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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边缘：离散海外华人的弹性公民身份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作者：王爱华（Aihwa On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positions (1993) 1 (3): 745–778. 有删节 我出生在马来亚殖民地的一个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家庭，在英国传教士建立的学校接受教育。我的半生都生活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湾区各占一半。我的其他家人分散在三大洲。每年，我都会和东南亚的大家庭团聚。这幅由文化混生性（cultural hybridity)和多元地域塑造的生活素描，是海外华人多重身份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从这种“去中心意识”（decentered consciousness，萨义德语）出发，迎着“华人”和“亚洲人”的霸权观念逆势而上进行写作。在相互交织的国家和跨国政治舞台上，我希望表达对少数族裔身份形成的理解。后东方主义的阐释立场必须首先解构作为知识/权力体系（knowledge/power system，福柯语）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已扩散为许多复杂的话语，这些话语塑造了亚洲主体在本土和海外的生存状况和潜力。在亚太地区兴盛的当今时代，那些在英帝国统治下达到顶峰的宏大东方主义话语，仍然影响着晚期资本主义的亚洲，与亚洲的发展不可分离。宏大东方主义话语与另一种微观东方主义话语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后者产生于跨国公司和媒体传播的语境中，将英欧学术概念重新加工成东方劳动力、技能、服从和神秘的自信宣告。与萨义德的假设相反（他假设东方主义的对象无法回应），本文认为，亚洲主体在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话语领域中进行谈判时，会选择性地参与东方主义表述。这些话语干预了西方知识的传播，代表着某种权力策略，这种策略不仅是东方主义主体再生产的过程。在非西方经济和权力回路中，它们会干预华人身份的其他文化建构。因此，富裕的亚太世界公民拥有物质和象征资源，可以在操弄全球文化差异、种族等级和公民身份等议题上展现复杂的能动性。他们可以利用东方主义对“人力资本价值”的编码，做出有利于全球商业活动且不损害经济和政治安全的战略性公民身份选择。作为后殖民主体（或许不是在正式的政治层面上），海外华人经常陷入一种“与统治权力暧昧共存的关系”之中。一方面，他们与文化上的“他者”推杯换盏，享受着一种“融洽的紧张感”；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充满着政治不平等和相互猜忌的象征性暴力。在离散社群中，华人主体与西方官员和公司利益集团处在同一个认识论权力场域内，他们共享着共同的参照系，因此“既有疏离感，又存在着熟悉感”。时刻意识到自己在西方被视为文化“他者”形象的全球化华人，会去谈判、规避或利用那些影响着公民身份要求和跨国资本主义的东方主义形象。这篇论文探讨海外华人如何被夹杂在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帝国边缘的公民身份建构中，并研究主体们在这些建构中的共谋和颠覆。文章将公民身份视为国家工具、生产性话语权力和社会实践的结果。首先，我们将对比英中两国的公民身份政策，分析它们如何与政治、经济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利益产生关系，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受到种族和文化价值观假设的中介。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离散华人如何通过复杂的空间、政治和情感关系的策略性操纵来协商这些不同的归属要求。尽管这些移民和弹性公民身份的策略完全融入了东方主义，但实践本身却表明了一种工具性，这与东方主义关于集体主义或家庭团结的主张背道而驰。最后，我们将讨论亚裔美国人的形象如何被新华人移民挪用和转化，他们在美国讲述着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作为后殖民的跨国主体，他们不仅质疑文化认同的稳定性，还质疑与单一民族国家甚至单个想象共同体的联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来自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经常谋求在西方国家获得居留权。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躲避当时和预期的政治歧视和动荡，这些动荡被认为会损害他们的生意和家庭安全。