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金上京凉殿“五云楼”考证及复原研究

 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1期

通过考古信息和历史记载考证2015年发掘的金上京皇城西侧1号台基遗址功能属性，指出该遗址并非考古报告中提及的重要礼制建筑，应为结合了宫苑宴会、萨满祭祀等多种功能的苑囿景观建筑，可能是《金史》提及的凉殿“五云楼”。在依据考古信息初步复原该遗址后，进一步借助历史文献、宋代界画、遗址形态等多种历史图景信息的综合比对，提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建筑复原方案。

1 金上京皇城西部1号台基遗址概况

2 建筑遗址功能属性的猜想与考证

3 多元历史图景视野下的建筑复原讨论

4 结语

刘文卿 董健菲 刘大平

LIU Wenqing, DONG Jianfei, LIU Daping

金上京会宁府是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从金太祖建国至海陵王迁都，立都约38年（1115—1153年），期间历经多次城市建造，是东北地区形制最完善、规模最大的古都之一。目前金上京的主要考古发掘活动集中于城垣和城门等位置，建筑遗址尚未进行大规模发掘，城内建筑的整体布局特点仍无明确认知。相关机构在2015年对金上京皇城内部第三、四宫殿遗址西侧一处建筑遗址进行了细致发掘，首次揭露了皇城内部的大型宫殿式遗址，其中的1号台基遗址平面形态独特，其功能属性引起诸多猜测，明确该遗址功能属性并复原其建筑形态对探索金代早期大木建筑技术和宋金建筑文化交流特点均有所启示。

1 金上京皇城西部1号台基遗址概况

1.1 建筑遗址的基本信息

金上京遗址位于松花江阿什河西岸，该遗址的研究工作以往多以调查考证为主，经多年田野调查，现已基本探明都城形态轮廓和大致功能分区。2015年发掘的遗址区域位于皇城西区中部的第三、四宫殿遗址西侧（图1），发掘区总面积3100余平方米，揭露一处院落遗址，内部有院墙、3处建筑台基、甬道、花池等遗迹。其中1号台基遗址位于发掘区中央，面积700余平方米，2、3号建筑台基遗址位于发掘区角落且面积较小（图2）。

图1 考古发掘区域的位置

图2 考古发掘范围及建筑遗址

1号台基遗址整体呈类似“亞”字形的平面形态，台基上分布36个磉墩遗存、4处火灶遗存，依据磉墩分布形式可知建筑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室内有减柱现象，北侧贴临台基边缘部分有10个小型磉墩遗存，台基中心位置有圆形沟槽遗存（图3）。2号台基遗址位于1号台基西北侧，即院落西北角，东西长10.1米、南北宽8.2米、高约0.15～0.3米，是一处接近方形的小型台基，台基表面分布9个柱础，东西、南北两向各3列，大致等距分布（图4）。3号台基位于1号台基的西南侧，考古发掘仅揭露其东北角部分区域，东西长7.5米，南北宽2.8米，高约0.3米。

图3 1号台基遗址

图4 2号台基遗址

院落内陆层堆积情况因区而异，考古报告中并未详细介绍，以1号台基北侧地层情况为例，探方剖壁可见4层堆积（图5）。由上至下，第1层为0.05～0.15米厚的灰褐色表土，土质松散夹杂植物根系，散布瓷片和残砖瓦块，为近现代形成层；第2层为0.1～0.2米厚的浅黑褐色土，土质坚硬致密，含少量白灰颗粒，出土少量龙纹瓦当残片、残砖瓦块、瓷片、铁钉等，该层年代大致为元明清时期；第3层为厚0.35～0.95米的黑褐色土层，含白灰颗粒和烧土残渣，出土少量龙纹瓦当和较多残砖瓦块等，为建筑物的倒塌堆积，年代大致为金代晚期；第4层为约0.1米厚的夯实黄褐色花土，为建筑使用时期的地面垫土层，年代大致为金代中期。

图5 T044031北壁地层堆积层位图

1.2 其他相关的建筑遗存信息

除上述建筑台基遗存外，考古发掘还揭露了部分墙体、甬道、花池遗存，对推测建筑遗址功能和形制有重要价值。1号台基遗址东南部，有一段曲尺形的砖砌矮墙，东西长约4.5米，南北长约2.8米，东西向墙体采用长方形砖上下错位砌筑，由底部向上共6层砖逐渐内收，外侧砖边缘被打磨成圆弧形，并在其上横向立砌带有内凹壸门图案的纹饰砖，考古报告中称其为装饰墙遗址。1号台基遗址南部西侧有3条用方砖铺砌的甬道遗存，通向2号和3号台基遗址，1号台基南侧中央有南北向路面遗存，路两侧分布花池遗存，院落中还有大面积的墁铺地砖。

