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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声摘要： 特殊国家关系在古代意味着中原王朝必须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的额外负担，在现在这意味着中国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内的额外义务，共同特点是导致外交成本非理性的增加。但外交成本非理性增加之后，你的外交空间并没有扩大，反而常常被压缩。特殊国家关系是靠不住的，从历史上看，特殊国家关系的建立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 中国的外交从古到今经历了几个时代，第一个是夷务外交时代——中国古典外交时代。夷务外交时代运作的基础是朝贡体系，当时的中国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世界，其最大特点是把所有来中国访问的人都看成是朝贡的人。按照清华大学教授、外交家蒋廷黻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不给外国人以平等的待遇。”
朝贡贸易 夷务外交以后，是洋务外交时代，也就是中国近代外交。朝贡体系那一套搞不成了，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又没有到位。洋务外交最大的特点是人家不给我们以平等的待遇。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国务外交时代，国务外交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依据条约开展外交。国务外交就是条约体系下的现代外交。 与这三个不同的时代相对应，从外交礼节来说，夷务外交时代是磕头外交时代，双方见面要磕头。洋务外交时代是鞠躬外交时代，双方见面彼此鞠躬。国务外交时代简化了，握手外交。 中国的外交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古代外交和现代外交虽然在方式、方法和规则上有很大变化，但有很多方面仍然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几千年来外交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继承中国外交的优秀传统、继承中国古代外交人的智慧，实现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很有意义。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千年外交的五个基本规律。 规律一：不挑战世界头号大国 几千年来，中国外交不挑战世界头号大国。 中国古代从不挑战世界头号大国，为什么这么讲？第一，古代世界上谁是头号大国没有定论，人们更习惯讨论汉朝、唐朝与罗马帝国谁更强大。 从地域环境来讲，中国古代周边几千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国、强国、帝国，这也是中国在古代不挑战世界头号大国的一个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这一点没有动摇过。 与东亚外交圈相对应的西方外交圈先后出现了三个外交中心，一是西亚北非中心。西亚北非中心以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为代表。安息帝国是现在的伊朗，萨珊波斯帝国也是现在的伊朗，阿拉伯帝国是现在的伊拉克一带。 二是南亚外交中心。南亚外交中心以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为代表，这是世界级的强国。这两个帝国都是印度的王朝，大家可能觉得印度不怎么样，但古代印度实力非凡，明代以前印度GDP是世界第一位。 三是欧洲外交中心。以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法兰克王国这些世界级的强国作为代表。 但它们都不在中国的旁边，所以中国跟这些国家之间就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对抗。有人说印度不是我们的邻国吗？但那时候的印度中间隔着西藏，西藏在古代叫吐蕃，西藏在元代才进入中国的版图，所以印度那时跟中国不接壤。这样一来，在中国的古代就没有挑战世界头号强国的问题。 从中国近代来看，也没有挑战世界强国的问题。世界近现代外交产生的过程与全球化和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过程是一致的。大家知道，中国、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干上了，这算中国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吗？不是，那是英国对中国进行侵略。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广东巡抚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的公使，中国没有挑战英国头号强国地位，而是融入了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从中国现代来看，中国现代不仅没有挑战世界头号强国，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同世界头号强国站在一起，都是战胜国。这了不起，人类社会就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两次都是战胜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共同参与领导的抗战外交使中国站起来了。有人可能会问，不是新中国成立中国站起来了吗？这没有错，我说的是1949年中国老百姓站起来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但从国际法角度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收回台湾、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站起来了。