然而，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经济的相对衰退，他们谋求经济机会和政治庇护的地方不再局限于同一个地区。例如，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许多华人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希望继续在中国工作，但同时想让家人安置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避风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追求海外公民身份的过程既是出于个人的策略选择，同时也受到目标国家政策的限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身份的界限由护照来代表，它是控制居住、旅行和归属权的监管工具。公民身份要求是生命政治的一种治理手段，为了确保国家整体的安全和繁荣，它既会调节整个社会人口的行为（如人口控制），也会监管个人的行为（如性行为和生育行为）。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命政治监管（“治理术”，governmentality）通过某种作为（acting）与不作为（not acting）的哲学，帮助构建和确保市场所需。在香港，英国的自由主义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政府的干预和自由放任的市场，以确保开放式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因此，香港华人移民英国的问题必须放在“治理术”和跨国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来审视。在殖民时期的香港，作为帝国残存角落的居民，那里的人被指定为“英国属土公民”（BDTC），拥有无限的旅行权利，但没有在英国居住的权利。当香港回归后，这些居民拥有英国海外护照（BNO），居住和旅行的条件保持不变。因此，香港华人被归为一类“既在帝国之内又不在帝国之内”的海外人口——他们部分的公民身份建立在领土、殖民历史和（不曾提到的）非英国血统的差异之上。在英国，移民政策从根本上决定着阶级和种族之间的关系，肤色差异被转化为基于不同移民群体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社会分层。战后移民法逐步排斥来自英联邦的“有色人种”移民，将种族差异制度化。20世纪60年代初，公众要求限制“有色人种”移民，号称会挤占住房和国家福利，在此压力下，保守党政府撤销了持有“有色人种”英国护照者的入境权。几年后，同一届政府却授予来自南非数百万“白人”的入境和定居权。政府白皮书为这一举措辩护，称扩大英联邦移民会制造社会紧张，因此移民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将无法避免“种族冲突的祸害”。尽管移民法的语言没有明确的种族歧视色彩，但在白人和来自英联邦的“有色人种”之间（“种族”一词经常只指有色人种，而非白人），显然重建了一套阶级等级制度，种族差异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制度化表达。在这种跨国种族话语建构中，香港华人虽然属于“有色人种”，却因在海外资本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英属香港时期的温顺服从而与非裔加勒比移民有着明显的区别。20世纪60年代，英联邦国家的移民限制措施将香港移民限制为餐馆经营者和雇员。此外，成千上万的学生被父母送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80年代，在香港居民的移民潮中，主要目的地是西方国家。很快，香港居民每月流失一千人，危及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声誉，而英国在该市场拥有巨额投资。殖民政府将这一问题定义为“人才流失”，并试图通过诉诸东方主义的逻辑来阻止这种流失。一名官员评论道：华人拥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他们非常重视家庭和个人发展——正是这种务实的自我利益成就了香港经济的腾飞。为了象征性地阻止人才流失并稳定香港经济，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授予部分香港移民公民身份。同样，公民身份的授予也遵循了符合市场利益的生命类型标准。1990年，一项国籍法案仅授予五万名香港精英人士及其家属（占香港当时总人口570万的四分之一左右）完整公民身份或“居留权”。这个特殊的华人亚类别经过精心挑选，主要来自在英国政界、商界或其他组织中有关系的家庭户主（主要是男性）。该法案针对会计和法律等不同职业制定了评分系统，对申请人进行筛选，申请人必须具有高等学历，并且能流利地说英语。他们主要处于30岁至40岁的年龄段，根据他们的能力，他们被选为“可以被正常化的英国公民”，并参与创造跨国财富。