基址出土遗物中包含大量建筑构件，主要有瓦当、龙纹滴水、筒瓦和板瓦、兽头、螭首、装饰砖等（表1），大致围绕1号台基遗址周边分布。遗物中瓦当和砖的数量较多，瓦当多为泥质灰陶，个别施绿釉，直径大小略有差异。当面纹饰分为龙纹、兽面纹、花卉纹三种，龙纹瓦当数量居多，部分当面和背面涂白灰。出土砖构件包括素面砖和纹饰砖，砖型包含方形、长方形和条形三种。素面砖多而纹饰砖少，纹饰砖为泥质灰陶，正面光滑，横向雕出略凹的壸门图案，部分纹饰砖底面涂白灰，并有五道或八道横向浅沟槽纹，用以增加砖体与粘结层的贴合度。

表1 遗址中出土的主要建筑构件

注：表内图片引自刘阳、赵永军《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城垣遗迹2013年发掘简报》。

1.3 已知考古信息的初步总结

综合上述考古信息，对该建筑遗址进行初步总结判断。首先，从1号台基遗址的地层信息看，该遗址的地层结构清晰且相对简洁，没有明显的人为扰动痕迹，能够清晰反映建筑“始建—应用—毁弃—再利用—消失”的生命周期。建筑始建于金代中期，在金中期至晚期有明显的人工使用痕迹，于金代晚期倒塌毁弃。后续元明清时期，原建筑基址上没有大规模营建活动，但台基旁出土了少量该时期的建筑材料构件，应为依傍原台基的小型营建活动遗存，后续的小型营建活动并未打破原建筑台基形制，基本保持了原建筑的倒塌堆积遗存。

其次，从出土的建筑构件和陶釉造像来看，龙纹瓦当、滴水等构件的大量使用表明建筑等级较高，但脊兽构件数量少意味着建筑屋顶形制不会过于复杂；各类砖构件的杂乱分布表明该庭院遗址的路网走向灵活且铺装形式多样；遗址内发现的花池、装饰墙、火灶等遗存表明建筑的功能属性侧重于宫苑休闲；与此同时，院落内出土了迦陵频伽、仕女和孩童头像等与佛教相关的小型釉陶塑像，推测此处可能存在礼佛场所。此外，与宋金时期其他宫殿的建筑构件工艺相比，此次发掘出土遗存的材质和图案较为粗糙，烧制水平相对低下，可见金上京虽借鉴中原地区的营造技艺，但在细致程度和工艺水准等方面仍与中原地区有较大差距。

最后，金上京虽为金代肇兴之地，但与其相关的金代建筑研究却很落后，目前的金上京考古活动以表面勘测和局部揭露为主，未进行大规模的整体考古发掘，学界对建筑遗址内部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针对单一个案的建筑遗址研究，如果无法将其纳入宏观的埋藏情境中关联思考，则无异于管中窥豹难见全貌，本文对1号台基遗址功能属性和复原方案的推断只是尝试性思考，提出的观点并非结论，只作为阶段性和开放性的阐释以供参考。

2 建筑遗址功能属性的猜想与考证

该遗址形态较特殊，尚无其他同期相似建筑供对比，关于遗址的功能属性存在多种猜测，主流观点认为该遗址为一处重要的礼制建筑。本研究通过历史文献、宋代界画、考古资料等多元历史信息，判断此遗址为一处结合祭祀、宴请、游憩等多种功能的皇室宫苑景观建筑，可能是《金史》中提及的“五云楼”，下文先分别对其类似明堂的礼制建筑、祭祀性质的宗教建筑等功能属性猜想予以排除并进行论证。

2.1 类似明堂的礼制建筑

考古报告称此遗址为一处重要的礼制性建筑。主要依据是遗址出土构件中的生活器物很少，且大量运用了龙纹瓦当等级别较高的建筑构件。从1号台基形式看，遗址平面与临淄郎家庄东周1号墓出土的漆器宫室图以及杨鸿勋先生推断的周明堂形制相似，类似“亞”字形基址中间的圆形区域对应明堂的太室、通天屋，圆形周围的四殿则对应周明堂的玄堂、明堂、总章、青阳四殿（图6）。明堂建筑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礼制建筑，从“周人明堂”开始，众多朝代都兴建明堂，而宋代高度重视明堂礼仪，胜于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金人效仿宋代礼仪制度，兴建类似明堂的礼制建筑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从文献和考古情况看，不同时期的明堂建筑空间形制有共性可寻，如平面为类似“亞”字形的对称式，在四方和中央集中布置五室或九室，中央为太室，四周为东西南北四室，并以此附会各种象征意义，“亞”形五室或九室几乎为历代明堂之通制。如此看来，此遗址确实反映了部分明堂建筑的平面特征，这也是有学者推测其为明堂建筑的主要原因，但仅凭平面形制相似便认定为明堂类礼制建筑仍较为武断。

