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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书院，其实就是高等民办教育机构，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集藏书与治学于一体。最近，我在研究铅山县鹅湖书院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铅山县志中从未记载的历史。古代有一种书籍叫“类书”，顾名思义，就是按类别将知识分成若干的门类，便于查找，犹如现代的百科全书。古代比较著名的类书有《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前者是宋代由 李昉 、 李穆 、 徐铉 等学者奉敕编纂，看书名就知道，本是给皇帝准备的资料；后者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代学者陈梦雷编纂完成初稿并缮成清本，雍正三年（1725年）蒋廷锡重新整理成书，雍正六年（1728年）以铜活字排印成书，是最接近现代书籍的古籍。这两部书都是官方的，民间还有一部类书也很有影响，这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鸿书》，又称《刘氏鸿书》，是安徽宣城刘仲达纂辑的一套类书，是书分二十四类，又分子目二百六十多，事实词章，相杂而载，每条皆注所出，资料比较可信。清朝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
天下四书院：应天府民曹诚即同文，旧居广舍百五十楹，聚书千余卷，以延学者。（宋）真宗嘉之，赐名曰“应天府书院”。○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学舘，以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敎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这句话疑有错漏字，白鹿洞是李渤隐居地，后来李渤任江州刺史，不知这里“知江州”是否是指李渤，存疑。），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百人，乞赐九经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北宋）开宝中，潭守朱洞首于岳麓创书院，以待学者，诏赐书院名(即岳麓书院)○唐元和间，衡州人李寛于石鼓创书院（《事文类聚》），国初赐勑额，号天下四书院。而铅山鹅湖书院居其一焉。书院为宋二陆及朱晦翁、吕东莱四公讲学之所，在宋奉勑所建者。至我明沦落。正德年，李梦阳督学江西，始重建于鹅湖山下，后复废壤。万历间，南昌太史刘日宁过铅山，重建一祠于鹅湖山下，然卑隘不称四先生春秋，血（疑为“恤”）食皆取办于民间，民甚苦之。邑太仆卿费尧年垂没之日，命男元禄捐新宅一所，为鹅湖书院捐租二百石，为四先生蒸尝之费，并作诸生讲课之资。
在《鸿书》中认定的“天下四书院”指的是：应天府书院（商丘）、岳麓书院（长沙）、石鼓书院（衡阳）、鹅湖书院（铅山）。在许多史籍中，庐山白鹿洞书院与铅山鹅湖书院齐名，但在《鸿书》中，白鹿洞是“学馆”，显然不认可是书院。《鸿书》是一部辑历史资料的收集分类的书，不会、也没有必要杜撰，原因就是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孙冕之子孙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间，称为“白鹿洞之书堂”。当时的星子县主簿郭祥正为此写了一篇《白鹿洞书堂记》，这是白鹿洞书院的第一篇记文；皇祐六年（1054年）春，由于兵火，书堂被毁。白纸黑字，说明了在北宋期间及以往，没有所谓的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真正被复建和正名的首推南宋的朱熹，此时，鹅湖书院当不存在。但是，《鸿书》介绍鹅湖书院是不吝笔墨的。《鸿书》认为鹅湖“书院为宋二陆及朱晦翁、吕东莱四公讲学之所，在宋奉敕所建者。”这句话是不准确的。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吕祖谦四先生并没有在鹅湖书院讲学，而是借仁寿禅院（又称鹅湖寺）举行了大约三天的学术辩论，史称鹅湖之会。南宋信州刺史杨汝砺筑“四贤祠”以资纪念。淳祐十年(1250),朝廷命名为“文宗书院”。明景泰四年(1453)重建时,改称“鹅湖书院”。《鸿书》提及的江西督学李梦阳的事迹，明朝嘉靖《江西通志》在鹅湖书院的条目中，全文登载了詹载采（乐平人，进士）的一篇“记”，文中写道：“（明）正德辛未（1511年），提学副使李梦阳命（铅山）知县秦礼，即故址重建。”这个“命”字很有份量。但是建学是需要钱的，书院属于民办性质，铅山的知县没有动用税金的权力，拿什么去建书院呢？古代无非就是募捐，还有就是给书院划拨一些田产，以收租的形式维持书院日常开支。《江西通志》在另一篇附记《检讨汪伟记》中，关于李梦阳责成铅山县令秦礼重建（修）鹅湖书院的文字写得很详细。文中写道：正德辛未十有一月，提学副使关西李公梦阳按（视察）县，抠衣谒欹（偏僻）险危峻，人迹殆绝，屋且坏。乃下寻故址，则鞠爲荆榛久矣。慨然兴怀，顾县尹秦礼曰：“先哲遗躅在是，奈何去之，而以奇险为哉？吾欲复旧观！如（何）？”秦侯曰：“此礼夙心也！”乃畚去毁砾，剪除宿秽，屋若干楹，仍扁曰“文宗书院”。