因此，英国移民法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将海外华人视为仅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意义上才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人。尽管英国工党批评该法案对移民教育和职业背景的“精英主义”，但它并没有触及更广泛的种族主义问题，也没有触及跨国资本主义为自身利益挪用的东方主义话语。尽管新国籍法尚未完全实施，但它为已经在英国的华人构建了一种不同的“公民身份法律主体性”。霍米·巴巴指出，英国的天气象征着“最易变和最内在的民族性格”，与前殖民地湿热的热带景观形成对比。英国天气代表着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它正受到“离散者和后殖民者回归”的威胁。为了平息公众对更多“有色人种”进入这片“福地”的不满，撒切尔首相在议会上为她的法案辩护。她很疑惑，为什么人们会放弃阳光明媚的香港，选择英国这个“寒冷多云的岛国”。她提醒英国人，国籍法案是一项“保险政策”，将这些潜在的中国公民留到1997年以后。换句话说，即使是那些符合生命政治标准的华人，他们获得完整英国公民身份也会被无限期推迟。国籍法是一份保险，防止他们成为永远的、完整的英国公民，这是迎接香港华人的“冷接待”。尽管香港位于中国境内，但香港人在精神上一直是海外华人（华侨或华裔）。从19世纪末的大规模南洋移民潮开始，中国在几代海外侨民眼中一直被视为“文明国家”的母亲形象。这种基于血缘和家庭关系，或者说“血肉”纽带的民族观念超越了政治边界，因此无论居住在何处，海外华人在非正式意义上都被期望忠诚地支持祖国。因此，公民身份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被构建为一种文化归属。在这里，我将讨论那些拥有资源可以在中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周旋并利用各种商业和家庭居留条件的富裕华人的发展历程。离散华人的现代意识的萌芽源于欧洲殖民统治下的华人家族企业激增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关头打破了臣民与国家之间的传统联系，并将儒家孝道重新导向空间分散的家庭财富积累目标。全球化经济下的家庭战略弹性，对他们在大都市国家的公民身份经验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使用“海外华人现代性”（Overseas Chinese modernity）这一术语来指涉与殖民统治、现代性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相关的实用日常生活实践。这些规范和理性形式特别涉及家庭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在殖民时代的亚洲，许多海外华人来自贫困农民阶层，他们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在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严酷剥削下（无论是在马来亚的丛林还是香港拥挤的作坊里），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这种劳动转化为勤奋工作、纪律和务实的日常生活规范，这在任何一个身陷困境的移民社区中都可能找到。然而，这种与少数族裔生存相关的实用主义被东方主义术语所掩盖。在19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支配着上下级关系（父子、丈妻、兄弟等），并延伸至臣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渐渐地，欧洲市场经济的增长削弱了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条约口岸，在欧洲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所在地。在新的商业和专业阶层中，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忠诚几乎没有发展起来，而被憎恶的殖民国家则被视为只要能赚钱就可以容忍的异己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买办阶层部分抛弃了对儒家国家的忠诚，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一条通过跨区域网络积累财富的经商致富之路，以此作为向上流动的一种替代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秩序的孝道概念逐渐瓦解。然而，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中，父权孝道使家族企业能够在空间上分散的地区之间保持经济和道德上的联系。在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中，儒家父子关系已经转变为跨国资本主义世界中家庭安全和财产积累的核心关系。香港华人现代化的经历也深受19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市场最大自由化，财富可以“灵活而进取地”追求。