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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找 出 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人都把我称作“媳妇王”, 认为我是全村最能干的童养媳。我无形中成了童养媳中的 一个头头。我在家里，不挨打，不挨骂，生活比别的童养媳强。我同村里的童养媳们在一起劳动玩耍时，她们发生 了争吵，或是打起架来，我就帮她们劝解。只要我一说话，她们都能听，我好像成了真的“媳妇王”了。 新屋下村的张庚秀是一家老财家的童养媳。老财有钱 有势，小伙伴都不愿跟她玩，有时还对她说些风凉挖苦的 话。我觉得这样不好，对大家说，她是同我们一样的童养 媳，亲生父母也是生活困难的穷人，才送她到老财家里。 老 财的儿女们享福，把她当作丫头使唤。她虽在老财家，吃 的是剩菜剩饭，穿的破衣烂袜，从早到晚，难得休息。我 们可不能把她也看成地主老财。后来小伙伴们在我的带动下，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她为这事，感动得流下了泪。 我们一群童养媳渐渐成了亲密的小伙伴，经常结伴放 牛、割草、打柴、捡蘑菇、挖野菜。高兴了在一起打闹一 阵，累了就坐在水牛背上，说说不愿告诉别人的心里话，各 人受的痛苦。这样一说，好像痛苦也就减轻了。 有一天，夕 阳照红了山岗树林，我们走到山腰歇脚。有个小伙伴突然提议：“我们去当尼姑吧!” 我听了坚决反对。当时我还说不出多少道理，只觉得尼姑整天关在庵堂里，不是念经，就 是拜佛，孤孤单单，冷冷清清，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 这么一说，大家都赞成。 可是有人却说：“这样一天到晚活 受罪，真不如死了好。” “死，那怎么成?人一死，就什么 也没有了。难道我们这辈子就是为的死，就不能想办法找 条活路吗?”我这么一说，小伙伴一个个点头赞成。可是到哪里找活路呢? 我忽然想到听人说过广东革命军，他们已经开始北伐， 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北阀军里有女兵队，管吃、管穿， 又能练武，还能念书学写字、学道理。要是我们都当上女 兵，那不就是活路吗? 这一下打动了大家的心，可是怎样 才能当上女兵呢?不认识人又不认识路。有人说，听说北 伐军前个时候从赣江向北去，大船还曾在罗塘湾靠岸停过。 于是，我们七八个人悄悄来到赣江边上，等待北伐军的船。 来来往往的船不少，却不见一只北伐军的船。希望一次又 次地落空，最后只好失望地回来。不过，从此当女兵的愿望在我的心里越来越强烈，成了不可动摇的决心。 罗塘湾大禾场村背村有个曾天字，他在北京大学读书，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寒假回到万安县，邀集了 本县张世熙等十多名先进知识青年，组织“万安青年学 会”,创办《青年》杂志，举办平民夜校，组织俱乐部，宣 传讲演，开展社会调查，和农民谈天说地。后来，他们组织青年在罗塘湾至善小学演出文明戏《车夫的婚事》和一些别的戏，宣传新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反对封建旧礼教。 我那时几乎每场都看，看一次，就觉得懂得了不少新东西，眼界也亮堂不少。后来我还跑去听他们演讲宣传、上夜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那里已经打倒了地主、资本家，没有剥削和压迫；懂得了穷人只有组织起来革命，才能翻身，才有出路。 我那时十四岁，由于童年的痛苦经历，立即就被他们演讲的革命道理吸引了，向往着如何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 北伐军的胜利就像一阵春风，吹到赣南，吹到赣西，吹到万安。他们沿粤汉铁路指向长沙、武汉，同时沿赣江乘船北上指向南昌。万安县罗塘湾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也活跃起来。 曾天宇为发展革命力量，这个时期不停地在万安和省城南昌奔波。这一次，他从省城回来，带来了很多好消息，说湖南的农民起来了，把反动派打得落花流水。还说他这次回来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才能跟地主老财斗，才能翻身得解放。许多农民被他动员起来，知道农民协会是给穷苦农民办事的。 