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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主义马克思理论，还是中共革命的具体落实，都特别强调践行，特别重视把计划落实为行动，罗瑞卿说：
要把计制变成现实，不是容易的事，黄敬曾指出上传下达中的走样现象：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谢觉哉写下自己的苦恼：
1、检查运动这大概是所有政治力量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即便有强调实践的理论和效率优先的追求作为铺垫，仍然需要领导者持之以恒地贯彻、教育、督促，建立制度化的行为机制，逐渐形成重视实践的政治性格，才能尽力促进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在一份中共下发的开展检查运动的文件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表述：
最后一句绕口令式的“检查检查运动”，十分传神地体现中共层层递进的工作方法：
这样不断的强调、督促、推动，尽管成绩未必总是尽如人意，但做和不做、做得多和做得少，结果肯定会不一样。 不仅如此，中共的检查不单纯是外在的督促，检查者本身也参与问题的解决，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这种看似逾越常规的做法，背后支撑的是中共理念一致下的党的团结。
比如有关春耕检查队的报告中，明确强调：
2、检查工作的内容和中共检查工作的主要职能包括：
其中，检查干部又是重中之重，此所谓“要相信干部，也要检查干部”。 关于检查、巡视的具体条规，此处不赘述，仅以张南生日记所载巡视过程为例，展示巡视、检查的具体方法和实践。 1938年10月，刚刚到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政治部的张南生，通过师政治部的巡视工作，总结发现游击队存在军阀土匪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决定带队去游击队巡视。 24日，张南生到达游击队，马上启动巡视工作：
25日到27日，张南生一直在部队谈话、检查，先后到数个连队和小组长、巡视员等谈话，召开青年晚会，参加总分支委会，收集各方面意见。这是巡视中的调查和发现问题阶段。 28日，检查有了初步结论，进入处理和解决问题阶段。
先是指出问题：
接下来展开思想斗争：
31日，在斗争基础上，做出组织和纪律处理：
11月1日，上午即开党委会，分支书记参加，讨论计划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委员三人。…晚上开特别小组扩大会。……由我报告鉴定排以上干部问题，特别二、四、九、十一连，特务三个连问题更多。 做出组织鉴定后，检查工作即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对检查自身的检查，2日巡视团召集会议自我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还好，主要本身学习差，在二营巡视差一些。' 张南生在巡视总结阶段讲到的斗争，不仅体现于检查工作中，也是中共革命中的日常。 斗争一般而言，是非常态的政治运作方式，战争年代，中共却在强烈的危机意识及效率优先导向下，把斗争变成常态。
中共成长于幽暗环境中，一向保持极强的危机意识，用百倍的警惕面对百分之一的危险，已成常态。正因此，斗争遍及当年中共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外要斗争，对内要斗争，个体自身甚至也要展开斗争，比如：“巩固党不是闭户幽居，和平巩固。巩固党必须从领导群众斗争去锻炼党、巩固党。” 仅仅通过斗争发现问题远远不够，还要有配套的惩戒制度。中共惩戒违规行为极其严厉。 陈赓日记载：
这样的检查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机制，不一定能杜绝所有问题，怠惰、同谋总会或多或少存在，但对防范权力运用的大面积失控，当有效用。 3、会议的作用党内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会议是最常用的一种。中共会多，这一点人们耳熟能详。 1939年7月12日到1940年1月12日半年时间里，高鲁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其间参加各种会议近60次，平均差不多3天一次。 会议形式包括时事讨论会、专题讨论会、总结会、生活会、思想斗争会、批评大会、工作会、小组会、组织生活会、政治学习会等。 战时曾任昆张支队连长的郄晋武日记记载了一天内开会的密度：
这样的会议密度在根据地内属常态。
会议有经常性的，定期召开，比如党代会及各级组织的经常性会议，太行区晋冀地委要求：地委在“五卅”前三个月内分别举行县书会议、组联会议、宣联会议、军联会议、群众工作会议各两次。 也有临时性的，针对某项具体工作展开布置。 这种会议应该像李雪峰所说：