图6 明堂与1号台基遗址的平面布局对比示意

关于明堂类礼制建筑功能的推测存在诸多不妥之处。其一，金代建都上京会宁府后，礼乐制度颇为粗草，除了必备的宫室建筑外，礼制建筑营建非常不完善，连最重要的金上京太庙在各类史料中都语焉不详。明堂和太庙同为重要礼制建筑，二者建筑形制颇有渊源，“明堂，祖庙也，所以策功序德，不义之士不得升”，可能为同类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称谓。假如有如此重要的礼制建筑存在，理应被《金史》等文献明确记载。其二，从建筑遗址与都城的位置关系看，明堂类的重要礼制建筑一般位于皇城之外，如汉长安明堂、汉魏洛阳明堂、北魏平城明堂等，没有紧邻皇城或宫城主轴线而建的先例。此处遗址位于皇城西侧，并与皇城主轴线上的第三、第四座宫殿接近，与明堂类建筑的位置特点不符。其三，以明堂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大多需要较宽敞的场所进行礼仪活动，该遗址位于一处狭窄院落内，院墙和建筑遗址之间的场地面积狭小，不适合展现明堂功能。其四，此遗址的东西挟屋和北室中发现了四处灶址，与明堂作为较高等级礼仪建筑的性质不符。综上推断此处遗址是明堂建筑的可能性很小，而是否为重要的礼制建筑也另当别论。

2.2 祭祀性质的宗教建筑

2013—2017年，吉林省安图县宝马城遗址中发现金代长白山祭祀神庙遗址并进行详细考古发掘，明确了遗址所在院落的平面布局（图7），对比该遗址与金上京皇城1号台基遗址和出土器物，发现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处遗址均为空间狭小的院落形式，且两处遗址中出土了相似的瓦当、鸱吻、套兽等建筑构件，以及类似的陶釉造像，表明两处遗址的功能属性可能相类。此外，在宝马城3号建筑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金上京皇城1号台基遗址的弧形沟槽痕迹（图8），而且这两处建筑遗址都位于院落最后端。虽然沟槽内圆形场地的用途尚不明确，但结合宝马城长白山神庙遗址的祭祀属性，可推测其与某种祭祀仪式相关。

图7 长白山神庙3号建筑遗址

图8 遗址内部沟槽痕迹

萨满教盛行于东北地区的古族先民中，是肃慎族系最重要的原始宗教形式。金代女真族倡导多元化宗教政策，但作为本土原始宗教的萨满教一直是其重要宗教形式之一，萨满文化也广泛体现在空间形式中。在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广大区域中，圆形向心空间是萨满教的重要空间图式，从原始拜物教的石圈，到清代的“堂子”，以及诸多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人居空间中，均呈现对圆形向心图式的紧密追随。1号台基遗址中，圆形沟槽空间嵌套在方形殿堂中心，既可将殿堂空间与圆台空间加以区隔，也能强调了圆台空间的中心性和神圣感。萨满祭祀活动所需祭品种类多样且程序繁杂，直至清代，紫禁城坤宁宫内的跳神、宰猪、煮肉、做糕、酿酒、织染等宗教仪式依然保留与传承着满族的原始宗教习俗。此处台基遗址上的四个火灶可能为烹煮祭品所设，北京故宫坤宁宫和沈阳故宫清宁宫神堂等萨满祭祀空间内也设有类似锅灶。不仅如此，1号台基遗址中发现的灶址并无与之相连的火炕烟道遗迹，排除了因取暖而设灶的可能，更有理由推测其为服务于宴请活动或祭祀活动的烹煮加工锅灶。圆型沟槽空间可能是举行祭祀活动的“舞台”，这也可以解释此处基址为何略高于地面且铺有青砖。另外，该遗址周边出土了陶质迦陵频伽像，长白山神庙遗址中也出土了类似造像，金代女真人的宗教信仰有强烈汉化倾向和多教合一发展趋势，祭祀遗址中出现与音律相关的小型佛教造像，可能与这种发展特征相关，也可能与祭祀礼仪中的礼乐仪式相关。此外，考古报告提及的装饰墙遗址，呈低矮的曲尺形，自下而上内收砌筑而成，且附近出土了带植物纹样的壸门雕砖和陶釉男童、仕女造像。壸门和植物纹样是佛坛常用装饰图案，现存的岩山寺金代文殊殿内便有低矮的砖砌须弥座，其壸门束腰内也饰以砖雕花卉图案，陶釉男童、仕女造像虽不是佛像，但亦带有宗教人物色彩，故推测该处遗存不仅是庭院内的装饰墙，也可能是类似须弥座的小型台基。此外，整个院落遗址中还包含7个灰坑遗址，坑壁有加工痕迹且灰坑内部埋藏较多陶塑像和壶罐器物碎片，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填埋坑，也可能为与宗教礼仪活动相关的小型祭祀坑。

