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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恩柱的杂文写作 吴营洲 与李恩柱相识甚久，论年头，早已指不胜屈。其杂文，我所读过的，更是难以计数。读得多了，自然会有印象。我对李恩柱杂文的总体印象是：很纯正。杂文者，就其“形制”而言，绝无一定之规。它，有感而发，随物赋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实为“性情文字”，或为“思想小品”，委实难拘一格。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它随着中华文化的滥觞而滥觞，一路逶迤下来，时隐时现，且行且踬，数千年过去，羽翼渐丰，眉目渐显，至鲁迅时，竟就奇峰突起，顿成波澜，遂以“杂文”之名跻身于文学殿堂，堂堂正正地位列仙班。不言而喻，能在文学殿堂前排就坐，肯定有其独特的形质或面目。不然就无此资格。李恩柱的文字，正是鲁迅一路的，一千多字，概括性强，逻辑性强，战斗性强，似匕首，如投枪，“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李恩柱的文字无论刊发在哪儿，无论是谁在读，均会被人认出：哦，这是篇杂文。李恩柱的杂文，多是借历史“起兴”。或旁征博引，或娓娓道来，但你读罢便知，他不是在讲“历史掌故”，也不是在谈“文史知识”，而是在表达他对时事的看法，而是在阐述他对世事的感悟。试举一例：《红楼梦》里的贾雨村，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文学形象，清朝康雍乾年间的孙嘉淦，是一般人所不大熟悉的历史人物，李恩柱却能将这两个人捏合在一起说事。贾雨村本是个重义轻利，讲究气节，看重感情的年轻书生，但在官场几经沉浮后，竟成了忘恩负义，奸诈贪酷，庸俗阴毒的官僚政客。孙嘉淦生性耿直，屡屡犯颜直奏，官至工部尚书，在民众中口碑甚佳，但渐渐心有挂碍，锐气萎靡，到乾隆十五年时，有人冒用其名杜撰奏稿，直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令乾隆恼羞成怒，于是文字之狱的腥风血雨遍被华林，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主犯惨遭凌迟，亲属照律缘坐。孙嘉淦虽未被乾隆直接加罪，但他终日被吓得心惊肉跳，乾隆十八年时惊惧而死。于是李恩柱在《贾雨村与孙嘉淦》（载香港《文汇报》2010年10月5日）一文中写道：由直谏到舒缓再到吓死，孙嘉淦变了，变得如同奴才，成了御用文人。他的命运，是清代士风的一个缩影，是士人气节慢慢被芟夷的缩影。传统的读书做官变成了读书做官做奴才。做了官之后，顶戴花翎下的头颅，不再具有任何思想深度，皇帝个人的思想从根本上代替了人臣的思想，士人只剩下追名逐利一条路了。清朝退出历史舞台近百年了，为什么人们仍然奴性十足？其实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智慧，也不是不懂思想自由之可贵，而是历史遗留的痕迹太深刻，人的灵魂被历史那件巨枷压在中间。世人多有哂笑我中华缺乏思想巨人者，实是知晓其一不知其二。生成思想巨人，不仅需要个人具有强烈愿望，更需要土壤和深厚的背景，缺乏了哪种条件也不行，否则出现的不是贾雨村就是孙嘉淦。李恩柱的杂文，篇篇都“直面现实”，句句都“有的放矢”，但又绝非“时评”。杂文，当是“有感而发”的文字。“有感而发”是杂文的特质之一。不是“有感而发”的文字就不是杂文。倘若心无所“感”，即便你写作技巧再娴熟老辣，也有“起承转合”，也能妙语连珠，并能卒章见志，但所成篇什终究难以“杂文”名之，因为它缺少“杂文”所特有的“生气”。坦率地讲，无“感”而作的文章，恐怕只有“杂文”的形或味，绝无“杂文”的质或魂，充其量，不过是篇“作文”而已。或者说是作者在“攒文”。李恩柱的文字，全不是“作”或“攒”出来的，而是在脑海里酝酿出来的，而是从心底里涌流出来的。有些人的杂文，也是“有感而发”的。但那“感”，多是“一时的感慨”。“一时的感慨”或许也能写出激情澎湃乃至能传诸后世的杂文，但就一般情形或一般作者而言，恐怕很难。“一时的感慨”往往会少了某种“厚重”。常听时人评述某类文字说：“那是杂文语言。”语气里多含嘲讽、不屑。其实时人所非议的，正是那些“一时的感慨”。况且，“一时的感慨”也难逾出“此一时彼一时”这一常情。此时这样想，彼时又会那样想了。