在革命的洪流中，我积极组织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经过妇女训练班的学习，我被选为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的常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妇联主任)。我一面开展本乡的妇女工作， 一面参加县里组织的巡视团，到各处去演讲宣传。 一九二六年，我当了区妇协宣传委员，和男同志一样，不管酷暑寒冬，不问晴天雨天，戴着斗笠，率领妇女宣传队在罗塘湾一带发动积极分子，动员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宣传禁止虐待妇女，禁止虐待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禁烟(鸦片烟)、禁赌，动员妇女放脚、剪发。 村背村刘春香把她家童养媳罗冬英打得满身是伤，奄奄一息，还不给饭吃。我领着妇女到村背村开会，严厉批评了刘春香这个恶婆婆。起先刘春香不服气，但是看见青年妇女发动起来的力量，不得不低头认错，保证不再打人。罗冬英后来参加了革命。 农民高兴，伪区长罗礼皇却愁眉苦脸，坐立不安。他把亲信、狗腿子统统找来说：“农民要成立农民协会了，要造反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对付?” 他的亲信郭通定说：“孙悟空有七十二变，难道我们这些人一变也想不出来?” 罗礼皇忙问：“你说怎么变?” 郭通定阴险狡诈地说：“我们也拉些人，成立一个农民协会，选你当农会主席。这样，你又是区长又是农会主席。天还是你的天，地还是你的地，这些穷小子还攥在你手心里。这不是孙猴子的一变么?” 罗礼皇喜出望外，于是建立假农会的把戏就敲锣打鼓开张了。 鬼头鬼脑的罗礼皇，由一只吃人的老虎变成了一只哈巴狗，外出不戴礼帽，不带随身跟班，碰上农民点头哈腰，装出一副十分谦恭的样子。 还说：如今是革命当道，我也要跟上潮流，和大家一起革命。 狗腿子们拿着会员登记册，挨门逐户劝人入会。他们利用劝、吓、逼的手法，居然也纠集了一些不明真相、胆小怕事的农民入了他们的假农会。 我的养父罗奇圭，是罗塘湾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起先，他们常常在我家开会，养父总叫我在门外看着，有生人来就咳嗽一声。我看见每次来的都是我喜欢的好人，知道他们全是革命的，干的是好事。后来他们都成了农会积极分子。 我看到那帮坏蛋也搞起农会，就问养父：“你说穷苦农民才能入农会，怎么地主、狗腿子也入农会?” 养父说：“那帮欺压农民的地主老财，没怀好心，全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可不能上当。他们搞的是假农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 我同几个积极分子赶紧到处去宣传，被骗加入假农会的不少人，知道上了当， 一个个退了会。 .罗礼皇眼看假农会要垮台了，急急忙忙召开成立大会，但稀稀拉拉只来了不多的几个人。罗礼皇在几个狗腿子的叫嚷下，当上了罗塘湾农民协会主席，但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有名无实。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共产党员曾天宇、刘光万推动下筹备的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那天，农会会员排成队伍，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会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两相对比真假分明，当场戳穿了罗记农会的假面具，农民运动在罗塘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听说罗塘湾有了共青团，既然革命，当然就应当参加革命组织。我对姐姐康伍秀一说，她很赞成，两人一起去找共青团的负责人罗世通报名参加共青团。 罗世通听我说完，就笑起来说：“你参加妇训班时，已经参加共青团啦，怎么又来报名?”我十分奇怪，我这个团员自己怎么还不知道? 他笑着说：“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又是妇协秘书，怎能不是团员?那是我替你填的表，忘了告诉你。” 为了动员妇女剪发，妇女协会编了个歌子：“剪了发，样样好，打柴割草不缠绕，随地都可跑。 ……”可是，真要改变一个旧习俗，也不是容易的事。 有人阴阳怪气地说：“女人剪发，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真是人心不古。” 有旧思想的人摇头叹气，说那是伤风败俗的事。