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迁到长沙，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12月中旬，南京陷落，日军向长江一带步步进逼，武汉震动。日机空袭长沙也日见频繁，临大上课仅3个月，即奉教育部命西迁入滇，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在昆明开学上课。

西南联大成立不久，教育部正命令各校呈报“校歌校训”。联大常委会因学校初创，头绪纷繁，没有时间考虑“制礼作乐”，乃函复教育部：“本校创立未久，校歌校训俟编制成后当即呈部。”教育部又于10月3日再次以训令催促，并“限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及校歌校训呈报”。为此，10月6日召开的第89次联大常委会上决定成立“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并请冯友兰为该会主席。冯为文学院院长，朱为中文系主任，其余三人都是中文系教授（后来也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而朱、闻二位又是当代著名的新诗人。从人选看，学校领导对这一工作是十分重视的。

委员会成立不久，罗庸写了一首歌词，并配上曲谱，提交讨论。10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时，歌词被接受了，曲谱却未被接受；一时还无法向常委会汇报。一个月的限期过去了，校歌有词却没有合适的曲谱；制作校训还是比较简单的，因此，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讨论确定以“刚健笃实”为校训，具函联大常委会，同时附呈校歌草案，共二纸，一纸为手抄歌词（采《满江红》词式）；另一纸为油印件，歌词相同，配有曲谱。函件和抄件都是冯友兰先生手笔。）按时间及其他资料推断，这份歌词当是罗庸先生所作，歌词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歌词简叙三校播迁的经过，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形势，办学的目的，师生抗战的决心，对最后胜利的信念。作为西南联大的校歌，确是非常贴切的，尽管曲谱没有被接受，作为校歌校训委员会的成绩，向常委会报告也是必要的。

两天以后，11月26日常委会开会确定以“刚毅坚卓”四字为校训，并向全校公布。校歌校训委员会原拟的四个字只采用了一个，说明常委会对校训也非常慎重，而且认真加以研究讨论的。至于校歌，当时仍未确定，大约就在这前后，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先生写下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歌词开头很易使人联想起清华大学的校歌，接着也写了三校播迁经过，反映了抗战的形势和学生的责任，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这样，校歌委员会就有了两首歌词。可是曲谱仍缺，无法通过演唱进行比较。请什么人来制谱呢？一方面，委员会进行了类似“征谱”的活动（沈有鼎先生、马约翰先生都应征过），另一方面，朱自清先生想到了张清常。张是清华研究院的毕业生，在校时就以作曲闻名，曾为朱自清先生作的《清华留美预备班班歌》谱过曲。当时，他正在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朱先生把两首歌词一起寄给他，请他制谱。

老师的嘱托，正是对自己的信任，张清常怀着激动的心情，仔细体会两首歌词的思想感情，最后选了《满江红》来谱曲。因为他觉得这首歌词“上阕悲，下阕壮，抒西南联大师生的宏愿，也是中国人民的心意，是一篇佳作。”他在当年12月完成创作任务，用五线谱和简谱抄寄朱先生。五线谱原件的封面上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字样，简谱原件上写着“罗膺中（按：罗庸字膺中）制校歌《满江红》词，张清常二十七年十二月于广西宜山”字样。由于朱先生在寄去的两首歌词上分别署着歌词作者的名字，张清常先生才知道得这么清楚。

罗词有了新的曲谱，冯词也由马约翰、沈有鼎二位各谱了一曲，张清常曾看到过这两支曲谱，他认为“马受教堂音乐影响重些，沈用圆舞曲的形式”，看来作为校歌还是不太理想的。因此，1939年6月14日再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时，才有对马谱有单调之感，提出“请马、杨、沈负责修正”的建议。

经过修改、演唱，反复比较，6月30日校歌委员会开会决定了采用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词作为校歌的方案。当天，即具函联大常委会送呈制定的校歌方案。函仍由主席冯友兰执笔，五个委员逐一签名，所附歌片在上角署“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按：冯友兰字芝生），后全被划去。冯的名字上涂有红、黑两种色迹，其余只有黑色一种，可见冯的名字被涂在先。为什么冯的名字一度列为作者而终被涂去呢？有的同志认为这同冯对歌词中个别字眼作了改动有关系。这次呈报常委会的歌词与半年前呈报的那份确有一处不同，原来的“待驱除倭虏”被改为“待驱除仇寇”，比较含蓄一些。而这个改动很可能是冯先生作的。但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要把名字写上；所以先把冯的名字涂去了。最后，考虑到作为校歌委员会的一项工作成果向领导报告，没有必要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出，所以干脆全部涂去。

