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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逝的原因， 路遥无法把自己书中所做的畅想和预言与后来历史发展 的实际情况进行比照了 。而关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谁将占据主导话语、谁将要成为执牛耳者的群体讨论却仍在继续。 余光中说：“我们如果把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安排的那群“社会主义新人 ” 的短暂表现以及最终结局定义为成功的话； 那么经过十年的历史检验， 到了莫 言《生死疲劳》的现实语境中时， 那些从大潮中脱颖而出， 攫取了大量权势与财富的所谓“胜利者 ”不过是一群欺世盗名的失败者而已。毫无疑问，真正继承了路遥精神的，只有莫言！大家要听实话，不喜欢《生死疲劳》的人，可以去读《艳阳天》！  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共性与个性的集合体， 在他们身上我们既能看到每一个 个体身上与众不同的特点， 也能看到他们身上共有的普遍特征 。莫言对笔下商 人形象共同特征的塑造并不因为其主观的厌恶而失之单薄， 反而为他们设计了极为鲜明的性格特征来表现人物生命的层次感和真实感。 此一群体形象的形成， 是人性深处的权力欲望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 、商人 逐利的本性以及特定时代的客观环境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  原先在《平凡的世界》里因为偷卖老鼠药而被批斗为“投机倒把 ”的“王满银 ”之 徒， 到了新时代摇身一变不仅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而且成为了政府的座上宾， 建楼房 、开庄园 、搞旅游 、抢土地， 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其中典型的人物便有《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金龙 、庞抗美和蓝解放 。西门 金龙在文革时期便已发迹， 曾任西门屯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 、养猪厂厂长 、 团 支部书记等职 。改革开放后， 他凭借着多年累 积下的政治资本“下海 ”经商， 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开发区的董事长 。  从贫穷 农村中走出来的西门金龙， 非但没有想方设法去回馈建设生养自己的家乡， 反 而为了一己之私要强行征用乡亲们的土地去搞旅游开发区， 遭到了村民强烈的 反对； 庞抗美依托着父亲的关系不断晋升， 但她在任上并没有为治下百姓做过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反而是把精力花在了自 己的穿衣打扮上， 并且与西门金龙勾搭成了情人关系， 相互勾结互相利用 。 洪泰岳在临死前咒骂的一段话， 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 你和西门金龙勾搭连环，狼狈为奸，在高密东北乡复辟，使红色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黑色的高密东北乡，你们是的叛徒，是人民的敌人！  如今， 我们后头再看路遥在《平凡的 世界》中设想的依靠自己进取的精神和勤劳的双手来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社会主义新人 ”形象， 却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了 。孙少平这 类以为能够依靠劳动保持自己主体性的年轻人， 将不得不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 被金钱市场换算为“廉价劳动力”。 对此，莫言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不惜以大量的笔墨去塑造这些人物， 除了《生死疲劳》中西门金龙 、庞抗美和蓝解放， 类似的作品和人物还有《丰 乳肥臀》中的大栏市市长鲁胜利 、《酒国》中的检察院特级侦查员丁钩儿以及《倒立》中的副部长孙大盛等等。  文学作为“人学 ”， 天生就是关注人的， 如《解构与建构》一书中所言： “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形式， 文学总是以它独特的方式，编织着人类美丽的童话，构建着一个'人 ’的神话。” 可以说， 从有文学的那天开始， 从文学开始写人的那天开始，“弱者 ”就被纳入到创作的视野之中， 成为不同作家 、不同体裁记录和反映的对象 。对于“弱 者 ”群体来说，文学的存在不啻于一座现实的丰碑，雕刻着他们的苦难与不甘，失败与抗争。 中国文学自古就有关切弱者的书写传统， 作为经典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那些被聚焦于叙事作品中的“弱者 ”形象， 毫无例外地被阐释为作家关注个体 生存现状或群体性悲剧的独特指代 。 因为文学要关注的不仅是那些在历史上叱 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和当下社会中的时代强者， 也必须注意到那些常常被主流 话语所忽视的弱者 。  这种对“弱者 ”群体的本能同情和关注通常被称为“弱者 情结 ”， 顾名思义， “弱者情结 ”指的是以“弱者 ”“弱势 ”为核心， 由潜意识中的弱者认同 、欲望和情感组成的系列复杂心理。 路遥与莫言作为关注农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生存状的改革作家， 他们对农村 社会的底层民众有着持之以恒地关注， 他们小说中的叙事者普遍流露着强烈的 “弱者情结 ”。 如果了解路遥的人生经历， 我们不难发现他自己本就是一个从 “弱者 ”走向“强者 ”的典型例子， 不过他日后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忘记对弱者 的同情以及自己曾经作为弱者的心酸 。  正是源于当年穷人之间的互相帮扶以及 自己对弱者身份的反抗， 路遥才能一步步强大起来， 所以路遥的改革话语中总是不乏对“弱者 ”群体的精神同情与世俗关怀。 《平凡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 尤其是主要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来自农 村生活底层的“弱者 ”。 比如说孙玉厚一家人， 他们的生活困顿拮据， 衣服不 够穿， 房子不够住， 两个孩子晚上甚至要借宿到别人的家里， 一家人一年到头 来勤勤恳恳地辛苦劳作， 却连基本的温饱也难以为继， 更不用说同时供养几个 孩子去上学读书了 。俗话说“人穷气短 ”， 物质生活上的困窘让他们一家人在村子里不免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神气上也要比别人矮上一截。 