地主老财还放风说：凡是剪了发的人都是革命党，不会有好结果，将来要杀头。吓得胆小的妇女不敢提剪发的事。 有一天下午，在罗塘湾上街德声堂开妇女会，坐满了一屋子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有穿花衣服的小姑娘，有梳辫子的女青年，有盘发髻的媳妇。 妇女主任欧阳秀站在堂屋中间，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破除千年旧习，剪掉我们头上的累赘——发髻，这样干活方便，也省了好多梳洗绾结的时间，讲完又教大家唱《剪发歌》。 几位前来帮助剪发的妇女拿着梳子、剪刀，在堂屋里走来走去， 一边问：“哪个带头剪?” 堂屋里鸦雀无声，你看看我，我望着她，想剪又怕剪。 封建势力的谣言，还像乌云一样压在大家的心头。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敢当出头鸟。 欧阳秀一连问了几个人，都回答说：“等回家商量商量再说。 ” 我看着这情景实在着急，心想现在到处都在革命，还怕些什么?这时机再不能错过，错过了，不知还要费多少唇舌，就鼓起勇气站起来说：“请先剪我的头发吧!”顿时全场吃惊，大家的眼睛都盯到我一个人身上。 妇女主任笑着走过来对我说：“桂秀，你带了个好头，今后罗塘湾的妇女工作就要靠年轻人带头。” “咔嚓咔嚓”,几剪子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了，然后用梳子一理，再用剪刀把短发整理一番，干净利索。她们看着我，都说：“剪了发，真是利索多啦!”于是一个个都挨着站起来，争着剪发。这天下午，剪发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戴着欧阳秀给我的八角帽，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谁知养母一见我变了样，把发辫剪了，勃然大怒，抓起烧火棍就来打我。我躲在墙角边，不反抗，也不哭。 养母问我：“谁叫你剪头发?为什么剪头发?” 我说：“凉快，做事干活都方便，已经剪了，再也安不上了。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不反抗，引起养母心疼，举起的手臂无力再打下去，只好默认了面前的既成事实。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传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起初人们还不肯相信，可是不久，靖卫团回来了。他们是地主老财的武装，团长罗章骑着高头大白马，后面跟着一群带枪的士兵。豪绅、地主立即活跃起来。他们反攻倒算，到处抢劫衣物，捉鸡牵猪，绑人打人，把罗塘湾折腾得不成样子。 他们对妇女也不放过，见到剪了头发的，就说是共产党。有些妇女赶紧把剪掉了的头发拿出来，扎起假发，有的用块花布包着头。 曾天宇、刘光万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革命力量在罗塘湾又逐渐发展起来。为了武装工农，组织起秘密的农民军， 一面秘密地制造土枪、土炮、松树炮，收集零星枪支；同时布置收缴敌人散兵、逃兵的枪支。 这方面，妇女协会做出了不少成绩，有些胆大的农协会员，冒着危险，把少数敌人引到农民埋伏的地点，然后缴下他们的枪。 有一次，几个农妇正在田间劳动，发现三个国民党士兵在苇塘睡觉。她们先派人回去报告农协，然后请三个当兵的到村里吃饭。 谈话中知道他们是敌军赖世璜部的逃兵。曾天宇给他们讲了革命的道理，告诉他们：农民协会不允许当兵的抢老百姓的东西，更不许他们把枪带走，否则就把他们送回部队。 他们听了有点害怕，给了他们每人两块银元，他们老老实实把枪留下了。 后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刊《布尔什维克》曾报道说：“(江西万安)农妇极勇敢，每遇(白军)单身士兵，必停止耕作，前去抢枪。”讲的就是我们那一带的事。 国民党反动派深知万安农民军非常厉害，有次派了一百二十名军人护送官员过万安。可是不巧，到了万安，船坏了，他们只好住在罗塘湾附近的百嘉过夜，胆战心惊地设岗放哨。 中共万安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通知全县农民军在第二天早上去攻打夺枪。通知到达罗塘湾，农民军个个兴高采烈，检修枪支弹药。 我十分渴望参加这次战斗。但按照分工，同志们说服我留在村里维持治安，监视未逃跑的土豪劣绅，防备他们搞破坏，还要做好家属工作，为农军准备好吃的。后方工作当然也重要，我只能服从决定，心里一直向往着前方。 第二天，农民军打胜仗回来，只缴到四支步枪和一些弹药。因为缺少经验，组织不严密，多 数敌人都逃掉了。 