香港华人将政治及其自由视为市场现象，他们认为公民身份只是促进家庭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权利，而没有对整个社会负有义务感。物质价值的普遍存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工具性态度是现代意识的关键要素。因此，自我的塑造完全体现在个人选择和冒险之中，体现在本地市场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弹性之中。因此，离散的海外华人脱离了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动联系，他们将信念寄托在家庭和个人关系上，而不是政府身上。华人的现代性在一种家庭政治的框架下形成，这种政治部分由殖民或后殖民国家构成，但同时又颠覆了它。在新兴阶层中，“家庭的生命政治”指一套管理健康和身体并投入弹性资本主义活动的理性实践。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极度拥挤、竞争激烈的状况下，香港的家庭，无论穷富，都发展出非凡的规训特点，控制家庭成员以改善家庭生计和财富。在家庭的生命政治框架下，个人道德价值感源于家庭内部关系。教育、工作和消费方面的新型自我规训促进了经济和象征性价值的稳定积累，这些价值有助于提升家庭的繁荣和荣誉。“实用的家庭主义”一词被用来形容香港华人将家庭利益凌驾于所有其他个人和社会利益之上的规范和实践偏好。经济互助是家庭的基本结构原则，它是由核心家庭、血亲和基于共同经济利益的疑似亲戚所组成的一个流动集合。坚持不懈和创收是家庭衡量个人价值的基本素质，因为拥有这些品质可以让家庭摆脱贫困和政治迫害。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不同，今天的社会地位几乎完全取决于财富积累，而与财富来源无关。离散华人家庭的生命政治与民族国家的生命政治议程不一致。尽管一些国家试图监管华人移民的生产活动，但家庭的生命政治以及在不同地方追求财富机会的弹性仍在尽力逃脱国家控制。权力不再被视为沿着阶级、民族或政治路线组织社会基础，而是被视为个人获取商品和提升社会地位的能力。在著名的华侨家族企业中，家族负责人通常是企业的创始人。通常是祖父辈（更可能是父亲辈），他们凭借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积累的财富致富，并严格掌控着家庭和商业关系，在其一生中逐步将管理权和财务控制权移交给儿子们。儒家关系伦理赋予儿子和儿媳特定的角色和义务，使他们更容易适应家族企业的生命政治议程。中年富豪Alex Leong（化名）告诉我：我记得，初中那会儿，我的目标就是追随父亲的脚步，经商……继承家族事业，而不是给别人打工或自己单干。我觉得儿子继承父辈辛苦创立的家业很重要，这对我来说是首要的责任。……如果家里有生意，你为什么要出去给别人打工，让一个雇佣的人来照顾你的家族企业呢？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Alex Leong出身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他的一位堂叔祖父曾是广东一把手，父亲曾在德国受过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全家去了澳大利亚。之后，他的父亲决定去巴西探索商机，一家人在那里生活了几年。他们最终回到香港，父亲很快进入房地产行业。孝道观念在Alex Leong和他的三个兄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反映在他们各自在家族企业跨国运营中扮演的角色上。Alex Leong解释说，分工和角色的空间划分在他这一代中年接管家族企业的人中非常普遍：父亲们做了非常明确的分工，兄弟不能互相侵犯，因为担心他们之间会有太多的争斗。现在我的大哥在香港工作。我负责这里（旧金山）的一切。我们经常聊天，但我们都知道这里和那里的责任。在另一个家族企业中，大儿子留在家族全球酒店业的总部，负责管理亚太地区的业务，二儿子负责北美和欧洲分公司，最小的儿子稍晚才加入公司，他负责管理他们在南加州的家族利益。无论女儿们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她们永远不会在家族企业中担任管理职位。在旧金山湾区，只有三位香港女性是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但她们使用父亲提供的启动资金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她们的生意与兄弟们的家族产业没有任何关联。Alex Leong称这样的女性投资者为“女强人”，他也表明财富创造不应该成为女性的主要角色。虽然Alex Leong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但他坦言，作为儿子和父亲事业的继承人，他有时会感到“窒息”：在你爸的公司里上班，对我来说就等于是面对双重领导，不是吗？你不能直接说“我不同意，我辞职”。你没办法轻易离开你的父亲。