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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汪曾祺67岁，年近古稀，是一个“老头”。 可是他的人生，玩得很开心。 那一年，他应作家聂华苓的邀请，参加一个写作活动，他给聂华苓带了一份礼物，那是老头自己画的海棠，再加一只虫子。 题有一句： 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
人到黄昏，无需惆怅，毕竟，今天的生活也才刚刚开始。 在写作活动上，汪曾祺充当大厨，给大家做了一桌子菜，吃的人赞不绝口，汪曾祺给妻子写信说： “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女人喜欢他，是因为他好玩，可爱，有趣。 聂华苓尊敬他，叫他汪老，他觉得不好。 聂华苓直接叫他汪大哥。 好玩的人，活的就是自己的真性情。 
01 1920年，汪曾祺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 那时候的汪家，是高邮大户，富有资产，虽然算不得名门望族，但也是家境殷实之门。 汪曾祺出生的那天，恰是元宵节，家家户户都在闹元宵，一片热闹，高邮灯火通明。 就在这一片喜庆声中，汪家喜上加喜，汪曾祺来到了这个世界。 汪家是一个很传统的旧式家庭，房屋、家具、习惯，全都是旧的，所有窗户都糊上白纸。 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又是免费为乡里乡亲看病的眼科医生，平时爱喝一点小酒，下酒菜就是半个咸鸭蛋。 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很小的时候，汪曾祺就颇得祖父喜爱，他也在祖父的关爱呵护之中，渐渐长大。 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从那时候起，小汪曾祺就和父亲睡。 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金石书画样样精通，小小的汪曾祺，对父亲崇拜得不行。 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父亲就走进画室，开始作画。 年幼的汪曾祺，看父亲对着宣纸仔细端详，然后挥毫泼墨，画完之后，题字盖章，一气呵成。 这让汪曾祺羡慕不已。 他说： 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人，一部分是环境塑造的，一部分是自我完成的。 一个好的环境，就是用灵魂去唤醒灵魂。 
02 在汪曾祺童年的时候，有一次生病，长了“砍头疮”，很严重。 父亲带他去找郎中治疗。 郎中看了看，拿出手术刀，在酒精灯上烧了烧，就算是消毒，说着就准备下刀，麻药没有，父亲见状，怕汪曾祺痛，赶紧往他嘴里塞了一颗蜜枣。 冷不丁的，汪曾祺还没一点准备，只听'呼’的一声，“砍头疮”就已经割开了。 然后挤脓血，上药，汪曾祺津津有味地吃蜜枣。 吃完了，父亲继续塞给他一颗。 蜜枣吃完了，手术做完了，就跟父亲一起回家。 在他小的时候，县里建了第一个幼儿园，5岁的时候，汪曾祺被送进幼稚园学习，成为幼稚园的第一批学生。 新建的校园，什么都是新的，新的屋顶，新的墙壁，新的窗户，地板门窗发出清新的木料香味。 7岁的时候，进了小学。 每天去学校上课，都要经过一条热闹的街道，所以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就在大街上东瞅西看，手工作坊、烧饼店，应有尽有，好不热闹。 他认真的观察银匠做精致的小罗汉，也到竹器厂看怎样将竹子做成耙子，他还喜欢到车店看师傅们将木头做成各种零件。 就这样，汪曾祺观察着世界。 他在观察世界，世界大概也在观察他。 从上小学开始，汪曾祺每年都会发一次疟疾，一直持续到高中，每年桃花一开，疟疾就准时到来。 但每年忍一忍，总会过去。 总之，他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汪曾祺爱看漫画，从小就爱，家里定了老《申报》，杂文版每天有一幅漫画，汪曾祺一天不落地找来看。 看着看着，他也长大了，他学会了抽烟喝酒。 父亲也很开明，并不责备他，反而是父子两一起对饮，一起抽烟。 汪曾祺谈恋爱的时候，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是他的军师，在一旁为他出谋划策。 不仅如此，父亲还告诉汪曾祺： 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平静又美好。 知识滋养着他的灵魂，亲人的爱滋养着他的人生。 
03 1937年暑假后，江阴失陷。 正在读高二的汪曾祺，不得不随着家人外出避难，在一个庵里住了半年，后来，汪曾祺将这段生活经历，写进了小说《受戒》。 写得很真实，很多人问他当过和尚没有？ 汪曾祺没有当过和尚，他在庵里，也带着一堆复习资料，准备考试，后来，他辗转于各个中学，一边避难，一边读书。 说是读书，其实根本没读什么书。 每到星期天，上午上街，买东西，然后吃一点美味的东西，一碗脆鳝面，或是一碗辣油面。 面条细若银丝，汤也美味，在他看来，面条还是江阴的好。 有时候也吃几个猪油韭菜馅饼，一口下去，满口清香。 吃饱喝足，再到书摊上挑几本廉价的打折书，再去买一些粉盐豆，回校。 下午回学校，就躺在床上吃粉盐豆，喝白开水，看书，把三角函数，化学方程式，全都抛在脑后，就连考试、分数，似乎也不重要了。 一转眼，就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汪曾祺最想考的是美专，其次是文学。 可是，该考哪个大学呢？ 他听说西南联大很好，最起码很自由，里面有很多大师，他决定，考西南联大。 后来他自嘲说：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人活一世，大家都想好好安排自己的人生，潇潇洒洒活一回，可是很多人活着活着，身上就多了许多沉重的东西，再也潇洒不起来了。 所以，活得潇洒，也是一种本事。 