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23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那一天罗斯福事前和蒋介石见面，告诉他第二天开会的时候，要他向美国建议中国和美国、苏联、英国一起负责战后新的国际机构组织事宜。这是什么意思？——美国为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赢得大国地位铺平了道路。但道路并不平坦，中国要想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遇到两个强大的对手反对，一个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个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他们不同意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甚至拒绝和中国代表坐在一起，美国以退出会议作为要挟，这样才使得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从中国的当代看，大家知道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一仗——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口号是“打败美帝”。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第一次跨越国际与世界头号强国打仗，中国的抗美援朝极大的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的影响，维护了新中国的安全，但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 我们刚才分四个时代探讨了不挑战世界头号强国的规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点，当中国与世界上主要的强国、头号强国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中国外交的成本很大，外交空间受到挤压，外交回旋的余地缩小，反之，外交投入的红利就要大得多。
袁南生大使亲笔签名版《中国古代外交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古代外交的总结，迅速掌握中国古代外交发展脉络。 规律二：远交近防 第二个规律叫“远交近防”的规律。本来是“远交近攻”，我现在表述为“远交近防”。远交近攻是古代的三十六计之一，战国时代秦国的政治家、外交家范睢向秦国国君献远交近攻之计，逐步翦灭六国，统一了中国，从此以后远交近攻作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外交史当中。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张骞通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汉武帝那个时代，汉朝与匈奴争夺对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处理对匈关系是汉朝外交的重中之重。当时匈奴有一个邻国叫大月氏，匈奴经常侵略大月氏，把大月氏国王的脑袋砍下来，用头颅骨制成一个杯子用来喝酒喝茶，这对大月氏是奇耻大辱。汉武帝听到这个情况之后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是要到大月氏去，约大月氏两头夹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对于后来从根本上解决匈奴的威胁、开辟丝绸之路起到很大的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个方面我们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民国初年袁世凯主政，一开始通过远交近防成功挫败了日本让中国全盘接受“二十三条”的阴谋。大家知道日本提出二十三条，如果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接受了，就等于接受亡国。怎么办？袁世凯让他的秘书顾维钧故意把日本“二十三条”的内容泄露给美国，在美国干预之下，通过中国本身的外交努力，最终中国只接受了十一条。当然，袁世凯接受的那些条款也仍然是卖国条款，但如果比较日本当时提出来的方案则有天壤之别。所以在日本的档案里，日本认为当时对中国的交涉是外交失败，没有实现灭亡中国的图谋，当时的外交大臣和其他人都引咎辞职。这就是远交近防的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日本和中国都是站在英美一边对德国宣战，日本利用德国的战败强占青岛和山东，后来通过华盛顿会议，通过其他远交近防的努力，终于迫使日本把青岛、把山东吐了出来。
巴黎和会上的顾维钧 中苏交恶以后，为了应对苏联、越南对我南北夹击之势，毛主席及时调整中美关系，联美抗衡苏联，这是远交近防这一规律性现象的典型体现，准确的讲，多数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处在统一或者基本统一的时候，远交近防更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规律三：避免特殊国家关系现象 第三个规律，避免特殊国家关系现象的规律。中国千年外交史上不乏特殊国家关系现象。什么叫特殊国家关系现象？中国古代常常在国家关系中，把虚拟的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引入到国家现象当中来，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国家关系，我归纳至少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是兄弟国家关系。西汉初年汉朝与匈奴结成兄弟之国，汉朝的皇帝是兄，匈奴的皇帝是帝。还有一个是宋辽关系，宋朝和辽国也是兄弟关系，宋辽于1005年1月订立“澶渊之盟”，约定宋朝皇帝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这是一类。
澶渊之盟 第二类是甥舅国家关系，外甥和舅舅的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文成公主到西藏，公元7世纪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派大臣来，前往大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吐蕃向唐太宗称臣，吐蕃的王称大唐的皇帝为舅舅，自认外甥。这就是甥舅关系。 第三类是叔侄关系或者叔伯关系，最典型的是南宋与金国的关系。宋朝与金国首先订立《绍兴和议》，确定两国是君臣关系。也就是说南宋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向金国的皇帝称臣，在国书里要写上“臣皇帝”。后来签订《隆兴和议》，改成金国的皇帝是叔叔，宋朝的皇帝是侄儿。再后来签《嘉定和议》，变成金国的皇帝是伯伯，宋朝的皇帝还是侄儿。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不管是君臣关系、叔侄关系还是伯侄关系，反正都是宋朝皇帝向金国皇帝磕头。 第四是父子国家关系。这是什么意思？举后晋与契丹的关系为例，34岁的契丹皇帝叫耶律德光，后晋皇帝石敬瑭是45岁。45岁的后晋皇帝叫34岁的契丹皇帝为父亲，为什么？为了自己当皇帝割让燕云一大片领土给契丹，以换取契丹扶持他来当儿皇帝，尽管他比对方要大十几岁。 