7月11日，联大常委会通过了这首校歌；15日，向有关部门咨照校歌通过事；19日，备文向教育部呈报。从教育部命令各校呈报校歌起，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

张清常先生在宜山得知自己的作品已入选，自是无比兴奋。怀着激动的心情，他又作了《敬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寄给朱、闻两位老师。在首页左上角，他写着“谨呈佩弦、一多师，恳乞赐正，学生张清常拜上”字样，右上角注“CP.24 N0.1 July28，1939”，这是作品编号和创作日期。全曲五大乐章，第一乐章同唱校歌前标明“校歌（罗膺中先生词）”。第三乐章开始，有一段Tenor solo（男高音独唱），歌词前用明显的字体标出：“冯芝生先生词”，就是前面提到的“西山苍苍、滇水茫茫……”那首现代诗。这首组曲也转到了校歌委员会。但是，委员会在完成了校歌校训制作任务后撤销了。对于这位热心的业余作曲家的辛勤劳动该怎样表示感谢呢？10月29日，冯友兰先生以个人名义具函联大常委会汇报了这件事，并把《敬献》组曲附呈。常委梅贻琦在信上批：“文书组函张先生致谢，乐谱留存。琦11月1日”。在当时，这已是很高的荣誉了。

11月7日，联大常委会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校务会议上，报告事项中有“本大学校歌审定案”。当时的会议记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审定”二字还是主席梅贻琦在审阅记录时添上去的）。可是，令人吃惊的是，12月2日，教育部竟然来了个“训令”，说：“该校校歌之曲谱系西洋成曲，似未能表现校歌特具之精神，令即另行作曲配词……”。这怎不教人气愤！梅常委批道：“本校校歌并非西洋成曲，可将歌词及曲谱检呈。”是由于呈报的歌谱未署词曲作者的名字才引起误会的，还是把别校的校歌“张冠李戴”地错当成联大的而闹出笑话的呢？不管怎样，教育部办事人员的无知与荒唐是可想而知了。

1940年8月，张清常先生应聘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到了昆明以后，他发现流传的校歌曲谱有差错，便重加订正后铅印，铅印歌片上署“罗庸词，张清常曲”，并亲自给新生教唱。 11月1日是联大校庆，学校决定成立校歌队，搜罗全校优秀歌手在校庆时表演“校歌四部合唱”。张清常先生在回忆此事时写道：“四部合唱的几次变奏，都用罗词。罗词是抒情的，便于乐典扩展。”他又说：“早在1939年7月28日，我在一首组曲里，曾把冯词也谱了。到了这时（按：指1940年）我考虑到冯友兰所写的校歌词，虽然哲理性多些，但作为教师对学生的劝勉语、白话，夹在校歌四部合唱的几次变奏中间，以男声独唱来谱，还是可用的。……也就是说，冯词并不是作为校歌来处理的。当时我年轻气盛，以为冯词当初也有几个老师谱了应征而落选，让我也谱谱试试，完全是'自己露一手’的意思，不足为训……”。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1946年夏，三校奉命复员。为了纪念这一与抗战相始终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新校舍原址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冯友兰先生撰碑文。5月4日，学校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会上演唱了张清常先生谱写的《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进行曲》包括：“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冯友兰作）”，“校歌词”（即《满江红》、罗庸作），“勉词”（冯友兰作“西山苍苍，滇水茫茫”那首现代诗），“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节录纪念碑文的“铭辞”，冯友兰作。）这首进行曲反映了西南联大生活的全过程，是校歌的延续和扩展，在这里记上一笔，也不是多余的。

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满江红》）作者问题，前些年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从以上回叙的校歌制作过程来看，罗庸先生作词，应是无可怀疑的。

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