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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九州（选自互联网） 作者 川汉 MIAN ZHU WEN XUE 
东汉末期，群雄争霸，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高瞻远瞩指点迷津：“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疲惫”指人力疲惫,民生凋敝,困苦穷乏。诸葛亮建议刘备趁虚而入，进取益州。《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兴，因秦制度------至武帝------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清嘉庆《四川通志.地舆沿革》中称：“元封五年(前106年)，置十三州刺史，此为益州。”元封是汉武帝年号，汉武帝将原梁州改称益州，四川属益州地域。益州的前身梁州，除了四川还有哪些地方呢？《汉书.地理志》记载，三皇之首的尧时代，“尧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原来中国上古时期，洪水分割大地，围成十二区域，称十二州；大禹治水，洪水消退，变为九州。按照《禹贡九州图》，九州包括雍州、冀州、兖州、青州、徐洲、豫州、扬州、荆州、梁州。龚自珍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九州”就是中国的代称。梁州的具体范围，《汉书.地理志》称：“华阳、黑水惟梁州”；书中注解：“东据华山之南，西距黑水。”西岳华山位于陕西省会西安以东120公里；黑水即青藏高原东部、阿坝境内的黑水河，是岷江上游支流之一，东距成都近300公里。可见，梁州横跨秦岭和四川盆地，连接关中平原和青藏高原，在九州中地域最为辽阔。
梁州为何改称益州？龚煦春撰写的《四川郡县志》，在“两汉蜀汉疆域沿革考”之“益州”篇记载：“汉初有汉中、巴、蜀。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置广汉郡，凡有四郡。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柯、越嶲、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统焉。”“《释名》：益，厄（险要之地）也。其所在之地险厄也。应劭《风俗通》云：疆壤益广，故名益州。”原来汉武帝征服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疆域扩大，且新开辟之地都在山区，地势险峻。此前益州就成为政区名称。梁州改称益州之前三年。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发巴蜀之兵攻灭滇国，以其地新置郡，就称益州。益州郡有居民81946户、580463人，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境)。郡下设24个县，包括俞元(澄江、江川、玉溪)、昆泽(宜良)、谷昌(昆明)、连然(安宁)、味县(曲靖)、贲古(蒙自、个旧)、弄栋(楚雄、姚州、大姚、镇南、定远、广通、元谋)、叶榆(大理)、收靡(嵩明、寻甸)、不韦(施甸)、高唐(保山)等。汉武帝初设益州，下辖汉中、巴、蜀、广汉、犍为、越嶲、益州、牂柯，共八郡；后增武都郡，共九个郡。
《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都郡是广汉郡设置九十年后，于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割广汉郡、汉中郡部分地域而设置，下辖九县，包括武都、上禄、河池、沮4个县和平乐、故、嘉陵、循成、下辨5个道。“道”作为区划名称始创于中国，是秦汉时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设置的县级政区，“县有蛮夷曰道”，管理方式与“县”有别，比较宽松。在介绍各郡风土人情特点时记载：“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武都位于甘肃南端，与犍为等三郡远隔广汉郡南北相望，虽都属西南夷，住民是少数民族，但风俗却与北面的天水地区相似。
广汉郡的设置也早于改梁州为益州。据清乾隆《汉州志.沿革》篇记载：“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地置广汉郡于乘乡，领县十三”；清嘉庆《汉州志.建置沿革志》列出广汉郡所领县级政区为：“梓潼（今县剑、什——原书注，下同）、汁方（今什邡县）、涪（今绵州、罗江、彰明）、雒（今汉州及德阳）、绵竹（今县治及安县半、德阳半，黄许镇其旧治也）、广汉（此县名，非郡也。今遂宁、盐亭及蓬溪半）、葭萌（今昭化、广元）、郪（今三台、中江及射洪半）、新都（今因之，后稍割以益金堂，并割雒县东北地。）、白水（今平武）、甸氐道、刚氐道（今龙安府平武县、江油县）、阴平道（《华阳国志》：'阴平郡东接汉中，南接梓潼，西接陇西，北接酒泉。”从阴平郡的区域，可见益州疆域远达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