而且，一位在商场上待了这么久的父亲，他永远不会把你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所以你一直处于下属的位置。 Alex Leong的弟弟几年前大学毕业，但看到哥哥们的处境后，一直拒绝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这位弟弟通过在银行工作来表达他的叛逆，不过这家银行恰好是他父亲一位富豪朋友开的，仍然摆脱不了父权的影子。Alex Leong预计：“当我弟弟最终加入进来后，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在美国扩张，逐步收缩香港的业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继承家产的父亲比白手起家的父亲对儿子的权力更大，但在这些白手起家的华人富豪中，族长似乎终其一生都掌控着儿子们，因为他们掌握着财富和经商经验。在Alex Leong的家族里，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但儿子们在做重大买卖决定时仍需要向他咨询。因此，在这个非常国际化的家庭中，男性气质的定义主要基于一个人作为儿子的角色，以及为原生家庭的财富积累做出多少贡献。女儿继承的家族财富份额要少于儿子（在Alex Leong的家族中为30%）。儿子则不同，他们必须积极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如果只是被动地接受遗产，那就是扮演了一个女性角色，就像他的姐妹们一样，她们都嫁出去了，或者像他的妻子一样，妻子不应该参与丈夫的家族事业，而应该专注于培养继承人，并提供一个温暖和相互支持的家庭生活。在没有儿子的家庭中，经过家族企业精心培养的女婿乃至“鬼佬”都可以继承管理家族企业的不同分支，已故航运和酒店业巨头包玉刚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两个白人女婿继承了家族庞大企业的管理权。60年代，像Alex Leong这样的中产和中上层家庭的少年，都会申请去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接受高等教育。Alex Leong的父亲经常告诉他：“你的未来肯定不在香港，所以你应该去外面读书，只要你保持一些中国的习俗并会说中文就行了。”整代人由此开启了跨国教育策略，获取海外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布尔迪厄语），这最终将有利于他们在不同的文化经济中斡旋。富裕的家庭往往利用儿子出国留学，特别是去英美留学的机会，作为打入外国社会的敲门砖。父母会去那边为孩子购置房产，开设银行账户。毕业后，儿子们则会在海外为家族企业开设分公司。例如，Alex Leong从伯克利和威斯康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就通过在旧金山设立分公司的方式加入了父亲的公司。由于Alex Leong还不是美国公民，他的父母计划最终退休到加拿大温哥华，那里比美国更容易获得居民身份。无论位于何处，家族企业都充当着“弹性积累”的绝佳工具，部署创新的金融工具，以便在极度不确定、竞争激烈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实现时时响应。通过这种个人和家庭文化策略的结合，华人企业家将经营的社会领域拓展到全球舞台，从而试图颠覆和逃避特定民族国家的监管。过去十年间，许多家庭及其企业跨越太平洋两岸，常见的方式是在两个国家建立住所，并频繁往返居住。因此，在离散海外的情况下，妻子的角色演变成了维持庞大的家族网络。孝顺的儿子专注于积累教育和经济资本，妻子和孩子则在像旧金山湾区这样的地方获取教育和文化资本。理想情况下，大型公司的继承人应该有孩子，但现在子女数量不再需要超过四个，只有女儿也可以接受（包玉刚爵士和他的妻子就只有四个女儿）。妻子被选为丈夫公共生活中得力的伙伴，但她主要的角色是营造有利于教育的家庭环境。她确保孩子在学校成绩优秀，参加中文课程，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专业人士（对于女孩来说，会有钢琴课和芭蕾舞课；对于男孩来说，则会有网球和篮球课，有时还有小提琴课）。妻子培养关系网以提升“面子”价值，并在其他华人移民之间建立互惠、互助、互利的关系。尽管她大部分休闲时间可能用来打麻将和网球，但许多华人女性会考取房地产经纪人执照，以便获得自己的收入。在旧金山半岛，大多数房地产经纪人都是海外华人女性，她们向其他华人移民出售家族房屋。一位位于硅谷的华人实业家告诉我，他在十六年间搬了大约五次家，因为他的妻子一直在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交易。因此，现代的女性也参与财富积累，为自己的家庭积累资金，同时丈夫继续为父亲庞大的家族企业工作。寻找和购买房屋与女性的家庭责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家庭搬迁的情况下，因此妻子从事住宅房地产销售并不被阻拦，只要她们的创收活动在意识形态上被构建为次于母亲/妻子的本职工作即可。在离散社群中，女性被建构成双重意义上的“异类公民”。公民身份隐含着“阳刚的”编码。通常，女性的法律地位通过她们与男性的关系获得，大多数国家的移民法隐含地将理想的移民定义为携带资本的男性及其家属。