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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书叫《历史不忍细看》，我买了一本，还没来得及读完。作者试图还被人泥团般捏来捏去的历史以本来面目，其情可共，其志可嘉。历史确实不忍细看，中国历史文化皆由历代皇家操刀之下御人主笔撰写，比如施宫刑后的司马迁，故尤其不忍细看。而就我们有生之年经历的、看到的并不遥远的历史而言，不忍细看的，又岂止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启发毛伟人写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可见，他老人家是赞成并支持言论自由，畅所欲言的。至于这好的经后来为什么被“念歪”了，有说法：“四人帮”作祟。因“四人帮”的邪恶，造就了一言堂，以至发生了堪称中华文明之浩劫的文歌，一时间，几乎绝大多数文化人、政治人逢迎拍马、言不由衷、口是心非、溜须舔菊甚至登峰造极地胡说八道，且流毒至今。——“四人帮”太坏了，太恶毒了，是国家蛀虫民族罪人。纵观历史进程，世事变迁或时代进步的走向、轨迹，并非随时间直线上升，而是有时螺旋上升、有时过山车般直上陡下，直到遇到赢政这厮野心暴棚当家作主文明一落千丈、草民被以各种方式团灭而万劫不复。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显示出的状态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大同小异，虽然与当今恶螺蛳般占地欲望亢进的为扩大地盘而起冷兵器战争层出不穷，战火到处爆点，百姓生灵涂炭，但文化人似乎都特别安全、惬意，他们自由到可随意穿行在各诸侯国，成为门客、谋士、舍人甚至官至丞相、拜为上卿。非头脑进水自寻死路，一般少有杀身之祸。正因此，孔夫子可以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难的时候连粥都吃不上，却并无被禁言之忧，更无杀身之祸，因此才有了他注释的《易经》、他的学生们编纂的《论语》等旷世经典；正因此，巧舌如簧的魏国人张仪这种人精才可以服务了楚国、赵国，又服务于秦国而不至被当作叛徒、奸细砍掉脑袋，终于以连横之策被秦惠文王所重用，两度出任宰相，被历史引为旷世奇才流芳至今；正因此，胸怀大志的苏秦才可以游说列国连横不成改弦更张集中精力合纵抗秦而挂六国相印。这是怎样一个对文化人无比宽容又极端重视的时代？ 案例举不胜举，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大暴发，思想大暴发，典籍大暴发，文明大进步，诸子百家所产生的旷世经典成为中华文明的珠穆朗玛峰，覆盖中国2000多年，至今无时代超越，更无人超越，这是偶然的吗？ 
宋朝总的来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算是比较开明的王朝，尤其仁宗治下，文化人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很多。因此宋代尤其仁宗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辈出、文化成果丰硕的时代。形成了中国文明高度发展的另一个新的高峰。 到元朝、明朝，情况再次急转之下，文化人又陷入了仰人鼻息苟且偷生的泥淖。文明再受践踏。尤其在东厂、西厂特务治国肆虐的年代，文化人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是这样遭糕的朝代，无数文人因言获罪，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但在嘉靖朝也产生了一个硬脖子海瑞。他在给嘉靖皇帝的奏章《治安疏》中，严厉斥责嘉靖皇帝不务正业，误国误民。言辞字字犀利，刀刀见血： ……陛下则锐情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 啥意思呢？老海指责嘉靖不理朝政，不念亲情、不恤民间疾苦、痴迷修道礼佛、不务正业，已“极矣”。尤这句最尖刻：“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访其术者。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 这段指斥，直指嘉靖不操正心，沉迷修道，挥霍民旨民膏。尤直指嘉靖修道企求长生不老极其荒唐：连教你修道的师傅陶仲文都死了，你能长生不老吗？ 够了。嘉靖勃然大怒，恼羞成怒，当即将奏章贯掷于地，大叫“别让这人跑了”。 老海没跑也没想跑，估计想跑也跑不掉。他买了棺材辞别家人在家等着被杀头呢。 老海最终并未因此被砍头，而是继续受到重用，平安终老，流芳后世。足见嘉靖老儿气量非凡，且大肚能容。 
在我初中时就耳熟能详的万恶的“旧社会”“白色恐怖”下，产生了一个敢于触当局霉头的鲁迅（周树人老师）。他的“且介亭杂文”针砭时弊可谓刀刀见血。他有一档创作，叫“故事新编”。篇目有《补天》、《奔月》、《铸剑》、《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等诸篇。 先生把文人“话不直说，话不多说”的文人雕虫小技运用得出神入化。把上古传说、典藉传说、诗经掌故、儒道圣迹加以“新编”，给老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穿上周先生安排的行头，演绎出周先生独具慧眼的情节，传达周先生不能直说、不便直说、不想直说的观点，这点狡黠却可以理解的尖刻可以反衬出他当年所处时代的舆论环境。 都晓得周先生对时世充满质疑甚至厌恶，多有臧否。他的匕首、投枪简直是放肆地乱扎乱扔，但他依然能泰然若素地“新编”着，还现编着，且报章杂志照样追着发，讨着发。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北平到厦门，周先生拿着高薪，娶了学生，生活过的其实非常滋润。他要赚点稿费，要挣些𤄙洒钱，不需要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尤其不需要像当今某些腹有点墨的可怜、可憎文化人一样老着脸、违背常识常理为逢迎献媚整大词、讲歪理，直至张大嘴、伸长舌头舔屁舔菊，无所不用其极。 进步？如今尔等像周先生那样新编得试试？看哪家媒体敢发？ 
我小的时候，被反复教导中国有几大拨恶人：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具体到个人，孔子老庄朱熹王阳明之类都是封建余孽，解放前一切军政商学之类统治阶级的代表，那些散布“封资修”黑货的反动权威，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有文化有知识的“臭老九”……。举目四望，认真算起来，周遭到处都是坏人，不管是谁，都难免不跟坏人沾亲带故，根正苗红的还真不多。任你是谁，要抬头做人，必须谨小慎微，随时随地与坏人“划清界限”，小心被人抓住把柄。似乎直到今天，我们或许才真正弄明白：“阶段斗争一抓就灵”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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