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思奇（1910—1966）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品格高尚、学识渊博、待人诚恳、虚怀若谷的慈父，他对几个子女的爱，像海洋一样深沉，但又含而不露。直到今天，和他在一起的场景仍不时回闪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在他的办公室、图书间、练太极拳的大阳台，还是在院子里的溜冰场，抑或是颐和园万寿山他散步的小路上。 儿时记忆中的父亲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你一个哲学家，要看这么多自然科学的书籍？”他看着我，很严肃地说：“搞哲学的一定要懂自然科学！” 我出生在上海的外公家，母亲生下我三个月后就回北京上班了。直到两岁半，我才从上海回到北京。因为父亲工作太忙，妈妈又生重病，所以我和弟弟只能被送到寄宿制幼儿园，只有在周日和假期才能见到父亲。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用脸蛋儿感受他的胡子茬，因为在家吃饭的时候他常会亲我。我上的幼儿园是一个经常有外宾来访的幼儿园，外宾们送的礼物都放在一个玻璃展柜里。父亲两次出国前都问我要什么礼物，我要求他给我带一个洋娃娃，因为幼儿园的玻璃柜里就有个很大的苏联洋娃娃。可是父亲回来后，给我带的却是一只金毛大狗熊。因为哥哥和弟弟都没有得到礼物，我也就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其实我知道，“娃娃”的愿望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父亲对孩子们要求很严，从来不给买娃娃类的玩具，我和弟弟最多的“玩具”只有一种——书。  作者（右）幼年时在上海外公家英式楼房车库门前玩耍 我们姐弟俩分享一箱子“小人书”，特别是60本一套的《三国演义》。除此之外，还有《水浒传》《西游记》，然后就是图文并茂的中国古代寓言、古希腊寓言和各国童话等。这样的教育使我们俩早在上学之前就学会了读书。每年幼儿园放寒暑假，是我们“家学”的日子，我和弟弟都要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天天练大小字、做数学题、背唐诗……我们做这些时都像玩儿一样开心，一点儿都没觉得是负担。我记得那时也读《古文观止》中的古文，一篇是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一篇是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所以我是先认繁体字、上小学后才学会简体字的。我们姐弟当时还发明了记字和成语比赛的游戏，看谁记的字和词汇多。上小学之后，我们的书箱中又增加了《趣味几何》《趣味数学》《十万个为什么》等知识启蒙书籍。 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家里，家里到处都是书，外面还总有人寄来各种书、报、杂志，包括英文、德文、日文、俄文版的。妈妈把几千册书整理在十几个书柜和大书架里，从古至今的都有：有多种成套的古籍和史书，有很多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中国典籍《四部备要》、黑格尔的《逻辑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其中尤为瞩目。从书中，我知道了古今中外多如繁星的各界名人，这使我大开眼界，求知欲大涨。 当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家庭图书馆”里浏览群书。在父亲的办公桌后面，有些书柜经常锁着，里面是社会上很少见的一些外国文学书籍。后来我找机会钻进去，把全套《莎士比亚》和一些欧美苏古典名著都“偷”出来看。在非文学性书籍中，我特别喜欢的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七十二略》《百战奇谋》，读这些书使我对从小人书上百看不厌的《三国演义》有了新的认识。我当时问父亲，为什么“走为上”是“三十六计”中最好的一计？父亲说，那（关键）是为了保存实力。但是，我最爱看的还是父亲收藏的各种大部头的自然科学书籍，有天文学、植物学、矿物学、量子力学、土壤学、有机化学……尽管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读科学专著也是一知半解，量子力学、有机化学一类更是读不懂，但我由此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你一个哲学家，要看这么多自然科学的书籍？”他看着我，很严肃地说：“搞哲学的一定要懂自然科学！”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一年就把初中三年的课都修完了，高中三年的课也是一年修完的。他工作后，也是每日读书写作孜孜不倦：5点钟起床，先学习俄文（父亲的学习方法是同步阅读英俄、日俄和德俄词典，通过已经掌握的外文基础对比着来学，而没有用国内的俄文教材），再打太极，然后一直工作到半夜。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总是背完英文单词才进早点。  