时移事迁，心境心绪难免会变。谁的想法也很难保证始终如一。所以常常会感到“今是而昨非”，乃至“愧其少作”。但李恩柱的杂文，则是厚积薄发的，深思熟虑的，并不是“一时的感慨”。李恩柱系统地读过历史，对朝代更替，吏治沿革，大事本末，人事沉浮等，大多了然于胸。他引述的史料，借鉴的典故，多是信手拈来，并且举重若轻。李恩柱的杂文，涉猎颇广，仅信手采撷几则标题，便可窥其一斑：《良史的界域》《缺乏监督的商纣王》《李斯的两次上书》《蔡伦的光荣与悲剧》《清朝文字狱与名著》《“红杏尚书”的奋斗观》《拒绝行贿的王昭君》《必然产生杨广》《唐朝建国前的三百日》《畸形宋朝》《头发与政治态度》《宋朝对待文人何以相对宽松》《著述的存废与皇权》《南宋15条的处境》《贾似道专权之根》《谁促成了起义者》《朱元璋的反腐力度》《明朝的穿靴戴帽》《多才皇帝的悲剧》《朱氏子孙的奢靡》《告御状》《闭关锁国与专制寿命》《乾隆的顾虑》《慈禧的求新和保守》《繁荣与忧患意识》《专制时代的好皇帝》《面对曾国藩之失》《复杂的裴矩》《王世充求言》《烟雾中的大臣》……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是，“镜子”所折射的东西，实在太多，无论是谁都难以一一感知，只能拣自己感受最深的，苦心为文，借古讽今。遍读李恩柱的杂文，便会发现他的文字是有“主旨”的。他清楚自己在写什么，也清楚自己为何而写。我觉得，他在读书行文时，总是怀有一介读书人常有的入世情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古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可以看到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等等余绪。有些人的写作，是酒足饭饱之后资以消闲的，其文字往往是嘬着牙花子写出来的，而李恩柱不是。红学家林冠夫曾将读书作文列为三类：其一是“饭票项目”（工作任务，不写不行），其二是“换米项目”（以文换银，改善生活），其三才是“学术项目”（只凭兴致，别无他图，著述为文，畅述心得）。于我看来，李恩柱的杂文，当属第三类。李恩柱的杂文，虽不属于“学术项目”，但如林冠夫所言：“既不属于规定的写作任务，也没有想到换点大米的意思，亦无意于唱这个时代的什么主旋律唱段。意之所至，心无呈碍，自然是充分超脱的。”（林冠夫：《溪山话本》，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有些人的写作，属于“日远长安远”之流的。若问他“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他今天说，“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他明天则说，“日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夙惠》）自相抵牾，却都各有所“据”，不仅能自圆其说，而且还振振有声。李恩柱绝不这样。李恩柱的心里，自有“一定之规”。李恩柱的杂文，主旨明确，并是一以贯之。这个“主旨”，往大里说，就是直面现实，激浊扬清，鞭笞丑陋，弘扬正道。具体而言，则是借助“历史”，针砭传统文化的痼疾，唤醒世人的民主意识。据我所知，在多年的杂文写作过程中，李恩柱渐渐悟到了一条“社会稳定”的潜规则，那就是“皇权对国民的精神阉割”。他说：不论是民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谋求社会稳定以达长治的目的，是一切统治者追求的。但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施用的法子并不相同，民主社会让公众参与社会生活，认为民主虽然有不足，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的专制社会则与此不同，帝王一面加强专制力度，唯我独尊，限制言论，系统监控教育，极力神化自己，让别人意识到他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引导人们顶礼膜拜；另一面推广奴才思想，使国民自我矮化，进而产生盲目崇拜情愫。他说：这种精神的阉割，使人的勇气、骨气被割除，独立精神丧失殆尽。知识分子变成了太监型的“公公知识分子”。在小民，则只求活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国事。