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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的价值观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将自主与自由的理念融入华夏家庭的传统精髓，是必由之路。 年轻一代追求自我独立的同时，也促进了长辈们形成独立的心态。在关爱与给予自由之间找到平衡，便是那恰如其分的张力。 一位给予关爱又懂得适时放手的母亲，既是家庭和谐的缩影，也是社会发展的温暖注脚。 自古以来，我国就流传着“慈母严父”的教育传统，在家庭中，一般父亲对孩子都是比较严格的，而母亲则是慈爱的代表，对母爱的颂扬往往被过多关注。 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是否所有母亲都合格了呢？ 北京大学的朱滢等学者通过研究中首次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在中国人自我认同中占据核心地位，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的记忆不仅表现出“自我参照效应”，还特别擅长记忆与母亲相关的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母亲参照效应”。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等人提出的“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的自我概念是独立的；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 这之后，朱滢等人的进一步研究通过脑成像技术证实了这一点：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中国人的腹侧内侧前额叶都被激活，而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这一区域。 这表明，在中国人的大脑中，自我与母亲共享同一神经生理基础。这种特殊的情感联结，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认知、行为乃至生理结构中。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母爱才是真正有益于子女成长的？” 因为“依赖型自我”与“母亲参照效应”的巨大作用存在，怎样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便显得极其重要。无论在过去还是今日，母爱需要做到恰到好处，所谓的恰到好处，就是做到理性与温情的平衡。
其实一个人最初、最好以至一生的教师，便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最好的品格，便是蒙台梭利所表达过的“理智的沉静”。我们来看一个范例。英国小说家罗尔德·达尔在自传《男孩》和《独行天下》里写道，他的妈妈是怎样以一种貌似冷酷的方式来培养他成为一个绅士的。 达尔幼年丧父，他的妈妈以能干、坚强、慈爱、能保护他又任他飞翔的方式输出恰到好处的爱，从来不会释放过度的母爱。达尔中学毕业后不愿上大学——虽然只要他肯，牛津剑桥都是囊中之物。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妈妈时，妈妈只说了一句：“好吧。”她因儿子的决定失望吗？苦恼吗？无从得知。达尔考进了壳牌石油公司，半年后被派到东非卖3年石油。去东非或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一直是达尔的梦想，他当即奔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达尔写道：“我是她唯一的儿子，而且我们非常亲密。绝大多数母亲面对这种情况，恐怕都会显得相当难过。 
3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非洲又那么远，中间不能探视。但我妈妈不允许自己流露哪怕一星半点儿她当时肯定会有的情绪，为的是不破坏我的快乐。”“噢，你真棒！”她叫道：“真是好消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不对？”20岁的达尔乘船去了英属东非，二战爆发后就地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后因伤回国。他的《独行天下》写到这里，详细地叙述着自己如何在利物浦又湿又黑的夜晚，徒劳地寻找妈妈的新住址，又如何在伦敦和妈妈通了3年多来的第一个电话。即便到这时候，达尔也没有听见妈妈哭泣。当他开口问：“是你吗，妈妈？”电话那端是完全的沉默，达尔于是知道，是妈妈，只有妈妈会这样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这就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而决不束缚他的成长和发展的教子之道。把爱藏在心里，不无残酷地节制着感情对理智的干扰。这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母爱。恰到好处需要的是理智的节制和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一事当前，不需要道德来干预，才是恰如其分的明智。一位西方著名人士说，他小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苹果，兄弟两个都想吃最大的那个。妈妈就笑着说：“你们来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2块，你俩一人一块各自负责修剪，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能得到它。”结果，他赢了。由此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得到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这很公平，你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一个中国犯人说，小时候，他的妈妈拿来几个苹果，大小不等。他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又红又大的，这时弟弟说了他想说的话，结果被妈妈骂了一顿：“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听了妈妈的话，他灵机一动改口：“我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结果，他受到了妈妈的奖励，给了他最大的苹果。