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侨城耕耘 ——5月19日北大深圳侨城俱乐部5周年活动讲话 今天是侨城俱乐部大喜的日子,群主邀请我出任“参谋长”,欣喜之余颇多感触,讲三句话与各位同学共勉。 第一,一个人能干事儿,一群人能成事儿。 一般高校都有校友会,但大多办得死气沉沉,类似于半官方机构。 我们侨城俱乐部并未正式注册,也没有直接的官方或校方背景。 5年半前,从事自由职业的夏先嵩同学尝试着搞校友聚会。从最早的轮流坐庄到AA制,是一项历史性的制度跃迁,充分体现了我们北大人民主、平等之理念。 当初,估计大家没想到能坚持5年下来。当然,除了夏群主本人的奉献、执着精神外,也有赖于潘新国、张慧琳、杜涛、孙金永等同学的积极捧场。 在此意义上,夏群主堪称首席创始人,其他人为联合创始人。 当然了,我们要感谢夏群主家人的默默支持和付出。要知道,校友活动不是所有开支都能AA制的。 据不完全统计,穿越“疫情”三年,俱乐部共举办各类活动近三百场,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其中,颇有水准的专业讲座约五六十场,从AI大数据到股市楼市均鲜活诱人;还有早茶、沙龙、聚餐、爬山徒步、企业走访,以及围棋比赛、音乐鉴赏等。 另外,杨焕城、黄红辉两位校友长期赞助酒水。如此一来,既提高了同学们的快乐指数,还有效降低了聚餐成本。 一个人能干事儿,一群人能成事儿,众人拾柴火焰高。既然成事儿了,能否长治久安、有效传承,这就需要集体领导机制的顶层设计。 第二,从社群到社团,从集体到有机体。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一个社群,但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校友会就可称为社团了。 要成事儿、持续性地成事儿,社群或集体就需要一定的组织化建设。 所以,我们俱乐部才有了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和参谋长等职位及名头。 实际上,作为非盈利、非正式组织,决策、监督和执行密不可分,其本质为集体领导、集体协商,防止一个人单干或独裁。 今天早上,看了一篇1959年庐山会议的文章。 本来属于正常的意见表达,但被定义为“政治路线”问题,这就说明组织本身异化了。 一个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分工和制衡,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机体。 有意思的是,夏群主力推“领导班子老龄化”。背后动因就是,只有知天命之后,个人的事业、家庭才能稳定下来,才有精力为校友们提供服务。 第三,从相互成就,到使命担当。 校友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回忆青春时光只是基本盘,更重要的是校友们同频共振,或倾诉忧伤、郁闷,或分享快乐、成功。 更重要的是,校友们之间要相互成就,才有价值和粘性。包括引荐各种社会关系、协助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共创、众筹搞项目。 但如果仅停留在相互成就层面,北大便不成其为北大。 我们记得,从李大钊到毛泽东,从“五四学潮”到“一二九运动”,在横跨三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北大人始终与时代潮流共命运、与民族大义同呼吸,所谓使命在肩、社会担当。 当然,我们也不讳言,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现在燕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校友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开放,参与者不仅限于北大毕业的学生。对于认可北大精神、由校友引荐的其它高校同学,我们一视同仁、诚恳相待。 以上三句话,诸位共勉之,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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