女性在她们的原生家庭中也缺乏作为管理者和继承人的权利。然而，香港女性利用她们的身体来规避海外公民身份的法律和经济性别歧视。她们没有依赖丈夫带她们去海外，而是成千上万的女性选择在国外生育，从而为孩子获得外国护照，也为自己未来“买保险”。（有香港银行为在海外分娩的女高管或管理人员的妻子提供“怀孕津贴”，以减少员工的离职率。）她们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子宫公民身份”，同时绕过了民族国家的法规和新儒家规范。商人有时被称为“太空人”，因为他们经常处于徘徊的“轨道”上，在海外建立家庭住所和在香港赚钱的欲望之间摇摆不定。那些在太平洋间穿梭的企业高管的妻子们将自己称为“寡妇”，在麻将桌上寻求慰藉。寻找着陆点的“太空人”是一个中国后现代离散的象征。弹性资本积累常常使家庭和工作场所因国界而分离，产生一种去疆域化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加剧对当地情感和商业纽带的追求。离散在东南亚的华人中重新流行起了一个古老的做法——纳妾。据报道，许多来回奔波的商人会在新界或中国内陆包养情妇。这种重新本地化的过程，进一步危及了与被安置在西方的妻子和孩子之间的正式亲属关系。尽管获得了可以抵御未来不确定的公民身份，但弹性资本积累的讽刺之处在于它可能会破坏家庭的再生产及其与家族企业的父系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应该修正“情感型”资本主义模式的自我东方化论调，因为弹性资本积累正在扰乱家庭生活的个人化和特殊化关系。然而，离散华人还面临着另一个限制。由于他们被经济帝国边缘化，并且把自己定位于边缘，海外华人必须调解美国社会对其边缘地位不断变化的话语建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它在20世纪后期蓬勃发展，参与了公民社会的建构，也管理着由种族定义的公民类别，这些类别被认为体现着不同种类的经济价值和政治风险。福柯指出，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概念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治理术工具，它是一个将“经济人”定位其中以便于更好加以管理的空间。与英国一样，美国自由主义与种族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在公民社会中定位着非白人团体的政治化差异。历史上，美国针对亚洲移民的移民政策一直关注亚洲移民在公民社会中相对于其他阶级和族裔群体的位置，也关注他们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而受到约束和定义。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州依靠中国移民来发展农业、铁路、矿业和服务业。尽管白人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认为华人是一个堕落的种族，不适合与白人一起生活，但资本家和传教士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廉价、勤奋和温顺的工人，这对于加州的工业至关重要，让它能与东海岸和外国企业竞争。在“冷战”期间，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摇摆不定。然而，中产阶级华人的出现及其在经济阶梯上的上升与“底层阶级”（underclass）形成对比——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使用这个术语指代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西班牙裔美国人。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创造了“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ies）一词来形容日裔美国人。媒体迅速将该术语普及化，现在该术语被普遍用于华裔美国人，并赞扬那些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少数族裔，他们与“无法取得成就”的少数族裔（例如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形成对比。因此，东方主义话语将“亚洲性”构建为勤奋、温顺、自给自足和富有生产力的理想人力资源典范或化身，并成为其他少数族裔应该效仿的榜样。同时，华人移民逐渐分化为两个群体——城市工人阶级和郊区的中产和中上层家庭。1962年，移民法的放宽使华人首次可以以家庭单位进入美国，这带来了战前移民的子女，他们已经在香港等待了多年，只为获得前往美国的机会。随着新工人阶级的涌入，唐人街焕发了活力，早些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则进入了唐人街以外的白领职业。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人移民成为学生和专业人士，使这一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这种涌入恰逢美国战后经济的重组，越来越依赖工厂移民劳动力，外国资本和人才都流入高科技和金融行业。