出伤寒之范围哉。于是焚膏继晷，精审四时代谢之序，参以六淫偏盛之因，豁然自得。不揣草率无文，爰将各篇病理，随时笔记，以免遗忘，是否有所采择，质之海内明哲，愿早赐之削政，则感如师资之深矣。
【澜按】：温热者，四时之常气也；温疫者，天地之恶气也。盖常气以常法治之，恶气以峻法治之，理势然也。先生治疫，重用攻下，除恶务尽耳，与吴又可法暗合。其时各居一境，所治之症大略相同。袁氏辨舌苔垢腻浓薄，以定攻邪之轻重；又辨明温热与瘟疫有间，岂可混淆以误人哉。况先生济世心切，每以慎审为本，其学邃深在又可之上。且吴氏虽有九传方法，未将病理阐明，书虽流传，惜乎混疫于温，贻误亦多，不足为法也。或谓当时彼此各居一邑，未能面商至理为憾。如袁、吴同处一堂，互相讨论，吴氏必不致混淆立论，温热原理毋待叶氏发明之。
呜呼！天下事，有幸、有不幸。吴书早经刊传，袁氏此书渺无知者，缘先生志尚高傲，不求闻达，又非医流，此书乃当时之日记耳。观其自记云：“不揣草率无文，随笔记录，以免遗忘”，即知其仅记病理、临症实验而已，其言辞不加修饰，已可慨见。澜因先生为吾邑先达，兼与其玄孙同局襄修邑志，始获此书，字迹蠹蚀过半，用特重录，以免淹没。奈无别本可以校对，只姑仍旧贯，未敢更易一字。稍有疑义者，附以按语，以醒眉目云尔。
时在咸丰戊午中秋节后二日，后学赵观澜谨录拜志于三十六湖楼客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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