从此以后，他学会了说谎，然后开始不择手段。前者的母亲选择了让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后者那位中国母亲，却让孩子用虚伪的表演来换取他心中想要的东西。它们背后各自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竞争与获得的理性文化，道德与虚伪的表演文化。母亲总会遇到类似的两难处境，其实都是很好的教育机会。不过，如果没有把握好，则常常会因为过度或愚昧的母爱而误了子女一生。以分苹果为例，妈妈应该怎样引导和处理事情呢？一个有公平心和有智慧的妈妈，可以这样说：“哥哥和弟弟都想要这个大苹果，妈妈也想要啊，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最好的。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大苹果。如果谁独自分到了这个大苹果，其他人就得不到了。那么你们说该怎么办呢？”把问题交给孩子们去探究，是一个谦虚和理智的策略。以孩子们的聪明和实事求是的赤子之心来说，他们自会想出诸如公平比赛、用刀切开平分和轮流享有甚至抓阄决定等等可以共享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话，他们从小就会学会在竞争和合作中公平相处以及用实事求是的智慧来处理利益合理分配的道理。如果妈妈只是用了专权处分的方式，就会同时把虚伪和偏心、嫉妒和怨恨之坏心眼种植在孩子们的心底。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对待天下的事情，也就这么一点出息了。一个层次是儿童个人的天赋本能和他必须适应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环境条件常常与他的基本欲望相冲突；
另一个需要探索的层次就是童年记忆的深处，在这一层次上，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更普遍的是儿童与成人的冲突。她特别强调的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教育妈妈”，是天职所在。近十数年来，在世界医学领域上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斯蒂芬·格伦，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是什么让你具有了普通人所不及的创造力？有天，他试图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取出后刚走出几步，就失手将牛奶瓶摔碎在地。他母亲闻声而至，却没有发火、说教，更没有处罚他。而是说：“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我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就真的玩起了牛奶。几分钟后，母亲说：“牛奶是你洒的，也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我这儿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接着，母亲又说：“刚才你拿牛奶瓶没拿住，这说明你还没学会如何拿一只大奶瓶。现在，我们到院子里去，在瓶子里装满水，看看你能不能发现一个很好方法，使瓶子不会掉到地上。” 他通过反复实践，知道如果他用双手握住靠瓶口的地方，则瓶子在搬运过程中就不会掉下来。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须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弗洛伊德说：“童年经验影响人的一生。”而你的经验首先来自于你的母亲。一个好的妈妈，她的爱心就是要用最有益而深远的经验影响你的一生，这就是“恰到好处”的智慧。一个好的妈妈，会有足够高贵的大度和宽容的耐心，而远离急躁、尖刻、斤斤计较和居高临下。好妈妈除了宽容爱心之外，还需要“理性的沉静”，即恰到好处的态度，在不动声色中引导，首先，不要让已经发生的事件成为强烈追究的“问题事件”，小心保护子女的自尊心，并培养孩子理智的沉静，让他从困境和打击中解放出来。“恰到好处”就是恰如其分的爱和教育，最后在不经意中使孩子获得解决难题的成就感。现在，一个新现象正在考验着中国母亲：当你的子女长大之后，你该如何处理好互相独立自由的关系？
母亲不能独立，子女也肯定不能独立。这种情形在心理学上称为未能实现“角色退场”。即一个妇女长时间担当无微不至关怀子女的“母亲角色”，当子女长大后，母亲依然不肯退出这种角色，那么，她的子女必定也属于长不大的角色。反过来，她会完全依赖子女，以至变得不懂事、不讲理和很无能，甚至无赖地凭着“我是你妈”的信念，继续干预和插手子女的人生。同时，如果她的子女一直依赖于她，一旦发现自己所依赖的母亲也变成一个不能依赖、且要依赖自己的老小孩，那么两个家庭的生活便纠结得无比折腾。一个母亲在子女独立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一生被需要、被依赖的重要价值正逐步“被剥夺”(淡化)，因此会产生对儿媳或女婿的莫名厌憎心理。很多母亲会以控制子女为主要使命，直接介入子女的婚姻生活，为他们的人生大事做导演；而较成功的职业女性母亲，则会以双重心态来苛责儿媳：
一方面爱自己的子女，但未形成爱屋及乌的慈心，另一方面，会以自我标准来批评儿媳，希望他们能够同时胜任妻子、母亲和职业女性的职责。这些过度的母爱会产生过度代入和干预心理性格，失去了让自己和子女各自独立自由生活的意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看似无情，其实明智，合则两害，独立双美。此之谓“恰如其分”矣。“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切人情文化围绕着家庭这个中心一层层构建起中国文化模式。如果要有一个根本的破局，特别是要造就新一代的独立自主公民，必须适当调整家庭关系。如今，家庭文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将独立自由精神引入中国家庭文化的内涵，是必由之路。年轻一代的独立，会同时生成老辈的独立心性。关怀与放手，正是恰到好处的张力。做一个恰如其分的现代母亲，正是中国社会更多一点现代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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