综上，通过该遗址与金长白山祭祀神庙遗址的对比和与萨满文化空间图式的对照分析，以及对内部灶址、装饰墙、灰坑功能属性的猜想，有理由推测此建筑遗址具有一定的萨满祭祀功能。但是从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内部的皇家萨满祭祀空间看，皇城内的萨满祭祀活动通常无需营造专用的大体量祭祀建筑，而是依托于原有宫殿的内部场地进行，如此规模庞大且位置突出的建筑专用于萨满祭祀的可能性极低，萨满祭祀应只是其日常使用功能之外的附带功能。

2.3 宫苑凉殿景观建筑的判定

结合文献、界画、壁画等历史材料，进一步推测该处庭院遗址为金上京城宫苑园林内的“凉殿”建筑群，而处于庭院核心位置的1号建筑基址则是其中的主要建筑“五云楼”，并以营造时间、所处位置、建筑形态为线索，从3个方面陈述推测依据。

其一，营造时间。“凉殿”是皇室夏季避暑休闲的重要场所，类似建筑形象在《金史》中多次出现。以1153年海陵王迁都金中都为界，此前的凉殿记载与金上京直接相关，此后记载多针对金中都凉殿，不宜直接用于研判此处遗址。

《金史·志第五·地理上》载“凉殿，皇统二年构，凉殿门曰延福，殿曰重明，楼曰五云。东庑南殿东华，次曰广仁。西庑南殿曰西清，次曰明义。重明后，东殿曰龙涛，西殿曰奎文”，可知上京会宁府内的“凉殿”建于皇统二年（1142），是一组包含门、殿、楼、配殿的建筑群，而“五云楼”则是其中轴线上的一座重要建筑。依据相关学者研究，大致可将金上京营建过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表2），皇统二年为公元1142年，故凉殿大致营建于第二阶段末期。该时期金熙宗对金上京皇城建筑进行扩建，增设了朝殿、寝殿、书殿等主要宫殿，皇城的前朝后寝格局以及配套宫苑成型。此时距金兵攻占汴京的靖康元年（1126）已过16年，金人对汴京城内空间格局和建筑形制应已熟知，相比于前期的金上京草创，此时金上京宫苑营建应与汴京城更为相似。考古遗址揭露的T044031北壁剖面第4层信息表明1号台基遗址建成年代为金代中期，故地层年代信息与皇统二年（1142）的时间节点以及上京城营建过程的阶段划分相吻合。

表2 金上京城营建过程的阶段划分

其二，空间位置。金上京城是女真族的首个都城，其规划布局模式并无本族大型城市营建的先验可循，很大程度上模仿辽上京城和北宋东京城，体现在宫殿布局、建筑式样乃至宫殿名称等多个方面。北宋东京汴梁城的皇城西北部也设有后苑，且相比并称东京四苑的琼林苑、金明池、玉津园、宜春苑，后苑与皇室起居生活的空间关联更为密切，故金上京城也可能在皇城西侧的相同位置设置宫苑景观。金上京城皇城西侧考古调查中发现诸多台基遗存，本次发掘的1号台基遗存也位于皇城西北侧，其横向大致与主轴线上的后寝宫殿平齐，空间距离也非常接近，有理由推测该遗址与寝殿区域的功能联系紧密。遗址中发现了花坛、装饰墙、灵活的甬道铺装等遗存，印证了宫苑景观的功能属性猜想，其可能是皇室休憩游玩的小型宫廷内苑。同为黑龙江地区重要都城遗址的渤海国上京城，其内苑设置在宫城后部的寝殿附近，内苑中建造了形制灵活的景观园林建筑，同一地区且族源相近的两个都城极有可能采用类似的宫苑空间组织方式。此外，北宋东京汴梁城也有在皇城内设置凉殿的做法，描写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见闻的《枫窗小牍》中记载“后苑东门曰宁阳，苑内有崇圣殿、太清楼，其西又有宣圣、化成、金华、西凉、清心等殿”，可知东京城皇城西北侧的后苑中设有宫殿建筑群，而“西凉”一殿是其中之一，“西凉”的殿名极可能取西侧凉殿之简称而成，金上京借鉴汴梁城的宫苑布局方式，将凉殿设置于皇城西北侧宫苑内，这样的推论也可成立。

