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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这个历史概念，相信很多人都是了解的，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提这一段历史。为啥呢？太糟心、太憋屈、太耻辱！所以，这也就导致很多人对“五胡乱华”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模棱两可的，尤其是一些本质逻辑上的东西，似乎就更加难以理顺了。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人，其实是需要敢于去正视甚至舔舐自己民族历史的伤口的。所以，今天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五胡乱华”的本质问题跟大家一起捋一捋。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其实是自古有之的。这玩意跟现在一个村子里不止住着一户人家，就势必会各自对自己的宅基地据理力争，是一个道理。
在秦汉相交的历史节点，华夏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默契地几乎前后脚地完成了大一统。农耕政权便是我们熟知的秦汉，游牧文明便是盛极一时的匈奴。 但是呢，农耕文明的合体呢，是一步到位的。而游牧文明的合体当时还是属于形式的拼凑，典型的搭伙过日子，跟所谓的联邦政府是一个概念。 这两种文明或者叫汉朝和匈奴在长达几百年的激烈碰撞中，究竟还是华夏政权技高一筹，把游牧民族又重新打散了。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样的异族冲突，汉民族发扬了兼容并受的仁爱精神，开始了对异族的同化之路，大致从东汉的中后期开始，周边异族内迁汉化成了一个常见而又持久的历史命题。 依托于两汉昌盛的武运，到了汉末，无论是南匈奴还羌、氐等外族人士，内迁和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了。魏晋时期，更是把南匈奴五部人员内迁到今天山西省忻州一带，还对他们的首领进行汉化安置。其实有点不完全兼并的味道在里面。
但是，就在即将神功达成的节骨眼上，当家做主的司马家出稀稀了。本来同化周边胡族，已经是水到渠成的温水煮青蛙了，但是司马家变成了一根搅屎棍，把本来已经置身温水中的胡族青蛙全给搅出来了。 最开始是司马伦这个小王八羔子，他在镇守关中的时候，胡作非为，把本来已经驯化得相当不错的羌人、氐人等少数民族同胞逼得没法活了。具体干了一些什么非人的勾当，咱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就是差别对待，不把人家当正常人看，而是把人家当成牲口一样盘剥、奴役。最后成功逼出了齐万年造反。 齐万年造反虽然被艰难平定了，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大西北胡汉共生的良好生态被严重破坏了，很多羌人、氐人觉得在大西北没法活了，便带着仇恨举族南下去闯四川，李特、李雄父子就是这样成为了那股流民军首领的。最后，又因为“八王之乱”的爆发，四川的地方官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情况下，无所适从，一不小心就政治站队错误，最后因担心被追责，干脆走上割据独立之路，并因为不善于团结外来流民军而逼反了李特父子。李特父子后来居上，凭武力取得了益州的实际控制权，从而成为了第一个宣布自立的胡人政权。（与刘渊称赵王是同一年，刘渊称帝是四年后的308年）
如果事情仅限于此，或许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司马家无非是开了一下历史倒车，让历史重回蜀汉未灭的状态。而且四川的地理特点是适合偏安，而不适合征伐天下。于天下大势影响并不大。事实上，成汉政权在五胡乱华的过程中，除了后来给后来的桓温桓大司马权力上位作了背书外，基本上也没有其他太大的影响力。但司马家就跟吃了炫迈一样，一作起来就根本停不下来。 其实曹魏以来，对胡人的管控是相当到位的，一方面是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去洗礼他们，一方面是汉民族的传统生活习性去同化他们，同时严格控制了他们的武装能力和管理机构。比如内迁的南匈奴五部，就被打散管理起来，各部的军事首长都是汉人担任的，相当于现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监管。但是司马家这帮败家子，慢慢给刘渊等胡人首领恢复了军事指挥权，还官方授予了人家一些实权岗，虽然刘渊长时间留在西晋为人质，但是人家的隐形班底已经构建完毕。
八王之乱闹得最严重的两次“三王会战”，第一次是司马冏和司马颖联合攻打司马伦，第二次是司马颖和司马颙联合攻打司马乂，把晋室的中央军、豫州军、冀州军、关中军几股重要的军事势力内耗得七七八八了。结果艰难暂时胜出的司马颖要死不死，在自身虚弱不堪的情况下，又把实力强劲的幽州王浚给惹毛了，搞得王浚令两万胡汉骑兵南下，把中原大地狠狠地祸祸了一遍。 晋室的虚弱和作死，让一心想摆脱晋室控制的匈奴首领刘渊看到了机会，他主动向司马颖提出要回本部搬救兵。司马颖这货是个绣花枕头，压根没考虑放虎归山的严重后果，居然同意了。结果刘渊虎入深山，一去不复返了，他回到匈奴的屠各本部，就利用他的威望和地位，召集了五部匈奴的阶级同胞，自称为赵王，相当于宣布独立了。