东汉时期，行政区划有所调整，从益州划出武都郡，在云南西南部增设永昌郡，管辖滇西、滇南的广大地区，西至印缅交界的巴特开山，东南至哀牢山，南部包括西双版纳等地。益州疆域远大于原梁州，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大部及陕西汉中盆地局部。又在广汉、蜀、犍为三郡内设置独立的行政区域、与郡同名的属国。属国是汉代朝廷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的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也是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属国由朝廷任命都尉领护，居民依规定“因其故俗”，即允许保留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类似于后来的自治区。据《后汉书.郡国》记载，益州下辖汉中、巴、广汉、蜀、犍为、牂柯、越嶲、益州、永昌9个郡和广汉、蜀郡、犍为3个蜀国，共12个郡国，辖118个县、道。194年，益州牧刘焉将州治迁往成都，此后益州成为成都别名，几乎沿用至西晋末，但成都的城市名称却从未更改过。
三国初期，刘备实现诸葛亮的谋划，占领益州建立蜀汉政权，初期领有荆州，包括湖北、河南局部。后来关羽骄傲轻敌，大意失荆州，蜀汉独剩益州，但南部疆域有所扩大。隋开皇三年 (583年)，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此时益州仅为一郡之地；大业三年 (607)，又改州为郡，益州改为蜀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618年)，蜀郡复称益州，州置刺史；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废除州、郡制，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改益州等州为剑南道（因大部位于剑门关以南，故名），地域辖今四川省大部、云南省澜沧江、哀牢山以东及贵州省北端、甘肃省文县以南，包括今四川成都、乐山、西昌、雅安、宜宾、泸州和贵州的遵义、毕节、昭通等地。剑南道下设州郡，州郡领县，原益州所辖各郡划分为数十州。
武则天称帝后，于垂拱二年(686年)分置州郡：置汉州德阳郡，领雒、绵竹、德阳、什邡、金堂5县；分益州蜀郡置蜀州唐安郡，领晋原、唐隆、青城、新津四县（今崇州等地）------。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后）置剑南节度使；开元七年(719年)，又将山南和江南道各分东西两道，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见上图）。至天宝元年(742年)，剑南道下属41州，益州地域大幅缩小，仅领成都（今成都旧城区）、蜀（后改华阳）、新都、新繁、犀浦（郫县）、双流、广都（今双流华阳一带）、郫县、温江、灵池（今龙泉驿一带）10县，治所成都府，疆域不及今成都市；这年改州为郡，益州改为蜀郡，此后益州作为政区名称成为历史。安史之乱后，乾元元年（758年），剑南道分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剑南东川节度使，蜀郡属西川。今广汉从秦以后称雒县(隋代有10年称绵竹），清代称汉州，民国初始称广汉。益州与今广汉有特别紧密的联系。古时官府驻地称“治”。西汉益州治在何处？《四川郡县志》在“蜀郡”篇记载：“州治太城，郡治少城。”秦汉时期，成都城市东区为太城，是官府区；西区称少城，是商贾区。查互联网，也有益州治在成都的显示。又说在雒县：由四川省级领导机关组织编辑、出版的《四川通史》在“秦汉 三国”卷之“西汉及王莽时期”章中记载：“益州初治广汉郡雒县，东汉后期徙治成都。”《广汉县志》在《建置及疆域》篇的“雒县”中，引用清嘉庆《四川通志.舆地沿革》的记载：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益州“刺史治雒”。但在“刺史治雒”文字前，还有东汉时期的表述，《汉书》和其他史籍，也没有雒县是西汉益州治的记载，我觉得难以认定。东汉（又称后汉)时期，雒县作为益州、广汉郡的官府驻地，成为中国西南、川西北的双重政治中心，作为益州治延续152年。《四川通志.舆地沿革》记：“后汉建武元年，述改益州置司隶校尉，十二年复为益州。（本志）刺史治雒。”“本志”即《后汉书》，建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元年即后汉书所记历史的开端公元25年。“述”指公孙述，他割据益州，在成都称帝，国号“成家”，史称成汉。从公元35年开始，朝廷两次派兵征讨，次年攻破成都，公孙述家族被诛杀，成汉灭亡。公孙述割据益州称帝十二年，改益州为司隶校尉，成汉灭亡后才恢复益州旧制。《后汉书.郡国》之“广汉郡”中记载：“雒 （州）刺史治”（括号为原书所用——今注）。