凉殿作为常用的宫苑景观消暑建筑，宜设置于皇城主轴线建筑群的一侧以便于使用，但究竟设置在东侧还是西侧则是有争议的，如《金史·世宗本纪》曾记载“辛酉，敕有司于东宫凉楼前增建殿位”，表明太子居住的东宫中设有“凉楼”，并曾议在凉楼前增建殿位，可见“凉殿”和“凉楼”也有可能在东侧。金世宗在世时间为1123—1198年，其间的辛酉年是皇统元年（1141），而《金史·志第五·地理上》则明确记载“凉殿，皇统二年构”。此处的“构”字可释为“始建”或“建成”之意，本文认为此处应为“始建”之意，依据是《金史》中另外一处相关时间节点的记载，即《金史·熙宗本记》所载“庚午，五云楼、重明等殿成”。金熙宗在世时间为1119—1150年，其间的庚午年为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即海陵王迁都金中都的前3年，凉殿建筑群的五云楼和重明殿方才落成。凉殿是包含多个门、殿、楼建筑单体的建筑群，在1150年五云楼等主要建筑竣工之前不能称建成，故“凉殿，皇统二年构”的含义应为凉殿始建于皇统二年（1142）。综上，“辛酉，敕有司于东宫凉楼前增建殿位”与“凉殿，皇统二年构”的时间节点互相矛盾，即1142年始建的凉殿无法在1141年举行“增设殿位”活动，故推测“东宫凉楼”和“凉殿”并非指代同一处建筑。另外，“凉殿”“凉楼”“凉厦”“水殿”在《宋史》和《金史》中多次出现且并非指代同一座建筑，此类重要的宫苑景观建筑在大型都城中多处分散设置更符合使用需求，金上京皇城东西两侧均设有此类建筑的可能性也存在。

其三，建筑形态。宋代界画中有大量西湖地区的图景画作，其中包含了诸多园林建筑的相关描绘，类比这些界画图景和考古发掘信息可知，1号台基遗址的类似“亞”字形平面形式与宋代界画中常见的“五云楼”“水殿”等建筑形象吻合。《五云楼阁图卷》中描绘的“五云楼”是一处山林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为一座重檐歇山十字脊带平坐层的楼阁（图9），由图面推测其平面形式应近似“亞”字形。《朝回环佩图》中的主体建筑群由前后左右四殿及中间主殿构成，主殿也是重檐歇山十字脊楼阁，整体平面形式也与“亞”字形类似。宋代诗人戴栩在《上丞相寿》一诗中，有“十二楼头花正繁，朝回环佩五云间”的描述，说明《朝回环佩图》所描绘的形象和五云楼密切相关，也间接表明了五云楼作为宫廷酒宴场所的建筑功能。《水殿招凉图》中也描绘了类似的歇山十字脊带平坐层的殿阁式建筑（图10），可见在“水殿”“凉殿”等宋代纳凉休闲建筑中常采用“五云楼”式的建筑形态。此外，宋代诗作中也频频出现“五云阁”“五云台”“五云亭”等类似称谓，尤其是《水龙吟·紫皇高宴萧台》中有“双玉杯深，五云楼迥，不妨频醉。细看来，不是飞花，片片是，丰年瑞”的生动描写，直接表明了“五云楼”作为皇室园林休闲建筑的迥异风格，《三山志》《西湖二集》等与西湖人文风貌相关的史料中也有关于“五云楼”的记载。

图9《五云楼阁图卷》中的五云楼形象

图10《水殿招凉图》中的建筑形象

山西繁峙县岩山寺现存金代壁画中也可见几处类似建筑形象，如南殿东壁中央佛像北侧壁画中便有一组较大的楼阁，主体建筑高二层，重檐十字脊，左右有挟屋，单檐歇山顶，略低于主楼（图11）。南殿东壁佛像南侧壁画的建筑组群中，其中央主殿左侧也有重檐歇山十字脊的高阁式建筑（图12）。这两处建筑图像与界画中的“五云楼”形象相似，且一处位于植物水景环绕的园林景观中，另一处位于主轴线正殿建筑旁边，与1号台基遗址所处的环境和位置也相类。由上述建筑形态类比分析可知，作为造型丰富的园林休闲建筑，类似于“亞”字形平面的“五云楼”已广泛出现在宋代山水风景画作和诗句中，而宋金百年对峙与交流，金人仿照此类建筑形制营造金上京“五云楼”也在情理之中。

图11南殿东壁北侧壁画

图12岩山寺南殿东壁南侧壁画

综上，本研究推测此处建筑遗址应为“凉殿”建筑群中的“五云楼”所在。“五云楼”并非指五处建筑，而是指一栋建筑中的五室或五殿，与建筑遗址的类似“亞”字形平面形制相符。《金史·熙宗本记》载：“辛酉，宴群臣于五云楼，皆尽醉而罢。”描写了金熙宗和群臣醉饮五云楼的场面，这也与本遗址中发现四处灶址的情形相符。“五云楼”建筑体量庞大、形态丰富、位置优越，承担了皇室休闲游玩、萨满祭祀、宴请群臣等多种功能，是一处复合功能的皇家内苑景观建筑。皇家宫苑中设置类似的大体量中心发散式楼阁的实例并不少见，如紫禁城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和宁寿宫花园的符望阁便为两处形制独特的高阁建筑，此二阁空间格局的独特性，非以明堂格局描述不恰当，非以明堂空间解读不妥帖，而符望阁更因其中心发散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分割及内檐装修被称为“迷楼”。可见，明堂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礼制建筑类型，其空间形制极具辨识性，在不同时期的多处皇室宫苑建筑中，被广泛借鉴和模仿，因此此类空间形制不能作为断定“明堂”建筑的唯一标准。同为肃慎族系的重要族群，女真人和满人的民族文化具有相似性，其宫苑建筑形制也极有可能存在传承关系，而关于此类独特空间格局功能属性的解读，需走出“明堂”建筑的误区，从更为贴近其固有族群文化特征的角度去思考。