其实五胡乱华的真正起点就是刘渊的作乱，而刘渊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主要就是司马家的手足相残，把晋室的国防根基给摧毁了。你们内斗不止、虚弱不堪，他根本不担心你们的追责。归根到底，五胡乱华是司马家自毁长城所导致的。 但凡司马家那帮败家子有点国家意识和民族底线，在刘渊开始作乱时能悬崖勒马，极力对外，说句实在话，刘渊之乱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当时幽州兵团实力还十分强劲，还有刘琨也穿插到了太原，再在中原调集一些人马去合力围剿匈奴的作乱势力，胜算还是相当大的。 但是，司马家那该死的气质和基因，实在是太让人义愤填膺了，他们不管外面如何洪水滔天，自家兄弟必须要先弄死得差不多齐全才肯罢休。他们继续窝里斗，继续大失民心，继续背道而驰……从而让刘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毫无压力地自由发展和壮大起来。他们团结了广大不得意的杂胡阶级以及王弥那样的乱匪，滚雪球般地发展成了一个巨无霸。
刘渊作乱就跟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一样，它的破坏性并不是它本身对中央政权造成了多大的杀伤，而是在于它的示范吹哨作用。天下大多数人通过它都敏锐地意识到了，晋室已经无可救药了，大厦将倾，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所以，很多另有想法或者走投无路的人，都纷纷加入了反晋序列。奴隶出身的石勒就是借机成为了刘渊手下的军事将领的。 石勒代表着“五胡乱华”的第三棒，他是羯族人。羯族，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而是众多杂胡的统称，类似今天的土家族、客家人一样。
石勒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与其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自然有很强的关系，但更为关键的是司马家内乱不止给其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么多年，司马家那群败家子吃人饭不干人事，人心尽失，地方官僚系统基本被彻底摧毁，走投无路的流民心如死灰，只好顺势加入石勒的反晋队伍，一些尚想守住民族底线的地方势力因为失去了官方的保护和调配，迫不得已进入了自保模式。也就是说，晋朝的民间势力被天然分割，最终被石勒各个击破、逐步吞并。 石勒的发家之地是河北，他的崛起奶源其实河北散落各地的地方邬堡势力。给我们交保护费，我就给你们颁发良民证，给你们留一条活路，否则杀无赦。你们也别指望你们的汉人政府了，他们已经自身难保了，况且他们也一直没把你们的死活放在心上，该何去何从，是死是活，你们自己选择。石勒就是用这种最原始也最有效的生死选择的方式，整合了无数的民间散落势力，最终发展了成了短暂统一北方的霸主。
其实，自古以来，胡汉之间就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冲突，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鄙视链一样。尽管当时的世道多艰，但还是有很多汉人士族和百姓是打心里不愿意与匈奴、羯族这样的胡人合作的，关键是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官方不管他们的死活，自保又能力不足，就连逃难都没有一个好的去处，他们能怎么办呢？很多汉奸，其实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看淡生死的，都能做到为了民族大义而视死如归的。 比如永嘉之乱后，西晋政权宣布实质性死亡，中原及以北彻底沦陷。黄河以南的士族和百姓尚可以背井离乡地进行衣冠南渡，到江南去寻找红旗，去开辟避风港。但是，黄河以北的同胞们呢？他们要穿过敌占区，渡过黄河、淮河、长江去江南，根本不太现实，但是这帮心系家国的华夏儿女还是没有死心，他们翻越千山万水，也要往有汉人灯塔的地方跑，西凉的张家、太原的刘琨、幽州的王浚成了他们争相投奔的目标。可结果呢？刘琨忙于发展业余音乐爱好，王浚暗中筹划自立之事，根本没把这些苦难同胞当回事，再次深深伤害了流民们的心。
大失所望的流民们只好退居其次地去投奔一向跟汉人政权走得比较近的段部鲜卑，但结果发现段部鲜卑的人进化得不是很理想，完全不太善于与礼仪之邦的人相处。
再退一步，广大流民最后浪里淘沙地找到了一直积极向汉文明靠拢的慕容鲜卑部，人家时任首领慕容廆是忠实的汉文化粉丝，还虚怀若谷、谦逊有礼，关键是人家远离乱局，是难得的一方净土，非常适合流民们落脚生根。
事实证明，慕容部是习得汉文化精髓的。慕容廆极其开明和友好地接纳了这帮流民，并专门在自己的地盘上划分出专门的安置区，按籍贯、分区域地对流民们进行友好安置。冀州人被安置在了冀阳新区，豫州人被安置在了成周新区，青州人被安置在了营丘新区，并州人被安置在了唐国新区。看看人家这格局和远见、细腻和严谨，司马家那帮瘪犊子有人家这一半的水平，何至于会出现这种大量核心资产流失的局面呢？