益州治曾在东汉末期短暂移驻绵竹县，后又移回雒县，最后移驻成都。《四川通志.舆地沿革》在“绵州直隶州沿革表”中记载：“绵竹县 后汉末尝为益州治。”其具体时间，1920年版《民国绵竹县志》之《舆地》篇“封域”有记载：“灵帝中平五年三月，以刘焉为益州牧。六月，州从事贾龙迎焉徙治绵竹------”中平是汉灵帝年号，中平五年是188年。《四川通史》在“秦汉 三国”卷的《刘焉、刘璋割据益州》一节中，明确记载“中平五年秋，刘焉入蜀，即命贾龙为校尉，把州治从雒县徙居绵竹。”但在该卷《公孙述外拓》中又说：“益州州治，东汉一代主要设在地处州中心的广汉郡内：东汉早、中期主要在绵竹，刘焉时一度移治雒城，接着移治成都。”这与前面的记载互相矛盾，明显没有说服力。其他史籍，没有刘焉入蜀前益州治曾在绵竹、从绵竹移治雒县的记载，东汉时期益州治长期驻雒县，是可信的。有人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初平中，益州牧刘焉自绵竹移州治于雒县城，筑阙门”，认为绵竹才是益州州治，只是东汉末期才移往雒县，为时短暂。这是不了解前述史书记载而产生的错误。
但为啥刘焉把州治移往绵竹，又要移回雒县呢？这就与他的政治野心有关了。《四川通史》记载：刘焉怀着政治野心入川，以割据益州为起点，趁天下大乱伺机夺取皇位。随着朝廷日益衰弱，他在四川的势力得到巩固和加强，野心日益明显：仿照朝廷设置官位，越权使用皇帝才有的权力诛杀、任命官吏，“在绵竹兴造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乘舆车服千余套，明目张胆地做登基称帝的准备，又一度移治雒县，筑阙门，亦是模仿京城之制。”曾迎接他到绵竹的贾龙察觉他的图谋，联合其他力量进攻，被他打败杀掉。后来刘焉派兵配合马腾等，攻打京城西安失利而败退，在京城作内应的两个儿子被杀。据《三国志.蜀书》之《刘二牧（父子两代为州牧——作者注）之一》记载：“时焉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祆教又称拜火教）灾，痈疽发背而卒。”刘焉把州治从雒县移往绵竹，又移回雒县，再移往成都，都与他的政治企图有关，是欲望与形势相互作用的驱使。《四川郡县志》说：“盖当时益州无定治，随刘焉之所在为转移也。”成都有五千多年的建城史，处于成都平原腹心，周边还有后来继续兴建的新都、郫县、双流、温江等几个县城，地势平坦、河流众多、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人力充足，选为益州治是符合常理的。东汉初把益州治移驻雒县，很大原因是东汉大将吴汉领兵攻入成都。公孙述顽强抵抗东汉军队，又派人诈降，刺杀了攻入成都平原的汉将岑彭。吴汉为了报复，就纵容大肆抢掠，成都及周边满目疮痍，损毁严重，不能驻扎官府。《四川通志.舆地沿革》之“成都府”在“汉州”篇记载：“后汉移广汉郡及益州皆治此。”。是从何处移来呢？该书在“绵州府”的“梓潼县”篇记载：“汉置梓潼县，为广汉郡治，后汉移郡治雒县。”西汉时期，梓潼是广汉郡属县、郡治驻地。公孙述在成都称帝，改广汉郡为梓潼郡。公孙述败亡后，梓潼街复称广汉郡，就把郡治移到雒县。但州郡官府从何处移来，还有其他说法。《四川郡县志》，在“两汉蜀汉疆域沿革考”之“益州”和“广汉郡”篇，都有相同的记载：“本治绳乡。------元初二年移涪。”“绳乡”是雒县设县前所在政区名称，又称乘乡；该书释“涪”：“今绵阳、罗江、安县三县地。治今绵阳县”。元初是东汉安帝年号，二年是公元115年。该书作者说益州治和广汉郡治曾同时移驻绵阳，仅在“广汉郡”篇的“移涪”后有“后治雒县。”，但何时移回广汉，没有记载；州治的变动却没有记载。关于广汉，有的媒体把汉代的广汉郡与民国的广汉县混为一谈，有的又把汉州称为广汉别名，都是错误的。西汉初设置广汉郡，同时在今遂宁、蓬溪、盐亭一带设广汉县，是广汉郡属县之一；那时的今广汉称雒县；汉州是唐武则天时期设置的，下辖五县，雒县也是属县之一。后来汉州属县多次变化，而雒县或是属县或是直辖区域，直到清初汉州降格为县级散州，才可称为今广汉曾用名。民国初改称广汉县时，遂宁一带的广汉县早已成为历史。广汉得名缘由，很多人援引清嘉庆《汉州志.建置沿革志》之“附汉州今释”中“按：汉州缘广汉而言，广汉言郡之广至于汉水也”的说法。但该书在其后有注释“指西汉水，即今嘉陵江。”从地理位置看，得名源自汉代川东那个广汉县，今广汉与嘉陵江之间还隔着几个县，扯不上关系。
1746年编写的乾隆《汉州志》，在“沿革”的按语中说：“汉高祖置郡，父老相传：广，大也。言能大汉业也，故郡名广汉。”认为汉高祖给新郡取名广汉，是表达要扩大、兴盛汉朝基业的美好愿望，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靠谱。嘉庆《汉州志》编写于1822年，时隔76年，修志的为何对“广汉”的含义要换个不沾边的说法，原因令人费解。广汉古称雒县，源于境内有大河雒水。刘焉入川后，在什邡高景关筑石亭镇邪护江，后关外河段称石亭江。民国初将汉州改称广汉，大概因为广汉郡的郡治在雒县，但把东临嘉陵江的广汉，用来解释石亭江的广汉，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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