3 多元历史图景视野下的建筑复原讨论

3.1 考古发掘信息呈现的建筑图景

考古信息主导的建筑复原需遵循考古发掘情况，不过度阐释，只依照基址遗存对建筑形态作出基本解读。首先，根据磉墩遗存位置和相互距离推测柱网布置情况，以进一步推测平面具体形式。从遗址整体空间形态看，建筑台基分为五个主要区域，即中央主体部分的圆形主厅以及南部的前廊、东西两侧的挟屋、北部的后室，其中前廊规模较小，东西挟屋和后室面积相仿。整理现存磉墩遗迹各中心点间距，可知东西挟屋与前廊、后室的面阔大体一致，分别为13.73米、13.67米、13.29米、13.67米。西挟屋与后室的进深大体一致，分别是13.29米、12.63米，东挟屋进深为14.52米，前廊进深为7.71米（图13）。遗址的磉墩形式为方形单磉墩，即每一个磉墩与上方的一根柱子相对应，由磉墩分布情况可进一步推测柱网的分布模式（图14）。理想情况下的柱础和磉墩上下位置关系应是中心对位，但实际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建筑始建时期的磉墩和柱础位置可能在人为因素和地表变化等自然因素扰动下发生改变，如寒冷气候下埋藏土层的反复冻结融化循环过程中，磉墩可能随土层的热胀冷缩产生位移，故柱础与磉墩的叠加关系也有可能偏心或错位相对。因此在考虑柱子定位时，在磉墩尺度范围内作出调整，才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轴网对齐情况，推测东西挟屋与前廊、后室的面阔长度相等，且均为3开间，东西挟屋与后室的进深相等，均为2开间。考虑到建筑与花坛和甬道的视觉对位关系，建筑前部区域很可能是开敞的室外前廊，前廊进深较短，为1开间。在建筑平面形式方面，东西挟屋左右对称且与后室形式相同，中间殿屋总面阔7间，两侧东、西挟屋以及前廊和后室面阔各3间。

图13 1号台基磉墩中心间距尺度（单位：毫米）

图14 1号台基磉墩与柱子对位关系

由《营造法式》规定的用材等级可知该建筑为二等材或三等材。建筑遗址东西向共7开间，由于基址周边并未发现檐磉墩遗存，可推知该建筑并未设置重檐，遗迹左右两侧和后部为次等级的配室，前部为室外前廊，在用材等级上应降一等，因此综合衡量中部殿身为二等材，其余的南侧廊屋、北室、东西挟屋为三等材。目前关于宋营造尺间。宋金建筑中采用多种营造尺，如宋金时期出现于晋东南地区的营造用尺便包括中唐以来的唐大尺、北宋官定营造尺、北宋官定布帛尺三种。《金史》载“量田以营造尺，五尺为步，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可知金人量田测地的营造尺基本沿用唐以来“五尺为步”的方法。金上京借鉴北宋东京城规划模式，依据北宋东京城考古成果结合文献记载判断其营造尺为32厘米，故推测金上京也采用了32厘米的营造尺。关于宋大木建筑间广、柱高等尺度换算方式，《营造法式》中并未提及，有学者认为唐辽宋建筑在柱间尺度构成上，采用与奈良时代建筑相同的整数尺制，即柱间距离为营造尺的整数倍，但整数尺与本遗址实测的磉墩中点距离无法吻合，故选择以架深来推测开间尺度。架深为屋架中两槫之间的水平距离，宋代建筑架深大致为6.5～7.5尺，柱距一般为2倍架深。通过测算磉墩各中心点距离，结合柱础点位的变化范围，综合研判选定架深为227.2厘米，即7.1尺较为适宜。柱距为2倍架深，为454.4厘米，即14.2尺。结合上述分析，对建筑遗址平面和梁架布置作出初步复原（图15，图16）。