慕容廆这波神操作，让他继刘渊、石勒之后，用极小的成本和代价就吸收并巩固了晋朝流失的这波人口和人才红利。这里重点解释一下人才红利的事情，在五胡乱华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胡人政权中都会出现各种汉人大才，比如张宾、石瞻、冉闵、石聪、王猛、徐光、崔浩等等，这些汉人人才就是这样被胡人政权给吸附过去的。
慕容廆接收了大量北方士族和百姓之后，又积极地摒弃异族隔阂，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给待遇，给政策，迅速建立了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圈。
品牌和形象立起来之后，慕容鲜卑进入了良性循环，以冀州、幽州为主，南到山东，西到河东，甚至安定、西河的士族都源源不断地不远千里来投奔他。这就是慕容家的崛起之根本，聚沙成塔呀。 包括后面的姚羌、苻秦以及宇文家、拓跋部，两晋期间的所有少数民族，有一个算一个，他们的腾飞无一例外，全是吃了汉民族馈赠的红利。他们打着汉政权正统的旗帜，争取和团结那些被晋室抛弃和打压的群体，有样学样地按照汉政权的模板和文化去构建管理系统，在摸索中前进，在成长中蜕变，逐渐变成了足以与汉政权分庭抗礼，甚至日渐超越的新势力。 后世的满清腐朽之时，救国先驱们广为探索和呐喊，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那点事情，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两晋，文明程度远低于汉人政权的胡人们早已经践行过了。五胡乱华，其实本质上不就是胡族对华夏的抄袭与模仿吗？他们吸收汉人的资源，学习汉人的经验与文化，转过头来再跟汉人打擂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种时隔千年的对称与相似，让人惊叹的同时，也让人感觉无比的惋惜与痛恨。现实不是没给两晋、满清机会，而是他们的瞎胡闹，把银子变成了水，白白把机会和优势拱手让人了。
回到“五胡乱华”的始作俑者司马家身上来，通过对五胡乱华的本质探讨，大家能明白司马家世世代代受千夫所指了吗？那帮混蛋犯了罪大恶极的遗弃罪呀！他们遗弃了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子民，一心一意、不死不休地搞内斗，造成了华夏文明的体系崩塌、资源流失，最后被胡人们钻了空子、得了便宜，反过来奴役我们的同胞。 类比一下，司马家就好比一个渣男，连哄带骗再加上霸王硬上弓，把曹家的媳妇据为己有，但是那帮混蛋只顾着抢着享受曹家媳妇的身子，对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却不管不顾，被迫成为“孤儿”的孩子们，迫于生计，被敌人给收养了，最后成为了为虎作伥的帮凶，而受害的是那些无所依靠的广大同胞、阶级兄弟。 曹魏给司马家留下了多么强大的武运、多么健全的国防体系和军事架构呀，但凡司马家不是作得如此毫无底线，匈奴、羯人、羌人、氐人这些胡人是不可能嚣张得起来的，也是不可能轮番完成蛇吞象的。 其实也不是对死有余辜的司马家的败亡心存遗憾，主要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胡人统治下，汉人所受的种种非人折磨让人确实难以释怀。什么屠城、掘墓、以人肉为口粮、奸淫女子、杀人取乐等各种变态行为，在五胡乱华期间真的是层出不穷，华夏文明中的人文道德思想、悲悯善良之心被击得稀碎而荡然无存。 比如羯族人行军打仗时，专门掳掠汉族女子当军粮，夜间淫乐，白天烹食。据说有5万汉族少女被羯族人奸淫污辱后，一个冬天就全部吃掉了，邺城外少女残骸堆积成山，真是残忍至极！ 又比如在五胡残酷乱华期间，汉民族几乎到了灭亡的边缘。冉闵灭羯赵时，中原汉人只剩下不到400万人了，要知道西晋当时人口可是2000多万人。 还比如，冉闵解放邺都时，一次就释放了20万汉族女子，可想而知，汉人尤其是汉家女子平时经受了多少胡人的兽性泄欲。
突然之间想起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段话：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相信了解两晋那段悲惨的历史之后，大家会对这段话更有感触、理解得更为深刻一些。五胡乱华，不就是因为司马家不争气吗？后世又反复出现类似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后世人并没有真正以司马家为鉴吗？ 都说以史为鉴，但是大多数人都是鉴了个寂寞和热闹，历史的沉重和忧伤，恰恰是因此而来。
更为甚者，还有一些所谓的砖家时至今日尚在大放厥词，说什么五胡乱华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委实让人难以认同和接受。华夏文明，历来都是推崇有差别的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才是现实的逻辑，这样的民族融合之说辞，跟拍三级片的人非说自己是为艺术献身，有什么区别呢？ 历史其实是一面照妖镜，对待历史的态度，真的可以让一些妖魔鬼怪显出本来面目的。是以，历史观就是价值观、生活观、世界观，三观正与不正，与其聊聊历史就一目了然了。谨以斯文，与诸君反观自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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