一般来讲，特殊国家关系的建立对中原王朝都是无奈的选择，汉匈为兄弟国家关系，宋金是叔侄和伯侄关系，都是中原王朝经历了战争失败以后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暂时的、屈辱性、妥协性的安排。特殊国家关系建立以后，中原王朝往往不得不割地赔款。特殊国家关系有时候会因为引入的家庭关系发生很尴尬的情况。例如，匈奴的习俗是哥哥死后，嫂嫂自然就是弟弟的妻子，不用办什么手续。汉朝的皇帝刘邦死后，吕后还在，刘邦死后，匈奴皇帝跟吕后来一封信，说是不是你太寂寞了，我要来陪陪你？还有一个是带来更加屈辱的现象，比如《嘉定和议》明确写上要把宋朝宰相韩侂胄的脑袋砍了，装在盒子里送到金国去，因为韩侂胄跟岳飞一样主张抗金，结果签订的条约里，叔叔让侄儿、叔皇帝让侄儿皇帝把韩侂胄给杀了，南宋不得不乖乖照办。 当然，特殊国家关系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更不能简单等同于负面关系。整体来讲，父子关系和叔侄关系、伯侄关系之类的特殊国家关系，不少都是基于不平等的关系，双方签署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所产生的影响，整体来讲是负面的。特殊国家关系在古代意味着中原王朝必须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的额外负担，在现在这意味着中国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内的额外义务，共同特点是导致外交成本非理性的增加。但外交成本非理性增加之后，你的外交空间并没有扩大，反而常常被压缩。 特殊国家关系是靠不住的，从历史上看，特殊国家关系的建立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大家都非常熟悉文成公主，以文成公主为例，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大唐与吐蕃甥舅国家关系的建立换来了西部边境的和平，但只能让吐蕃满足于一时。到了662年前后，松赞干布不在了，西藏吐蕃换了一个新的赞普芒松芒赞，662年上台，663年文成公主还在，他对打败唐朝已经信心满满。于是，外甥就在文成公主还在的时候，向舅舅兴兵，把唐朝的属国吐谷浑给灭了。灭了吐谷浑，影响了唐朝的核心利益。由此开始，吐蕃、唐朝两国在西域、河陇一代展开的激烈争夺，一打就是一百多年。
袁南生大使亲笔签名版《中国古代外交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古代外交的总结，迅速掌握中国古代外交发展脉络。 规律四：不同时与多国对抗 中国千年外交最可贵的启示是既要避免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也要避免同时与多国对抗。原因很简单，四面树敌是最糟糕的外交战略与策略，但与多国对抗的事情在历史上很多。给大家举一个熟悉的例子——慈禧太后。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宣战谕旨，宣布向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11国同时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年，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谕旨的前一天，也就是慈禧太后宣布宣战诏书的前一天，实际上已经不宣而战了，清军向外国驻华使馆发起总攻，不到三天时间4个使馆被烧毁，随后清军攻入并且烧毁了法国使馆，又攻入德国使馆。庄王发布赏令：杀死一个外国男人赏银50两；杀死一个外国女人赏银40两；杀死一个外国小孩赏银20两。6月25日，慈禧太后更是密令各省都杀洋人。与多国对抗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规律五：国家利益高于其他任何利益 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证明，党派利益、意识形态利益、宗教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如果绑架了国家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事情发生时，外交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福祉就会受到伤害。中国历史上并不缺这样的例子。 公元1258年，忽必烈率军攻打南宋，南宋皇帝派当时的头号权力人物（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率兵抵抗。贾似道想的是个人家庭的荣华富贵，想的不是国家利益。他到前线跟忽必烈私下订立了秘密条约，答应把江北土地割让给蒙古，每年向蒙古进贡银20万、绢20万匹。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请示朝廷，自己私下就签了。忽必烈得了他这个许愿以后，撤军回去了。贾回到临安把自己私订条约、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事情封得严严实实，还回来吹牛，把忽必烈赶走了。皇帝糊涂，还嘉奖了。忽必烈回去不久当上了大汗，改国号为元，成为元世祖。当上皇帝以后想起在湖北鄂州与贾似道签的上述协议，为了落实这个协议派了一个外交家郝经到中国谈判，落实这个和议。贾似道一听到这个事情就吓坏了，怕穿帮，就把郝经扣起来，一扣扣了14年。后来蒙古不断地派使节过来，派一个杀一个，贾靠欺骗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后来忽必烈借口南宋不履行和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这个时候贾似道还是把连战连败的消息封得严严实实，南宋皇帝不知道。这时候离南宋亡国的命运已无法挽回。 1900年，西太后接到一个谎报，说洋人要帮助把权力交给光绪皇帝，让西太后从权力中枢退出来。接到这个假情报以后，尽管朝廷有很多人反对向外国、列强宣战，但西太后非常害怕外国军队把光绪皇帝变成名副其实的皇帝，所以置国家利益不顾，向11国宣战。当时有总理衙门各国事务大臣许景澄等人反对，反对的人都砍头。战争的结局是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更多的受制于列强，完全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这是西太后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典型事例。 今天我向大家报告的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几个规律，科学地总结这些规律，对我们办好今天的外交无疑会大有好处。
袁南生大使亲笔签名版《中国古代外交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古代外交的总结，迅速掌握中国古代外交发展脉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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