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盖了一栋很漂亮的新房子，邀请邻居和亲朋好友前往参观。一般人遇到这种事，奉上的不是点赞，就是掌声。这并不是多么精明的做法，但一定是安全的社交常识。但是，偏偏就有个人当面给房主提意见，说：“你最好把烟囱改成弯的，再把柴草换地方摆（即所谓曲突徙薪），否则容易引起火灾。”房主听了很生气，觉得这个人是故意出他的洋相。其他邻居也觉得这人不上道，纷纷指责他。诸如“房子好好的，瞎造什么谣”“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要真着火了，肯定是你咒的”云云。被人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一般人都不会高兴。只有极少数人，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建议到底对不对，而大多数人往往固执己见，听不进去逆耳忠言。这房主恰好属于后者。然而，世上很多事都逃不过“墨菲定律”——要出错的事，就一定会出错，即人们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邻居们都赶来救火，有的人冲锋在前，被烧得“焦头烂额”。好在经过一番抢救，房子大体算是保住了。但事实是：没有。相反，为了庆祝救火取得的成就，主人大宴宾客，所有救火者都应邀在列，几个救火最英勇的人，更是被奉为上宾。却唯独没有邀请那位最开始提醒他的客人。明明有人已看到危险，并大声疾呼，却没有引起关注，甚至被当做别有用心；明明有机会防患于未然，却总是等到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才着力补救；明明事后最需要的是反思与自省，但却不敢面对错误，再次忽略问题的根源......从小隐患，发展到大灾难，再演变成灾难循环，几乎所有灾难，都重复着“曲突徙薪”的剧情。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最大的错误，往往就是由侥幸引诱我们犯下的，当我们犯下不可饶恕、无从宽释的错误后，侥幸隐匿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下一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它又光临了。”人类无法避免侥幸，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好的结果，而排斥坏的可能，这既是人性固有的弱点，也因为人类常常会陷入“幸存者偏差”。所谓“幸存者偏差”，简单说就是人们只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证据，而忽略了“沉默证据”，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在“曲突徙薪”这个故事中，客人指出的房子火灾隐患：烟囱和柴草，就是“沉默证据”。人们参观房子时，注意力容易放在华丽的外表上，很难注意到这两处细节，房主更是陶醉在房子落成的成就中，而忽略了埋藏于细节中的风险。即便客人说得不对，即便那两个隐患带来灾难的可能性极小，也不代表它不存在。然而，房主偏偏不信邪，去挑战那“万一”的可能。大脑自动过滤了风险的结果就是，风险主动找上了门。悲剧发生后，房主仍然没有纠正这种错误的认知。他仍然只看到了卖力救火的邻居们的辛劳，再次忽略了房子本身的问题。他只认识到多亏“焦头烂额”的邻居们，房子才得以幸存，却忘记了如果“曲突徙薪”，火灾根本就不会发生。人的思维分为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房主之所以会产生“幸存者偏差”，是跳过了逻辑思维，采用直觉思维。著名心理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将这两种思维，归纳为“快”和“慢”两种决策系统。“快”系统使用的是无意识的直觉系统，依赖于人的情感、记忆和经验，房主对房子的过度自信就来自于“快”的思维系统。但是，“快”系统存在很多成见，而且会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对于逻辑和统计等问题，几乎一无所知。相比之下，“慢”系统则是一种有意识的逻辑系统，可以纠正“快”系统的思维错误。房主的“快”思考，既是认知导致的，又何尝不是因为他对世界的“无知”所造成。卡尼曼说：“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却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人的认知能力终究有限，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现实中，真理不会一路随行，无知却始终相伴。因此，只有承认自己无知，才不会心存侥幸，遇到危机时，才可能启动“慢”思考的系统；反之，自以为全知全能，不仅无法避免灾难，还会加速灾难的发生。张维迎老师在《理念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人类所经历的很多灾难，是由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而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这里的无知，并不是指一个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相反，正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其实很无知，但自以为无所不知。一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这种自负一定会发展到“致命”的程度。“曲突徙薪”中的房主，自以为掌握了关于房子的所有知识，笃信自己的大脑不会出错。如此傲慢，降低了他对风险的预判能力和不同信息的接收能力。更重要的是，房主花钱请客定的调子，就是新房落成的品鉴会，而不是征求意见会。所以，一片赞美声中，房主更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至于客人的意见，既刺耳，又无知。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说出“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就是因为他始终保持谦逊，并且通过与各式各样的人对话，向他们发问，从不同的观点和思考中感知世界的面貌。可见，人们可以通过知识和观点的碰撞，进行自我纠错，降低傲慢的影响，这正是哈耶克“分散的知识观”的应有之义。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的知识分散于个人之间，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知识可以自由交流、扩展，但不可能被集中于个人或个别组织中，更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真理被个别人完全掌握。