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万安县人民在曾天宇、张世熙领导下，连续四次参加攻打县城的暴动。我带领妇女也积极参加攻城的准备和后勤工作：熬硝、造火药、造松树炮。这种松树炮是把很粗的松树段掏空，外面箍上几道铁箍，再装上铁沙火药，用引信点着打出去。虽说打不远，威力却不小，是当时十分厉害的武器，只是每尊炮只能打一炮，就再不能用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万安农军第一次攻打县城，虽未成功，我们罗塘湾农军却活捉了土豪劣绅严子飕，把他押到罗塘湾万寿宫，罚了款。因为他作恶太多，最后还是按照群众要求，将他处决了。 十二月底一个星期里，两次攻打县城都未成功。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万安县农军得到井冈山上红四军毛泽东、朱德的帮助配合。他们先出兵攻占万安附近的遂川县城，农军士气大振， 一下集合起四万人，分四路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县城。 罗塘湾的农军坐船到王家村登岸，被敌军打沉一只渡船，许多农军泅水登岸，随即向县城进攻。敌军在众多农民威力面前，完全失去了斗志，丢下县城，狼狈乘船向赣州逃去。农军从四面八方进入万安县城。 第二天，在县城东湖洲上，由曾天宇主持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何长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张维先也赶来参加。会上宣布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光万任县苏维埃主席。全县人民欢欣鼓舞。 但是好景不长，只过了十二天，敌人调动八十团、八十一团两个团，以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向万安县城疯狂反扑。面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根据毛泽东委员的指示，万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撤离县城，转到农村打游击，坚持战斗。 这次革命失败，罗塘湾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土豪恶霸横行，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断遭到杀害。养父罗奇圭躲了起来，我也被送到王家村外婆家里。外婆为我在柴禾垛里掏了一个洞， 一有危险，就把我推进去，外边用柴禾层层堵起来。我躲在外婆家一直未被敌人发现。 有一天，我忽然听到曾天宇壮烈牺牲的噩耗，犹如一个青天霹雳。我难过地想：今后有谁来领导万安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对万安县的革命实在损失太大了。 后来听说曾天宇跑回本村躲在一间粮食仓库里，他的婶母每天给他送饭。 一天上午，她在送饭路上遇见儿子曾孝生，这是个游手好闲的赌徒，看见母亲行动有点反常，就拦路问她去干什么? 老太太知道儿子为人不正，就假说：“我去赶集，只顾想心思，走岔了路。” 赌徒耳闻曾天宇已经回来，官府正在悬赏捉拿，心中犯疑，故意凑上前说：“篮子里什么好吃的，我瞧瞧。” 老太太躲闪不及，被他揭开，只好说：“这是我顺路带给三嫂子家的。” 狡猾的坏蛋早已猜到了八九分，转身就向挨户团报告请赏。曾天宇的婶母等他走远，急忙跑去告诉曾天宇，叫他快逃。然而来不及了，曾孝生已经带人包围了这间仓库。 曾天宇有一只驳壳枪，枪法又好，打得敌人无法靠近。敌人抓住一些乡亲和他的婶母，威胁说，他如不出来，就把这些人打死。曾天宇为了不使群众受害，扒开瓦片，从屋顶站了出来。 他站在屋顶上，大义凛然地对群众和反动军队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背叛人民革命， 一定失败，中国工农革命一定胜利，劳苦大众只要团结一心跟着共产党， 一定能得到解放。几个敌人从屋前房后向他接近，企图抓住他，被他一枪一个，撂倒了好几个。当他发现枪里还剩下一颗子弹时，就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革命胜利万岁!” 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也深深地教育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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