庙堂之上，大臣们唯唯诺诺，有幸被御用喜上眉梢，大喊“吾皇万岁”，身心都“货与帝王家”了。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大臣是社会的骨骼，小民百姓则为社会的血肉。他们的精神被阉割之后，就会以朝廷的是非为是非，末了毫无是非可言，仅剩下歌功颂德之词了。专制社会的稳定是绝对的，几近于病态，就如一块静止不动的铁板，呈现一种无血无肉的冷静。旧王朝被新王朝代替之后，状态依旧，循环往复，不断上演一幕幕“几乎无事的悲剧”，社会也如蜗牛一般慢慢前行。我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杂文的写作过程，又何尝不是“学术研究”的过程？有的人“写着杂文进政协”，有的人“写着杂文升高官”，李恩柱“写着杂文成学者”也未可知。但愿！并祝愿！李恩柱常常感叹自己的“语言”不行。我说，就杂文而言，“语言”并不重要，关键是“观点”。吴冠中说过一句话，“笔墨等于零”，意思是，“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韩小蕙：《吴冠中：我为什么说“笔墨等于零”》，《光明日报》1999年4月7日），或者说，“离开感情深邃的意蕴，笔墨等于零。”（阎纲：《不要见钱手软》，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10月9日）其实杂文也与此相类，倘若一篇杂文没有“思想”，没有“观点”，“语言”再花哨也无意义。其实，李恩柱的杂文，总是弥漫着一种书卷气，于平实中见睿智，见深邃。一次，李恩柱在一篇文中用了个词：“良窳共现”。我便打电话问他：“良”后面那字念啥啊，嘛意思啊？他告诉了我。于是我说，那你为何不写作“优劣共现”呢？他淡淡一笑，嘿然无语。后来我对他说：“良窳共现”这个词吧，也是“良窳共现”，优长处是显得古拙典雅，缺点是诘屈謷牙。一种文体写多了，难免会产生“疲劳”。心理的，视觉的，恐都会有。李恩柱亦不例外。他很想走出来，换种形式，突破自我。但，终是不能。我每每看到《随笔》《书屋》《各界》等等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书，都觉得李恩柱同样能写，而且不会次。也曾劝过他。但他觉得，他写杂文落下毛病了，有了思维定式，一篇文章从“观点萌发”，到素材搜集，到酝酿写作，几经增删，到最后，往往就只剩了一千来字，成了“杂文”。我觉得，以李恩柱读书、读史的广度，思考问题及对生活感悟的深度，应该有大的作品问世，但他总把他的“思想”，零打碎敲地写成杂文了。我为此时感“惋惜”。一次我对他说，我觉得你的文章，症结在于：“主旨太明确。”李恩柱的杂文，写到最后时往往“点题”。这种写法自然有其好处，能让读者“恍然大悟”，使文章“更上一层楼”，但缺点是，文章有了“一事一议”之嫌，少了“随笔”“大散文”等文体所有的浑厚。此后不久，李恩柱写了篇杂文，题为《丞相制，说没就没了》，说的是始于秦代的“丞相制”，到了明朝，就因为朱元璋的一句话，“说没就没了”。有人读后，评说此文“无的”，即“无的放矢”，与现实脱节。我马上检讨说，这是我误导李恩柱了。其实我知道，这篇文章还是有“的”的，只是那“的”太大，说不得。李恩柱的杂文，一直在不紧不慢地写，每月三四篇的样子。恒产。李恩柱一直在一家报社编杂文，结识的杂文作者颇多，其中不乏同行，但他写的杂文，基本上不给认识的编辑，只是寄给一家并无“熟人”的报纸。那家报纸，在国内外也是颇有些影响的，他寄去一篇，那家报纸就给他发一篇，几乎是给他开了“专栏”。但几年下来，他都不清楚那的编辑姓甚名谁。我在篇首说，“我对李恩柱杂文的总体印象是：很纯正”。其实，这个“很纯正”，是指他写作的体例“很纯正”，千把来字，似匕首，如投枪，颇有鲁迅之风；是指他写作的态度“很纯正”，颇像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居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指他写作的出发点“很纯正”，始终是，直面现实，激浊扬清。李恩柱简介：李恩柱（1962—2012），河北丰润人，毕业于河北大学新闻专业，生前为《杂文报》编辑。著有《历史挖的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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