图15 平面复原图

图16 梁架布置复原图

东西挟屋与后室的面积大致相同，故推测后室屋顶与东西挟屋的屋顶等高，而前廊的面阔开间与后室、东西挟屋也大致相同，不宜将前廊廊架单独降低，故前廊屋顶也与东西挟屋等高，形成规则的“十”字形屋顶（图17，图18）。基址中出土的屋脊兽头瓦件数量不多，因此单檐屋顶的可能性更高，结合柱网分布特点和建筑遗址的位置特点判断其屋顶形式为歇山顶，所以综合考古信息判断建筑屋顶形式为正交等高的单檐歇山顶。殿堂式构架柱径为42～45份，结合遗址尺度和升起、侧脚等情况，柱径取42份，檐柱柱高取柱径9倍左右，约604.8厘米。殿堂式构架斗栱为6铺作以上，根据屋高比例，取柱高三分之一为栱高，经协调铺作数与栱高，采用4跳7铺作样式，外深108份，约173厘米，里深82份，约131厘米。根据已经推测的平面形式、屋架形式、斗栱形式和相应尺度，结合考古信息和《营造法式》相关规定，对建筑遗址的立面和剖面作出初步复原设计（图19，图20）。

图17 屋顶复原图

图18 屋顶复原图

图19 立面复原图

图20 剖面复原图

遵循考古发掘信息的建筑复原是最忠于遗存现状的复原方式，但是否真正符合建筑历史原貌则存在许多疑问。受人工破坏、环境变迁等历史条件和埋藏条件制约，大型古代建筑遗址很难被完好保存，受考古发掘模式和遗存分布特征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被完整发掘，所以其复原研究常常要面对经过干扰的不完整信息。上述考古信息主导的建筑复原在体量尺度、形态特征等方面均与文献、画作等史料中“五云楼”建筑形象相去甚远，故其复原研究需要拓宽参考依据，寻找更为接近建筑形态类型特征的复原思路。

3.2 文字史料呈现的建筑图景

《金史》、宋代诗词、方记杂史等文字史料中也可见诸多“五云楼”相关描述，其中《金史》的记载以金上京五云楼为本体，而宋代诗词和方记杂史的五云楼相关记载多以东京开封和西湖临安附近风貌为本体，但对金上京城五云楼形态复原也有一定参照价值。整理文字史料信息并建构五云楼形象的文字图景（表3），通过文字历史图景分析，大致可以明确“五云楼”的功能属性和空间布局形式。其功能属性为举行宫廷聚会、宴请等活动的宫苑休闲景观建筑，在布局形式方面，凉殿为轴线式布局建筑群，五云楼在轴线序列末端，形态与众不同，较普通宫殿更为高耸。

表3 基于文字记载的历史图景分析

根据《金史》中“凉殿，皇统二年构，凉殿门曰延福，殿曰重明，楼曰五云。东庑南殿东华，次曰广仁。西庑南殿曰西清，次曰明义。重明后，东殿曰龙涛，西殿曰奎文”的记载，可知金上京凉殿建筑组群内的各单体建筑名称和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结合2015年考古发掘情况，可知庭院遗址的总宽度以及1号台基遗址北侧即为庭院外墙，且五云楼处于轴线序列的末端，进而还原金上京凉殿庭院总体布局方式（图21）。

图21 凉殿建筑群总体布局复原图

3.3 宋代界画史料呈现的建筑图景

宋代是中国界画发展的首个高峰期，开工整写实、造型准确之画风。界画之中的建筑形象细腻严谨，通过对界画建筑的识读、尺度折算等可完成较为可信的建筑复原设计。由于宋代界画常以各类建筑为表现题材，且绘制风格颇有工匠写实之气，常作为分析宋代建筑营造技艺的重要参照资料，也可作为宋金建筑复原中比较可信的历史图景。《五云楼阁图卷》《朝回环佩图》《明皇避暑宫图》《金明池争标图》等宋代界画作品均描绘了类似“五云楼”的建筑形态，分析其空间布局、建筑结构、环境氛围等历史图景特征是完善复原依据的重要途径（表4）。

表4 基于宋代界画的历史图景分析

上述宋代界画中的“五云楼”历史图景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是《朝回环佩图》《金明池争标图》《明皇避暑宫图》中的形态，主要特征是“一主四次”五殿以联廊相接，彼此相对独立，组成小型建筑群，主殿高耸，四个次殿相对低矮（图22），五殿统称“五云楼”。其二是《五云楼阁图卷》中的形态，主要特点是独栋式集中建筑，中心主殿与上下左右四殿相接，相互贯通融为一体，主殿高耸并设供登临远眺的平坐层，四次殿相对低矮（图23）。两种形式的共性为类似“亞”字形的台基或平面布局，主殿重檐歇山十字脊，采用向心性强的发散式布局。《五云楼阁图卷》中的五云楼位于庭院最末端印证了《金史》的相关记载，其高耸入云的形态也印证了诗词语义中建构的五云楼形象。界画作品中的历史图景形成了整体统一而细节有变的形态特征，在类“亞”字形平面和重檐歇山十字脊等相对固定的形态模式基础上，也通过连廊、副阶、平坐等细部构造产生丰富的建筑形象，反映了此类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和自然环境背景下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图22 第一种凉殿建筑群总体布局模式