然而， 路遥在描述这一类人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向读者暗示： 这些人之 所以在社会上呈现的是“弱者 ”形象， 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个人品格的卑下 或者能力的先天不足， 相反他们大都品行善良 、精明能干 。  只是囿于特殊的历 史时代与贫乏的农村环境， 他们既无法在农村完成自我的价值实现， 也不可能 得到足够多的机会幸运地走出封闭落后的乡村世界， 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 。 例 如在《平凡的世界》中， 关于孙少安被政治批评的描写有两次， 一次是他背着 村委偷偷地扩大队员们的饲料地， 一次是他率先在双水村搞起了“包产到户 ” 的土地改革 。对于这两次“严重 ”政治事件， 大多数读者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它们的错误之处， 反而在替孙少安揪心和愤愤不平的同时， 敬佩他敢为人先的气魄 、高瞻远瞩的判断以及雷厉风行的行动 。  可惜的是， 这样一个十三岁在中 学升学考试中全县名列前茅， 十八岁凭借着“精明强悍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被 推选为生产队长的青年才俊， 本该有着大好前程， 却因为支付不起学费而回家 务农， 因为贫穷的家庭条件而与爱人失之交臂 。这种悲剧当然不只是孙少安个 人的悲剧， 而是发生在广大农村以及无数农村青年身上的时代性悲剧与结构性悲剧。 因此对待他们， 路遥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轻视和蔑视， 反而因为自己同 样的出身和经历能够设身处地以温情叙事者的身份地走进他们， 探知他们的精 神世界， 了解他们的欲望需求， 感知他们的痛苦挣扎， 理解他们的处境艰辛 。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从感情上说， 广大的'农村人 ’就是我们的兄弟姐 妹， 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 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 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 … … ” 文学虽然无力发挥改变现实的强大能力， 但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和审 视这个世界更外一些侧面 、另外一些群体的机会 。路遥在自己的改革话语中对 农村弱势群体的持续性关注， 便为改革在农村地区的推进与深化提供了来自文 学的镜鉴 。  它有利于让改革带来的福祉落实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头上， 让改革的 制度和政策向更加人性化 、更富有人文关怀的方向上倾斜， 让改革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前提下， 去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需求。 当然， 人的强弱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一个强者在更强者 的眼中也不过是另一个弱者而已 。 因而与路遥把“弱者 ”的形象聚焦在特定的 社会弱势群体不同， 在莫言的眼中， 所有的个体生命都是绝对的弱者 。 因为每 个人根深蒂固的个性特征会让他们在外部环境的变换中体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 身份滑动， 今天是弱者， 明天可能就是强者； 今天是强者， 明天也许就是弱者了， 即强弱自古不恒定， 没有永远的弱者， 也没有永远的强者。 莫言的叙事常常巧妙地呈现人物之间由强到弱 、 由弱到强的转化， 以此来 展现人的强弱身份的倏忽不定 。《生死疲劳》中的洪泰岳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土地改革时期， 他勇斗地主西门闹， 带头平分了西门闹的家产； 农村合作化时期，他智斗单干钉子户蓝脸，让蓝脸妻离子散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特殊时期， 他大刀阔斧大搞养猪， 一时间风头无两 。乍看起来， 这个“前改革 ”时代里在 西门屯说一不二的村长 、合作社社长 、党支部书记， 似乎跟“弱者 ”形象毫无 关系。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旧时代的“强者 ”一夜之间就沦为了“弱者 ”， 这种由强转弱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他的职位与身份的变化， 更多的是他精神上的堕落，而这一标志性事件就是当他得知领袖过世的消息后所带来了信仰崩塌。 改革之风刮到西门屯以后， 伴 随洪泰岳在政治上失势的是西门金龙 、蓝解放在仕途上的得意 。大搞特稿了几 十年的土地集体化也随着“包产到户 ”的实行而走向了实际上的破产， 曾经被 判定为“政治落后分子 ”的宿敌蓝脸如今成为了新土地政策的先行者， 这一切 都超出了洪泰岳的理解和接受范围 。 当他领着众人在县政府门口“唱戏 ”抗议的时候， 围观者不但没有表达对他的理解和同情， 反而把他当做笑柄 一样“起哄架秧， 有的骂， 有的笑， 有的跺脚有的跳 ”。一个往昔叱咤一方的强者在时代的急遽转变中迅速失落， 沦为被人嘲笑的抱残守缺的弱者。 莫言的小说世界通常是一个被异化了的， 美丽与丑陋混杂的狂欢世界 。具体表现为： 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媚俗、 高贵与卑贱、 过去与现在、 互相掺和、 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莫言擅长异化现实中那些虚假美好的生活现场， 从而揭露生活的窘态 、生 命的悲戚和人性的弱点， 让读者直面而非逃避这些画面 。至于小说中的人物， 莫言也没有像路遥那样在自我想象中为他们设置完美的体制“受害者 ”身份， 而是让他们在其所创造的世界里， 快意淋漓地展现个体自我的生命状态， 当然也包括弱者的生命状态。 莫言对弱者及其弱者心态的摹写， 打破了以路遥为代表的叙事中弱者总是 被欺压 、被限制形象的传统， 而更多含有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国民性批 判意味 。如果说路遥的“完美弱者 ”意在揭露城乡之间社会结构性的不公平， 那莫言笔下的弱者则指向的是人性根本的弱点 。前者之弱在于外部环境之错， 后者之弱在于主观人性之弊 。 不过， 他们各自关于“弱者 ”的书写并无高低优 劣之分， 而是各有特点， 互相佐证又互相补充， 不但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正视 和理解人性与社会的复杂面向， 也能构筑起一条呈现改革转型期中国人生活本真情态， 与社会发展真实样态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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