天天练习太极拳（20世纪50年代末） 说到父亲爱运动，我还想起了两件事。有几个暑假，我跟父亲去颐和园游泳，他水性很好，经常横渡昆明湖。冬天，他则每天在党校大湖的冰面上练花样滑冰，正、倒“8”字都滑得很娴熟，而我却怎么练都学不会，只会滑“3”字。要知道，滑冰可是他40岁以后才学的。 “琴棋书画”无所不爱的父亲 父亲爱好书法，天天晚间练字，办公室从里到外都是他写的字。他最常写的字是“劳谦”和“实事求是”，这是他的座右铭。 父亲和母亲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爱。父亲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并不是一个“工作狂”或“书呆子”。20世纪50年代初，外公送外婆到北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我父亲，二人单独促膝长谈。事后外公曾对我母亲说：“真想不到共产党内还有这样有学问的人!”  1950 年，艾思奇夫妇的第一张合影 我的姑妈曾几次跟我提到，我父亲幼年时聪明好动，甚至因淘气惹祸而受到爷爷奶奶的体罚。1928—1929年间和父亲同期留学日本的王慧媛说，我父亲“从小就富于想象”。王慧媛的丈夫姚蓬心大夫也说，他们在日本期间，我父亲博览群书，自学德文，“是一个非常活泼、热爱生活而又富于幽默感的人”。姚还说：“有时我们高声谈笑、热闹异常，他却一个人静静地躲在一旁读德语语法。我想，在那样吵闹的环境里，他怎么能学得进去？有时他也合上书来参加聊天，我问他读了些什么，他竟然能准确无误地说出书里的内容，甚至有些细节都能够背下来，所有在场的朋友对他无不感到佩服。”此外，据父亲的一位终身好友说，父亲在上海时期是一个经常“谈笑风生”的青年学者。显然，他的个性后来起了很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被任命为新政协筹委会常委；政协成立后，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代表社会科学界。从1949年开始，父亲受聘为北大哲学系客座教授，前后大约5年，其间北大要付他工资，但他坚决不要，说“我已经有工资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为高级知识分子和著名民主人士讲课，包括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同一时期，父亲还三进清华，给清华的科学家讲课。在讲课过程中，父亲提到了“基本粒子是可分的”命题，顿时全场哗然，因为物理学上当时还没有发现这个基本现象。显然，他的观点是根据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提出的。后来，北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为纪念我父亲逝世30周年座谈会题字。留德哲学家金岳霖在回忆中也说，他“非常之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是一位很有学问而且很谦逊的人，是他们当时“最好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知识分子和著名民主人士在听艾思奇讲课 20世纪50年代，父亲将为留苏大学生作报告的报酬或出版图书获得的稿酬等积攒下来，出国时就买各种西洋古典交响乐唱片，特别是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成套作品。在他的办公室旁放置着一台美国产的收音唱片两用机，白天一整天都在放交响乐。他在里间的音乐声中写作，我就在外间练习钢琴，为了不打扰他写作，我一直是踩着弱音踏板练琴。 母亲说，当年她在延安和父亲初建恋爱关系时，就发现了父亲的多才多艺，并且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文学、艺术、跳舞、唱歌等。1942年中央大礼堂在杨家岭落成后，成为大家的活动中心。当时他们唯一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是“草鞋交谊舞”，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人人都跳，“平时忙于工作的革命家穿着公家发的灰色土布衣服和旧鞋，在简陋的场地上翩翩起舞”。母亲说，父亲的舞“跳得特别好，舞步轻快”。还是在延安，有一次母亲正往山下走，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口哨吹歌曲，音域宽广，音色优美，特别好听。她好奇地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父亲。吃惊之余她开玩笑说：“艾思奇同志，你还会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歌曲？”父亲笑说：“同志，我吹的是意大利民歌。”母亲说：“我们只会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 父亲点头赞同说：“这是时代的强音，我也喜欢。”后来母亲才知道，父亲当时吹的是意大利著名的民歌《桑塔露琪亚》。通过这件事，母亲对父亲的印象大有改观，原来他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开口闭口都是唯物或唯心论的“老夫子”(这是母亲和其他同学给他起的外号)。