“模范少数族裔”的建构属于一个更大的种族主义话语框架，它定义了一种特定的亚洲公民类型，并隐含地批评了其他需要帮助的少数族裔。如今，东方主义话语援引亚洲人体现的“传统美国价值观”，忽略了不同亚洲移民群体在文化、性别、阶级、民族血统和在美国居住时间等方面的差异。亚洲人形象的重新编码（从早期的铁路工人、洗衣工、餐馆工人、侍从、女服装工人和战争敌人的形象转变为经济人），代表了亚洲公民在新语境下的一种新的定位。“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愈发意味着创业精神话语的胜利，这种话语将东方生产力与美国最新边疆的开放联系起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成为一个前景广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美国企业再次将目光转向了亚太国家。美国移民政策受到了来自各个企业和亚洲游说团体的影响，他们制定了一项新的战略来招募亚洲劳动力、资本和知识。1990年，美国自1952年以来最深远的移民制度改革得以实施。为了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争夺全球的流动资本，国籍法中创建了一个新的“投资者类别”。与以前漫长的等待居留权相比，潜在移民现在可以通过创造十个就业岗位的一百万美元投资获得绿卡。在华尔街，针对华裔美国人的研讨会提出了如何“通过房地产投资和收购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建议。一位企业家敦促道：“想想你们在亚洲的亲戚吧，如果他们投资一百万美元，他们就可以获得绿卡，你也可以开办一家新公司。”因此，与其他实行金融移民的国家一样（主要例子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成为潜在移民弹性资本积累的工具。在这个“新世界秩序”的社会想象中，华人亚洲人被塑造为域外公民，是太平洋边缘帝国的资本持有者和经营者。大卫·默多克（idavD Murdock）是都乐食品公司 (Dole Foods Company) 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在洛杉矶的一次“亚裔美国人”会议上表达了这种态度。默多克指出，在多极经济力量的世界里，技术力量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默多克是美国跨国企业的缩影，他的公司在超过五十个国家开展业务，在亚太地区拥有数千名员工。他指出，美国有超过七百万亚裔美国人，并主张：我们需要更具竞争力。许多亚裔美国人拥有语言能力、文化理解、直接的家庭纽带以及对整个亚洲的经济状况和政府运作方式的了解。这些知识和能力可以帮助美国人在该地区取得政治和商业上的成功。……他们的许多洞察力和能力可以帮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的和平架构。 美国企业将亚洲视为特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来源，这种资本体现在亚裔美国人身上，可以转化为对抗亚太经济崛起的力量。这种话语将离散华人定义为太平洋地区经济价值和机遇的流通象征，将亚洲美国人“好”的东方主义形象编织到更广泛的东方主义贸易敌人的话语领域（“冷战”后日本）。虽然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描述为一个片面的自我强化过程，但我认为，话语对象本身也参与了东方主义编码的共同创造，因为亚洲人正处于不断变化的国家和跨国权力格局中。几个世纪以来，亚洲人一直被西方世界“他者”的认知和体验所塑造。然而，近年来，亚洲在新兴世界市场中的重要地位使华人能够更自主地参与传播他们的自我认同，哪怕西方仍存在东方主义霸权。颂扬中国文化的自我叙事应运而生，它将离散华人重新建构为拥有资本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世界主义现代人。他们被誉为“一种现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拥护启蒙运动的理性、个人自由和民主理想。有人声称，儒家的人文主义将创造一种没有西方破坏性的工具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它是21世纪一种更加温和的资本主义。这些自我叙事营造了一种现实形象，试图在西方消除中国资本主义的日常现实，并为亚洲新富阶层赢得社会认同感。许多人对国家采取了激进的非政治化立场。正如香港被视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之地，他们前往的西方民主国家也主要被视为“金山”般的机遇之地。社会被视为“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总和”，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尽管并不平等。对许多中国企业家来说，现代社会秩序建立在拥有知识和经济资本的人的统治之上，富人被视为羡慕和效仿的榜样，而不是穷人的敌人。