04 1939年，汪曾祺辗转来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 他刚到昆明，还没开始考试，就迎来一场严重的疟疾，高烧40度，不得不住进医院。 医生给他打针，他很搞笑地问： 要不要写遗书？
打针的护士嫣然一笑说： “怕你烧得太厉害，人受不住！”
他又问，打的是什么？ 美丽的护士姐姐说： 606。
汪曾祺吓了一跳，赶紧解释说： “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
还没解释完，针就打了。 汪曾祺渐渐好了起来，他想赶紧离开，可是医生要求他留院观察。 汪曾祺实在难以忍受，因为医院规定，他不能吃饭，只能吃藕粉，喝蛋花汤。 对吃货汪曾祺来说，这简直比生病还难受，比疟疾还可怕。 他坚决地要求出院，医生不准，他急急地说： “我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那怎么行！”
第二天，汪曾祺喝了一碗蛋花汤，颤颤巍巍地走进考场，参加入学考试。 考英语的时候，有一段汉译英，有一个词叫刮脸，汪曾祺搜肠刮肚，也不知道刮脸该怎么翻译，于是，他灵机一动，就翻译成'把胡子弄掉’。 把胡子弄掉，就是刮脸？ 不管怎样，汪曾祺还是考完了，心里七上八下，一点把握都没有。 幸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有好吃的，汪曾祺就忘了考试，他该怎么玩就怎么玩，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活得有趣的人，总不会沉迷于悲伤的事情。 他总能发现这世界的美好，然后治愈自己的内心。 放榜那天，汪曾祺居然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成了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这位写出了《边城》的作家，讲课时声音很小，一口湘西口音，他没有讲义，往往想到哪里讲哪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然，那时候的西南联大，可不止沈从文，那时候大师云集，教授们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可他们的灵魂体面干净。闻一多穿一件过时的袍子，领子很高，袖子很窄，看起来很奇怪。朱自清大衣破烂不堪，只能买一件赶马人的劳动服穿在身上，远看如同侠客。曾昭抡一双鞋子穿得令人心酸，脚趾头露了出来，鞋后跟还坏得提不起来，一走路就发出各种声音。西南联大的教育，没有限制汪曾祺的个性发展，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奇奇怪怪地生长。他一边吃着美食，一边享受，一边成长，高兴时就去上课，不高兴就在寝室睡觉。晚上的时候，泡茶馆，或者上图书馆，颠倒黑白地活着。汪曾祺喜欢抽烟喝酒，烟抽多了，酒喝多了，牙齿就出了问题，有时候疼的不行。可是他对付牙疼的方法也很奇葩，牙疼得不行，他还幸灾乐祸地想：在牙疼得腮帮子肿得老高的时候，他还若无其事地和别人交谈。当时有一修女，同时也是牙医，汪曾祺好不容易攒够了钱，想去拔牙，可是很不巧，他去的那天，修女刚好有事出门。人生会遇见各种问题，但一颗向阳之心，总能驱散种种黑暗。没钱的时候，就帮同学写写文章，赚点外快，然后继续吃。他卖给别人的文章，闻一多看了，对那个花钱买文章的同学说：汪曾祺不止喜欢吃，还喜欢书，有一段时间，他被作家纪德吸引了，无论走到哪，腋下都夹着一本纪德的书。反正在学校，汪曾祺就是那种不务正业的学生，跟那些好学生完全相反。汪曾祺有个室友，学习勤勤恳恳，每天早睡早起，每天早上汪曾祺回来睡觉，室友出去；晚上，汪曾祺出去学习，室友则回家休息。汪曾祺喜欢晚上工作，拿着笔写写画画，还喜欢抽烟，有时候烟抽完了，就从地上的烟蒂中寻找比较长的，点燃继续抽。有时候穷得很，没钱吃饭，他就在床上躺着，也不起来。有一次，朋友见到了饭点，汪曾祺还不见，就夹着一本字典去找他。他生活不规律，又爱喝酒抽烟，有时候看起来萎靡不振，闻一多见了，担心他把自己玩废了，还把汪曾祺批评了一顿。玩得这么开心，学习上却是半个渣，考试不及格，英语更是一塌糊涂，唯有国文好。沈从文特别欣赏汪曾祺，欣赏他的才华，他将汪曾祺的文章推荐发表，是汪曾祺在文学路上重要的领路人。他们是师生，也是朋友，汪曾祺经常陪着沈从文逛寄卖行，旧货摊，逛饿了，就一起去吃鸡蛋米线。人，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但在我们成为自己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如同一道光一样，照亮了我们生命的某些黑暗。汪曾祺喜欢玩，是无论什么情况，都会玩，玩，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汪曾祺上西南联大的时候，国家不太平，战火不断，可能随时都会有炸弹投下来。每当日军来轰炸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跑去安全的地方躲着。