我哥哥幼年时在西柏坡有一次病危，父亲还抱着他唱过舒伯特的名曲《魔王》，意思是要跟魔王做斗争，把哥哥的小生命从病魔手中夺回来。 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了解到，他和聂耳都是云南人，小时候在昆明就认识，是好友。聂耳出身贫民，爱好民乐，而我父亲出身侨乡和我祖父属于云南上层社会的身份培养了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在昆明上中学期间，他和聂耳都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并经常同台演出。聂耳拉二胡，我父亲饰演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我父亲当时上的昆明一中（是一所男校）是当地最好的中学，聂耳上的是公立的师范学校。父亲知道聂耳有音乐方面的天赋，就鼓励他自己作曲，对他说：“你要搞音乐，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己作曲。不会作曲，最多只是个吹鼓手。”聂耳听后脸都涨红了，兴奋地对我父亲说：“对！我一定要做个为中国人争光的音乐家！我要谱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此后，聂耳创作出了《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 父亲不只喜爱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也很喜欢。记得我三四岁时，父亲唯一一次哄我入睡，给我唱过他童年时代的儿歌。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培养了对音乐的爱好。 父亲还喜爱中外名画，他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大师的作品，如郑板桥、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的画。我们卧室和过道的墙上则挂的是西方古典名画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当时在国内很少见，是父亲两次出国从欧洲带回来的。在他的影响下，我也从小就爱上了绘画并了解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如意大利的达·芬奇、拉斐尔，荷兰的伦勃朗和俄罗斯的列宾等。我的兄弟们则跟父亲学会了围棋，有时他们下得连饭都忘了吃。 父亲爱好书法，天天晚间练字，办公室从里到外都是他写的字。他最常写的字是“劳谦”和“实事求是”，这是他的座右铭。他还练习写其他国学名句，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等。父亲的办公桌很大，我经常在他的对面同坐，用他的毛笔、墨和端砚练习写大字。我给父亲研墨时，他曾给我讲王羲之临池习字的故事，还告诉我端砚是最好的砚台（他的砚台是彭真在西柏坡时送的）。 每年的国庆春节假期是我们全家难得一聚的时间。有一次，父母带我们去了厂甸（过去每年旧历正月初一在此附近设摊售货，游人云集，即所谓“逛厂甸”），我却觉得那里没多大意思。最有意思的是一起逛荣宝斋，因为父亲在那里会告诉我一些有关文房四宝的知识。我和父母还一起参观过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看京剧《空城计》《三岔口》，听歌剧《茶花女》《望夫云》，还有看60岁的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最后一次来华表演的《吉赛尔》《仙女们》（当时她已不能跳最拿手的《天鹅湖》）。这些少有的机会启迪了我幼年时对历史文化的极大好奇心。我记忆犹新的是看话剧《蔡文姬》《文成公主》《卧薪尝胆》，常与父母展开关于剧情和历史背景的讨论。特别是《卧薪尝胆》中越王勾践的名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来成为我在海外十年寒窗苦读的真正动力。 父亲生前最爱长青树，他的办公室墙上就挂有一幅徐悲鸿画的《青松》。2013年中秋，我受母亲委托去腾冲和顺为父亲扫墓，在他故居前种下了一棵云南特有的常青树——植物活化石红豆杉。我还送给“艾思奇纪念馆”一幅含有隐喻的仙鹤荷花图（这是一幅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上书：“高风亮节，出淤泥而不染；忍辱负重，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我对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和高尚人格的总结。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2年第3期，易梅口述，黄思昊整理，文字有删节，图片由口述者提供。 编辑：于 洋 校对：杨玉珍 审核：张志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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