晋冀豫区党委甚至对各种会议召开的大致时间也有规定，每月初旬开下级会议，“下级（地、县）来开会或区委下去”；每月下旬召开同级会议，区党委之外，“吸收军区、政权、群众工作主任委员参加，检讨总的计划及配合问题、下边意见等”；每周六区党委开一次“自身例会”。 从一般的工作规律看，这个时间规定应该不是随意为之，月底的同级会议旨在研究、总结该月工作，计划下月工作；月初的下级会议则为布置本月工作并听取意见；每周的例会用于随时研究、发现、解决问题。几个会议周而复始，形成时间上的循环链条，至于空间上，则有一层层往上开的情况汇报会和一层层往下开的落实会，形成上下的通联。 抗战中后期，“县委与地委兴开了一种会议形式——座谈会”，“多是由下边的好坏典型的汇报开始，然后座谈，交流经验并提出问题大家讨论，大家决定”。 时任冀鲁豫分局第八地委书记的万里认为：
从当年的总结中，还可以看到中共对会议的布置和期许，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杨尚昆总结的大会成功之处包括：
弱点则为：
可以看出，像党代会这样的常规性会议，预定的任务大致包括总结工作、评估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促进党员群体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以及党的力量成长，大有裨益。 会议符合中共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又推动着集体主义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共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参加山东纵队总结会议后的感想是：会上萧华传达北方局及太行分局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其中包括材料之丰富，调查研究的周密与透彻，给每个同志很大的感动”。 此即跨区域的经验传递，集体会议的形式使这样的经验传递可以大面积迅速覆盖，达到效率最大化。 中共自己总结：
这条材料当然也可倒过来解释，正因为这个县工作好，会议才开得好，两者间互为因果。 大事小事都要开会，会议成为经常的工作方式。 景晓村出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后，考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设想的会议程序是先学习文件，打通思想；然后各区报告，总结几年来各方面工作；再进行工作检讨，发现问题；最后全面总结。 从中可以看到，学习-报告-检讨-总结，已经形成一套会议模式。 时任山东冠县区委书记的宋洪勋详细记下区委会议召开经过：
9日上午把过去三个月来在工作上、领导上、作风上、政策上的优缺点，都彻底做了检讨。下午把四月份的工作布置了一下。
10日清早逐个地解决与指示了各区的工作问题，忙活得很。上午又获了2点钟，才算结束了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区委会议。 4、会议的副作用会议效果显著，却也容易形成依赖。 后来说的文山会海，抗战时期已见端倪。 1941年12月辽县下庄村因为开会，“干部误工占全月时间50%，群众误工占全月时间13%”，农民议论：“政策样样都好，就是开会太多。” 开会太多，让人不胜其烦，极端的例子，“有一个支部用请吃酒名义骗一个党员来开会，这个党员到会场一看，说道：'这回我算来开了，下回谁还受骗呢？’” 毛泽东对过度的会议依赖也不无反感：
不过，无论报纸还是通讯制度，都有局限性，难以和现场互动相提并论，开会的现场感、会上的讨论、会下的沟通，口语化、面对面、仪式感，以及情感的表达和传递，都是文字传递方式替代不了的。 涂尔干描述开会演讲有可能产生的神奇效果：
中共的贯彻之所以不流于走过场，和开会这样的现场形式关系极大，因此，开会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
高鲁记载了一个例子，可见中共干部对会议的痴迷：
后来，中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提出会议、通讯、巡视相互串联，以上通下达、相互沟通的办法，指示：
不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 这种报告和指示，往往过时，失去作用，或者减少了作用。犯错误的已经犯过，来不及纠正，损失太大。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
这种多管齐下的方式，特别符合中共系统运作的逻辑，控制力的不断推进，就是以这样的往复检讨、总结提高为基础的。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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