嘉靖《江西通志》有关页 不得不说，这位叫汪伟的检讨文章写得比进士出身的詹载采生动。李梦阳是省里官教育的官，到基层考察，来到铅山，鹅湖书院是必须去的。但此时的鹅湖书院在哪儿呢？本来由四贤祠到文宗书院，再改鹅湖书院，都在官道边上，交通堪称便利。但是，李梦阳居然要手里拽着官服，走过陡峭的山路，才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且房屋都破了。这难道是书院？我猜想，真正的书院已经不存在了，而读书的士子只好在荒芜的山上借几间房子读书。这个地方只能是在鹅湖书院后面的峰顶山上，那里有一个慈济禅院（峰顶寺）。李督学肯定不高兴，甚至有点愤慨。于是，他们下山找到文宗书院的原址，已经被荆棘杂草湮埋很久了。李梦阳回头对陪同考察的铅山县令秦礼说：“先贤的遗踪还在这里，你为什么舍弃原来四贤祠，让学子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读书？我要你恢复书院原来的样子，怎么样？”县令秦礼回答说：“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想法啊！”于是，秦礼派人用畚箕装走了瓦砾，铲除了积存的污秽，清理了几间房子，仍然挂上了“文宗书院”的匾。我很困惑，1453年重建的鹅湖书院，为什么1511年就要重建呢？即便60年前的建筑是豆腐渣工程，古代也不至于如此偷工减料吧？秦礼这个县令也是代人受过，房子倒塌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能在他的前几任已经就破败了。但是无钱维修，书院还有学子读书，功课不能耽误，只能借山上寺庙闲置的破房子暂且栖身了。按《鸿书》的说法，在李梦阳重修文宗书院之后，50年后的万历期间，南昌太史刘日宁在鹅湖山下“重建一祠”，这里说的是建祠，也就是南宋时期建的“四贤祠”。铅山人、明内阁首辅费宏的族孙、费完之嫡孙、进士出身的南京太仆寺卿的费尧年认为，这里毕竟是山野僻地，与四位先贤的身份地位不相符。书院的一切开支都来自民间，当地百姓也不堪负担。所以费尧年在他七十岁重病临终之时，交代他的儿子费元禄将一幢新宅和200石租农田捐给鹅湖书院，维持书院祭奠四先贤和讲席先生的束脩（薪资）。我感慨的是，费尧年的这桩尊贤助教的义举，在清朝的《铅山县志》中却找不到一个字的记载。庆幸的是，我在费元禄的诗文集《甲秀园集》中找到了费元禄呈给各级官府的一篇文章《捐宅为鹅湖书院呈》，我读后深为感动。转载如下（原文浅显，除句读外，稍加注释）。
伏念元禄先大夫（已故父亲）费尧年，系嘉靖壬戍进士，原任南京太仆寺卿。虽在籍聴调，未经赴部，不幸于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终于正寝，垂没之际，命元禄在前，祝（应为“嘱”）曰：吾生平叨主恩，居官三十四年，林下退休十三年。今不幸将与汝等永诀，深愧无以报皇上及我祖宗父母之恩。昨虽捐俸数百金，建立圣庙数百金，建立家庙犹未报万分之一。吾城中构一新宅，颇极华丽、宏壮，生平俸金，半费于此。今思铅山城中（铅山故治永平镇），故有鹅湖书院为朱陆会讲之所，久已失其旧址。近岁虽于鹅湖山下建立四贤之祠，然祠宇湫隘，且道路僻远，无以妥先贤之灵，鸠（集中）四方之士，何以称（出名）中国，而授弟子室乎？吾没之后，汝可禀明院、道、郡、县，将此宅攺为书院，并捐租壹百石，为该学贫士灯油之资（书院给每个学员每年发十个月的膏火银，等于生活费）；又可捐租壹百石于府学，以膳贫士；又可捐租壹百石于本家，置一义学，教督子弟，以昭书香。又，吾兄弟四人及诸伯叔未葬者，可量力少出俸金助之，以彰主恩。又寡婶在堂，可请至宅中供养，以终余年。他（其它）有薄田数亩，敝屋数间，尽可以供饘粥（zhān稀饭），以蔽风雨。汝兄弟可善守之，在徳不在物也（为人重要的是品德，不是财产）。语毕，具衣冠北向再拜而卒。呜呼，痛哉！古人闻有舍宅为寺者矣，未闻有舍宅为书院者也；古人闻有置义田义学散金以饍贫者矣，未闻垂没之际，惓惓于行义之言，无一语及私者也！况先大夫生平居官勤慎，立心正直，不沽名，不立异，所在多有隐徳，至今浙人、闽人、粤人（费尧年曾在此三省为官）皆能言其事，真可谓存顺没宁、生死无愧者矣！愧元禄等才质驽钝，无能自立以显亲名，不孝之罪何痛！如之今敬述父遗命，奉呈台覧，倘台䑓俯念先大夫生平微行，破格表扬，或为题请，俾（等待）朝廷之上，知西江岩穴之下，亦有代国行义如先大夫者，其关系世道亦非浅鲜矣！在先大夫虽无徼名之心在，不肖实不敢隠先大夫之善，但元禄思先大夫既捐宅为讲院四贤之祀仪，并诸士㑹讲之资，计无所岀，元禄愿将已数岁廪资（费元禄科场不幸，学业止于廪生——秀才中享受官方生活补贴者）所置田租，合百石以助讲院公费，为此具呈，伏惟垂览，施行须至呈者。费尧年为铅山作了不少好事，捐财兴学，只是他一生最后的贡献。一个封建官吏，能有此境界，并不稀奇。康熙年间的铅山县令施德涵，道光年间的铅山县令李淳，都为鹅湖书院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治版《铅山县志》说，李淳“下车伊始，锐然以培养人才自认”。清嘉庆年间广信知府王赓言非常重视鹅湖书院建设和复兴。在铅山，他极力倡导摸清鹅湖书院的家底，在嘉庆江南著名学者、鹅湖书院山长（院长）吴嵩梁的主持下，在乾隆年间《鹅湖书田志》的基础上，重新核查、勘测，增修了《鹅湖书田志》，王赓言多次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并为新志作序。这项工程的意义在于，它夯实了鹅湖书院的经济来源，落实了书院的田产和山林的经营管辖权，维系了书院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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