图23 第二种凉殿建筑群总体布局模式

3.4 多元历史图景拼贴的建筑复原

将考古发掘的遗址图景与界画图景对比，可知金上京皇城西侧1号台基遗址的主次殿连接方式与《朝回环佩图》《金明池争标图》中以廊相接的方式不同，而与《五云楼阁图卷》中主次殿贴临相融的集中式建筑形态更吻合。主次殿紧密相接的模式更符合寒地气候特征以及金上京城的空间布局特点，不设连廊的集中式布局可减少室外穿行以应对冬季寒冷气候，且遗址紧邻皇城，院落空间相对局促，实现《朝回环佩图》《金明池争标图》的组群式分散布局比较困难。

上述考古信息主导的建筑复原与界画和文献语义中的五云楼历史图景有诸多相悖之处。其一，在中心主殿的高度及屋顶样式方面，文字和界画图景的五云楼均为体量高耸的建筑，与严格按照考古信息复原的中心大殿形制不符。五云楼作为标志性的宫苑景观建筑，高耸的大殿可以提供无遮挡的视线和更全面的视角，也能突出其形态标识性，故体量高大的重檐做法更为合理。其二，在平坐层设置方面，《五云楼阁图卷》中的主殿二层处设有平坐层，在高处形成面向四面八方的远眺平台，更符合景观建筑使用特点，但此建筑遗址紧邻主轴线宫殿群，不宜过于凸显高耸体量和开阔视野，寒冷的气候也不适合室外登临远眺，因此《朝回环佩图》和《金明池争标图》中不设平坐层的样式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其三，相较于金上京草创阶段，金上京凉殿修建时期的营造技术当有所精进，但基址呈现的建筑遗存状态仍较为粗糙，金上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宋代官式建筑营造水准，仍需全面考古发掘和复原类比以作综合判定。在金上京内复制宋代南方地区的五云楼建筑是一个艰难的取舍过程，面对迥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需重新协调礼制要求、建筑形态、功能属性、气候条件等多种矛盾。对1号台基遗址的历史猜想应代入上述情境中，不以当代考古发掘信息为唯一标准，应以更全面的历史图景信息补充校验考古信息。故对上述基于考古信息的复原方案作出调整，形成更为符合五云楼历史图景特征的复原方案（图24～图26）。

图24 平面复原图

图25 屋顶复原图

图26 立面复原图

在文献、界画、考古等多种历史图景信息的拼贴中，可见凉殿五云楼建筑的主要特点。在择址方面，以滨水、居高为特征；在形态方面，以体量高耸、灵活为特征；在功能属性方面，以消暑纳凉、宫会宴请为主；在空间组织方面，以灵活组构的复合式空间适配功能多样的休闲活动。由宋到金的流转中，“五云楼”类建筑的营造特点也发生变化，本次遗址复原的空间形式借鉴了《五云楼阁图卷》中“一主四次”五殿相接的集中式形制，而平坐层和副阶等细节则与《朝回环佩图》《金明池争标图》的做法更相似。内部空间还隐约可见本土女真族的萨满文化特征，以中原内陆地区的大木建筑技术为载体，融合多种营造特点于一身，体现出文化杂糅性。在选址及与周边环境结合方面，虽院内也设有甬道、花坛、装饰墙等设施，但此遗址既未滨水也未居高，既无纳凉消暑之实，也无高耸突出之标志性，与历史图景中的建筑意境相去甚远，可谓仅得其形却无其意，更像是表浅性的生硬模仿，而非深得其道的学习。

4 结语

如果将建筑遗址复原纳入广义的“遗产化”过程来考虑，那么建筑遗址复原是前遗产化阶段的重要环节，也是后续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完整性和真实性便成为复原研究要重视的两大基本原则。金上京遗址是高纬寒地边疆区的少数几个大型古都遗址之一，体现出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技术价值，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申遗和遗址公园建设等前遗产化阶段工作业已开始，遗址复原工作也亟待展开。本次皇城西侧1号台基址的复原过程中，尝试了多种途径，而多维历史图景拼贴才是追求复原方案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有效方法。遗址复原永远无法实现绝对的真实，只能在协调各种历史信息前提下，尽力追求趋近历史原貌的猜想，更加客观的金上京“凉殿”和“五云楼”考证复原还要依赖后续考古发掘，但全面考古发掘之前的早期复原研究也必须伴随前遗产化阶段同时进行，唯有如此方能夯实遗产化过程的前期基础，为大遗址的展示保护、价值阐释、申遗论证等诸多工作提供支持。

微信编辑：张维欣

责任编辑：杨   澍

审核：赵   荣

 

作者简介

刘文卿，汕头大学工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董健菲，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东亚建筑史、建成遗产保护研究。

刘大平，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建成遗产保护研究。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1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刘文卿，董健菲，刘大平. 金上京凉殿“五云楼”考证及复原研究[J]//建筑史学刊，2024，5（1）：1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