有一次，日军轰炸机来了，所有人都往山里跑，因为山里隐蔽、安全。汪曾祺却特立独行，他拿着一块点心，边吃边往松树林里面跑，人家提醒他，跑反了，他说：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老师们纷纷离开，汪曾祺也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他发现，生活真艰难，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还饱受牙疼的折磨。最绝望的时候，汪曾祺想死，他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沈从文得知汪曾祺如此悲观，愤怒不已，写了一封长信，专门骂汪曾祺，有些恨铁不成钢，他说：那段时间，汪曾祺不知道怎么活，他漫无目的地逛街，看别人打麻将。直到有一天，他在阳台上的煤堆上，看到一棵欣欣向荣的芋头，它就靠着阳光，靠着下雨时的一点点水，活出了一种生命的力量，在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他重新充满活力，和黄永玉等人，一起谈论艺术，一起去茶馆喝茶，一起创作，很快就创出了一点点名气，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小说《邂逅集》。反右运动的时候，汪曾祺被打成反派，被发配张家口西山种树，离家很远，归期未知。在张家口西山，他干着沉重的工作，在石多土少山坡上，他用锄头挖坑，其艰苦，可想而知。最关键的是，他吃不饱，每天只有两个干馒头，一个腌萝卜。于是，汪曾祺就给自己加菜，酸枣熟了的时候，他摘酸枣吃。“蝈蝈要吃三尾的，腹大，多子，一会儿就能抓半筐，点一把火，把蝈蝈往火里一倒，劈劈剥剥，熟了，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着馒头吃，香啊” “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颤，身子也跟着颤动。” 日子很苦，但汪曾祺并不抱怨，他坦然接受一切，努力将者一切安排得更好。他被分配去掏厕所，冬天，公厕里的屎尿都冻成了冰块。他像个孩子一样笑起来，手舞足蹈地甩动一下，身上的脏东西掉了下来，他说：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便申请去农业科学研究所打杂。于是，汪曾祺带着几本书，开始奔赴工作地点，白天画图，晚上读书。马铃薯有很多种类，汪曾祺都要画下来，成长的时候，画叶子，开花的时候，画花儿，果实成熟的时候，画果实。每画完一种，他就将马铃薯放进牛粪火堆里，烤熟了吃。所以，他洋洋得意地说，他吃过的马铃薯种类是最多的，全国估计不会有人比他多。自从各种运动开始，汪曾祺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但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快乐，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生，都会伴随着苦难的阴影，但每个人都可以去改造自己的生活，决定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他写作，写了很多年，可是一直不温不火的，但他也不在意，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也随缘而定。1980年，北京玉潭公园来了几只天鹅，很美，汪曾祺每天散步都会去看看。可是一天夜里，两个青年为了吃天鹅肉，将天鹅打死了。他写了一篇小说《天鹅之死》，其实死的不是天鹅，而是人类应有的高尚和美好。他儿孙绕膝，可是却不是一个顽固老头，妻子叫他老头儿，儿女们也叫他老头儿，就连孙子孙女，也叫他老头儿。“就是嘛。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 他喜欢画画，而且画得很好，可是在孙女眼里，他的画太丑，鸟儿“瞪着眼睛，梗着脖子”。“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还梗着。以后照着这个鸟好好画啊。” 有时候，他画了画，孩子们觉得不好看，还给他修改，他也不训斥，只是任由她们探索。汪曾祺写了很多文字，在他的文字里，美食绝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部分。“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确实，他给这世界留下了很多美好，人们在读他的时候，至少可以从庸俗的生活，短暂地跳出来。可是人活着活着，就会忘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在意别人的看法，开始攀比，这样一来，生活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了。就像单独吃饭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炒一盘菜，最应该将之调成自己喜欢的味道，而不是考虑别人喜欢什么味道。我们走出去了，脚下就有路，就算没有，也可以自己走出一条。但我们若是连走都不走，原本的路，也会变得荒芜，变得杂草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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