海外慈善活动的中国资本家们希望获得社会名望，成为社会杰出成员。这并不是儒家人文主义的体现。一个新的举动是向美国的大学捐赠巨额资金，以便将家族名称附加在西方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筑物上。许多亚洲经济增长背后的这些信仰和实践，在自我东方化的论述中被省略，这些论述将海外华人建构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公民，他们却在西方的种族等级制度中扮演特殊的角色。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移民潮涌向亚洲以外地区，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跨国亚裔身份建构的过程之中。为了融入西方民主国家并成为后期的资本主义不同区域的企业家，他们力争获得公民身份的认可。海外华人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在西方作为内部局外人形象，塑造出自己勤奋守法、为少数族裔群体带来贡献的模范公民形象。他们积极地在全球公司和媒体话语中建构自己善于经商、擅长贸易的少数族裔和沟通协调者的形象，从而干预他们必须在西方社会中定位的认识论领域。通过肯定和阐述他们战后的“经济人”形象，他们让自己在西方国家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并为他们在民族国家边缘的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弹性。在姆贝贝（Mbembe）看来，这些是“暧昧、流动且'可修订’ 的实践”，体现了一种去疆域化的现代意识，这种意识迎合了东方主义的形象现实，根据具体情境强调不同的价值取向，涉及中国“根源”、自律、创造资本的才能、人文资本主义或少数族裔的调解作用。通过利用东方主义的碎片，海外华人成为自主的后现代跨国叙事者，从而在西方传播着一种不断变化的自我社会认知。他们灵活的策略并非为了配合任何民族国家的生命政治议程，而是将一个领域的政治限制转化为另一个领域的经济机会，将“离散”状况转化为一系列地方环境中的有利状况，以便在任何存在资本主义机会的地方都能重塑家庭的生命权力。这些后现代资本主义战略和不断变化的象征对我们理解20世纪末公民身份的不同含义有何启示？我曾指出，19世纪的殖民统治割断了重商华人对“母体文明”的一贯忠诚，后殖民时期的亚洲政府未能在海外华人中推广强烈的现代公民意识。我创造了“弹性公民身份”一词，以描述他们在海外寻找公民身份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有助于他们弹性的积累战略，也助于他们逃避西方国家少数族裔企业家的政治成本和债务。资本积累的弹性——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导致了公民身份的商品化。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在中国以外购买公民身份极大地便利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活动。谋求太平洋地区资本的西方国家修改了公民身份法，以吸引携带资本的华人公民。“经济人”已然成为形容富裕华人移民的代名词，他们被认为是自律而富有生产力的公民。这类官方话语创造了一种针对理想移民群体/潜在公民的跨国话语语境，海外华人可以利用并改造这种话语语境，提升他们在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地位。有研究指出，在美国，种族和民族隐喻经常被用来掩盖阶级差异。新一代华裔领袖依托亚太地区的公司权力，迎合东方主义形象，将“经济人”形象巧妙地转化为“搭建桥梁的少数族裔”形象，既迎合国家渴求带来资本的生产力公民的愿望，又将他们上层阶级身份隐藏在少数族裔标签之下。这种自我叙述式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增加社会接纳度，并减少种族和阶级敌意。因此，跨国华人身份的话语操纵是亚洲企业家和谋求太平洋地区资本的西方国家的象征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弹性公民身份”的概念表明，公民身份的概念应该在全球经济的语境下进行考察，并分析它对于不同人群可能具有的各种含义。诚然，正如安德森（Anderson）所言，人们仍然会为特定的公民身份愿景而斗争甚至牺牲，例如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运动。但对许多富裕的海外华人来说，公民身份在深刻的层面（例如对特定民族国家的责任感或认同）意义微弱。海外华人散居的隐喻反映了海外华人生活/工作于多个国家的能力和渴望，他们认为，当地环境与他们的政治或文化认同关系不大。这种财务、空间、社会或法律方面的弹性选项不断地动摇甚至削弱了“华人/中国人”的含义。他们不断变化的叙述将全球离散和边缘性重新阐释为一种自我刻画的他者性，以回应单一民族身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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