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的上元节刚过，京西通往福田公墓的土道上，出现了一个近年来已经绝迹的“大殡”——由32名身穿绿驾衣，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鹅的大杠，抬着一付黄绳拴的红杠，上面扣了一卷黄彩扎成的官罩，就像一座一殿一卷的古典宫殿——躺龛式的简易官罩。杠后还跟着32名身穿蓝驾衣，头戴青毡帽，上插鹅黄雉翎的杠夫。这分明是两班大换班的形式。 杠后还有几辆汽车，里面坐满了身穿旗孝的男男女女。殡仪并不规范，但可以说是个皇杠的变种。沿途的老乡民们都好奇地互相探问：“这是谁家的大殡？”有些上了岁数的便猜测说：“大概是前清有爵位的人死啦。不然怎么能用黄罩呢？”乡民们议论纷纷，但谁也猜不透死者是谁，即便是懂得清代典制的“老古懂”也无法判断。他们万想不到，这是大名鼎鼎的清末摄政王载沣的殡。 载沣，爱新觉罗氏，满族。光绪皇帝之弟，宣统皇帝之父，荣禄之女婿。清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十二日（阴历正月初五）生于北京西城太平湖醇王府内。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爵为醇贤亲王。二十七年，曾亲赴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八旗兵所杀表示谢罪。三十四年，慈禧死前，立其3岁儿子溥仪为帝位继承人，封他为摄政王。他主张集权于满洲皇族，计划杀死掌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结果未成。 后罢免袁的一切职务，亲自统帅禁卫军，代理海、陆军大元帅。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资政院。三年春，组成“皇族内阁”，又实行铁路国有化，大借外债，增加捐税。同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自请退位。翌年清亡。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来，先后在天津美、日租界隐居，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天津发生水灾，才回到北京什刹海醇亲王府居住。次年又将此住宅售与政务院，七月迁至东城交道口利溥营11号闲居。 载沣的一生，身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在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1952年1月23日（阴历辛卯年腊月二十七日）病故。享年68岁。当时，他的长子溥仪，次子溥杰均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三子溥淇早殇。故由四子溥任料理丧事。 溥任的七叔载涛(涛贝勒)是位礼仪通，尤其对清制皇家、王府的典制更为精通；对于北京市面“红白口”上的各行各业都有一面之交，伪满帝宫谭玉龄的葬礼就是他一手承办的。所以，溥任不能不请他出面，全权料理治丧事务。但是,这次治丧却有几个难点。首先是正逢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从旧从新，颇费斟酌。原来他的侧福晋邓佳氏民国三十一 年(1942年)六月死时，都是按照清制，用扣了红寸蟒加了黄走水官罩的64人大杠抬出去的，难道对王爷本身的发送还能低于这个规格吗？但从新的形势上看，不要说清典旧制，就是民间的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婚丧礼俗，都在迅速土崩瓦解，对于历史上既已形成的王府礼俗，确难保全。 其次则是经济上的问题，虽然家族中还有残余的“硬货”，但是，手头上的现钱却不多，不是一两天就能筹措出来的。于是找到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原信成杠房的老掌柜的狄琴荪、少掌柜的狄恒业父子二人，共同倾心计议。狄家都建议治丧的总方针，总宜“务实”，不宜“浮费”，即有钱也要花在棺椁、墓穴等实处。而不要花在纯礼仪性的排场上，也免造成社会影响。至于现钱的问题，则由地安门外大街平易银号经理徐子才作为后盾。 这时的信成杠房已倒闭三年之久了。但凭老掌柜、少掌柜父子两人的旧日交往，与“红白口”上的各行各业始终也没断弦。所以，仍由狄家承办这棚丧事。于是，首先由狄恒业陪着载涛一同去选材讲杠，先在东城宽街(中医院对面)恒茂材厂看了一口金丝楠的重材；然后又去王府大街仁顺材厂看了一口水楠的重材。经狄恒业鉴定，认为以前者为上品。当时北京的各大棺材铺桅厂只有这么两口上等材了，已没有再选择的余地。狄说：“这已是绝无仅有的了，就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去。”所以，载涛毅然决定用这口金丝楠四独板的重材。但材厂索价甚昂，竟然要旧币1.8亿元(合新币1.8万元)之多。 因为棺材份量过重，故以32人杠“转空”(抬运空棺)到交道口利溥营丧居。成殓之后，只在家停放一天，次日仍以大亮盘的形式，移灵于西黄城根嘉兴寺殡仪馆(今改建为北海宾馆等单位)。停柩于二院的第三层大殿正中，是为“正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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