与之相对的是“全知全能的知识观”：认为总有少数永远正确的人，能够掌握所有知识，包括终极真理。这种知识观的最终结果是：整个社会只有一个绝对权威，并且不接受任何批评，就像“曲突徙薪”里的房屋主人那样。而且，即便是智者，在单一、封闭的环境中待久了，也会陷入“自愚”的困局，甚至患上“脑损伤”的神经疾病。更何况在任何时代，我们能看到的智者都寥寥无几。到处都是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将自己困死在简单、狭隘的信息世界中，逐渐与真实、复杂的世界脱节，最后蜕化成“无畏”的无知者。“知无知的智慧”和“全知全能的愚昧”，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认知状态、两种思潮——保守主义VS.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水平，人类永远面临两种知识观念、两种思潮的选择。选择保守主义思想，未必成为真理的化身，但让人变得谦卑、聪明，让人少犯错误，尤其是少犯大错误；选择激进主义，结果一定是致命的自负，以及紧随其后的无妄之灾。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曲突徙薪”这场悲剧，以房主的侥幸和无知开启，以灾难后仍不吸取教训结局，但是故事并未到此结束。房主急急忙忙庆功，对救火者表达感激之情，却遗忘了当初那位忠言逆耳者；灾难后，沉溺于解决问题的不易，却没有意识到，这原本就是一场可以不发生的悲剧。如果说侥幸心理和无知，带来的最多就是一场未知的灾难，但是如果不反思灾难，不从中吸取教训，则有可能造成“后人复哀后人”的灾难循环，这正是黑格尔对人类绝望的原因所在。其实，我们一直误解了“曲突徙薪”这个寓言，以为它想告诉我们的是“不反思的后果”。然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不是没有反思，而是反思的前提和方向就错了。比如，历史上，几乎后一个王朝都在反思前一个王朝灭亡的教训，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然而，这是建立在皇帝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的前提下，照样朝着一姓之天下“千秋万代”的错误方向努力。反思的结果是，短期内解决了一个老问题，长期内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新问题。相反，保守主义认为知识是分散的，因此，世界上不存在全知全能，可以掌控一切的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在这个前提下，与其“除错务尽”，不如思考如何才能少犯错误，尤其是大错误。保守主义认为，做正确的事，要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就是因为做正确的事，可以少犯错误，尤其是大错误。在“曲突徙薪”这个寓言故事中，容忍、听取反对的声音，防患未然，这是做正确的事；而“救火”，只是悲剧发生后正确地做事。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补救性的。 不过，悲哀的是，那些因做正确的事而避免了灾难发生的人，常常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因为只有灾难越惨烈，才能反衬出他的价值有多大；然而灾难一旦发生，人们的目光又转向了正确做事的人，而忘记了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这实在是一个荒诞的悖论。救火之后，正确的反思，是房主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好大喜功，倾听不同的声音，来纠正幸存者偏差。但房主的做法却是：嫉恨那个让自己颜面扫地的谏言者。并且把自己和当初对房子赞不绝口，又勇敢救火的人绑定在一起，刻意屏蔽掉那个本可以避免火灾发生的清醒者。如此的“反思”，不过是下一场更大悲剧的开始。我们常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而最大的无能，就是在错误的方向上一路狂奔，结果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与之相反，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是：选择正确的事，然后日拱一卒；少即是多，少犯错误，就是正确地做事。——这就是保守主义，它能帮助我们走出“越反思—越循环”这一怪圈的思想之锚，这是因为：保守主义基于人类理性和知识的有限，坚持审慎的美德，不贪图“大事业”，也不寄希望于侥幸，任何行动都顾及全局和长远的影响。保守主义基于个人的分散知识，强调多元文化和社会权力的多层结构；认为政治的本质是道德，反对理性的僭越。保守主义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和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大相径庭的是，它不承诺最美好的结果，而是小心地选择最不坏的路径。埃德蒙·柏克是西方思想史上享有盛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他不仅是北美独立革命的重要推手，更是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在人类思想史的谱系中，无论知名度还是重要性，柏克都可谓一个连盲人都无法忽视的存在。 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大热的西方学者榜单中，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必然上榜，还会有各种生僻的名字，但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到柏克。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比较以柏克为精神标杆的国家（如英美），和那些轻视柏克的国家，其迥然不同的国运，足以证明柏克的重要性。所以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莱基要这样评价保守主义先驱埃德蒙·柏克：“但凡读过他书的人，没有不聪明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读懂保守主义者，没有不聪明的，至少不会自作聪明；秉持保守主义理念的企业，没有不基业长青的；信奉保守主义的地方，没有不自由繁荣的。即便是普通人，只要获得了保守主义的真谛，就不会再犯“曲突徙薪”那样的错误。所以，闻道不分朝夕今天要向各位郑重推荐先知书店“读懂柏克和保守主义”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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